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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露台

 圆角望 2016-09-29

    鲍尔金娜

    现在国内有许多高级的幼儿园,都改名叫幼稚园了。不光听着有港台味的时髦,而且非常幼稚———大概要的就是这效果,提醒人们“幼稚”是园内人最重要的特征,要拿出全副的爱心与心理学知识来对待他们。“幼儿”毕竟沿用太久,已经失去了提示的力量。

    我一共上过两个幼儿园,或者说我记忆所承认的幼儿园就只有两个。

    在第一个幼儿园里只呆了一天,但我对那环境还有明晰的印象,四方土墙,红砖平房,擦得不太干净的锈绿窗缝里飘出炸鱼味,墙边长着野生的桑葚和苍耳,有现在人怀念的复古放养氛围。我站在沙土地上,被女老师夹在热烘烘的胳膊中间做介绍。小朋友们脸上明显的警惕,让我也对自己的从天而降感到巨大的羞愧。老师走后,有个矮胖的小男孩走过来,毫无预兆地掀起我的裙子,然后撅腚就跑。小朋友的笑有传染力,接下来所有的小男孩小女孩都放下手中重要的娱乐,把我围起来,吱吱窃笑或哈哈大笑,笑风的不同大概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性格和星座。反正不是道德感的高下,那是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我的记忆卡在那一幕就完了,剩下的都不吸收。再后来是什么时候,怎么离开幼儿园,回家后怎么跟家人说起,或者到底说了还是没说……都成了灰扑扑的一片糨糊,捞不出任何细节。只记得我像风干腊肉那样在床上躺了好久,乍一看连呼吸都没有。

    家人没对我施行法西斯的强迫力。我说不去,就再也没去了。代价是我又一次落实了自己“敏感,心事重”的名声,让大人预备长久的担心。我隐隐觉得歉意,但三岁时的自私是全心全意的,带着一触即发的委屈,独自对抗外面垮大垮大的世界,语言还跟他们不通。那个掀裙子的小男孩,虽然个子还没有灌木丛高,在我眼里也是“他们”的一部分。“无知者无罪”那样成人世界里开脱彼此的漂亮话,我是等到许多年后才听说的,听说之后也没多赞成。

    第二个幼儿园我喜欢,是那种一回忆起来就觉得温暖,乐意带着柔情叫它“母园”的地方。我在里面常年穿花裙子,再也没受过惊吓。那是我妈妈工作的学院的附属幼儿园,奶油黄石砖小楼,内部装修和所有幼儿园一样,宽敞明亮,家具滥用色谱上所有鲜艳的色彩。有些屋铺着红地板,有些铺着清凉的方块瓷砖地。不过节的时候天棚也挂着闪亮的蓝红玻璃纸拉花,小朋友的蜡笔画挂在最近门的地方,让家长一看到那些写意的树与太阳,就被自己孩子的创造力所感动。二楼有个开阔的大露台,从上面能瞭望到我妈妈工作的办公楼,这带给我无限的安全感。傍晚时分家长下了班,一起从办公楼溜达过来接我们,满屋子的人都互相认识,撤退的过程中充满聊天笑语,孩子在家长腿间跑来绕去,有种大家庭富足安定的气象。

    幼儿园里有两个女老师,都年轻,都随花朵取的名,一个叫芳,一个叫梅。芳长着瘦削的淡姜色脸庞,骨感的鼻子上架着细腿眼镜。我没见过修女,但觉得她有电影里修女那种雅致的宁静。梅脸蛋更圆润些,总扑着香喷喷的粉,京剧演员式的黑亮眼睛,樱红嘴唇儿,黑辫子里也香气氤氲,有种泼辣的媚气。但并不过于媚,不然女家长们早不干了。她们两人的外表也毫无悬念地照进性格:芳羞涩,温和,衣着朴素;梅走路生风,嗓音脆亮,爱穿花朵图案的连衣裙。她们在园内很自然地分配了红白脸的角色,我们自然对芳更亲近,对梅更敬畏,但看在她好看的份上也讨厌不起来。其实梅从没在我们身上落过一根手指,只是脸上色彩分明,稍微皱眉就有风波顿起的情势,让小朋友害怕。

    我记得芳和梅都挺喜欢我,芳尤其对我疼爱。我对此没有具体记忆,主要是我妈妈后来转述,但我至少对在芳身边的安全感有记忆,很少因想家而焦虑。但总体来说,我对被偏爱的待遇习以为常,因为我小时候长得非常好看。是那种缺乏特点但老少皆宜的甜美,“小红花照”里扎着两根朝天马尾,脸上洋溢着小孩特有的夸张作势的笑,使人简直能看到二十年后的我成为淹然百媚的民歌手,拖着波光粼粼的大红纱裙去朝鲜交流演出。小时候颜值高而长大后没保持住,对

    童年手册

    于人的心理有哪样的伤害,可以另外辟一个独立篇章来讲。

    我从小最爱观察人,对其他事物的回忆就靠不住,蛋花汤似的东一缕西一缕。我记得坐在灯光微暗的游戏室里玩击鼓传花;芳和梅每隔一段时间就带我们去商场的儿童乐园里坐有轨小火车;下雪了就不停堆雪人,找纽扣做眼睛。平时园里也总有五花八门的运动会,歌舞演出,我们一年到头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忙个不停。

    有头有尾记得的事情有这么一件。梅和芳新学会一种健身棍子操,要我们回家拿旧挂历和纸壳做棍子。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做好了一根白滑的纸棍子,但我还不满意,另外买了翠绿彩纸,裁成细长条,一圈圈斜绕在棍子上,绿白相间,类似发型屋的滚动招牌灯。那晚上我兴奋得没睡好,又怕挨说的可能性,因为并没从芳、梅那里得到可以自行装饰棍子的指示。第二天梅验收棍子,一眼就看到我的作品,叫我出列,用简短而权威的语气向大家宣布:“这个棍子做得好看。”然后对我说,“回家再另做一个。”随即就把我的棍子拿走了,用作示范之棍。

    “我真厉害。”我心里估计是这么想的,劳动果实被无故没收的不快很快就被剧烈的陶醉感代替了。尤其是小朋友们拖着他们平凡的白棍或牛皮纸棍回头瞪我,更加剧了我的快乐。我回家后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绿白相间的棍子,因为手边只有那一种彩纸,再说我本来就最喜欢绿色。我隐约觉得梅对于两根绿棍子的出现不太高兴,证据是她没有再次表扬我,也可能是我对表扬上瘾了。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温暖干燥的春天里,梅每天都在露台上挥动我的绿棍子优美地领操,我对此很满意。

    我人生第一次体验“Déjà Vu”(进入似曾相识的场景) 也发生在露台上。那时大概是深秋,天色阴沉,校园四周墨色的柏树挡住了淡白的太阳。在那种天气里我总是问母亲,天上的到底是太阳还是月亮,真分不清。休息时间,许多小伙伴都选择不出屋,我和一两个要好的小姑娘还是跑到露台上透气。突然我就觉得有点异样,对着一个每天都爬上爬下的长木凳发起了呆,后来又森森惘惘走过去,仰面躺在上面。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十秒。小伙伴问我在做什么,我解释,之前梦到过一模一样的场景,所以我必须按梦境的内容让它发生,不然就不得劲。用的当然都是儿童语言,用来解释这样一种现代科学还没做出解释的神秘现象,力不从心得脸快憋炸了。好不容易说完,小伙伴的粉团脸上露出惊恐之气。我心里倒很得意,得意自己的古怪,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跟岸上抻脖子眺望的围观群众之间拉出了距离。我猜每个人心里都储存着这类事,跟外人讲起来毫无华彩,但自己永远会觉得刺激,诡丽,十分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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