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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作书的书家，最早进入记载的人物是东汉后期的师宜官。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说，他最绝的书技是“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师宜官为此“甚矜其能”，不把其他书家放在眼里。师宜官好酒，有时不带分文，酒后在墙壁上题写大字，展示一下书技，就有围观者为他付酒账，“计钱足而灭之”。师宜官既然在酒后写字，当处于亢奋状态，就像今人酒后卡拉OK。晋人记下这个故事，意在称扬师宜官的书法为世人所重，而他自灭其字的做法则是自重其书的手段。据说，他有“每书辄削而焚其”的习惯，“削”是用刀刮灭木简上的字迹，“”指字版，他要焚掉。灵帝时代，写一笔好字是做官的捷径，拿名家的书迹做范本可以胜人一筹。师宜官削去字迹，烧掉字版，是防止书迹外传。 王羲之也曾酒后作书，著名的《兰亭序》是个例子。《兰亭序》说聚会时“流觞曲水”，而且“一觞一咏”。觞是盛酒器的通称，那时的酒杯形同椭圆的平碗，带耳，木胎髹漆，故能浮于水。唐朝何延之《兰亭记》特意点明，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在酒醒之前，类似师宜官酒后题壁的状态。作为名士的王羲之，平日生活里离不开酒。他有服食的习惯，服食须喝温酒促发药力;他常与朋友集会，男人聚在一起，少不了助兴的杯中之物。
汉晋时代，酒后作书，或者喝着酒写字，都不是书家的常态，即使饮酒作书，也不是借酒壮胆，而且酒与书法的优劣并无直接的关系。唐朝就不是这样了，一些书家喜欢在酒酣之际写草书，异常之奇，有如神助。张旭是声名最著的一位。唐文宗曾将张旭草书、李白诗歌、裴旻舞剑称为“三绝”。唐朝诗人皎然《张伯高草书歌》最早以“狂”礼赞张旭草书：“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锺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明朝董其昌则说“狂草”始于张旭。 唐朝以前，草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古朴的“章草”，带有隶波，字字独立，通行于汉朝。另一种是损革了隶波的“今草”，草法更为简易，笔势流便，定型于王羲之，东晋以来流行开来。“狂草”是唐朝出现的草书样式，以“今草”草法为基础，但是笔势特别奔放迅疾，笔画更加连绵，形态变化莫测。 张旭（675～759）字伯高，生活在盛唐时代，吴郡昆山（今苏州昆山）人。做过常熟县尉，管理治安和刑狱。后调长安任太子左率府长史，所以后人又称他“张长史”。他是词科出身，有文名，开元年间与贺知章等人并称“吴中四士”。1992年洛阳出土一方楷书《严仁墓志》，署款“吴郡张旭书”，书于天宝元年（742），张旭68岁。他的楷书名作是《郎官石记序》，原石早已毁佚，有拓本传世，书写的时间比《严仁墓志》只早一年。颜真卿称张旭“楷法精深，特为真正”，用这个标准衡量，《严仁墓志》不及《郎官石记序》合辙。也许墓志是埋入地下之物，张旭写得马虎一些。
但是，唐朝诗人咏叹张旭的书法都指向他的草书。“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杜甫（712～770）《饮中八仙歌》中的诗句。诗题所谓“饮中八仙”，《新唐书·李白传》中称为“酒八仙人”，指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位好酒的名士，天宝年间声闻长安。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的那位“王公”，显然是特指汝阳王李琎。《饮中八仙歌》是首长诗，杜甫说八位“酒中仙”的醉态各不相同，贺知章“眼花落井水底眠”，李适之“饮如长鲸吸百川”，李琎“汝阳三斗始朝天”，崔宗之“举觞白眼望青天”，苏晋“醉中往往爱逃禅”，焦遂“高谈雄辩惊四筵”，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唯独张旭是醉里挥毫写草书。杜甫之前，边塞诗人李颀（690～751）、高适（700～765）也有诗句描述张旭表演草书的情景。高适《醉后赠张旭》：“世上漫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李颀《赠张旭》具体一些：“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因为这样“酒酣不羁”的行迹，天下呼他为“张颠”。诗人墨客描述张旭的颠态与狂草，大多出于好奇，取浪漫的眼光，而未体察张旭内心的愤愤之情。 李白是张旭的知音。“安史之乱”时，李白由宣城往剡县途中遇到张旭，旧友相逢，畅怀痛饮，李白写了一首宴别诗《猛虎行》，有句道：“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张旭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一生“栖迟卑冗”，这与他的才高气傲构成了紧张的关系，怀才不遇的情绪郁积胸中，遂诉求于酒，因酒而生颠态，颠中作狂草书，在这个“系列”状态中，释放不平之气。李白也有才高不遇的苦闷，故能道出张旭醉后作狂草的委曲。只是两人发泄方式不同，李白用诗，张旭用狂草书。韩愈（768～824）解读张旭作狂草更为具体，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张旭挥毫，有时以纸为笔阵，有时以墙壁和屏风为笔阵。在墙壁上写大字草书，是在一个较大的空间里进行书写活动，身体的各个部分、各种官能都调动起来。李肇《唐国史补》说张旭“挥笔而大叫”，甚至“以发揾水墨中而书之”。因为是“饮酒辄草书”，有酒力之助，理性的控制和拘谨都抛弃了，本能的情绪炽热饱满，心手相发，运笔酣畅，奇异纷呈，恍若天纵。酒醒后，张旭自己也“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张旭草书，传有墨迹本《古诗四帖》、刻本《肚痛帖》。《古诗四帖》是用五种色纸连接而成，写的是南朝诗人庾信的两首诗、谢灵运的赞两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宋朝到明朝，人们都将此帖定为谢灵运书，但是庾信在谢灵运去世多年之后才出生，岂有预写之理。董其昌见到之后，定为张旭书，现在仍沿袭此说。其实也不可信。启功先生对照原诗，发现帖中的改“玄”为“元”或“真”，改“朗”为“明”，都是避宋朝皇帝始祖之讳，因此断定此帖为北宋人所写。单就书法而言，《古诗四帖》虽然笔势连绵纠缠，却不及《肚痛帖》遒劲有力。 《肚痛帖》刻石在西安碑林博物馆。6行30字，“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像简短的便条。据曾经向张旭请教过笔法的颜真卿说，当时有很多人上门向张旭求教，“张公皆大笑而对之，便草书，或三纸或五纸，皆乘兴而散”。也许《肚痛帖》属于这类酬应之作。此帖前后六变，首行6字就展示了两种笔调：前3字“忽肚痛”3字有晋人草书的风范，字字独立，笔墨浓重而刚断，豪壮有力，大约落笔之初还未进入颠草的状态，仿佛拳法的“起势”，乐章的“序曲”。“不可堪”3字开始奔驰起来，迅疾而下，圆细的笔画环曲牵引，这一笔调延续到第二行“不知”两字。而后提笔蘸墨，写“是冷热所”4字，笔势连属，字画复归粗壮。第三行“致欲服大黄汤”6个字细笔纠结，一泻而下，乃“一笔书”的草法。第四行“冷热俱有益”，似再次蘸墨后而书，依然是一气呵成的“一笔书”，字画粗壮，笔调与第二行下段的“是冷热所”4字呼应。第五行“如何为计”4字，笔势接续上行，但笔势急而字形大，可谓第三行笔调的放大。第六行“非临床”3字，字形更比前一行壮大，笔势急如狂风骤雨，戛然而止，乃整幅草书的高潮;笔势是第五行的继续，形态却是第四行的放大。 《肚痛帖》行行有别，自“不可堪”起，连绵的笔势一泻而下，笔墨之变，形态之异，都不是以行为段落。恰如张怀瓘《书断·草书》所说的那样：“往往继前行之末”，“气候通而隔行”。在迅捷的书写中，笔形有粗细，笔力有强弱，笔势有疾徐，字形有大小，字间有连断，意象有刚柔，种种笔墨变化，淋漓尽致地自然展现出来。 ◎本文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及《三联·节气》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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