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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省管县和县改区两条不同路径，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的选择各有不同。 中西部力推省管县 河南从2014年起，对巩义市、兰考县、汝州市等10个县(市)全面实行由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 早在2011年6月，河南便在巩义等10个县(市)开展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省直管县发展步伐明显加快。2012年直管县主要经济指标好于一般市管县(市)。2013年前9个月，与全省增速相比，10个直管县生产总值高出0.7个百分点。 吉林省也于2013年将省内的公主岭、梅河口两个县级市变为“省直管”，正式启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当地官员形容说，这将是中国各地“省管县”简政放权最为彻底、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从2012年开始，贵州也先后有40多个县市加入到省财政管县行列，改革后市（州）与所辖省直管县（市、特区）在财政管理体制上相互独立，市（州）不得集中所辖省直管县（市、特区）的收入和财力。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将直接分配下达到市（州）和县（市、特区）。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中西部地区热衷于省管县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需求决定的。作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很多县域经济仍十分落后，地级市的带动能力也有限，因此破除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障碍十分关键。“现在很多县都愿意被省直管，因为省一级在资源配置上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不过，不少地方的省管县也面临着很多尴尬。虽然在财政等方面实行了省管县，但由于人事任命等仍然在地市一级，地市一级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也会在很多方面设卡，因此，对县级政府而言，省里和地市两头不能得罪，两头跑，相当于“一个媳妇两个婆婆”。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河南省发布的改革意见就明确，直管县党委直接受省委领导，向省委负责并报告工作。直管县纪委和党委各部门直接受省纪委和省委对应部门领导或指导。直管县人大常委会直接受省人大常委会指导和监督。直管县政协直接受省政协的指导。直管县群团组织直接受省级群团组织领导或指导。 沿海热衷县改区 与中西部纷纷推动省管县不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则频频在县改区方面做文章。 2013年，山东省济宁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兖州撤市设区；市中区、任城区撤销，设立新的济宁市任城区。 2013年10月以来，推进县改区的地方还有不少。11月初，广东梅州市撤销梅县设梅县区近日正式获批。广东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已有4个县“撤县设区”，包括清远清新、揭阳揭东、潮州市潮安县和梅州市梅县。 浙江绍兴也于10月进行了大幅度的行政区划调整，撤销绍兴县和上虞市，设立柯桥区和上虞区，并将原绍兴县其中三个镇划归主城区越城区管辖。绍兴县区划调整终于盖棺定论，从一区五县（市）变为三区三县（市）。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告诉记者，目前杭州下面的临安和富阳改区也正在推进之中。浙江改区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杭州在内的地级市主城区面积都比较小，中心城市带动能力不强，例如像湖州与绍兴市区都不如下面的县，市本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调和带动能力偏弱。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陈建军认为，沿海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发展至今，正面临转型升级的阶段。撤县设区也是顺应转型升级发展的需求，因为要吸引人才服务转型升级、形成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都离不开城市化平台的支撑，都需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以浙江为例，作为全国最早实行省管县体制的省份，浙江曾树立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从1995年起推行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目的是保持县级财政政策稳定，避免因分税制带来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财政分配影响力过大的情况，浙江县份的活力由此喷薄。 但发展至今，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浙江中心城市弱小的弊端也不断凸显。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在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方面，与广东、江苏存在明显差距。最突出表现是，由于没有良好的城市平台，浙江大量企业外迁，巨额民资外流，出现产业空心化苗头。 实际上，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东部的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掀起了县改市的热潮，这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现如今这些地方热衷县（市）改区，同样也是顺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 胡晓登认为，东西部在省管县和县改区方面的差异是由两者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沿海发达地区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大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县改区有利于整个区域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均等化。 不过，陈建军认为，撤县设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改了之。例如，绍兴市下面的绍兴县，本来就是杭州都市圈的一部分，既受到绍兴市的辐射，也受到杭州的辐射，“左右逢源，对其发展更为有利，这样的县调整就相应要更为慎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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