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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旧约》开篇“创世记”记录了上帝耶和华的创世过程。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一日有了昼夜之分；第二日有了水上下分开，有了天；第三日有了陆地和海洋，有了植物和种子；第四天有了日月星辰；第五日有了水鱼和飞鸟；第六日涌现出更多活物，还有了人；第七天，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无独有偶，这段记录和某个中国习俗颇为类似，那就是正月头十日的不同名称：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这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中国古代习俗，为新的一年的头几天冠以不同名称，其起源颇早，宋高承《纪原·天生地植·人日》引东方朔《占书》记载：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皆晴明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 可见宋人将其起源上推至汉朝。但奇怪的是关于这一习惯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却少有人知。魏晋南北朝时，《北史·魏书》卷一百零四《魏收传》记录了魏收同志关于“人日”的一次成功装[哔——]。 东魏武定二年，好奇宝宝孝静帝元善见，对当时已经非常流行了的“人日”的由来不是很懂，就向群臣发问，结果“皆莫能知”。只有中书侍郎魏收站出来，引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回答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 元善见也不是真的好学，知道出处就作罢了，也没有深究。后世对此的推测是，这大约也是一处上古创世神话的遗存，比如《太平御览》卷三十引《谈薮》注云：“一说，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 那就必须要问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话，回答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终极问题。文学人类学者叶舒宪认为“人日”很可能是洪水创世神话的遗留。他的出发点是“圣数字”七和洪水神话的关系。在希伯来人的《旧约》故事里，世界是在七天之内创造出来的，第七天是所谓安息日。不仅如此，耶和华召见摩西，还规定了安息年，也就是土地耕作六年，要在第七年休耕，而召见的过程也与七有关，上帝向摩西显灵时，云彩遮盖西奈山六天，第七天召摩西传旨。 除此外，《旧约》本身就有洪水创世神话的记录，那就是诺亚方舟。上帝要降雨洗涤世间的罪恶时，是这么对诺亚说的：“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而洪水停后，诺亚放出乌鸦和鸽子，也是等了七天，才收到回信。 此类记录在《旧约》中不胜枚举，七这样在神话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数字，被神话学者们称作“魔法数字（magical number）”或“模式数字（pattern number）”。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所创作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里，洪水也是历经七天乃止：“整整六天六夜，风和洪水一涌而来，台风过处国土荒芜。到了第七天洪水和风暴终于败北。” 因此，叶舒宪推测七这个“魔法数字”，在一些文化中，或许有“无限大”的含义，正如中国文化中的“九”。洪水不可能只下七天，而是下了漫长的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再比如考古发现的更久远的苏美尔人史诗中，神话英雄的斧头重七迈纳斯（minas），并有七种功能，这大约可以看做是为了便宜，将无限的神力缩减后的结果。 而在美洲祖尼（Zuni）印第安人的世界里，以七重形式为特征的图腾组织结构构成了部落世界观的基础。欧赛奇印第安人的祖先传说中反复出现“七次尝试”、“七道弯的河流”之类母题。在非洲尼日利亚的阿比西人部落中，七作为仪式行为的结构要素，同样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中国文化也同样多有用七的例子，比如文学作品中有《七发》、《七启》、《七济》、《七讽》、《七训》、《七徵》、《七激》、《七命》、《七励》、《七要》……等等。所以有可能对七的使用，是远古文化一项共同特征，因此，叶舒宪推测，从一到七这正月七日的不同命名，是一种世界观建构。鸡象征东方，狗象征南方，羊象征西方，猪象征北方，马象征上方，牛象征下方，人居中，正好组成“六合”，象征了宇宙的生成过程。 很不幸，他被打脸了。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傅光宇考据群书，发现以《魏收传》、晋董侍郎《答问礼俗》、《荆楚岁时记》为基础来建构圣数字七和创世神话的关系并不可靠。原因是《荆楚岁时记》此书，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的说法来看，在明朝时已经散佚了，如今能看到的本子，是“今本乃明人自类书中辑出……安得好事者旁考群书，重加校辑，尽复古本之真面目乎。” 而前两者，《魏收传》所引用的也是董勋的《答问礼俗》，这一篇在隋唐时引用很多，在宋时却几乎不见了，反而是注家们纷纷转而引用《东方朔占书》，除了前文提到的高承《事物纪原》之外，还有蔡絛的《西清诗话》，洪迈《容斋三笔》，陈远靓《事林广记》，明朝余庭璧的《事物异名》等等。 原因并非是董勋等人的著作散佚，而是学者们都认为其记录不完整，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写到七日就结束了，完全没有写“八日占谷。皆晴明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比如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就明确说道：“八日为谷，所系犹重，而人罕知者，故书之。”可见叶舒宪的推测或许不足为训。 那么这一习俗究竟所为何来呢？大约是为了占卜。 “岁后八日”习俗起源于，也只能起源于汉朝，因为汉之前正月并不为岁首，也就没有了万象更新，一元复始的意义。而其兴盛于隋唐，也是事实。其意义，就在于占卜。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中有：“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之句，是伤时之语，可见其在人日这天作者有飘零之感，那其背景一定是这一天本来是主人丁兴旺，家庭和睦的。杜甫有两句则更为典型，他在《人日两篇》中这么写：“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冰雪莺难至，春寒花较迟。” 可见杜甫是知道《东方朔占书》的，也知道这“岁后八日”的占卜之说。但为什么单单说到人日，而不说到谷日，可能是事实如此，谷日放晴，也可能是为了平仄考虑，谷是仄声，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占卜之俗在唐朝时曾经兴盛一时却是可以肯定的。占卜方法也很简单，看天气：“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睛，所主之物育，阴则灾。” 这是古代靠天吃饭的庄稼人们，以自己的方式预测年景的一种努力，沿用到元代就渐渐消失了，如今还在意“岁后八日”的地区已经不多。有意思的是，这种方式在近代居然还有了具时代特色的变化。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中说湖北黄陂老农们在新年占候，“就是看初一到初十的十天天气的阴晴，来占测一年的事物，占测的谚诀是：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麻，十豆。那一天天阴得没太阳落山坡，就是一年中将损害某物，例如初一天阴就要损害鸡，初二阴损害犬……”，广东阳江则是：“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犬日，初三是豕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初七是人日，初八是谷日，初九是兵日，初十是贼日。” 因为怕兵和贼，所以特意要在新年正月初九和初十看天色占卜一番，不知道如果占卜结果不好，阳江百姓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开始这一年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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