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的风流娘儿们

九连的风流娘儿们

 

在写十五团九连的风流娘儿们之前，先把连队的领导班子介绍一下，因为一个生产队，或连队的风格是和连队的领导班子的风格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第一把手，连队指导员、书记老依头儿，是解放初押送国军改造人员到农场的，随后就转业。老依头身体不好得过肺病，好酒，见到他总是脸色红红的，不是健康而是潮红，说话都有些吃力。老依头儿不左倾，思想政治工作不那么较真，这跟他的身体健康有关。所以九连在我们大批知青来到之前，政治环境是宽松的。第一线的工作是班子的其他人分管，连长原是国军，解放前参加了共军，主抓粮食生产，基本在连队办公室见不到他的身影，属于埋头拉车的干部。连队的政治思想和日常工作，由两位副职担当起来。这两位副职是解放军重庆步兵学校转业的，该校同时转业的同事，大都担任了排级干部，左的是这两位副职，因为重庆步校来的人多实力大，他们要掌握连队的实际领导权，尤其对我们大批新来的知青，先后设立了贫协和保卫组（专管治安和知青，我们戏称“公安局、契卡”）。

  《静静的顿河》插图  格利高里和阿克尼西亚
 

 

这些重庆步校的干部水平一般，基本还是农民，大都解放战争后期入伍，解放后上了步校，毕业后还没有提干就赶上了五九年的大裁军，集体转业到了宝泉岭。他们老家妻子也由各地转到了农场。这些婆娘有几位不是省油的灯，仗着自己的丈夫大小在连里是个官，往往平日里表现得特别彪悍，连里的几位悍妇就是这些当官的老婆。另方面在生活作风方面又都较放荡，言语比一般妇人更下流。连队一般都是将一帮产后的妇女职工集中到场院排，编为一个不下地的“老娘儿们班”，她们要在每天定时回家或托儿所给孩子喂奶，在场院干活正好解决这一难题。场院的扒麻皮、搓麻绳、修补麻袋等坐着干的活儿让这些老娘儿们有了充分的时间互相打趣，东家长西家短，各种小道消息和他们的男人在连队领导会议的决议安排，统统由她们传了出来。

相对而言，老国军的家属大都比较本分，她们不配是兵团职工，只是兵团的家属。

“老娘儿们班”是谁都不好管的小群体。时间长了，干部不愿惹他们，一般的大老爷们也不去招惹他们，她们也不太敢跟知青斗。可是连队里犯过男女关系错误的见到这帮人最头疼，轻则被取笑臭骂一顿，男的倒也罢了，女知青就惨了，我就见过她们不仅漫骂、羞辱，还上前撕掠。遇上年轻年少的男知青，如果到场院找她们办事，说话就要特别谨慎，否则，这帮老娘儿们能把你的裤子扒下来，当众看了瓜。后来的几年，大龄女知青结婚生子，照旧被分到这个班，时间不久言行谈吐也和这些娘们差不离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大染缸。女知青到场院都离她们远远的。

我在机务排工作，每年冬季都会到场院进行苞谷脱粒，只要拖拉机的皮带轮转了起来，只要脱谷机不堵，驾驶员可以到粮库里歇息，就和这些老娘们在一起了。由不得地听到她们对连里各色人等的评论。当然她们议论最多的是谁家的老公最行，谁家的老公不行，不是在地里干活不行，而是在床上干活不行。谁家的女人最浪，汉子一招就上手；哪个能生，哪个是老母鸡不下蛋。开始看有男的在旁，她们说这些的时候还互相挤挤眼睛，后来因我没有兴趣听也从不搭话，就逐渐没有了顾忌。

我出于好奇常常留意她们议论的女人，首先就是那些浪的，男的招手就给的女人。一次中午雨停了，全连统统下地放倒掰过苞米的玉米杆。要去的人很多，连家属排也都到了连部门口等着尤特兹拉着下地。车子来了，这帮老娘儿们帮衬着往车上爬，动作不麻利的也在尽力，只要有人说出“上不来了，拉一把”，车斗上就会有人笑着说：“这又不是上炕，要是你家，你早就上去了。”

我看到她们常说的最浪的女人“三道弯”，模样还可以，虽然穿着棉衣裤，看得出身子很柔软。眼睛很会传情，左顾右盼，打量着车下站着的不止一个男人。传说我的机车长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她的丈夫这会儿坐在驾驶楼里。我看机车长的目光有些游移，故意装看不见。而这娘儿们越发浪得可以，随着站着的一帮老娘们吱哇乱叫“挤挤啊，又暖和又舒服”！她不停地向旁边的人身上靠，脸部是种急切和自我享受的表情，不时地瞟一眼车下的男人。我想起《静静的顿河》里的荡妇阿克西尼娅、故事主角格利高里的情妇，也像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应该就是这种挑逗和火辣辣眼神，丰腴柔软的身段，天生就是男人的尤物。

到了地里，一千多米的长堑一人两根。我们不常下大地，割得速度不快，我和机车长并排前进，我看他不时竖着耳朵留心听着不远处家属排的动静，那边唧唧喳喳，笑声不断，属这位“三道弯”最活跃。我好像意识到除了战天斗地，思想红作风硬，难道这不是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

家属们割得快，到了地头回过来帮我们，我注意到“三道弯”故意与我对头割起来，我知道这样就会离机长不远，还是想说句话吧。

果然，会面时机长小声几乎听不见地对她说：“你就浪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三道弯”眉头一挑，故作嗔怪地：“怎么着？老娘我愿意。”随即飞过一个风情万种的眼风，腰身扭了几下。

我听见了她说的，不好意思再看机车长，故意走开了。

我们当时的年纪还小，这种成年人的男女之情只见于书本的描写，在连里也只是和女知青说过几次话，男女之间怎能有如此表现。更何况知青都在积极要求进步，满口都是最革命最忘我的豪言壮语。生活中头次遇上这种听起来看起来都不好意思的爱情直白，尽管粗俗低下，但是这种真实、率直的感情流露使我记忆犹新。原来生活的另一面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的这些感觉绝对不能与人分享，只作为在那种恶劣环境中思想中一些花絮而已。

还有就是她们老说的“老母鸡不下蛋”的女人，我们连里有两位，一位老的三十出头，是一位北京劳改犯的家属，身份决定她只有好好劳动，那时她和我在一个排，活真没少干，人也很好，请我偷偷地到家吃过饭，让人不可理喻她经常受到人前人后的讥讽，一般的人说了她，她会以对骂应对，我也看见她骂完了，一个人在暗暗哭泣。那位年轻的比我们大几岁，是副连长的弟媳妇，连里没有人过多地说她，可他男人在连里有点抬不起头来。

九连的知青没有享受到老职工这种宽松的生活氛围，连队领导不断地对知青的言行严加看管，尤其到了七十年代初，有些大龄男女知青相互恋爱了，这帮老贫农好像忘掉了他们也是年轻时过来的，管得很严。不久就将一对知青在外散步的事公之于众，大有杀一儆百的意思。甚至连男的是谁都还没有搞清。那位女的在大会小会又挨批又被帮，已经弄得一个大姑娘很没脸了。就是连里的这些干部决定，将她押送到团医院去做妇科检查。很快这位女知青就患了精神病，丧失了生活能力。几年后返城就去世了。

另一位北京的女知青，出于天真和一位有妇之夫有了关系，被连队的保卫组揪了出来，如实交代还不行，把男的送去劳教两年。女的留在连里忍受人们的侮辱，因为这对当事人在连队保卫组的交代，包括发生关系时的每个细节都由连队干部的家属，这些老娘们添油加醋、津津乐道地传了出来。男的送去劳教，他的夫人受不了连里的老娘儿们的谩骂，投水井而亡。传这个段子的老娘们说：“那天晚上审这对那女，我老公就抽了两包烟！”可见我连的这位“契卡”他这种窥伺隐私的癖好到了何种程度，难道这不是品质低级下流？

那段时间连里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话题。这位女青年到现在也联系不上，不知是死是活。

更有戏剧性的是，一九七三年夏天，兵团在十六团召开公审那两个禽兽团干部大会，事前发了通知要各连指导员或连长带队，随去的都是连里犯过男女关系错误的人，我连有三四位，其中有老职工也有知青代表。连长回来后召开了全连大会传达，但他没有讲，在团部集合上车时，其他连队的领队笑称他 “破鞋连连长”。可见我们连的在外名声并不好。

这种没有正常的疏导，只有严厉的管教持续了好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文革”后期，知青对爱情的追求势不可挡，不是要我们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吗？谈恋爱是最好的扎根的开始。这是一种光面堂皇理由，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更是一种对前途的无奈、多少还有一种颓废。不可否认也有从众的心理。连队对这种现象终于打开了闸门。每到夏天的傍晚，很快距离连队五里地的牛舍，机务排的保养间，农具场的小库房，甚至就在露天停放的拖拉机里，到处是一对对的有情人，往往是先到先得，晚一会就会撞车。场院一般是不会去的，因为有粮食要严禁烟火。

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最幸福。尤其是突破了禁锢，越发地精力充沛。与恋人相会常常能聊上大半宿。待恋恋不舍的男女各自回到宿舍，免不了会遭到同屋同伴好奇风趣的审视盘问。

比我们年长几岁的知青们开始谈婚论嫁了，连队给他们安排了住房结婚。有几位新郎在其他连队上班，最远的在场部。每天都是下了班登自行车回到九连与爱人相聚。

照此发展下去，“老娘儿们班”会逐渐地发展壮大，新一代知青的风流娘儿们将会产生。还没来得及看到她们新的精神面貌，接踵而来的返城浪潮让一切都成为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