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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趣有用说政治和哲学

 旅行者79 2016-09-26

我一定是疯了,半夜兴奋的睡不着写哲学。

今天想要写这样一篇文章,除了和最近看到书有关,主要还是因为飞机上我旁边的年轻妈妈,独自一人带着一个2、3岁小孩。那个小孩子从进入机舱门坐下开始到迈出舱门2个小时一直在大哭,吵得谁都无法安宁。妈妈想让那孩子入睡,各种欺骗,威胁,摇晃。“别哭了,马上到了;再哭,警察就把你抓走;你看那个阿姨来抓你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烦人……….”(听着很耳熟吧,在周围绝大多数家长口中都能听到)。她没有一次和孩子做游戏,用快乐的语气和孩子说话,甚至她也没这个打算。妈妈只是在徒劳地凶孩子,给他蛋糕试图塞住他大哭的嘴巴,结果孩子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吃着蛋糕。蛋糕掉了一地,地上四处撒着蛋糕屑、唾液、鞋底的泥土。2个多小时,包括滑行期间,他们母子俩就是这么极其不愉快的地度过的。

毋想想从2岁3个月开始坐飞机出去玩,没有一次在公共场合大哭大闹过。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甚至拖拉机上我们可以做游戏,玩玩具,讲故事,看书…….各种娱乐,总之从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一直都是快乐的,有趣的。

联想到罗玲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讲妈妈们需要一点游戏力,孩子们也需要培养一点游戏精神。本来烦恼的事情,完全可以通过一点玩笑,愉快的心情来调剂,事情也就没有那么烦恼了。但似乎中国的家长完全忽视了这点,总是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去对待孩子。那个妈妈完全可以拿一个小玩具,或者和孩子做游戏,玩指头,戳肚子,藏猫猫,抠胳肢窝,总之让孩子忘记飞行的烦恼就好,这样大人孩子都轻松。可她强行让孩子入睡,似乎睡了就解决一切问题。不用快乐,也不用游戏,单纯靠凶、靠说着一些不知所云的干巴巴的话,摇晃,吓唬来解决问题。

期末考试前有天晚上,毋想想一个人趴在地上玩玩具小刀,一个人安安静静玩了快40分钟。我偷偷给孩子爸爸说:“虽说他有那么多事,可看到他兴高采烈玩了那么久,很开心的样子,我就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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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孔夫子开始,我们的哲学就变成了有用而不是有趣,这也变成社会政治的基础。

中国历朝历代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学人物艺术表现形式很少有有趣的人或事件,值得称颂的都是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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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想了很久,《水浒》里的浪子燕青,野史中的唐伯虎算是个有趣的人,还有吗?似乎找不到一个想起来就觉得有趣的人,有趣的情节。年轻人谈恋爱,都是一堆具体条件,房子身高学历家室等等,不在乎对方是否是一个有趣的人。相反外国年轻人往往把幽默感放在第一位,这点在看了西方电影、书籍以后印象更深刻。例如好莱坞大片、英式幽默中总有一点玩笑,一些小事来缓解情绪,表现人性,尤其越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总是会有点轻松的东西缓解。

《左传》讲“礼”,此时的礼遵从“周礼”,讲求起居坐卧,行动举止的按照一定的规则,包括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和礼节。《战国策》讲“术”,强调战略和国策。《史记》讲”士”和“义”。司马迁的厉害之处在于一方面详细客观冷静地记录下历史,另一方面则直抒胸臆讲出自己的喜恶,例如对荆轲樊哙。孔夫子讲“仁”,仍然是社会化、世俗化;而孟子有了一点人本主义精神,很天真的英雄主义。真真可怕的是宋朝理学大师们讲“理”,从此以往,中国哲学再也没有了有趣,礼教开始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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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书于《战国策》之前,主要还是春秋时期。重视礼节,论人经常看他行礼仪的态度如何。一部《左传》讲礼的次数远远多于讲仁义的次数。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比如,开篇第一章“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告诉你我不写即位的原因是摄政。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不写的原因是不是王的命令。

”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意思是吊丧不到尸体跟前,安慰活着的人没有表示哀伤,对于丧事是很不礼貌的。

在其后,《左传》明确写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此时的“礼”作为处世之道,强调的与人交往的规范,和我们现在讲的礼貌比较相似,只有有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合理约束从而达到“独乐乐,不若众乐乐”的境地。

到了战国策,诸侯割据,战火紛起。战争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前那种用步兵的古老打法,甚至也不是宋襄公那样的“仁义之师”,作战重信义,讲礼节的传统已被破坏,“诡诈”或者说“智谋”成为用兵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术”这样的实用性非常强的技能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因此也出现诡辩家、纵横家这样以谋略见长,以舌辨求功名的人物。其中很典型的就是张仪,诸多史书对他都很不屑,他拆散了“合纵”推出“连横”,与苏秦并称“纵横家”。多次看到他对政局时事的论点犀利,条理清晰,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政治人物。评论云:“此士论事,深切著明,孙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盖行其说也”,但因为其人品而被历代史学界所诟病不齿。

有意思的是在《战国策》里写了一段,非常有趣。周君臣为了私利,欺骗。在批注中,在作者的行文中是能够看到对周君的不满。

“彪谓,周衰,君臣唯贪利而畏祸,故一切趋避便乱语游谈之口,而无有持操。”

“彪谓,周君非贤君也,秦兵在境,而乐于囿,其志荒矣。恢虽能得囿,非君子所有事其君也!”

战国时期所谓兵不厌诈,讲究术,但对于君臣礼仪,特别是所谓君子,还是要讲究礼的。因此后人小小的腹诽周君,对其不满隐晦写出;也因此虽然张仪的“术”得到共识,但终究因其人品失了“礼”而不能获得其同代的大政治家一样的赞誉。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转变出现在春秋时期,也就是孔子的出现。他的出现是时代的象征,他将以同族结合为基础的礼乐转换为较具普遍性的礼乐—“社会制度”,进而提出“仁”,作为礼乐实现之目标。“仁”一方面是指人的人格,个人人格没有贫富贵贱之别;另一方面则指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以彼此承认对方的人格为关键。要实现“仁”,必须靠教育和教养;而礼乐则是实现“仁”的手段,因此要从礼乐的学习和研究着手。《论语》中孔子讲仁义多于讲礼。还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且还认为礼仪是形式,仁才是实质,因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的乐是为了教化,而不是为了自身的愉悦,虽然他自身有着“三月不知肉味”的经历。与其说他是哲学家,但不如说他是教育家,但他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家,他的教育和哲学是为了其政治目的而服务。他的思想被后人解读,按照自己所需要的改造成中国现有的功利、现实而且世俗的哲学,进而影响到我们的政治和社会。

孔子本身仁政想仍然是奴隶制社会里那种朴素的君臣关系,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个人来说,按照社会规范、礼节(礼记)约束自己,学习各种技能(六艺)以愉悦社会、君主;礼以修外,乐以修内,从政治上来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道德作为政治、行为的规范,和西周以礼作为规范就出现了差别。他的礼乐教育,“礼”是为了分出等级,按照社会地位而不是按照人自身价值来区分,而“乐”是和谐,让社会融合之意,也是为了泯灭个体而体现社会整体。他主张仁政,举贤才,薄赋敛,重教化,这和战国时期诸侯混战,法家当道的局面是不相符合的,倘若统一的政权出现,他的思想就立刻会变成有力的统治武器,开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顺从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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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看到《战国策》,一切论点都截止于此,多有不尽之处。)

孔子本身没有错,作为教育家他是了不起的。作为哲学家和政治家来说,孔子以一己之力奠定中国哲学的基础,也奠定未来中国儒学治国的封建体制和思想。

但第一孔子开创了以不可量化的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君子一日三省其身也是反省道德,检查自己的德行有没有缺失,而不是以可量化的法律来衡量人的行为,奠定了日后中国社会法律的混沌局面;

第二孔子非常讲究实用。他所有的哲学理念都是具体的\实用的服务于他的政治理念,为了实现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上古时代服务。不是单纯的跳出来看人的个体,从真正哲学意味上讨论人的本质、思想的本质和生命的起源,从这点来说,孔夫子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哲学家。例如《论语》中很有名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作为政治家,还是尊崇精英治国而非民本位。

第三忽略了人个体的情感,将个人纳入社会体系中考察,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社会规范,一举一动都是在儒家的体系结构中。因此,美、音乐、艺术、爱、这样的情感都需要和社会共鸣,个体单个人已经不能独立地享有美。这也是为什么竹林七贤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是被排斥的,包括老庄、包括佛家的出世观都是不被接受的。因为儒家是入世的,现实的,社会化的。《论语》有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是孔子对于“仁”,“礼”,“乐”的最终定义,一切都是以服务于社会的“仁”为目的。

自从有了礼教,从此一切讲“理”而没有了“情”,没有“爱”,也没有了“美”,,而个人的情感,内心的深度的思想,甚至趣味这些与社会无关的的情感,完全被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家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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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家的一对4岁双胞胎来家里玩,每次看见任何一个普通的玩具都是极其兴奋地扑过去。一问才知道,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玩具。家人解释说:“太忙,没时间,照顾好她俩已经耗费所有精力”。

毋想想是个普通的调皮小男孩,前两天在路上发现一点有趣的事情,给我讲的眉飞色舞,听众也是津津有味地听着,一起笑弯了腰。我们喜欢有趣的人,但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挑战规则的人。因此能够听懂笑话,知道美丑善恶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而能够发现乐趣,从一朵花里看世界则是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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