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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传家” 吕祖俭
吕祖俭字子约，号大愚（一一四一／一一九八）荫补将仕郎。历任明州监仑，调巨州法曹，诏除田籍令，又除农司簿，外补台州通判，授官太府丞。庆元元年（一一六五）任通判，因时政崇教化狱，遭奸人韩侂胄所恶，冤讼被谪，贬韶州，改吉州，迂赦安置筠州高安，侨居大云寺。一生以“读书穷理”为务，著有《大愚集》，庆元九年（一一九八）卒，享年五十有八岁。娶妻曾氏，生三子，乔年、康年、彭年（据莘湖《吕氏宗谱》）。
太公之后 书香世家
据有关资料及《吕氏宗谱》记载：吕氏系炎帝神农氏后裔，受姓於虞夏之际的伯夷，仕尧舜，谓“虞心膺之臣”，佐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吕国（今河南南陽市），后子孫祀其封，以国为氏。商末周初吕尚者出，谓吕姓“姓氏”混合笫一人，当世同尊为吕姓永不迁之祖，曰太公。历商、周、秦、汉，延惰、唐、宋，时迁久遠，但吕氏世系尚可稽考；吕祖俭公为太公吕尚（姜太公）第六＋七世孙是也！祖藉莱州（今山东烟台市属莱州市）。自祖俭公溯上至三十六世祖讳吕霸，字伯雄，汉尚书，居莱州掖县；二十七世祖吕得，魏安得郡太守，居安得郡；二十五世祖吕虔，魏文帝时加裨将军，迁徐州刺使，封万年侯，始居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二十四世祖吕鷔（鹄），任魏徐州刺史，时因徐州地处战争要冲，无法赴任，故去河東（今山西永济县西南）屯田，为河东祖；九世祖讳吕龟祥，唐太平兴国（九七七）登进士，出知寿州（今安徽淮南风台县），因恵及民意，民之恳畄，从汴州移居寿州，谓北宅，又曰南吕；七世祖夷简公（九七二／一0四四），字坦夫，宋威平五年（一00二）进士及第，历真宗,仁宗二朝，三度辅政，入朝为官后，自寿州下蔡徒居京师开封。曾祖好问公（一0六四/一一三一）字舜徒，进士，首倡“义迎康王”，谓南北宋第一功臣，恩封东莱君候，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五月护驾南渡，转徒筠州、连州、彬州、全州、桂州，靡有定居，后官游婺州〈浙江金华〉逐家焉。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忠公吕祖俭出生于婺州名公巨卿、书香门第、累世儒学世家，故谓金华人。
“忠”公吕祖俭深受家庭传统熏陶，从少受业於胞兄“成”公学，经胞兄悉心启迪和教诲，加之祖俭公自己静心苦读，故博通经史，学问广通，信道甚焉，同样深得吕学精髓“中原文献之传”，是婺学创始人之一，也是浙東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是一个集“性理”与“事功”并存的哲学家，继东莱 成公后，吕氏又一位能引领婺学未来，风骚南宋文坛的学者。可惜“忠”公著述未传，今日无法看到他的学术思想和吕（理）学传承的全貌，但从散落于《永乐大典》中的星星点点，也足可以证明祖俭公蕴藏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哲理文学之功底，显示吕氏家学渊源流長。吕氏家学上自正献公（公著）、传六世孫东莱成公、下启子约“忠”公、再传成公子延年、“忠”公子乔年、康年，多为著名学者，一门七世，登《宋元学案》者二十余人。考正献（公著公）《吕范学案》；荣陽希哲公，与弟希绩、希纯及子切问公，见列《荣阳学案》；希哲公从子和问公及孙稽中、坚中、鹏中公别见《和靖学案》；荣陽公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本中公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别为《东莱学案》；祖谦公子延年、祖俭公子乔年、康年亦另入《东莱学案》。世代贯连，引成一个簪缨的文化世族。
由于家学源缘，“忠”公吕祖俭一出道就从事讲学。乾道初,协助胞兄成公在婺州城内创办“丽泽书堂”、在明招山守丧时开设讲堂授教鄉憐，时有从学人士，四方英俊，纷涌沓来，多于千百。自东莱兄弟在明招山讲学，亦教化了武义人士，近於“楼台”先“得月”，“出了三十八名进士”《武义县志》。经东莱兄弟（世人称东莱与子约为东莱兄弟）传中原文献之正，婺州风声习气荡然，赛如邹鲁，八婺文人蔚起，学子聚众，人材济济，丽泽诸儒，多达于朝政，影响全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搜古论今，东莱兄弟所创的“丽泽书堂”，虽经沧桑沉浮，几度易名，但依旧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象征，招荣婺州文化发展的先者。对婺州教育事业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延绵的光芒永照神州及婺州大地，历久弥新，更激起后人世代传薪，以致金华现代人文昌盛，出现了“教授县”、“博士街”的新景象。
承前启后 兄弟传芳
承前启后，吕学传家，是吕氏累世之传。《丽泽学案》称：“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传递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重修浙江通志－丽泽源流传》亦载：“祖谦既殁，弟祖俭继其遗教、由是速传不替，历元至明，则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自东莱成公逝，吕（理）学传家的接力棒，在“忠”公手中擎起，他背负先人和家学之重任，持兄遗志，步兄衣钵，既往开来，在各地奋力传播吕学精神。文化态度上继续承传开放、兼容、创新、坚持不守门户、吸取众长和求真务实的原则，进行不朽的努力，使得吕学长盛不衰，以至“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忠”公吕祖俭之作用不容忽视。
祖俭公在治学和伦理中，继续贯彻胞兄成公“经世致用”的原则。南宋乾淳年间，学派林立，各臻其妙，除婺州吕学，尚有朱子闽学，金溪陆之心学，陈亮的永康学派和浙东南陈君举，叶适等人的永嘉学派等。在以理学为主流的学术界思潮中，祖俭公与某些代表人物，在某些理念上不能完全相合。其因祖俭公不赞同空谈理性，只专一门的“天理”之说。他以“诸家之長，皆为我用《东莱文集》”的原则，曾与朱熹展开过对“心说”的辩论。祖俭公坚持认为“包容诸家学说”应有原则，就是“求真务实”和“确实有用”为前提。但朱熹一直不能说服忠公吕祖俭，因此，朱熹抱怨“子约（吕祖俭）一生辛苦读书，只是竟如此说不合”，成见极深。但祖俭公对朱子除学术上宽怀虚心的切磋外，从不念旧恶，相处尊重，且同朱学保持密切的关系，并终身不断向朱子问学，充分体现了祖俭公之弥足珍贵的务实精神和为人处世的品质。在治学和研究经史领域中，祖俭公主张以“立志为先”，“持敬为本”，重视伦理，重视实效，继续贯彻《丽泽堂》“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治学方针，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之人材。
祖俭公的文献之学，《文献通考序》有简易释诠：“以经史，百家传记，历代会要等记载为文。以奏仪，评论，燕谈记录等口传议论为献”，二者合一谓“文献之学”。朱熹注曰；“文，典籍；献，贤也。”是最简明扼要了。特别是南渡后，吕氏十分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所以祖俭公自幼熟读中原文章典古，能广方习闻北宋先贤的口耳之传，以“插架之收诸”。因而，祖俭公对我國历史与历史价值有髙度认识，总结出“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经验。综言吕学文献之传，冾冾以史学为主，以史讲经，而史学又以历史事实为背景。祖俭公认为，由于人们的主观思想不同，呈现有不同认识的差异，不作为奇，恰好反映了思想者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介历史事实的价值，从而达到致用的目的。鉴于历史事实的客观作用，从大层面上是裨益于政治思想和道德理论，而政治思想则“资治垂诫”，道德论理则“道德教化”。二者是交替治国安民，惩恶扬善，达到安邦兴国，民富国强。也就是“感观理性”经实践锤炼，成为“实用理性”。祖俭公就是用实际的“实用理性”去阐发对典章制度的改订，经典义理的发激，历史实践的辩证，道德性命和哲学回轨，理性与事功的结合等等，以达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济世於民。
祖俭公与浙东各学派的融合。时南宋有陈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字同甫，又作同父，称龙川先生，永康人。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讲事功，倡实利”《与朱元诲书》。反对空谈道德性命，强调道德的高尚必须体现于现实事功的建立；永嘉学派陈傅良（一一三七／一二0三）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人；叶适（一一五0／一二二三）字正则，号水心，温州瑞安人（晚年定居永嘉县郊区水心村，今温州市鹿城区水心街道）。他们都曾不同程度问学于吕氏，多少都受些吕氏影响。尤叶适，曾游学十几年，转旋半个浙江，可奠定他一生学术事业基础的是到明招山向吕氏问学之后，是受吕氏影响最大最深的一位学者。叶适等人的永嘉学派，借鉴古代典章制度修订，经济法治，完整地阐明了“功利”之学，把知识价值体现于实用价值。然而，他们的這一学术论理，与祖俭公所倡导的“融经铸史，内外修身，外求其用”的课题，是同功异鸣而已，极相契合。因此，祖俭公极力护卫叶适等人的“崇义以举利，隆礼以敏力，不以义抑利，要以利和利”的观点，称赞“尚功利，崇事功”是立国本，治民命，合乎天道人心。由此，祖俭公在“求真务实”的宗旨下，斟酌借鉴，兼吸永康、永嘉学派之长。综上可鉴，祖俭公在深究理学性命的同时，又开辟了“外王事业”之道，把理学与事功贯通，使文献精神与事功精神更好的结合。因此说：祖俭公是一个完全彻底由理学结合功利事业发展的大学者。
众所周知，朱熹（一一三0／一二00）与唐仲友（一一三六／一一八八）的“朱唐之争”，朱熹与陈亮长达三年的“王霸义利大战”，把学术权威朱熹批驳的难以招架，大为光火，朱熹叹怨陈亮“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陈亮集，寄陈同甫书》，朱熹极力反对浙东事功之学。但祖俭公同永嘉，永康，四明之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关系，虽取于师友间，实谓学术同道，友谊尤深，且处处护卫他们。這使朱熹十分忌恨，朱熹曾多次讥讽攻击说：“今来，伯恭门人亦有同父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浙间人士，名宗吕门，而实主同父”《朱子语类》，朱熹认为祖俭公已流入“功利变祚”之习，说“子约为人无可疑，但其门庭近日少有变异，而流传又远，大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指责“婺学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于子约，别说一般差异的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都官商见识，令人骇叹”。时朱熹视浙学为洪水猛兽，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婺州士友只流于祖宗故事和史传一边去”，“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教授师说，何故乖讹，便知于此，深可痛恨”《朱子文集，合程正思》，等等。从上述朱熹之言论的另一个角度，亦正好启示了祖俭公坚持求实学术活动的功绩。因祖俭公秉性耿直，并没有受某些人蛮骂打击而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而是坚持传播中原文献之传，练就成以一个集理学与事功于一身的学者，以独具宽大的气魄，在大力传播吕学（婺学）的同时，坚决宣传事功之学，做到经史并举，文道并重，道德与知识并重，理性与事功并重，更加完善“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吕（婺）学传统。当时对浙东民众文化心理及价值观念起到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奠定婺学在浙东学派中的核心地位。所以祖俭公不仅是婺学的创始人，又是永康，永嘉学派及浙东学术界的主要代表和有力的宣传者。
中原文献 四明硕杨
祖俭公一生不仅与朱子保持密切关系，还同永康学派之陈亮、永嘉学派之叶适等成为学术同道．且又同陆学诸子结为莫逆之交，尤与明州学者更为密切。淳熙十年冬（一一六八）祖俭公赴明州任监仑时，广交当地学者。时明州有著名学者杨简（一一四三／一二二六）字敬仲，号慈湖，世称慈湖先生。乾道八年进士；袁燮（一一四四／一二二四）字和叔，号絜斋，鄞县人，曾从东莱游，深得中原文献之传，后又师从陆象山（一一三九／一一九一）学；舒磷（一一三六／一一九九）字元质，一字元宾，号广平，奉化人，从少高雅有志，曾徒步于婺从东莱游。东莱成公逝后同弟舒琥受学陆氏之门；沈焕（一一三九／一一九一）字叔晦，号定川，定海人（今镇海）先从复斋（九龄）（一二三二／一一八0）游。曾与东莱兄弟极辩古今．一生非圣贤书不读，知宏博考。四人合称“甬上四先生”。除舒磷在外官游，余三人均都从事里居的教育工作。杨简开讲堂于碧池，袁燮设书院于城南楼氏精舍，而沈焕即办学于竹洲。祖俭公在明州任所时经常应邀游于他们各学舍之间，同四先生一起讲学，切磋，论文。把务真求实的吕学精髓，中原文献之学，深入传播于甬上各学者之中。所以，甬上学者便以祖俭公代舒磷（在外宦游）同称“四先生”。祖俭公在明州为官六年，政坛上虽无赫咤荣绩，却把婺学融播于众多学者之中，凡甬上四先生学子，皆受过祖俭公的讲论，培养出不少门生，其中尤著者为舒衍，鄞县人（见絜齐学案），张渭，新昌人（见慈湖学案），他们质疑请萱，闻见日广，知识日明，残履不倦，非理不谈，谈古今人物，如辩黑白；闻善人为时用则善，苟非其人，忧见于色，表里真淳，乡党信重，称其贤，无异辞。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祖俭公调巨州任法曹时，曾赋有《题慈溪龙虎轩》一诗云：“年来世路转蹉跎，正大中庸论愈多。出不无心归亦好，何须胸次自干戈”。奕恋别铨，但吕氏中原文献之传却似隐实显，似黯实彰，渗透于明州的心学之中，务实作风在宁绍异地勃发新枝，生根扎果。敦使“甬上四先生”之“心学”大大超过江西嫡传“槐树堂”诸子，铺四明心学文献化之轨道，达“究性命于史”和“读书明心”为一体。吕（婺）学对明州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兴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丽泽学案》中说的那样：“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为表彰和纪念“忠”公吕祖俭，明州学术界曾立祠以祀之。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为《吕忠公祠堂碑文》撰牒；“忠公官为吾乡司更，故不得有所设施，但传其屏去仑中淫祠一事，深宁志之《四明七观》。而是时正甬上奎安光聚，正学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献之传，左右其间，其功无所见于官宗，而见之于讲学。忠公之《集》虽不传，然犹散于《永乐大典》中。予欲抄其与诸先生论学之文而未得。顾读忠公《吾乡》之诗，吊景于之祠，式请敏之里，求了翁寓齐之遗，想见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讫明，以至于今，竟无有以其笔荐及忠公者，是则甬上文献之衰，可谓长太息者矣。礼与释奠之制，必求之其乡之先师，不然者，则有合也。有合者，谓其乡无足以当先师之享，则同之他乡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先师杨，袁，舒，沈其人可谓盛矣。而愚谓当以忠公合之，以其同讲学于鄞久，并立于先师之座，无歉也”。从上述全祖望的撰文中充分肯定了忠公吕祖俭在明州学术界中的作用和地位。鉴于祖俭公同“甬上四先生”数年的切磋，论讲，使甬越“心学”中不断溶吸了吕氏“中原文献之学”和“重实际”的事功之学，弥补了心学考资不深之失．促四明亦成为文献人材渊薮，以至后学中出了如“综罗文献”百科书式的大学者王应麟（一二二三／一二九九）。
祖俭公在明州广泛交游的六年中，交换最深的要数与沈焕兄弟（祖俭公长子乔年娶沈焕女为妻）。著名学者全祖望在《竹洲三先生书院记》中又有一段生动描绘他们之间亲切情景：“竹洲在鄞州月湖之南，盖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宪（焕）暨弟微君季文（炳），参于金华忠公吕祖俭。于是端宪兄弟并居于湖上。其时吾公（吕祖俭）方为吾乡监仑官，日日与端宪兄弟晤。顾公治所在城东，不往为劳。有船上官王季和（景迂官）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用以杨木为制船。每忠公兴至，辄泛棹直抵湖上，端宪公从水阁望见之，辄呼微君（弟季文）曰：大愚来矣！相与先生俟于岸上，或竟入讲堂，讨论终日或泛湖上。忠公有诗为证：‘湖光拍天为竹洲，隐然一而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索裘，我欲从之恐淹留．探襄百金办扁舟，又烦我友着意修．微风一动生波头，飞棹永往倦则休，’是也；想端宪游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无恙，相与极辩古今，以术周览，博考之益。凡世变之推移，治道之体统，圣君贤相之经论事业，孜孜讲论，日益广深，其同于开物成务而后已。则夫忠公之来，所以商量旧学而证明新得，当不知其如何也？端宪之父誉判沈铢，是程门私淑弟子，端宪则受陆文达之传，而微君从师陆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陆。端宪公尤睦于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于鄞，切磋倍笃”。从上书说，沈氏兄弟虽从陆学，但又都从师于成公，又友于忠公，是学问同道，友谊知己，故沈氏之学有兼得吕学之实际。
憎恶颂善 爱国无畏
吕氏是赵宋皇朝累世臣官，与赵宋皇室同休戚，共命运，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忠公吕祖俭受正统儒学的陶冶，又受传统家训的影响，奠实了他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的“尽忠报国”精神。《宋史—忠义传》记叙了忠公憎恶颂善的纯洁品质。时南宋风俗不正，国势之弱，邪恶当道，时局动荡，半壁江山摇摇欲坠。宁宗庆元二年（一一九五）忠公吕祖俭官为太府丞，韩侂胄任抠密，外载执政、目无君父、专横柄国、党同代异、假制伪学、排斥异已、矩垣自逾、陷害忠良、为泄私欲，同年三月，韩为达私欲，嘱使心复谏官李沐，言论右相赵汝愚，欲倾规罢之。适有祭酒李祥，博士杨简，府丞吕祖俭（忠公）等严辨忠奸，不愿苟附。是年四月，皆同上书达章，留丞相赵汝愚，但均遭内批驳下。忠公吕祖俭认为“汝愚亦不得无过，然未致于言者所云”，时朱熹，彭龟年等中外侧目无人敢言，唯忠公不畏雷庭之威，敢言无畏。逐递书直谏：“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愈时，朱熹老儒也，有所论列，则亟使之去；彭龟年旧学也，有所论列，亦亟使之去，至于李祥老诚笃实，非有偏也，盖所听其浮者，今又议于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当言之事，必将相视以为戒，钳口结实之风一成而未易反，是岂国家之利邪？”又曰：“今能言之士，其所难非在于得罪君父，而于忤意权势。故以臣所知者言之，难莫难于论灾异，然言之而不讳者，以其事不关于权势也。著乃御笔之降，庙堂不敢重违，台谏不敢深论结，舍不敢固执，盖其事关贵幸，深虑秉问激发而重得罪也。故凡劝导人主事从中 涂吉。盖欲假人主这声势，以惭窃权耳，比者闻之道路，左右执御，于黜废置之际，间得闻者，车马复奏，其门如市，恃权怙突，捶外庭，臣恐时势浸淫，政归幸门，不在公室。凡所进者皆其私，凡所倾陷者皆其所恶。岂但侧目惮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顺从，内外表里之患，必将形见。臣因李祥获罪而深及此者，逆岂娇激，自取罪戾哉。实以士气颓靡之中，稍忤权臣，则去不旋踵。私忧过计，深虑陛下之势孤，而相与维持宗社者浸寡也”。忠公吕祖俭一针見血，道出了奸臣专权的后果。這一爱国保社之奏章，义正词严，说理分明，誉贤贬奸，不图私利，一心为公，令人心血贲张，精神振奋。但因疏奏中有侵韩侂胄之意，韩怒道；“吕寺丞乃预我亊耶？”韩恶人先告状。他颠倒是非，先疏入宁宗；说忠公“欺君罔上”。宁宗昏君，不问青红皂白，竟下旨：“吕祖俭朋比罔上，安置韶州”。时太学杨宏中，周端朝，张衡，林仲麟，蒋傅，徐范六人，不由动了公愤，伏阀上书言道：“自古国家祸乱之中，初非一道，唯小人中伤君子，其祸尤惨．近者谏官李沐，论罢赵汝愚，以‘欲谈梦兆，擅权植党’加诬，中外咨愤，而言者（李沐）以为父老欢呼，蒙蔽天听，一致于此，陛下独不念去岁之事乎？人心惊凝，竟在旦日，是时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计，虽有百李沐图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位抠府，握兵权，指挥操纵，何向不可？不以此时为利。今天下安恬，乃独有异志乎？章颖、李祥、杨简等发于中激，力辩前非，即遭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两立，思欲尽履正人，以便其私．于是托朋党以罔陛下之听。臣恐君子小人之机，于此一判，则靖康已然之鉴，岂堪复见于今日耶？伏愿陛下鉴唐汉之祸，惩靖康之变，精加宸虑，特奋睿断。念汝愚之忠勋，察李祥等之非党，窜李沐以谢天下，明示好恶，还祥简等以收士心”。六君子奏章已阐釋的明白彻底，可宁宗却昏君糊涂，又传旨：“杨宏中等罔乱上书，煽动国是，甚属可恶，悉送五百里编管”。即时，中书舍人又激奏救之曰：“祖俭等罪不至贬”。此时的宁宗已被韩侂胄蛊惑成癖，七窍灵气尽以淹弃，辨不出真假好坏；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又传御旨：“祖俭意在无君，罪当诛，窜逐已谓宽恩”。真是恶人得志，仇视正人。时韩侂胄谓人曰：“复有救祖俭者，当处新州矣”。忠公吕祖俭呼冤无门，喟然长叹，只得屈体受押。可谓恩草茫茫，悲松肃肃，雾惨荒郊，风嘶古木，于庆元二年七月（一一九六）才到达筠州（今江西髙安）。
楼钥向宁宗进读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时，曾进道：“前日太府寺丞吕祖俭以言事得罪者，其裔孙也。今投之岭外，万一即死，圣朝有杀言者之名，臣窃为陛下惜之”。宁宗却反问：“祖俭所言何事？”啊！豈非怪事，实是宁宗昏庸。时韩心腹亦曰：“自赵丞相去，天下已切齿，今又投祖俭于瘴地，不幸或死，则怨益重。遏若小徒内陆”。时忠公已行至庐陵，将越岭，得旨改吉州。忠公谪时，朱熹曾书曰：“熹以官则高于子约，以上之顾遇恩礼则深于子约，然坐视群小之为，不能一言以报效，乃令子约独舒愤懑，触群小而踏祸机，其愧叹深矣”。俭公亦报书曰：“在朝行闻时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处乡闾理乱不知，又何以多言为哉？”忠也！
庆元三年（一一九三）十二月宁宗诏籍伪党，凡列籍五十九人一并坐罪。他们是：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兰（曾任宰相）、朱喜、徐谊、彭龟军、陈傅良、章颖、薛叔似、郑湜、楼钥、徐大中、黄由、黄 愚、何异，孙逢吉（曾任侍卫制以上官职）、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芳、项安世、李 、沈有开、曾三聘、焞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铣、陈岘、范仲、汪远（达）、沈元卿、袁燮、陈武、田 、黄度、詹休仁、蔡幼学、黄颖、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 （曾任散官）、皇甫斌，范仲壬，张远志（曾任武官）、杨宏中、周端朝、张渭、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等（士人）。
同心之谊 患难与共
忠公虽出身于宦官之家，但志节皎然，气度宏亮，光明磊落，从不高傲自功，坚持清、慎、勤之官德和家风。治学严谨，待人宽蔚，厚道世德。且能溶涵各派的学术态度，在学人中很有人缘。不论是官场同僚，各派学者，亲朋好友，门生后学，均对他十分敬重，都想拉他为僚。但忠公不枉官网属带，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致仕。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忠公在明州终更赴诠，丞相周必大嘱尚书尤袤招之，忠公不往。直至调巨州任法曹后才去拜访。潘町经略广东，欲僻忠公为僚，被忠公婉言谢辞。后由侍从郑桥，张杓，罗点，诸葛庭瑞等推荐，召除籍田令，又除农司薄，继而补外，为台州通判，授太府丞。他的坦诚之风，深受同僚们敬仰。因此在庆元初，忠公遭奸臣韩侂胄陷害蒙难时，同僚及学者纷纷救之。特别是金华汪大享、汪大度、汪大明及从弟汪大章（均受吕氏学问），在忠公被贬韶州时，泪别相送。而汪大度即“裂裳裹足”，往送忠公吕祖俭至贬所，一路照顾备至，待一切调理妥当后才归婺州。庆元四年（一一九八）巨秋试尚有四月，汪大章闻大愚公卒于居所，他毅然往赴大云寺，护送忠公灵櫃归返婺州，葬于明招山。真是义重情深，患难见诚心。
《吕氏宗谱》有云：“忠公”祖俭，与兄岽莱祖谦，在明招山同守墓，前后五年有余，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亲切纯正。忠公待兄成公，平时除兄弟感情外，俨然以师长之礼。淳熙八年（一一八一）正值忠公赴明州上任之际，适逢兄东莱病卒。于是忠公向朝廷请求为兄长服满丧期再赴职。按当时规定半年不赴职者为违年，而服兄长丧期需一年才行。忠公却宁弃官，坚持上服满一年兄丧之表。朝廷念其兄弟情感之深，搁其情而答应。故自忠公始，朝廷诏令违年均以一年为限。忠公与从弟祖泰,字泰然（寓常州宜兴），自幼一起生活，同师问学，关怀备至，感情甚笃。庆元元年（一一九五）祖泰公闻兄祖俭以言事被贬，他徒步往省城探望。对友王深厚讲：“自吾兄之贬，诸人箝口。我虽无位，又必以言报国”。庆元四年九月（一一九八）闻忠公已殁贬地，却又时逢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极愤之，乃诣登闻鼓院击鼓上书，请乞斩韩侂胄。其书道：“道学自古所持以为国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勋劳者也。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而陛下若不知悟耶！陈时强，韩侂胄，童儒之师，躐致宰辅，陛下旧学之臣，若彭龟年等，今安何在耶？韩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庭，一至于如此也！愿急诛韩侂胄及师旦，周筠，而罢陈时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将不测也！”书出，内外大骇，未几日诏下：“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着拘管连州，复奏改放钦州牢城守管（广西）”。后韩侂胄被螟诛，吕氏诏雪其冤，吕祖泰索纸书曰：“吾与吾兄共攻权臣，今权臣诛，吾死不憾《宗史――忠义案》”。迄今读之慷慨激昂之奏书，甚觉浩然之气，充塞天地，英气回肠，激越千古。“祖泰公一布衣之士，效朱云之请剑，真谓同声之谊，患难与共，吕氏多贤”（见《吕氏宗谱》）。
雪冤诏褒 还公本色
“浩浩英风存，荣荣千古垂”。忠公一生，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求仁得仁，虽受责罚，无怨无悔，确是英雄志士应有本色。他文以儒，言圣贤，志忠孝，行义烈，迹达五湖，气贯四海．虽黄花晚节之年，但从不歇学，平日可谓“行筐一担，图书之半”。“在贬所读书穷理，卖约自给，每出必草履徒步，为逾岭之备《宋史》。”鹰扬树绩，蔚于广夏，他尝言：“因世变有所摧折，失其索履，固不足言矣；因世变而意气有所加者，亦私心也”。人称尝言大夫。庆元四年（一二九八）五月卒大云寺居所。终年五十有八岁。开禧三年（一二0七）十一月三日奸臣韩侂胄被诛，十二月十二日，大宋皇帝下诰旨平反，勅赠吕祖俭为朝奉郎。（附圣旨）
勅赠吕祖俭朝奉郎诰
奉天承运皇帝勅曰
朝奉郎吕祖俭，自昔忠公之臣。盖言讳其爱国，发于至诚一身，云絃不暇，计微斯人也。纲常熟兴立载尔国之世臣，光济世美。在朕初载擢宾周行，属时奸兇候窃威福，察微虑渐抗疏指陈，可谓独立不回者矣。朕虚已受人乐，闻谠论辟邪蒙蔽，使尔流落以死，窃有愧。丐更化之初丞加褒赠，凛然劲节，千古有光，昭示后来尚知兴起，可特赠朝奉郎直秘阁。奉勅如后牒到奉行。
开禧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下
嘉定元年（一二0八）吕祖俭赐谥曰：忠公。
理学传家 千秋杨光
为了弘楊理（吕）学，忠公吕祖俭除了直接广泛的讲学外，还为搜集胞兄成公述著孳孳不倦，一絲不苟，花了不少精力，下了不少功夫，可敬可佩。淳熙九年九月（一一八二）在胞兄成公吕祖谦逝世第二年，为刻版《吕氏家塾读诗记》，忠公吕祖俭亲赴闽，请朱熹作序，又赴京，请尚书尤袤作《后跋》，费尽心计。经他与長子乔年公整理、校刊，出版了成公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四十巻，《丽泽论说集》十卷，等大量遗著，汇集了成公生前大部分鸿篇巨著，为后世畄下了研究吕学及吕东莱先生学说的宝贵资料，功不可殁，被学术界众誉为“理（吕）学传家”的杰出典范。
南宋开禧三年，忠公吕祖俭终于彻底雪冤诏褒，玄德定名，实谓千古有光。忠公嘱子孫以“理学传家”为契机，定为本家“堂灯”，以弘照家学於后世传。至今虽已越近千载春秋，他所承之“理学传家”和“尽忠爱国”之精神，已随后裔繁衍、生息、迁徒，千秋衍绪，边及神州大地，茂德巍功，辉映史册。孝子慈孙，尊奉前训，得而守之，世世代代，徽猷永播，缅怀崇瞻，传于信祠。后裔子孙，虽无先人时腾达，鸿举昭彰，但“理学传家”這一传统标志的“堂灯”----“赪字纱灯”，至今仍然虔敬拱奉，视它为“传家之宝”。后人見灯思情，永不忘千秋祖德；祈借“红烛之光”，奉“理学传家”之师，鞭达激励，虚心学习，刻苦奋进，做一个开拓进取、卓尔不凡、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好公民。以上不愧天，下不怍人，慰先人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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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六十年岁次己丑月日
忠公吕祖俭嫡传二十四世孫 士 禄 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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