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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地彩绘棺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30厘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 朱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三层，通体内外髹朱漆。棺外表的朱漆地上，又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颜色，彩绘龙、虎、朱雀、鹿和仙人等“祥瑞”的图案。 盖板上绘有对称的二龙二虎相对图案，二龙首相向，居于画面中的上方，龙身各自向两侧盘绕，尾伸至左右两下角。二虎相背于二龙之间，分别攀在龙首之下，口啮龙身。龙为粉褐色，用赭色勾边，身披鳞甲而有三角弧形斑纹，斑纹内填以绿色。虎为赤褐色，形象写实，尾部加饰流云。盖板的周缘，饰赭黄色勾连雷纹。 头挡主绘一座图案化的高山，山作等腰三角形，顶立于画面中央，山的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周围饰以缭绕的云气纹。 足挡画面的主题为双龙穿璧图案。白色的古璧居于画面中央，有两条带酱斑的藕色绶带将其自上而下地拴系，绶带的末端分列在画面的下侧。两条蜷曲的龙穿璧而过，龙首相向于璧上方的绶带两侧，龙身为粉褐色，披鳞而有凤羽，巨目利牙，虎爪蛇尾，双角较小。龙的旁边加饰以藕白色的云气纹。 左侧面周边饰菱形云纹，正中绘一座赤色的山，两侧各有一粉褐色龙，龙首相向于山的上方，龙身均呈波浪起伏状。左侧龙首之后，有一带酱黑斑纹的赤褐色虎，虎身向左，张口回首，其旁加饰云纹；龙尾之前，有一带云形花斑的藕褐色伏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右侧龙首之后，有一朱雀，呈展翅欲飞状；龙尾之前，有一粉褐色的仙人，头发斑白，两手攀龙身。 右侧面的边纹也为菱形云纹，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 朱地彩绘棺上的龙、虎、朱雀和鹿，都是我国古代所谓的“瑞兽”，被列入“四神”或“四灵”。头挡和左侧面上所绘高山，应该不是一般的山，而是所谓的仙山。  12.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02厘米，宽69厘米，通高63厘米 锦饰内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四层，棺内修朱漆，棺外髹黑漆。盖棺之后，在黑漆层外面，横缠了两道宽12厘米的帛束，每道六七层。然后在棺的盖板和四壁板上，分别粘贴一层带菱形勾连纹的贴毛锦。壁板外所贴菱花贴毛锦的周边，又加饰一条宽12厘米的铺绒绣锦，中间又横贴一道，即贴成“日”字形。  13.黑地彩绘棺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2.56米，宽1.18米，通高1.14米 黑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二层，棺内涂朱漆，右侧板内壁中上部的朱漆面上，有黑漆勾出的奔马和人，笔画草率，勉强成形。棺的外表，以黑漆为地，彩绘了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形态生动的许多神怪和禽兽。 黑地彩绘棺上的花纹，除盖板四侧边缘满饰带状卷云纹外，五面的四周都有宽15厘米以流云纹为中心的带状图案。盖板和左、右侧面的云气纹均为六组，上下两列，每列三组；头挡和足挡上的云气纹则均为四组，上下两列，每列二组。在画面上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兽身有尾的怪物。这种怪物，往往衔蛇操蛇，也有袍服人立的，但四肢似猿，手足不分。过去在长沙、信阳等地的楚墓中，曾经发现有口吐长舌、头有鹿角、两手操蛇的木雕怪物，一般认其为辟邪的镇墓兽，形象与此不无相似之处。楚人既“信鬼好祀”，江湘又“多怪神”，当时的统治阶级梦想死后升仙，在棺上图画许多“载蛇”的怪神是很自然的。 黑地彩绘棺上所绘的百个图像中，有怪神、怪兽、仙人、鸾鸟、鹤、豹，以及牛、鹿、蛇等十余种形象，其中怪神或怪兽最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神怪和禽兽形态各不相同，描绘得栩栩如生，变化多端，在云气间安排得十分得体，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和熟练的技法，是研究当时绘画艺术的重要材料。  14.云纹漆鼎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24厘米，腹径24.7厘米 此件漆鼎为椭圆球形，盖是球面形，上有三个橙色的环形钮，盖与鼎身用子母口套合，鼓腹，底略呈圜形。器口附两平直耳，有三个兽蹄形足。鼎的表面髹（xiū）黑漆，器内髹（xiū）红漆。口沿绘有一道菱纹图案，盖和器身绘红色和灰绿色的涡卷纹和方连纹等组成的几何云纹。足部用朱漆绘兽面纹，两耳云纹。鼎底部均朱书“二斗”两字，表明该器物的容量。 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的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纻（zhù）胎两种，另外还有少数竹胎。木胎的制法有轮旋、割削、剜凿和卷制，不同器形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夹纻（zhù）胎是先用木头或泥土制成器型，作为内模，然后用多层麻布或缯（zēng）帛附于内模上，逐层涂漆，干实以后，去掉内模，便剩下夹纻（zhù）胎，称为“脱胎法”。其中木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木胎又包括旋木胎、斫（zhuó）木胎和卷木胎。这件云纹漆鼎的器腹内留有明显的旋削痕迹，应采用的是旋木胎。 最令人惊奇的是当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一号墓云纹漆鼎时，竟然发现鼎内盛放有汤和莲藕片，并且浸泡在汤中二千一百多年的莲藕片仍清晰可辨。更使人不解的是：鼎中的藕片随着搬动次数和暴露于空气中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地减少，等运回到博物馆再看时，藕片竟然全部神奇般地消失了。这藕片为什么放在水中浸泡了二千一百多年都未腐烂，而出土后却又迅速消失了呢？据有关专家解释，出土时仍清晰可见的藕片，其实其内部纤维早已腐溶，仅存一完整的外形而已，出土后遇空气氧化作用，加上在起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震荡，藕片就会迅速溶解于水了。这一现象说明：长沙地区二千多年以来，很少发生过大的地震。否则，如若经常发生地震，间或还有大的地震发生，那么盛有藕片的鼎早已在椁室内覆翻，要么藕片早已溶解于水了。  15.云纹漆钫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52厘米，腹边长23厘米 这件云纹漆钫（fāng）为直口平唇，口沿部分有一领圈，鼓腹，圈足。有盝（lù）顶式盖，盖顶上有四个S形钮， 这是作为一种装饰。器表面髹（xiū）黑漆，器内髹（xiū）红漆。盖顶朱绘云纹组成的“米”字形图案，橙黄色的钮。领圈朱绘鸟头形图案，其下为红色和灰绿色的云纹，肩部为菱形图案，腹部绘二圈红色和灰绿色的云纹，圈足上绘朱色凤鸟形图案。器外底部均朱书“四斗”二字。使人惊奇的是漆钫与漆锺一样出土时器内均残存酒类或羹类的沉渣。 另外，漆钫（fāng）的圈足外有戳记，字迹模糊不可辨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发现有烙印戳记的共计一百多件。它是在素胎上先烙印后涂漆，所以字迹比较模糊。将这些戳印互相对照可以认出有：“成市草”、“成市饱”、“中御饱”、“南倻国”等字样。不同戳记往往出现在一件器物上。这些戳记是说明产地和生产作坊的。“草”在汉代与“造”相通，古籍中常以“草”代“造”。 “饱”是指上漆的器物。“成市”即指成都。这说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不少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大部分都饰有花纹。装饰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多的是彩色漆绘，即将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后调入各种不同的颜料作画，这种彩绘的漆器，色彩光亮，不易剥落。其次是油彩画，用朱砂、石绿、石青、白粉等矿物粉状颜料调桐油后画在髹漆的器物上。第三是用针刻，即用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称为“锥画”。有时还在刺刻的线缝内填入金彩，即可产生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效果。最后还有一种就是金银箔贴，是用金箔或银箔制成各种图纹，贴在器物的漆面上，即可呈现出“金银平脱”的效果。纹样的特点是细致而流利，最常见的有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和各种几何形纹，也有近于写实的兽形、鸟形和鱼形等图纹。西汉前期的漆器，花纹富丽而繁复，到东汉时则趋于简素。  16.云纹漆锺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高57厘米，腹径35厘米 漆锺（zhōng）有一个硕大的腹腔，里面髹（xiū）红漆，外表髹（xiū）黑漆，在它的颈部饰有鸟形图案，口沿和圈足上朱绘波折纹和点纹，肩部和腹部饰有三圈朱色和灰绿色的云气纹和几何图案，盖上绘有云纹，并有三个橙黄色纽。线条流畅、洒脱。外底部正中书有“石”字，“石”为汉制120斤，相当我们今天的27斤。经实测其容量为19.5升，像这样大的漆锺一般是用于宴会场合。漆锺为旋木胎制成，其胎质较厚，给人以造型稳重牢实之感，要制作如此大的一件旋木胎漆器非常的困难，可谓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那么如此高大的漆锺（zhōng）究竟作何用呢？根据出土器内残存的酒类沉渣和墓中出土的“遣策”表明，它是用来盛温酒的器具。何谓温酒？其实温即醖（yùn）。《说文·酉部》解释：“醖（yùn），酿也。”就是用经过发酵大米酒曲酿制成的低浓度酒，与现在的甜酒相似。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早在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开始造曲酿酒。进入殷商时期，人们进一步懂得酿酒必先造酒曲，即所谓“若作酒醴，而惟麴（qū）（曲）”。马王堆一、三号墓随葬器物的清单中均有“麴（qū）”即酒曲的记载，出土的五彩漆食奁内盛有碎饼状物，当属酒曲之内。酒曲就是经过发酵的大米。酒则是碳水化合物经过发酵作用而生成的，凡是用酒曲酿制而成的米酒，均为低浓度酒。到了唐代，我国已能酿制浓度较高的“烧酒”即今“白干”。其酒精含量一般都在60%左右，它是经过加热蒸馏而得到的蒸馏酒。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闻琥珀香。”至汉代酿酒技术就更加娴熟了。  17.云纹漆案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5厘米，长78厘米，宽48厘米 漆案的胎骨是利用刨、削、剜、凿的方法制成，这种制作方法称为斫（zhuó）木胎。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二件形制、花纹相似的漆案，案内髹（xiū ）红、黑漆为地，黑漆地上绘红、灰绿色组成的流畅的云纹，底部红漆书“軑（dài ）侯家”三字，表示这件器物属谁所有。其中一件出土于椁室的北边箱，出土时，案上完好地放有五件小漆盘，盘内盛有炭化或腐烂后的牛排等食物及一套竹串，另外，还放了二件饮酒的漆卮和一件漆耳杯，耳杯上放有一双箸。有趣的是，与案在同一个边箱的文物，西为漆屏风、漆几、绣枕及一些美容用品，东部则是侍俑、歌舞俑等照顾主人生活或为其排解寂寞的“奴婢”，而该箱室的四壁，还张挂了丝织帷幔。无疑，该箱室是轪（dài ）侯夫人生前日常生活场景的模拟，这件漆案则是摆在她座前的盛放食物的家具。 五个小漆盘盛有不同的食物，漆卮（zhī ）为饮酒和饮水器，箸（zhù）为竹筷。先秦时期，人们进餐时大部分用手取。到秦汉时开始使用竹筷，东汉饮食时使用筷子就更加普遍。这种轻便的小型食案在汉代墓葬中出土颇多，为陈举进食而用，类似托盘的作用，为了便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进食器具低矮才适宜的习俗和便于“举案齐眉”，所以漆案具有案面较薄、造型轻巧、四沿高起构成了“拦水线”防止汤水外溢、墓葬中与食具同出等特点。 食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汉代的食具在继承前代食具的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其品类和造型丰富多彩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这种摆设反映了二千多年前贵族宴饮进餐时分餐制的情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分餐制，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用餐，一般都是采用大家围着桌子一起进食的方式。其实，这种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久远，而分餐制的方式却有悠久的历史了。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4500年以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说明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分餐制。而真正意义上的会食制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距今也只有一千多年，而分餐制的历史有三千多年。  19.博具 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博具盒边长45.5厘米，通高17厘米。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是迄今出土最为完整的一套博具。 博是古代一种争胜负、赌输赢的游戏。先秦时期已经流行，汉时尤盛。据目前考古发掘报道，已出土30余件古代博具实物（包括冥器），其中7件出自战国、秦代墓葬，20多件出自两汉墓葬。 博戏在我国起源很早，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戳辱之。”可见博的出现，最迟不晚于商代。博戏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成为人们喜爱的娱乐活动。《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陆博蹹（tà）踘者。”《史记·滑稽列传》也记载：“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由此可以想象出战国博戏之热闹场面。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这套博具，较为完整。可贵的是，能够与同墓出土的一份“遣策”（登记随葬品的简册）记录相对照，使我们了解到博戏用具的一些情况。主要有：博局（棋盘）、其（棋子）、筭（suàn）（筹码）、采或焭（qióng）（骰子）、刀、削和小铲等，并且用博具盒盛放。 三号墓出土的这套博具异常精美。放置在特制的漆盒内，有1件方形髹（xiū）黑漆木博局，用象牙条嵌出方框和曲道。12根象牙箸状长筹码，30根象牙箸状短筹码，12枚象牙大棋子，18枚小棋子，1件小木铲，1个象牙削刀和1件环首角质刻刀。博具盒平面呈正方形，盒面上施用所谓“锥画”技法装饰，即针刻出飞鸟及云气纹，其间还朱漆描绘几何纹。博局即玩六博的棋盘，亦呈正方形，上用牙条镶嵌出中心及四周方框，作L形或T形的十二个曲道及四个飞鸟图案。盒底设有长方形、方形和椭圆形的小格以放置棋子等物品。博戏要掷采（即骰子），但盒内没有发现骰子。后来，在清理中，在一件双层六子漆奁（lián ）中见到了骰子。骰为球形十八面体，木质、髹（xiū）深褐色漆，径4.5厘米。正适合放在博具空出的小格里。骰子十八面体，除十六面分别刻出一至十六数字，其中相对的两面，一面刻篆文“骄”字，另一面刻“妻畏”字。补上这一枚骰子，可以确认这是一套博戏用具。 《古博经》中提到，汉代博戏用十二棋，六白六黑，掷采行走，称为六博。汉墓出土的博戏俑和画像石刻出的博戏图，所置筹码，棋盘格式与三号墓的博局形式相似，或为“六博”。不过汉代博戏，有大博小博，玩法不一，名称也异。三号墓出土的这套博具，是否就是“六博”，还待考证。对博过程中，争胜负还是十分激烈的，胜者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每有见之。如江市苏沛县画像石上的博戏图，两人对局，中间放着棋盘、棋子和筹码。   20.漆屏风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通高62厘米，长72厘米，宽58厘米 一号墓出土的这件云龙纹漆屏风为斫（zhuó）木胎，长方形，屏板下有一对足座加以承托。屏板正面红漆地，绘有一条巨龙穿梭在云层里，龙首上长着两只长耳，龙身绿色，朱绘鳞爪，作飞腾状。边框饰朱色菱形图案。屏板背面用朱地彩绘几何方连纹，以浅绿色油彩绘，中心部分绘有谷纹璧。据墓葬中的遣策记录，原屏长5尺（折合现在1.2米左右），高3尺，此屏风是为随葬而制作的冥器。 屏风起源很早，它的使用在西周初期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没有屏风这个词，称其为“邸”，《周礼·掌次》载：“设皇邸”。皇邸，即周朝时为天子专用的屏风，它以木为框，糊以绛帛，上画斧纹，斧形的近刃处画色，其余部分画黑色，这是天子名位与权力的象征。《汉书·陈万年传》记载，西汉时期，善于诌媚的御史大夫陈万年病卧床上，教训儿子陈咸直到深夜，“咸睡，头触屏风”。屏风最初主要是为了挡风和遮蔽之用，但随着屏风的普遍使用，品种也不断增多。到春秋战国时期，屏风的使用已相当广泛，出现了精巧的座屏，到了汉代屏风的使用更加普遍，尤其是漆屏风，它属于考究的家具，只有富贵人家才能拥有享用。西汉时期，漆器的出现，代表了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据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一杯棬（quān）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由此可见制作一件漆屏风要花费相当多的人力，说明了漆器的珍贵，同时也反映了軑（dài）侯家的豪华生活。《西京杂记》中也有记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wǔ）高轩，屏风帷帐甚丽。”西汉宫廷里的屏风种类就更多，有精美华丽的云母屏风、玻璃屏风、杂玉龟甲屏风等等。   注：作者 唐耀明 MBA 文物鉴定师 三级估价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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