 1. 我有一次，提到了林徽因选择梁思成，是她的聪明。于是有朋友问，梁思成和金岳霖比，如何？与徐志摩比，如何？ 这可不是个容易的比较。 曾有一篇文章提到张爱玲和林徽因的对比，讲张爱玲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及林徽因，她嫁的胡兰成只能算二等好男人。 这评价麻烦可就大了。单单说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就会引来完全相反的指责——或者说那家伙可是汉奸啊，还能算好男人？或者说可得去看看《今生今世》，二等好男人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来吗？ 100个演员，就有100个哈姆雷特，何况1000个观众呢？ 这里的“好男人”，只是对嫁给他的人而言。所谓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我是有一定标准的，徐志摩与之相若，而金岳霖先生，在我看来至少是一等好男人。梁思成还有一点独特的东西，我想，这也是林徽因选择他的聪明之处。 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或风流倜傥，或才华横溢，或有趣多情，如徐志摩、胡兰成辈，便可称是二等好男人了。其实，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偶像，大体如此。至于胡兰成做了汉奸，对张爱玲来说，她是无心分辨的。我想，林徽因初遇徐志摩，与张爱玲初遇胡兰成，心中的感受不会相差太多。 其实，林、张的婚姻生活，谁更快乐，是很难分辨的。 张爱玲得到了胡兰成，那种快乐宛若小儿得饼，胡兰成是她的天。作为男人来说，胡兰成的确风流，而他对张爱玲并非无情，他是这样写过的——“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这句话说得爱怜横溢，尽管胡兰成的人品颇受非议，但如果没有段正淳一样的多情，也就不是胡兰成。张爱玲对胡兰成的风流，恐怕爱和恨是很难分清的。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姻，多年来议论中讲林或有感情以外的考虑。然而，一个梁家亲戚回忆起家人谈梁、林，那种羡慕与略带酸意的语调，即便隔了几十年仍然让人感觉扑面而来——林徽因在建筑设计上有着过人的敏感，然而，只有她的家人知道，这位才女在和梁思成一起工作的日子，从来只肯画出草图就撂挑子。后面，自有梁思成来细细地将草图变成完美地作品。而才女林徽因这时便以顽皮小女人的姿态出现，用各种吃食来讨好梁思成。 这段轶事，我查阅资料，发现是有证可依的。 梁思成不在的时候，林徽因的图并不是不能自己画。 也许，她要的就是这种被梁思成宠着的感觉。而宠着林徽因，只怕也是梁思成最大的快乐。 女人，有时可以不讲理一下？ 女人，有时可以不讲理一下。  2. 徐志摩在紧追林徽因时，发现来寻他的张幼仪已经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这一段对话，也许就是徐志摩和梁思成最不同的地方。 当因了陆小曼的烟泡而为钱奔忙不堪，又忍受着陆红杏出墙的痛苦而随飞机坠落的那一瞬，徐志摩可会想到张幼仪？ 张幼仪终生不曾言徐之不是。 男人，委实没有不讲理的权利。 梁思成也罢，金岳霖也罢，都是那种有一副宽厚温暖的胸怀、可以让女人靠一下的男人。林徽因在北京城墙上的坚持，尽显一个建筑学家的执著与刚烈，但是，再刚烈的女子，恐怕也无法避免对身后有一副坚实臂膀的期待。这种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对爱的负责，比如金岳霖最后一刻的弃权。 其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徐志摩和胡兰成的才情，但心里有了这一份责任，便可以称作一流好男人了吧。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出来，一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曾经深爱而又终于未能相守终生的人，即便几十年的风雨过后，依然在你心中一角深深埋藏。对于林徽因和徐志摩的评价，大概还是要用梁从诫先生的话来说吧，我以为那是最贴切的说法——“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完全理解，但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徐志摩未必理解……” 一个男人面对一个远比自己成熟的女子，就算他是中国的雪莱，在恋爱的季节，也不是一个乐观的兆头。 所以，林徽因没有选择徐志摩，可说几乎是命运早已注定的事情。再跑题一下，我觉得将林徽因和张爱玲并列为民国的两大才女，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比。从文学角度说，林徽因的成就根本无法和张爱玲相比。她写诗，多半还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喜欢张爱玲的人数远远超过林徽因。林徽因真正的成就是《营造法式》，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她的成就，是在晋祠的屋顶上攀爬，在肺病的折磨下伏案工作取得的。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在小说上的才华，又明显地文不对题。 即便是婚姻爱情上，林、张也不是适合相比的。张爱玲的爱情，在她朋友回忆中是这样的——一天，她的朋友去看她，发现张爱玲穿了一件皮袍子，快乐异常，忍不住告诉朋友这是胡兰成挣钱买给她的。她快乐得要让朋友知道自己的男人也是能养自己的。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张爱玲的钱养着胡兰成。 看起来，当胡兰成用一块砖头把张爱玲变成被砸晕了的快乐女孩的时候，梁思成是在为林徽因清理开前面路上可能绊到她的杂木乱石，有时候，还会被林徽因用砖头砸一个两眼发黑。 婚姻是一座城，它可以围住你，也可以守护你。  3. 梁思成究竟因为什么使林徽因最终许下终身？林徽因自己没有回答，她说，会用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她选择的梁思成，我说，是一个超越了好男人的选择。 梁思成身上的光芒，其实要到十几年后才会闪烁出来。 婚姻这种事，最终做决定的时候，考虑得往往反而不是太复杂。尤其是女性一方，更不肯多靠理性来下工夫。但是，这种非理性的选择，正是对一个女子眼光的终极审判。 今天的日本，最美丽的旅游城市，就是京都和奈良，一个世俗，一个出尘。 如果没有梁思成，早就没有京都，也没有奈良了。 1944年，担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加损伤。这份材料，是梁思成费尽心血完成的。 但梁思成希望美军将另两个不在中国的城市也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1932年，上海，在十九路军抗战的前线，一个清华大学出身的年轻炮兵军官在激战中因无医无药殉于阵中。这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 1941年，在成都，日军利用恶劣天气，以诡异的云上飞行方式奇袭中国空军双流基地，一名中国飞行员不顾日机的轰炸扫射，冒死登机，起飞迎战，在跑道尽头机头未拉起就被击落，壮烈殉国。 3年后，林徽因为这名战死的中国飞行员写了一首哀婉的长诗，叫做《哭三弟恒》。这名中国飞行员，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总布胡同老宅我们叫做三爷的那个孩子”，林恒。 因为了国恨家仇，梁思成先生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在长沙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怒吼““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但是，他依然这样做了，而且并不是临时起意而已。他的弟子罗哲文这样记载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候的情景：“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 而我分明感到胸中的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高贵。 高贵到野兽也无法夺去他胸中的仁爱与责任。 至今，依然有日本人认为当年侵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那么，有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就是无言地告诉后人，日本人那时是在戕害一个怎样高贵的民族。 这一瞬间，我方才感到，林徽因选择的梁思成，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他不一定有徐志魔的才华，也不一定有胡兰成的浪漫，但是，梁思成，是那种胸中真正有一个大海的男人。 谁能看到这片大海，谁才能配得上梁思成。 有人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幸福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抗战中，梁林曾共同守在贫穷的李庄，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那时，林徽因在日日咳血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那是真正的受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梁林的是臭虫和油灯。 然而，当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去美国的时候，这一对苦难中的人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他们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林徽因回答“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而言：“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而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由于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一九四五年，盟军不得不做出对其进行轰炸的准备，这时候，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标明详细文物地点的地图。 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 当抗战胜利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们竟然在李庄写出了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两个人那时每天为了这部书共同工作到夜半，竟然“欲罢不能”。 我真的不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不是幸福。 作者：萨苏，著名作家，深谙历史军事，日本问题专家。掌握三国语言，视角纵横开阖，在历史军事、刑侦纪实、中日文化等领域著述50余本。央视，凤凰卫视等节目嘉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萨苏说事》。 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萨有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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