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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汉水中上游地区成为以湖广、闽粤为主体的全国性大移民的焦点，几代人为之漂泊的移民运动猛烈冲击着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闽粤、荆楚、中原、吴越等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与古老的秦巴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组合，使之呈现出一种交相辉映，多元化特色的奇异文化现象。客籍宗族谱牒文化则是共生于这些地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一、汉水流域客籍家族形成的原因 明洪武时期，为了抚治元末明初的战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果断采取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调剂农业生产人力之不足，诏令“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多的地方”，湖广、山西及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户族被大批迁徙到河北、安微、河南、鄂西、陕南、四川等荒芜之地。这些家族从此以后虽不敢再公开回到原籍，却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到处流浪，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辗转来到汉水流域的川陕鄂边区。成化十三年（1477），明宪宗委派都御史原杰出抚，“遍历山溪，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安置流民，清理户籍，调整行政区划，得户十一万三千，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为此，于三省边界地区新置白河、山阳、竹溪、郧西、南召、桐柏、伊阳七县，并新置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兴兵设戌，悉心抚治。使大批流民得以安居乐业，从而使汉水流域人口迅速增长。此后，流民源源不断进入汉水流域，到正德末，各地流民进入汉水流域落户入籍形成高潮，使汉水流域各府、州、县的人口不断得到充实。明代移民奠定了汉水流域人口的基础地位，它是历经战乱灾荒后汉水流域人口的主体，也是后来汉水流域所谓的“老民”。 明末清初，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人祸使汉水流域社会经济再次遭受到严重破坏。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从顺治颁布《垦荒令》开始，到康熙采取强制措施推行“移垦”政策，经过雍政、乾隆、嘉庆几个朝代的努力，历经一百余年，终使这一场涉及全国十几个省的大规模移民得以实现，这一战略性的移民，在秦巴山地、汉水流域开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嘉庆朝以后，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以太平天国为主线的国内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一场遍及东南和中西部地区各省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军事较量，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进而引起清代第二次大移民。这次以苏、皖、鄂地区为主体的大移民，给汉水流域带来又一次巨大的冲击。 明、清两代的几次大移民，促使秦巴山地、汉水流域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闭关自守的汉水流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移民宗族谱牒为我们保留了大量人口迁徙的信息，也为我们研究明清宗族社会提供了丰富资料。 二、客籍谱谍的历史渊源 20多年来，笔者有幸收集到汉水流域现存的各类客家谱牒三百余部（件），纵观各部家谱，可以清楚地发现，客籍宗族谱牒的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伴随着一个家族的兴盛而兴起，也随着一个家族的没落而衰亡。其中一个重要规律就是“盛世修谱”。每当一个朝代出现中兴景象，民间的修谱活动就自然形成高潮；而每当社会动乱，不仅修谱活动中断，就连世存谱牒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早在秦汉时期，一些世家望族就有了修谱活动。笔者手头所能检索到的最早的谱牒资料为秦王政十一年乙丑（前236），太公尚第二十五世孙，秦相国文信侯吕不韦撰写的《吕氏世谱序》称：“太公为圣王师亨屯拯溺，所以惠天下，后世渥巳享有营邱，传世二十为诸侯，二十有九，历年七百四十有四，非甚盛德畴克，若兹田氏不道，肆灭天常，始则窃我政柄，因植其奸；终则移我社稷，遂奸其位。公之后东迁海上，吕氏之存者寡矣。公子进几而作亡命奔韩。今距公子进五世尔，然谱牒不存，几无所据……于是参考载籍，本乎炎帝伯夷，而以太公为始祖，下至于今，凡二十五世，作《吕氏世谱》，以贻后人。”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编修宗族谱谍之风更为盛行。如：东晋咸康二年（336）三月，成帝司马衍诏索天下诸大家宗谱，詹事舍人方孚上扬州遂安县新定里大宗方氏血脉谱表。成帝敕令：“付尚书省佐著作郎、知谱事柳柏华、王勘一校，韩金辉二校，都曹令刘宏三校，孙瑜四校。”柳柏华勘校后上疏奏称：“方氏神农之后，榆冈之子，方雷封方山，谥命赐姓，经传子史，实是不虚。方相、方叔、方瑗，名宦著于三代，方伟、方望、方紘、方储、方侪、方俨，祖孙父子兄弟继作汉朝，显著风烈。”成帝御书批云：“果实不虚具，真是名家盛典，汝方孚世世藏传，永久勿失。”① 唐贞观六年四月初一，唐内阁中书温彦博曾为《林氏宗谱》撰写了一千三百字的《林氏源流总序》，称“林氏之先，出自黄帝，高辛氏之后。”唐贞观六年十月吉日，唐太宗敕定《欧阳氏谱序》②；唐贞观十二年，诏令高士廉、韦挺、芩文本、令狐德，棻编赍天下谱牒，质诸史籍，先宗室，后外戚，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氏族志》。一时，士大夫得所考据，始各立其家乘焉。” 北宋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日趋稳定，经济日渐繁荣，所谓“盛世修谱”就摆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门阀士族的家世格外受到重视。笔者在大巴山深处发现三种版本《秘书堂夏氏宗谱》残本，其中收录了咸平二年正月十一日宋真宗赵恒向文武群臣下达的修谱诏令，诏令说③：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者因生赐姓，故有姓氏之书；别生分类，故有司姓氏之官；其有关于世教之大者，莫非谱牒……汉起沛中，本陶唐至玉牒；唐发陇右，实皋陶之金枝；若我朝源于伯益，振于涿郡。太祖皇帝肇开区夏，应天生圣人之祷；太宗皇帝克绍前烈，符太平天子之歌；仙源积庆，天派分祥；膺前代禅受之宜，接上世统传之正。尔在朝文武百官，亦莫各有原委，允当修述乃祖之本末，以进俾朕得观览。以知我朝人物之盛也。于戏源之深者流必长，膏腴之沃者叶必茂。秩秩昭穆，则知祖宗之有；绳绳世系，实衍谱牒于无穷。故宣昭示，咸使以闻。 到宋仁宗后期，社会稳定，政治上的科举制和经济上的土地私人占有制已经确立，与宋王朝几乎同时成长起来的几代士大夫，进入了权力和财富的鼎盛时期，他们不约而同的肩负起复兴宗族制度的历史使命，这使得宗族制度进入发展史上的一段重要阶段。 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在处州丽水（今浙江丽水）设置了义庄，并拟订章程曰：“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流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宋皇祐三年（1051），他又亲自为范氏家谱作序④，使范氏族谱的编修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与此同时，皇祐、至和年间，欧阳修、苏洵也先后编写了本家族的新族谱，为以后中国民间族谱的纂修树立了典范。 受范仲淹、欧阳修和苏洵的影响，南宋修纂族谱的家族逐渐多起来，保存在南宋士大夫文集中的谱序、谱跋约有数十篇之多，记载了当时族谱的体例。乾道九年仲冬之吉，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进知左丞相兼枢密院事王旦为安徽桐城撰写的《皖桐吕氏宗谱叙》说：“粤稽吕氏之先始，出自虞夏之际。封姜姓于吕，之后至周失国，子孙因氏焉。则自三代以来，其为名世也。秦汉之时，裂而复合，合而复涣，其间四布，不可纪极。传至唐太宗，奏天下谱牒作氏族志。而吕氏与首称焉。”一些士大夫甚至超越欧阳修、苏洵的观点，把修纂族谱作为医世治俗的收族手段，强调不仅要尽收五服以内的族人入谱，而且还要将出了服的族人收在一起。 元代族谱的修纂，有其一定的叙述法则，当时称为书法。其分类大体上约定为派别、命名、生平介绍、继承、族人迁徙、劝戒等基本内容，表现出一定的伦理和宗法要求，但远没有后世一些族谱那样严格讲究，也不似一些后世族谱那样突出“修谱收族以佐治，培养族人为顺民”的指导思想，视修谱为忠君报国之举，将修谱纳入以孝道治天下的范畴。可以说，元代族谱是元朝政权荒于文治、士大夫在异族统治下自我保护、强化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反映。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奉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族谱的修纂更加频繁，渐渐形成了数十年一修的传统。尤其是到了清代，客籍人更加重视敬宗收族，时人认为三十年为一代，故大的宗族一般主张三十年一修。频繁的修谱活动使得族谱体例更加完善。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以睿智的眼光看到，千家万户的族谱的修纂，族规家法的推行，为稳定基层社会秩序能起到国家机器所难以企及的作用，因此，他颁布圣谕“圣谕六言”24字：“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全生理，勿作非为。” 明政府在各地通过多种渠道广为宣传，要求人民遵守。明代一些族谱将“圣谕六言”载入宗规家训，以约束族人。清朝建国之初，清廷借鉴明朝治国的经验，于顺治九年向八旗及各省颁布了“圣谕六言”，故清代的一些族谱也载此六言。到康熙九年，清廷又向全国颁布了本朝的教民纲领———《上谕十六条》，将“圣谕六言”进一步具体化。其内容是⑤： 敦孝弟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匿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弥盗贼 解忿仇以重身命 雍正皇帝又对其进行逐条解释，形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颁行天下，成为人民思想与行动必须奉行的圭臬。清代汉水流域族谱宗规家训中收录《圣谕十六条》或据此制定宗规家训者为数甚多，有的甚至不惜工本将《圣谕广训》收入族谱，刊于卷首。如安徽迁陕西《琅玡王氏宗谱》在卷首用八页套红边框十方醒目地刊刻了《圣谕十六条》⑥；福建上杭迁居紫阳之赖氏在乾隆十八年以后的几此修纂族谱中，将《圣谕十六条》及雍正的解释作为《家规谨遵》全文收录。 有的族谱则依据《圣谕六言》或《圣谕广训》基本内容又修订或制定十分详细的规则。定居于汉阴、石泉一带的“始平堂”湘乡冯氏几次修纂族谱都不惜以大量篇幅贯彻和拓展《圣谕》的原则，四德堂刊《冯氏族谱》残本所载家诫、家训达数十条之多。如：一要周恤贫苦，二要和睦邻里，三要御下以宽，四戒忤逆不孝，五戒贪谋风水，六戒崇信释道……等；而乾隆三年续修的《始平堂冯氏族谱》⑦又增录了本族于康熙五十一年制定的“训家十则”、“诫家十条”、“勉家十箴”以及“十事勿听”、“十般不齿”“十必惩逐”、“十当恤爱”、“十不可信”等，洋洋达八十条之多。 三、汉水流域客籍族谱的分类 汉水流域迄今所发现的各类客家族谱尽管相对存世不多，但经过深入挖掘，仍能获得相当数量的珍本。其版本繁多，体例不一，编修的时间、地址、编纂人的学识水平等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谱书的学术价值也大相径庭。从目前笔者所收集到的谱牒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1）客籍家族迁徙时从原籍带来的老谱。 这些谱牒多为明代中后期至清顺治、康熙年所修纂，其体例已趋成熟。和明代前期以及元代以前的族谱相比，明代族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宗规家训、祠产等宗族制度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宗族制度在明代发展了。就体裁而言，明代族谱增加了“志”的内容，这是族谱进一步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的成果，而使体例完备的体现。 紫阳县东七元河福建上杭移民赖氏，其家族历来十分重视修纂家谱，且重视名家作序。早在唐代，赖氏编修族谱时，都御史、真定武邑人苏安恒就为其撰写了《赖氏族谱序》；宋咸淳九年二月初三日，赖氏重修族谱，文天祥为其撰写了《赖氏重修族谱序》；明万历四年、天启七年迁福建赖氏又两次修谱，吏部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福建莆田人方鼎为其撰写了《赖氏宗谱序》及《赖氏原始纪略》等文；至清代，赖氏先后于康熙五十五年、乾隆十八年、道光元年、咸丰四年、同治十年、光绪二年六次重修族谱。在这前后十次的修纂族谱中，有五个版本（唐及宋咸淳、明万历四年、天启七年、清康熙五十五年）是原籍编修；有四个版本（乾隆十八年、道光元年、咸丰四年、同治十年）是迁陕支系与原籍合修，均收入了迁陕赖氏支派；只有一个版本（光绪二年）是迁陕后独立完成的。 迁自广东长乐和江西丰城的范仲淹家族后裔，所携带的《范氏大成宗谱》收录了宋绍兴元年（1139）、绍定二年（1229）、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明景泰元年（1450）、正德八年（1506）、清雍正五年（1727）、乾隆二十三年（1758）等年代修纂的《序》或版本； （2）定居汉水流域之后，应原籍宗族家门之邀而回籍参与共同修纂之谱。 此类族谱多为乾隆末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所修，在现存谱牒中占较大比例。例如：汉阴县旋涡堰坪乡吴氏家族所珍藏的《星沙善邑冷木冲吴氏族谱》⑧就是典型的例证。该谱于咸丰十年由渤海堂刊印，吴氏迁陕第三代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专程由陕西回湖南，为其家谱撰写了诸如《先德录》《祀田篇》等不少篇章。吴敦品不仅记述了其先祖从湖南移垦汉水流域汉阴之功绩，而且在该谱的卷二十一《祀田篇》中，还记述了他回祖籍湖南探亲修谱的史实，对吴氏族人于咸丰年间的修谱活动记载也颇为详细。据称，为编印族谱，吴氏专门组织人力、财力于湖南长沙建立了谱局，从采访、编纂、撰写一直到制版、勘校、印刷、装定乃至分发，谱局都进行了严密的分工，其工程浩大，组织严谨。该谱刊印共二十一卷，其中迁秦世系支谱则占六卷之多。谱成之后，汉阴吴氏五大房派人专程回湖南领取，由各房长子世代相传。笔者在汉阴堰坪所见编号为“阙”字号谱本，其卷谍浩繁，以一大木箱盛之。据说，吴氏族人当时赴长沙领谱因无印章而延误数日，最后在长沙托保临时刻制印章，方得以办理领谱手续。此印章与吴氏族谱现仍收藏于堰坪吴氏长门裔孙家中。⑨定居于白河茅坪的柴氏家族，曾八修宗谱，其中，除一修宗谱于宋元时在江西贵溪完成之外，其余七次续修均系清代以后所为，且皆由湖北浠水老庄编修，白河柴氏作为支派入谱并协助编修。二修宗谱于康熙三十八年完成，浠水知县许柞远作序；第三修从乾隆十九年（1755）开始，至乾隆四十七年（1783）完成，二修至三修时隔83年；第四修于道光五年（1826）完成，三修至四修时隔43年，道光六年湖北老庄首次送谱入陕；第五修于咸丰十年（1860）完成，此前咸丰七年（1857）白河柴氏裔孙柴后禄始修墨谱一卷寄至湖北老庄，咸丰十年总修时，白河柴后禄任谱务助理兼编修，四修至五修时隔34年；第六修始于光绪六年（1880），浠水老庄派员来白河开丁，光绪十二年（1887）编成，白河柴氏支派柴世显（光绪丙子科举人、候铨知县）、柴世德（恩贡生分授礼泉县教谕）参与编修，五修至六修时隔27年；第七修于宣统元年（1909）完成，白河支派柴守愚（候补直隶州州判、河南灵宝知县）、柴守身（候补四川省直隶州州判）、柴守先（白河庠生）参与编修，距六修22年；第八修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开始，浠水老庄派员来白河采访，民国二十六年完成，白河柴兴祚、柴兴宪参与编修。因抗日战争交通阻塞，至民国三十六年老庄方送谱至白河，白河柴氏举行了盛大的迎谱大典，与会各房三百余人。八修距七修28年。由此可见，柴氏由浠水迁至汉水流域200余年，仍未能割断与原籍的宗族联系，其维系这种联系的重要纽带乃是族谱。⑩ 紫阳县高桥乡金氏所珍藏的匈奴后裔《义门金氏重修宗谱》，编修于清同治五年（1866），记载了金氏原为汉匈奴王太子金日蝉（音midi）的后裔，乾隆十五年（1750）从“世居湖广通山县雨山源”的金氏总派中析出，迁居于陕西紫阳遂落籍于斯。该谱亦为移民回原籍修谱之例。 石泉县迎风镇庙梁村发现的编修于嘉庆二十一年的《余氏支谱》，就是皖南鄂东余氏在迁居汉水流域几十年后参与原籍家族编修的。余氏第十九代孙余允魁在《支谱序》中充分表述了移民客居他乡对纂修家谱的渴望之情： （余氏子孙）星罗棋布，不有谱以收之，则涣者何以使之聚，离者何以使之归？兹今忝列宫墙，而于谱事久切志之。奈身居秦域，不能与故里诸君相为纂辑，徒郁郁于怀，耿耿于心，每叹吾祖于寤寐之间，念吾宗于风雨之际。亦仅诵之在口，铭之在心焉。今何幸籍之有人，欣然同志共议纂修，非所谓敬宗睦族之意乎！是举也，远宗近祖籍以开其先，孝子贤孙得以启其后，正名定分，千古之纲常不坠……{11} （3）客籍宗族新编族谱。 各地移民在汉水流域定居繁衍数代而大有发展者，于汉水流域居住地新修家谱，多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乃至民国年间所修。例如：汉阴县涧池铺张氏自福建漳州迁陕后，先后于嘉庆七年、同治六年、光绪十一年三次修纂家谱。其中尤以光绪十一年修谱最为隆重，“合族共举议数人总其事，分查者十余人，按丁大小派资”，投入此事者有思、真、成、全四代共五十人，从光绪十年秋开始，至光绪十一年腊月告竣，历时年余，共木刻刊印《清河堂张氏族谱》九十部，每部六本，以千字文编列序号，按思字派有后嗣者发放，共分发八十部，由每房长者掌管。余十部连同梓版共存永宁堡。这十部封存的族谱和数量庞大的木雕版应该说是十分珍贵的，它的去向何在？至今无可寻觅。{12} 前文所述紫阳县东七元河福建上杭移民赖氏，尽管其子孙分居各地，但其宗脉的联系始终未能中断，二百余年来，迁陕赖氏子孙不仅同福建上杭的老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同江西赣州、宁都、义宁州、会昌、瑞金以及广东揭阳、潮州等地保持着联系。光绪二年迁陕赖氏在赖清键的主持下独立编修了自己的家谱。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赖氏迁陕及其定居汉水流域后各支派的繁衍情况。 陕鄂边地竹山县得胜铺移民大冶陈氏，从嘉庆十五年（1810）白莲教平定之后开始谋修宗谱，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总共六十六年，直至光绪二年（1876）方得以完工，修纂成《真良家陈氏宗谱》十卷。它不仅全面记载了大冶陈氏西迁后的繁衍生聚情况，而且对江西进贤庄所属各支派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宗谱印制精美，包装华贵，是不可多得的谱谍珍品。 福建龙岩迁陕谢氏也非常重视族谱的修纂，曾于咸丰三年（1853）、光绪元年（1875）、宣统三年（1911）、民国九年（1920）、民国二十二年（1933）先后五次编修族谱。其中，咸丰三年、宣统三年、民国九年三次仅修成墨稿而未刊印，光绪元年和民国二十二年则印发各房。 定居在汉阴、石泉等地的湘乡冯氏迄今保存的《始平堂冯氏族谱》，已经过几次续修。从目前保存的版本来看，一是“四德堂”藏版残本，“后贤继修”；二是乾隆三年由冯淑据“四德堂”藏版续修镌刻的，内有“始平堂”冯氏第十九代孙冯汝馆所撰《冯氏族谱语录》及二十代孙冯正缃、冯正续撰文、二十一代孙冯长琏书丹的《家谱序》。此次修纂族谱从康熙四十七年（1709）开始，至乾隆三年（1738），历时30年，成谱于湖南；三是道光十一年（1831）由始平堂冯氏第二十二代孙冯念书在石泉县中池乡冯家湾编纂的手抄本。此后冯氏于光绪十五年在宗祠内刊立了工艺考究的《始平堂冯氏历代列祖列宗考妣神主碑》，却无新的修谱之举。 定居在陕西安康市的蕲水缪氏，历来十分重视睦宗联族和族谱的编修，该族早期从江西迁居湖北时，虽无家谱承传，但其先祖手录历代世系字派，为后世编修族谱提供了依据。迁陕缪氏贵荣公之子、十八世缪显烈因赡养一孤寡族人而得其所赠老谱稿，如获至宝。遂捐资鸠工，据此谱续编陕谱，尽录合族大小丁口，核其始终，续编成谍。同治九年，二十世孙缪扬辉受族长显烈公之命，致书原籍，得蕲水宗祠经理族长缪锺瀛手书回函，秦楚两地族人始得通音信。同治十一年春月，原籍蕲水家谱告成；同治十二年，缪名大、名政、名福、名文等受族长显烈公之托，携安康缪氏草谍回蕲水，方得知蕲水族谱已经告竣，只得存稿于宗祠。名福、名文二公将原籍小长冲山地房屋一分捐给太一公宗祠，永作祭祀费用。族长兼督修缪显名付给族谱一套，陕西缪氏自此得有族谱。{13} 光绪十三年，迁陕二十世孙缪扬辉、缪扬修据蕲水谱续修迁陕支谱，手抄二部，并送蕲水原籍谱稿一部；光绪二十一年缪扬忠、扬声、扬炳、安继等，重修迁陕支谱稿三部，名大、名政、名礼三房各存一部；蕲水老谱依陕西清明会之例轮流接奉。至宣统二年仲春月，蕲水缪氏重修族谱，迁陕支系始收录其中。迁陕二十世孙缪扬辉为此而撰《坚分迁陕续谱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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