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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那人】书摘 艾维光 “五·七干校”改建成兵团 我所在的“内蒙古农业学校”，于1968年10月除部分人员外，全部学生和多数教职工统归于“五·七干校”。我们是巴盟4分校的学员，有工资待遇。当我们到达建丰农场时，已被分配到所属的各个队。我班三位学生分配到劳改一队。当时的任务是做管理人员，协助物资的清点、移交、登记造册。并参加原劳教人员的遣送和房屋清理等各项工作。当时已有北京电报大楼和京剧团的十几个人，再后来山西的“农垦兵团”的人也到达。当时，他们中有一个什么“反动小团体”，领头人叫王铁锤，分配在二队，其中“骨干”分子被分配在一队。男的叫我临时组织劳动，并住在同一房间，工作挺繁杂，分配什么，干什么。临河、五原地区的各劳改农场的变化顺序应为劳改农场——“五·七干校”——建设兵团——国营农场。 冲撞与融合 “文革”期间，各地各市都有不同的学生与群众组织。在运动中，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流血武斗。我连多数为北京学生，次之是天津来的，其余的少数人都来自不同地方。当时北京、天津学生在呼市、包头车站停留时和当地人在车厢内外发生过冲突。火车还曾发生过晚开或早开的事。北京学生到达近一个月后，天津学生才到，都是夜间到达。天津学生到达的第二天清晨，可能是由于情绪亢奋，他们很早就起床了。在连队东面的空地上嘻嘻嚷嚷，并做各种健身活动，打扰了我们和北京知青的睡眠。洗漱时，个别北京战士开始找茬。后来，两边人越聚越多，同时骂声起来了。当我赶到时，看到个别北京兵手中已拿起扁担、铁锹，听到天津人说：“干嘛，干嘛呀！想碴，俺们天津人，不怕这个，来呀！”这时火药味甚大。我在那时还负有一点责任，连忙快步走到人群中间，高声说：“爷们儿，哥们儿，今天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在这黄土高原成了一家人，以后就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屋，不能再分北京、天津的了。这是兵团，是有组织纪律的。今天这个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大意)。听到我说完，天津人说：“你看，他们还拿着家伙呢”。我回头对北京兵说：“大家都放下吧，我们和好吧。”我说后，多数人将手中工具放下，还有个别人拿着铁锹，我质问他时，他说：“我这是干活用的。”当连长快赶到时，在稍远的地方停步，看到两边人员已走在一起，还相互打招呼，有些还在握手，就又回到连部。随后，叫我到连部做了简单汇报，当天上午就进行了人员分配，打乱了地域区别，住到了一起。中午，连队会餐，记得主食是花卷、蒸饼，副食是红烧猪肉和炖鸡肉。在以后的半年时间内我们就融成一体，从此建立起我们兄弟姐妹般的的浓厚情谊。 捉鱼、捕鸟、游泳、烧烤 近一年的连队生活，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习惯了兵团的生活。休息日，闲暇时间，苦中寻乐，年轻人的天性开始释放，在这里找所能找到的各种消遣活动。 沈玉茹，是我们五班长，复转军人，擅长摸鱼。我十二三岁时，在河北老家就学会用网捕鱼、用手摸鱼。盛夏麦收时，向阳渠干涸，最深处在我连地界，各种鱼都集中在此。劳累一天后，回到连队天色擦黑，我们班用连队的撒网，从小桥开始向上游拉网，网沉底，两边用人护着，拦着。远处有人向网中走来，边击水边喊，到一定距离把网拉下，然后慢慢找网中的鱼。这样经过一个多小时，捞起了一大桶鱼。大家都没吃晚饭，就等这顿鱼了。鱼连夜洗净，由班长烧煮。到鱼熟时，我们都已睡着了，班长挨个叫起，一顿抢吃，鱼味鲜美极了。 入秋，二支灌渠最后放水到1连，也是最后的渠段。渠尾筑有一道水坝，坝尾通向乌加河。一天，水势较大，又起风，夜里坝口溃裂，底部是一片水泥挡板，水从渠里流向乌加河。渠内是甜水，乌加河水是咸的，所以鱼群顶水游向灌渠。幸好，坝底有水泥柱挡着，鱼游不到渠内，都集中在坝下冲成的一个大坑和下泄的河道里。清晨，扬水站的人看到渔汛，通知机耕班的人，等到他们回到连里，已经捞起两大袋的鱼。男排闻讯后，立即带上撒网赶到现场，大家一起忙活。在近二小时里，我们共捞起300多斤的鱼。带回连队，全连美美吃了一顿鱼宴。 入冬，大雪漫天，冰冻，正是我们到灌渠内破冰取鱼的时节。十几米左右，砸开冻冰，下人寻找。这里的鱼都是一群一伙散落在各处。每一窝鱼都是同一品种。有鲤鱼、鲫鱼、鲇鱼，一些小杂鱼都集中在水深的地方。一窝鱼，少的几斤，十几斤，多的几十斤，赶好地儿，可获丰收，当地人称之为捞干锅。后来传开了，动手的人越来越多，动手时间都提前，水深，鱼不好取，再后来…… 春暖，就有人下水游泳了。我记得最早是在4月7日。游泳时间不定，有时午饭后，有时收工后，顺便洗身，然后才吃晚饭。入夏，有时还能在乌加河岸找到“王八”，不知怎么吃，有的给了队医，有的送给职工家里，做熟后一起吃，什么味道记不起来了。在乌加河桥上，北京、天津的知青，多数都能从桥上向下游方向跳水，姿态各样。而我们其余的人，只能捏着鼻子，闭上眼睛，跳“冰棍”。后来有人打赌，赌从扬水站屋顶向蓄水池内跳，高度近8米，这是胆量大的人的行为。 打鸟、捕鸟，也是一种趣事。北京来的人，由家里寄到连队的有蚊帐、衣服、吃的，还有人收到捉鸟的粘网。入夜，我们用手电筒照住小树林过夜的各种鸟，并用自制的弹弓来打。白天，在小树林，田边地头，场面张网捕鸟。在冬季，在屋檐下、草垛上，马号、牛号空闲的棚圈里，用手电筒照明捉麻雀，那时我们都自己来找乐子。 入秋，是作物收割时节。蚕豆、黄豆、豌豆、土豆都已成熟。在地里劳歇时，点上一堆火，把要吃的东西放在火中烤。有时顺带捉到的鱼、鸟等也一起烧烤，每到这时大家都很快乐。 “偷瓜” 为了改善生活，各连队都多种些瓜果蔬菜，并组织专人管理。瓜刚结果，就有人到瓜地去过了，希望瓜快点长大。一天，当听到首茬瓜摘下，后勤排和菜班的吃到了，男排的人坐不住了。一些蠢动的人多次到瓜地，都被挡回，有些人找到赵金明和我，想去偷袭，我俩当时没答应。几天后，估计有二批瓜将成熟，而连队在近日内，准备采摘，分给各班排。一天，熄灯后，赵金明和我就叫了几个嫡系，先到瓜地南面的玉米地，窥探瓜棚人的动向。近一个多小时后，看瓜人回棚睡觉，这时我们出动，蹑手蹑脚地快速行动，并顺手摘了一些西红柿。稍后，看瓜人有所觉察，并喊了起来，我们迅速撤离。向北从向阳渠绕道由连队后面的小树林回到班里。点灯察看，多数西瓜都是大个的，没熟，哈密瓜也不熟，还能凑合着吃，西红柿都是青的。2009年4月9日，35年后我俩在包头相见时，晚上他问起时，我讲了其中一些常识，金明听后，释然，他笑了。 野炊拉练 内蒙兵团组建，就是为了“屯垦戍边”，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祖国边疆去，“上山下乡”就是当时的口号。时值中苏论战的高潮，双方在边境上都集结了军队对峙，大有一触即发的风险。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兵团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加强军训，为野外作战生存进行拉练的命令。各师各团都组建了适应野外作战的营、连部队，内蒙驻军也一直在做战争的准备。 我连首先组织了野炊训练，要求是不带任何炊具，每人以锹代枪。只发给定量的生面粉，生大米，还有少许盐一类的简单食品。从早上出发，围绕我连驻地四周，绕了一大圈，中午来到连队西面的地边。因那里有些易捡的枯树枝，还有一些带刺的野生小木丛。我班用水、盐把面和成面团，拍成饼状，点起火，用锹面在上面烙饼。开头火候把握不好，有煳味，后来就好了。其他班排，有的做面汤，有的做米饭，还有的干脆做成炒面，就盐和着吃，总之都吃上了饭。回连后做讲评，连长非常满意。 15团也组织了全团规模的野营拉练，从各连驻地出发，在五原县城东集结。团里统一配备了水壶，绑腿带和军用背包带，自带干粮和水。我连离团部10里，距五原县城大约60里。从4点出发，一路快走，午前到达集合地。老连长着便装，曾被内蒙骑兵团的人阻拦，我连男女战士高喊，那是我们的老连长。执勤人员向老连长敬礼，致歉意。中午，骑兵团进行了现场演练，其中有用火箭筒打钢板，发射后，钢板被击穿一个4厘米左右的弹洞，四周还有火红的烙印，骑兵团还进行了乘马劈刺。老连长也上马演练，雄风不减当年，全场一片喝彩声，为我连争了光。此事，我到现在记忆犹新。 打篮球 打篮球，是男排战士最喜爱的体育活动。遇到休息，轮番上阵，一打就是一天。晚饭后也打。虽劳累一天，也要凑上一帮人，分组打淘汰赛。特别是我班张胜民（外号“秃子”）和龙涛，他俩年纪都不大，但球艺高超。张胜民的哥哥当年是“八一”队教练，从小耳濡目染，练就了一整套的篮球动作。龙涛的母亲来到过连队，还为我们整理内务，洗了衣服。回呼市后，还到过我家讲述我在连队的生活情况，我父母甚为感动。 我们经常与原场职工打比赛。其中，有位监管劳改犯的队长身强力壮，凶神恶煞，除干部，原场人员都很怕他。我亲眼看见在一次田地干活时，他指使劳改犯围打一位不听他指挥的犯人，生生把人打死后，就近挖个坑埋了。其他人见到、听到，都不敢吱声。回来后，听到背后不少人议论，事情不了了之。一次，再和他们打比赛，我方领先。此人后到上场，为挽回败局，动作粗野。当张胜民带球上篮时，此人跳起，单手向“秃子”头顶盖下，将张胜民激怒。当下，“秃子”将手中篮球砸向此人面部，当场鼻子出血。在场所有人愕然。后来再打球，此人就收敛了许多，是张胜民在球场上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恶人。以后此人因别的事被遣送原籍。 麦收、割稻 每年7月中旬，麦收开始。俗话讲“麦熟一日”，晚了就“老腰射箭”，产量受损。所以农技员老王，每天到麦田察看，确定第二天到哪块地收割。中午，骄阳似火，不利麦收。我们都在太阳刚露头时，就已开收。800米长的地块，我们用一个多小时，才能割到地那边。开道的放腰，中间的多割两垄，后面的也割也捆。到地头时，早饭送到，饭后接着干，近12点，返回吃午饭。下午3点出工，干到天黑。初时，很多人割破手指，还有割脚趾，更有甚者还割到小腿上。一般简单包扎后，继续干。除非有重大割伤，才能休息。背酸、腰痛，就用镰刀把顶后腰，将身直起。由于是抢收，所以不歇工。每人都很劳累，人生病的不少。跟车、跺车、堆麦垛、扬场脱麦粒，这些活我们都是自己干。 中秋是割稻时节。稻田被各班分片包干。还要把稻捆背到路边堆放，原因是麦场还没清完，而稻子当时不能脱粒，需放一段时间。背稻是个体力活，班内每个人都一次尽最大力气多背些。以后就是秋收，有玉米、向日葵、胡萝卜等晚秋作物，有些地还要秋灌，一直忙到冬季。以后，还要出“水勤工”，挖干渠、排水渠，平整土地。 想 家 在兵团生活近两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战士们都想家。年岁较小的、老小的，担心家中父母等各种原因都有。当听到西部有些团战士私自离队回家的消息，男排有些人私下里就商量怎么回家的事，但多数人还不敢走，原因是没有回家的车票钱，还有就是怕受到处罚。我班周保顺、李连江两人，多次商议这事，他俩在菜窖顶的谈话，排里多数人都能听到，也知道他俩要回北京。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告发。这可能是都有此心的缘故吧！他俩走后，连里查问时，都说不知道。这种事后来就多了起来。当他俩从北京回来时。兵团已下达了文件，在农闲时节，可按路程远近分批安排兵团战士回家探亲。这件事连里没有多说，只是在连点名时讲了一下，以后再没提过。周保顺、李连江的胆子可真够大。 当地人有句俗话，是说男人在河套地区有三大累事：挖渠、割麦、脱坯，而我们就赶上了其中的两件事。 脱 坯 连队初建那年，住房需要改建，急需大批的土坯，而我男排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连里规定每人每天脱400块。战士们各找自己的地盘，还要平整脱坯场地，要有水，土质还应适合造坯。我的地点在向阳渠北面通向羊号的水渠边。当天，备泥，第二天才能脱。第一次，我备的泥就脱了600块。后来熟练了，脱的块数也增加了。连队每天有人检查登记数量。我带了头，班内战士也跟上来。我班的脱坯数量不断上升。当我每天能脱到800块时，连队表扬了我，并规定每天每人从400块也上升为700块。说实话，每天脱800块是很累的，得早晨四点钟起床到坯场，脱完800块后，还要备好第二天的料，直到天黑才能回到班里。最多的一天，我脱到1200块，那是超记录的。2009年4月9日，当我和刘俊喜在包头见面时，喜子说，当时他们都累傻了。 但是，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直到房子改建完后，那些坯都还没用完。 挖 渠 每年都出“水勤工”，一年内最多的有三次，我所在的班都没落下过。记得挖“义和渠”的时候，那是通向苏独伦14团的主要灌渠。15团和14团共同承担修渠任务。开始时地势较高，取土较方便。越是向东挖，地势越下降。到后来渠两边都是水，取土得到远处，还得趟水。就近挖水中的土，连水带泥重得很。鞋都不能穿，只好光脚干，那真是超越体能的高强度的劳动。早出、晚归，午饭在工地上吃，当时团里讲，大家咬咬牙，坚持早完工，早回去。连队战士都是咬紧牙关，硬撑着。战士韩达泓累得冲天大叫，原地跳马。其实大家都一样，只是没讲出来。胡子华那个班，渠内处都是水，没膝，实在没法取土，就在水渠里高出的地方挖了一个大洞，才算把渠背筑起，算是完成了任务。这次“水勤工”我们大家都伤了一些元气。 我与“忽必烈”的争斗 1排是连队的骨干力量，排长忽恒堂是支部委员，外号“忽必烈”。很多繁重的并带技术性的工作，比如：建房、挖干渠、干重活，完成突击的工作，都是由他带队完成，威信很高，是连里倚重的对象。我与他的冲突，源于工作分配的不公平和对班里战士的处理意见不一致。时间长了，我班战士对他很有意见，集中来说，就是两条：一是他分配我班的工作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活，很少给我们较轻的活干。二是，他对我班战士的表现不满，要求我在班内做出处理。在一次分配任务时，我班战士就和他吵起来。当天，全排没干活，他说他管不了。他三天不到排里，那几天劳动都是副连长带领。一个星期后，连里做出如下决定：一是撤销我的班长资格，二是将我班中部分战士调离一连。当时我和战士们都想不通，也都有情绪，当阮智勇、朱向模离开一连时，我们彼此都没多说什么，心中都有数。朱向模还把他刻有“革命到底”4个字的铁锹留给了我。 一个月后，铁路局来人招收教员，连里推荐我报名，结果录取。我从1972年的10月，就到了新单位报到，从此离开了我4年工作生活的15团1连。在那以后的岁月中，我常常想起那段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 2009年4月27日，于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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