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07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平均值为697.34，最大值为957.94，最小值为400.8，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较大。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存在着很多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上市公司，经过近些年的规范与发展，尽管内部控制水平有所改善，但内控水平较差的公司其境况不甚乐观。从可操纵性应计来看，在2011年度的紧缩期内，负向调整增多，而在2010年度和2012年度正向调整增多，可见在紧缩期内，企业的信息披露更加稳健，信息披露质量更高，从而博得市场的认同，降低融资成本；而当货币政策放宽时，企业更多地进行正向调整，以期传达更好的业绩信息，这与假设2的内容相一致。从是否国有控股的角度来看，根据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来界定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以期更好地区分国有与非国有在内控质量上的差异，通过统计数据来看，在沪市A股市场上国有控股公司的比例达到13.7%。从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看，其均值为51.144%，说明我国股权结构较为集中，多数公司处于相对控制和绝对控制的状况。从高管的勤勉程度来看，董事会次数的均值接近于最小值，说明我国大多数公司较少召开董事会。而从控制变量来看，我国沪市A股的公司规模较为平均，平均资产负债率水平为54.4%；平均的ROE为7.6%，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不足，这与图1中GDP逐渐下滑的趋势相一致，突出了本文所选期间内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从GRO也可以看出，多数公司的销售增长率下降明显，平均增长率为6.2%。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根据上述相关系数表，可以得出，从我们观察的这两年外部环境来看，货币政策宽松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即当货币政策从紧时，企业受外来压力的影响，并出于各方面的考量，会改善内部控制质量，以期获得更好的市场反应，这与假设1是相一致的。而从企业自身来看，可操纵性应计较小的企业，其内部控制质量也相对较高；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较非国有控股来说，相对较差一点，这与假设4相一致，即在货币政策的压力下，国有控股企业的敏感程度较非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相对较低，因为其融资压力相对较小，因此不必像非国有控股企业那样迎合不同时期的信息披露需求；而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的企业，其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好，对此不同的文献研究结论不相一致，本文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应区分不同的时期，在货币政策从紧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股东为了维持必要的回报率，必须尽力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降低资本成本，而股权相对集中的企业，其股东对于管理层的控制和影响相对较强，因此在本文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正向相关；另外，董事会的勤勉程度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向相关。 表2 变量相关性分析
注：1.***、**、*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2.左下角为Pearson相关系数，右上角为Spearman相关系数。 (三)多元回归分析 由于可获取的迪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自2011年开始公开发布，且为年度数据并需要购买，为了与之相匹配，对货币政策宽松代理变量MP进行了年度加权。因此，本文在2011到2012这一时期内的所有数据构成了一个2年期的短面板。并且，由于可操纵性应计的调整具有延续性和滞后性，选择一个较短的时间期限，可以控制企业调回所产生的额外的噪音。由于这一时期内的经济趋势和市场环境没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且样本数据的时间趋势并不显著，本文采取混合回归的方式来观察各个变量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尽管损失了较多的样本信息，但并不影响对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观察。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交叉乘项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最小二乘估计的假设条件，本文依次将某些变量加入或删除，以观察其对方程整体估计的影响和各自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多次回归中控制变量的系数和P值并无显著的变化。其中，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质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的规模越大，内部控制质量也相对较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内部控制质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公司迫于资产负债率的压力，融资难度增加，迫切需要好的业绩表现来赢得市场的信任，因此增加了公司粉饰财务信息的动机，信息披露质量下降，内部控制质量也随之下降；ROE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即净资产回报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且经营较好的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高；另外，GRO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成负相关关系，本文认为应与本文所选的时期相关，在该时期内，公司迫于货币政策收紧和GDP下行的压力，销售增长率明显下滑，因此，较高的销售增长率往往伴随着较大的盈余操纵的可能，与之相对应的便是较低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因此二者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 从本文所研究的主要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可操纵性应计越大的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越差，因此DA的符号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当把货币政策放入模型进行回归时发现，货币政策宽松与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即当货币政策收紧时，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相对提高，而当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下降，这验证了假设1的结论。 从表3(3)的回归来看，MP*DA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当货币政策收紧时，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缩减，以博得市场对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认可；而当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进行正向的操纵，以期向市场传达更好的业绩水平。因此说明，货币政策与信息披露质量反向变化，从而验证了假设2。 表3 混合回归结果
注：1.***、**、*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2.t检验值和p值经过White异方差调整。 从表3(4)的回归来看，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地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并且，把MP*STA放进方程进行回归时，其系数为正，从而说明STA与MP具有一种反向变化的关系。而当企业为国有控股时STA=1，从而证实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变化反应较不敏感，假设4得到了验证。 另外，从公司治理的层面来看，GAP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也是目前大家存在争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股权集中程度过高，会造成内部控制质量的下降，股东容易操纵董事会为个人利益服务，造成严重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因而认为应当分散股权；而有的学者认为较高集中程度的股权有利于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因为股东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选择提高内控质量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市场声誉，这有利于企业更好地经营并使股东获得长远利益；本文用于衡量股权结构的代理变量，其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忽略了股权制衡的因素，而笼统的将前5大股东的控股比例之和放入方程进行回归。再者，董事会的勤勉程度其回归结果也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选取董事会次数这一代理变量来衡量董事会的勤勉程度并不完全恰当。对于以上两点，我们将在稳健性检验中作进一步的说明。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MP*GAP和MP*MAN的回归系数较GAP和MAN自身的回归系数来讲，得到显著的改善，这说明：在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下，董事会出于受托责任和经营业绩的考虑，适时地迎合市场的信息需求。董事会的行为，在货币政策的压力下对市场更加敏感，从而验证了假设5。
作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 尹美群 赵刚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 张继东 来源： 《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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