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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扼腕的“死士”与货真价实的“花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当然，嵇康和赵孟頫也不例外。别看他俩一前一后相隔一千年，却都是在其生前与身后名头响当当的大文人。一个是要“独善其身”，一个是要“兼济天下”，结果，两人都“壮志未酬”。一个成为令人扼腕的“死士”，一个当了货真价实的“花瓶”。 嵇康（223年-262年），“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三国志.魏书》），是文学家，并在音乐方面有特别的天赋，其所作《广陵散》堪称绝世精品。他还擅长书法，精于丹青。作为曹操的侄孙女婿，他在当时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倾向于曹魏宗室，而对司马氏的晋朝廷采取不合作态度。由是，嵇康决定“独善其身”。他先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又到洛阳城外开了个铁匠铺，每天都与向秀在大树底下打铁。有一天，司马昭的“大红人”司隶校尉钟会，突然带着一群华丽的车队来访，无非是是想请他“出山”为司马氏效力。可嵇康却“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世语新说》），钟会只得悻悻而归。 山涛是嵇康的好友，其品行也受人赞誉，就是因为他向司马昭推荐由嵇康来接替他出任吏部郎，所以，嵇康知道后，就立即给山涛写了一封绝交信。 对嵇康一次又一次的不合作，司马昭雷霆震怒。那好！你想“独善其身”，我偏要让你“身陷其中”。公元262年8月，嵇康的好友吕安被诬告下狱，司马昭便以“立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把嵇康也牵连了进来。不久，嵇康就被处死，时年三十九岁。 赵孟頫（1254年-1322年）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通律吕，擅金石，解鉴赏。他的书法名列楷书“四大家”之一，被称作“赵体”；他的画作，被誉为“元人冠冕”。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自小就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只可惜生不逢时。元灭宋后，他只能在湖州（浙江吴兴）老家闲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了赵孟頫。赵孟頫得报后，喜不自胜地奉旨进京，并受到忽必烈的亲自接见。三十二岁的赵孟頫顿时“备受鼓舞”，连忙表示：“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 赵孟頫应召来京，是怀抱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来的。但他却忽略了或是忘记了自己赵宋宗室，前朝遗民的身份。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能用自己的平生所学来报答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但，当他满腔热忱地对元朝的弊政提出一些改革意见时，却遭到蒙古大臣的极力反对，而且，忽必烈也明显偏袒蒙古人。至此，赵孟頫才如梦方醒，“兼济天下”的理想其实就是空中画饼。原来，以黩武和嗜财著称的忽必烈，从骨子里就瞧不起读书人，尤其是南宋遗留下的读书人。可是，忽必烈以及他的后继者们，却需要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恣态来笼络人心，来收买前朝文人，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赵孟頫才华横溢，既是当时文人的“杰出代表”，又是前朝遗民中的赵宋宗室，这就自然使他成了忽必烈们用来点缀蒙元朝廷门面的首选超级大“花瓶”。对此，赵孟頫还专门写了一首《罪出》诗，来抒发自己当“花瓶”的苦闷：“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昔为海上鸥，今为笼中鸟。”苦闷归苦闷，此时的赵孟頫也不得不认命了，只好安安心心地去做元朝的大“花瓶”。 由此可见，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只不过是古今文人的一厢情愿罢了。不管你只想“独善其身”也好，还是你也想“兼济天下”也罢，在独裁专制的社会中，这些所谓的“理想”都是不可能让你随心所欲地去实现的。当然，想做一个与当局不合作的“死士”，或者，想当一个十分乖巧听话的“花瓶”，这样的机会总还是有的。可是，想得到机会，就得付出代价。虽然，当“花瓶”付出的代价，是窝囊一生，却不失为文人的一种生存之道；而做“死士”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珍贵的生命。不是嵇康在临死前还嘱咐儿子不要再走自己的路了吗？因此，宋代之后，“嵇康”式的“死士”就越来越少了，而“赵孟頫”式的“花瓶”却越来越多了。甚至，不少“花瓶文人”还摇身一变，竟成了“御用文人”。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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