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孔子1

       一、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说者，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边韶（《老子铭》。）、何休（《公羊解诂》。）、杨士勋（《榖梁疏》。）、王钦若（《册府元龟》。）、刘恕（《通鉴外纪》。）、胡安国（《春秋传》。）、洪兴祖（《阙里系谱》。）、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濂（《宋学士集》。）、胡广（《四书大全》。）、王圻（《续文献通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曾（《读书敏求记》。）、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及《群经补义》。）、李锴（《尚史》。）、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大昕（《养新録》，及《三史拾遗》。）、李惇（《群经识小》。）、孙志祖（《读书脞录》。）、蔡孔炘（《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诸人。依后说者，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刘安世（《元城语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孔传（《东家杂记》。）、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大事记》。）、叶大庆（《考古质疑》。）、罗泌（《路史·馀论》。）、孔元措（《祖庭广记》。）、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邓元锡（《函史》。）、彭大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谱》。）、吕元善（《圣门志》。）、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邱剳记》。）、齐召南（《帝王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志疑》。）、陈宏谋（《四书考辑要》。）、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成蓉镜（《经义骈枝》。）、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诸人。（详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近人俞樾、刘师培从前说，最近崔适《史记探源》从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二、孔子为委吏乘田考

　　

　　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作“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畜息蕃。”司职者，毛大可《四书改错》云：“《周礼》牛人有职人，主刍豢者。职通作枳，杙也，所以系牛。又名乘田者，以公牛刍豢，皆甸田中事也。”（古乘与甸通。）季氏史，《索隐》云：“有本作委吏”。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崔述《洙泗考信录》云：“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后人又妄加氏字耳。《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殊无明据。大抵在郯子来鲁之先，否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也。”今按：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三、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考

　　（附：南宫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崔述云：“《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按今《史记》鲁楚两《世家》及《年表》，并误在昭公八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世家》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于昭公之十一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阙里志·年谱》亦载此事于十七岁，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何其不思之甚也？”梁玉绳《史记志疑》亦云：“此是史公疎处。《索隐》《古史》并纠其误。”今按：是年孔子实三十四岁也。又考《左传》昭公二十年，“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弔，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弔焉？”时孔子年三十，琴张盖已从游。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其收徒设教，或者亦始于是时耶？

　　

　　又按王世懋曰：“《史记?孔子弟子传》，南宫适字子容，而述《论语》两条以实之，初未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隐》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论语》注遽云：谥敬叔，孟懿子之兄。适见《家语》，一名縚，已有二名，《左传》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索隐》又云仲孙阅，是又二名，岂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孔子在鲁，族姓颇微，敬叔公族元士，从孔子时定已娶矣，孔子岂得以兄子妻之。《礼记》，敬叔载宝而朝，孔子曰：丧不如速贫之为愈也。若而人，岂能抑权力而伸有德，谨言语而不废于有道之邦耶？”阎百诗曰：“南容名适，一名縚，与敬叔名说，载宝而朝者，当是二人。”

　　

　　

　　

　　四、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

　　

　　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冯景《解舂集》驳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则此时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焉能与孔子适周？”毛奇龄《毛氏经问》十二驳阎说同。梁氏《志疑》云：“敬叔生于昭十一年。当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时，不但敬叔未从游，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时，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门从师。且生才十四岁，恐亦未见于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孙于齐，安所得鲁君请之？此皆当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今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然其事若断为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无日食，则《曾子问》所载为虚。而孔子适周之事，益见其不足信矣。阎氏所举四说，云《史记》载适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记》特叙孔子适周事于昭七年后，二十年前，含混其辞，未尝实指为在昭之二十年也。此自是阎说之误。《水经注》（按此引皇甫谧《高士传》。）十七适周之语，特以史载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从而为之说，错谬益不可信。昭公二十四年之说，既具如诸家之驳。且《索隐》但解僖子之死与使其子学礼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谓二十四年适周问礼。此皆由误读古书而来。（《毛氏经问》辨此颇详。）至《庄子》五十一之说，则又与《礼记》相舛。何说而必以《庄子》之寓言十九者为可信？郑环《孔子世家考》谓：“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无籍敬叔之请车，而亦无暇适周矣。”是五十一之说，又难凭也。即诸说之自相矛盾，亦足见其事之非信史矣。（孔广森《经学卮言》又定孔子适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说曰：“子在周时，《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之语。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苌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校，则适周其在定公之三年欤？”然《家语》为王肃伪书，其言非可徵信。则定公三年之说，亦复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亦疑刘文公以定四年卒，则适周当在定二三年。然又以与《庄子》冲突，疑《孔丛》伪讬非实。良以《孔丛》《家语》，其可信之价值，犹在《庄子》下也。）

　　

　　且孔子适周见老聃问礼一事，又不徒其年岁之无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异》曾列举三疑，谓：“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玄注谓古寿考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隐者不为周史，是也。顾余谓《戴记》出于晚世，其语亦何可信？《论语》孔子言礼，皆关君臣名分，国政大体，绝不拘牵小节。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与《曾子问》所记四事皆不类。则不徒史传可疑，即《戴记》亦虚造。盖出后世小儒，转袭孔子问礼老聃之语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谓孔子之所从学可信，亦非也。（《论语?述而篇》窃比于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注》本之。王弼则云：“老，老聃，彭，彭祖。”何义门曰：“老聃之生在彭后，不应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礼》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圣人窃比之意。孙奕读彭为旁，旁侧也，谓欲自比于老子之侧，盖谦也。强生异端，穿凿无理。”崔东壁亦云：“《论语》不载老子。”（互见《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则《戴记》之不可信益显。）

　　

　　抑余犹有辨者：《庄子》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则固非适周。后人混而论之，亦非也。南荣趎见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则《庄子》书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隐者。惟《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姚鼐云：“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所谓藏之名山。”）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则明非《庄子》时书。《庄子》书中舍此固不见老聃居周为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归居，则孔子虽欲西至周，而仍见老聃于沛耳。《寓言篇》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适秦。然谓径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隐也。《养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则亦未尝谓其出关而隐，莫知所终矣。史公《老子传》虽本《庄子》，已远非《庄子》原书之本相。此必史公旁采他书，混为一谈，窃恐老子为周守藏史之说或犹出庄子之后也。（凡言孔子师老聃，似皆出《庄子》后。《墨子?所染》与《吕览?当染》大体相袭。然《吕览》有孔子学于老聃语，《墨子?所染》无之。疑《所染》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师老聃。《荀子》《韩非》则亦屡言及老聃矣。）

　　

　　又按《春秋左氏传·序·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家语?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相表里。”所引与今《家语?观周篇》文不同。（臧琳《经义杂记》谓此乃真《家语》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辨之云：“严彭祖《公羊》经师，妄语，何也？或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高材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禄利之途使然。”贾逵亦在王肃伪造《家语》前。刘氏必谓此说尚出肃后，则无证。是汉时《家语》自有此说。）然则初本谓孔子适周，乃为修《春秋》而观书，与左邱明偕。其信否且勿论，而一事两传，遂谓孔子与南宫敬叔往见老子也。（此犹如庄周本谓孔子问道于老聃，而后人又以为问礼矣。）《韩诗外传》三《说苑?敬慎》皆谓孔子适周，于太庙见欹器，而《荀子?宥坐》及《淮南子》均谓在鲁桓公之庙。足徵传说递变，初不谓其适周者，寖假而遂以为适周。初不谓其见老子，寖假亦遂以为见老子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此亦谓孔子如周为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乃谓“《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盖孔子是年复适周。《曾子问》从老聃助葬，应在此时。”不悟鲁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乃孔子《春秋》绝笔之岁，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观书于周室。且是年六月，陈恒弒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时孔子已年老，岂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鲁，为此道路之仆仆耶？（《春秋说》：“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得端门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此谓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国宝书，乃至成《春秋》，先后不逾六月，说固难信。然亦不谓孔子身至周。）且纵谓孔子适周，彼其时已德尊道成，岂犹琐琐问日食小节于老聃。林氏强为比附，何也？

　　

　　《世家》又云：“南宫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崔述云：“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今按《说苑?杂言篇》：“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此亦传说，（敬叔少孔子二十余岁，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称其谥？此即可疑。）而较近理。盖孔门第子多出微贱，惟敬叔最为贵族。故有乘我车而道加行之说。及其传而益远，遂谓敬叔请于君，与之车马而适周矣。凡此皆足以见孔子适周见老子之为传说，非信史。

　　

　　故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徵，其事不信。至其书五千言，亦断非春秋时书，此当别详，兹不具。

　　

　　

　　

　　五、孔子适齐考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奔齐，鲁乱。《世家》系孔子适齐于是年乱后，是也。时孔子年三十五。《世家》又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适鲁，与孔子问答。《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亦同。江永《乡党图考》辨之云：“《左传》昭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尝有适鲁之事？岂齐侯来而《春秋》不书乎？”崔述《洙泗考信录》亦同此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为六国时人伪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为此说者，因是年齐侯田于沛也。今按：《世家》载孔子秦缪之对，以王霸分说，诚为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言王天下者。江氏诸人之辨良是。殆以孔子奔齐，臆想其预与景公、晏子相识，遂误会于田沛之事而为此说耳。（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四云：“知猎后入鲁问礼者，案下文云，齐侯至自田，《传》采拾列国之史而成，凡行于国内，史不书至，惟入鲁故书至。《传》即承旧史而书之可知也。观虞人之对，历陈田礼，盖景公感此而问礼矣。史公说当得之《抄撮》《虞氏春秋》等书。”今按：谓《传》采拾列国之史，宁有记虞人之对，而略其入鲁问礼之理？若曰行国内不书至，僖四年晋献公田，六日，公至，定亦出国者耶？章说殊牵强。《左传》自有虞人陈田礼，及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之语，故后人误以为景公入鲁问礼遇孔子矣。）《世家》又称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志疑》引景吏部曰：“欲通齐景，不耻家臣，孔子而如是乎？且据《史》所说，孔子三十岁时，景公与晏婴适鲁，既有秦缪之对，而景公悦矣，至此又何必自辱为家臣以求通也？”今按：孔子先见景公，自不必为家臣以求通，《史》说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鲁昭二十年景公未尝入鲁，又引此以驳孔子为家臣，则亦进退失据。崔述亦疑孔子无为家臣事。然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此等俱难详考，不得輙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如晏子沮孔子，其语本《墨子·非儒》，固不足信。（参阅孙诒让《墨子闲诂》）。然必谓晏子必不沮孔子，则同一无据，犹如谓孔子必不为家臣也。）

　　

　　

　　

　　[附]晏婴卒年考

　　

　　《史记?齐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传》记晏子言行，止于鲁昭二十六年，即齐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其文又见于刘向之《说苑》。其说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没，至迟当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历事灵、庄、景三公，庄公被弑，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强而仕，其时晏子名德已高，当近四十，则其寿殆逾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辞邑之说也。《左》襄十七年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是其时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尚又八年，其时晏子当已过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适齐，晏子年逾七十矣。齐侯田于沛之年，晏子亦当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证是年景公、晏子适鲁与孔子问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见于《左传》者最为得实，今传《晏子春秋》有明袭《左氏》者，亦有袭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书晚出，多不可据。如谓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云云，不知子贡是时尚未及孔门。又有晏子使鲁，仲尼使子贡往观，不知子贡之从孔子，晏子则已卒矣。至曰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待，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更不足辨。又谓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则孔子相夹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谓晏子即以是年卒，何以《左传》于鲁昭二十六年以后，历十六年之久，更不载晏子一言一事乎？证以《晏子春秋》没十七年之明文，其为不可信明矣。至后人谓《晏子春秋》出于墨家，观其多载孔门事，知亦非是矣。

　　

　　

　　六、孔子自齐返鲁考

　　

　　孔子居齐年数，《世家》不详。后人或谓七年，或谓一年。七年之说，《历聘纪年》主之，狄子奇《孔子编年》辨之，云：“《历聘纪年》盖误读《史记?世家》而云然。《世家》云：孔子遂行，反乎鲁。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年四十二句，与下句连读，非谓反鲁时四十二岁也。”一年之说，江永《乡党图考》主之，狄子奇和之。江氏之说曰：“昭二十七年，吴季札聘上国，反于齐，子死蠃博间，而夫子往观葬，盖自鲁往观，蠃博间近鲁境也。然则在齐不过一年耳。”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云：“蠃博在泰安县境，距齐都远，于曲阜为近。夫子观葬，盖亦自齐归鲁，途中偶遇，未必特为此行。则归鲁当在是年春可知。”又曰：“孔子于齐，接淅遂行，岂迟至八年之久？”此一年之说也。崔述则谓：“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棲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未可知。”然考之《世家》云：“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立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栖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崔氏之说，纯出推想，未足信。今既他无可考，姑依江氏说。

　　

　　

　　七、孙武辨

　　

　　《史记?孙吴列传》有孙武为吴将兵。《汉书?艺文志》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本传则称十三篇。然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叶水心《习学记言》辨之云：“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辨士妄相标指，非事实。又书论将能而君不御，春秋时固无中御之患，战国始有，而未甚。又云智将务食于敌，城濮之胜，晋入楚师，三日谷，邲之役，楚亦谷晋三日，然未有指敌以为食者。”全谢山《鲒埼亭集》又申其说云：“吴、楚交兵，吴本胜，而用兵实无胜算。《左氏内外传》纪吴事颇详，绝不及孙武。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亦不甚及孙子。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姚姬传《惜抱轩集?读孙子》亦有发明，云：“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庐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亦谓：“《孙子》书言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万者。且阖闾用兵，前后得失，亦与孙武书大相刺谬。”余读《孙子?五校》，首之以道，而后天地。此必自庄周后乃知有此。其曰：“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形名之语，亦起战国中晚。则《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详《考辨》第八十五。

　　

　　

　　八、阳虎名字考

　　

　　《论语》“阳货欲见孔子”，《注》：“阳货，阳虎也，季氏家臣。”邢《疏》：“盖名虎字货。”《孟子?滕文公篇》：“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赵《注》：“阳虎，鲁季氏家臣也”，又曰：“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赵《注》：“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云：“按赵意似以阳虎、阳货为两人。虎既囚季孙，专鲁政，则升为公臣，岂肯尚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说。注但望文生义，未必以为两人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则谓“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因疑阳货、阳虎之固非一人焉。今按：赵《注》“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专明礼大夫有赐于士云云之意，故不称季氏家臣，而变文曰大夫，并不以为两人。至家臣称大夫，亦多其证。《左》昭七年，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曰云云，即家臣称大夫也。阎氏《四书释地又续》、毛氏《四书賸言》论此颇详。宋、崔之说皆非。

　　

　　宋氏又以阳虎谓即杨朱，其说尤怪。引《盐铁论?广地篇》：“杨子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谓：“西汉人称阳虎为杨子，阳杨古字通用，疑阳虎即杨朱。《韩非?外储说左下篇》曰：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以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又曰：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主，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主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虎善取，不善树人，即《孟子》杨子取为我之说也。言务取以为己，若树人则且为己害。《孟子》《韩非》之所言，正是一家之说。仁者治人，其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富者务取，为己者不为仁，亦取为我之说也。”宋氏之论如此，可谓荒诞不经之尤矣。务取之云者，即善窃人国之谓，与杨朱为我，风马牛不相及。不善树人者，《韩非》下文明明自言之，曰：“夫树柤梨桔柚者，食之则甘，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阳虎亦自悔其树人之不善耳，岂谓凡树人皆且为己害哉？为富之与为我，其间相去，尤不可以道里计。宋氏比而同之，甚矣其不知学也！乃谓：“子居合言为朱。《虞书》化居，化通货，疑子居为阳货字。其为虎，或为货，或为朱，盖变姓名如范蠡。”比附虽巧，弥缝虽密，要不足与议学术流变之大体矣。又以《列子?杨朱篇》记杨朱言孔子受屈于季氏，见逐于阳虎，因谓：“虎在春秋时，蒙恶声，故为杨氏学者，讳言为一人，故有此语”，此尤强说。宋氏敢为奇论，无所忌惮，虽时有所得，而妄诞者特甚。其解《述而》一节，强附于老子，殆亦阳虎、杨朱之类。要之不识学术之大体，而徒比附考论于小节，则尠有不失。宋氏特其显者也。

　　

　　

　　九、孔子五十学易辨

　　

　　《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条解者，从来不一。《易乾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田艺蘅《留青日札》云：“此言五十，即《乾凿度》之五十也。”是谓孔子以五十之年学《易》也。《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或云：“古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语”，是谓孔子以七十之年学《易》也。俞樾《续论语骈枝》云：“此当以加我数年为一句，五十为一句，以学《易》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数年而言，言或五或十也。”是亦取《世家》晚而喜《易》之说，而略变之也。今按：惠栋《论语古义》云：“《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而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陈鳣《论语古义》云：“五十以学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无大过矣者，即欲寡其过意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云：“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则不亲学矣。”通观诸说，《鲁论》为是。又《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林春溥曰：“《正义》以为四十七时语，尝疑其无据，及读《史记》，孔子四十七岁以阳虎叛不仕，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乃知斯语之非妄。”（林说见《开卷偶得》卷六。）今按，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说详后。）其前皆不仕。《正义》四十七时语，盖为近是。惟古者无六经之目，《易》不与《诗》《书》《礼》《乐》同科，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言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

　　

　　

　　一○、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甚众。赵翼《陔馀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辨之尤力。大意谓：“公山弗扰即《左传》公山不狃。据《左传》，不狃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时孔子方为司寇，主堕费之议。弗扰不肯堕，至率费人以袭鲁，岂有弗扰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据《左传》谓弗扰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伪孔注论语》谓：“弗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阳虎执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扰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朱子《集注》，毛奇龄《四书稽求篇》从之。）《世家》云：“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按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此误。）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是谓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江永《乡党图考》从之。）狄子奇《孔子编年》引郑氏环曰：“不狃之召，当在定八年冬阳虎入讙阳关以叛之时。《史记》系之九年阳虎奔齐之后，非是。”狄氏又云：“《世家》虽系之九年，然云此时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则又谓其事在八年也。（苏氏《古史》载《论语》以费畔，亦在八年。）三说孰当且勿论，而赵、崔专据十二年一说以疑《论语》，可知其未是。

　　

　　赵氏又云：“《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虎逐之。是时不狃仅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讙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己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此叙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以费叛召”，则又泥于《论语》以费畔召之语，而未得其解者。夫《论语》谓以费畔召者，此著其实耳。在当时不狃之召孔子，决不以叛乱为辞也。特以孔子有名德，为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阳货亦曾欲见孔子而劝之仕矣。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盖虽季氏未及讨，而固不得谓《论语》于此不应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谋逆，非称兵”，此说极析。）崔氏又云：“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乡党图考》云：“不狃与阳虎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谓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斯为得之。）若《论语》其为东周之语，或出孔子一时戏言，或由后人记者润饰，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实未往，其事当在定公八九年之间，则斯足矣。（郑环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冬，以九年春孔子为中都宰也。）至其后子路主堕费，而季孙从之者，正由当时亦自知弗扰之有叛志，而惮于力征，因借堕都之名，以收削权之实，而弗扰遂终出于一叛也。（翟灏《四书考异》，沈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谓公山不狃以费畔，而季氏召孔子，则并句读而失之。考古者不一本情实，而先以为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