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记：浙江衢州一带至今有数以十万计人口使用南丰方言，以常山为甚，占常山人口总数约近4成，以下为网络摘抄文章。 迁徙常山的缘由 江西南丰人移民常山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了。 康熙二年，知县曹希濂称“常邑荒残，民人逃散，按户口半属空图”；康熙四年(1665)，衢州知府雷经在《历勘情形详文》中也称：“常邑流亡日众，户口日诎，不得已以现丁赔纳逃亡，如此，民安得不尽逃？田安得不尽荒哉！”据历史资料统计：常山历经元、明、清600多年历史，人口增加仅为3万多人，其中还包括了安徽、福建、江西等移民，客观上为江西的南丰移民迁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94版江西《南丰县志》有记载：“洪武三年，南丰遭战乱天灾，县民始迁徙外流，常山居多。”又称：“明清数百年间，南丰县不少农民迭遭战乱和天灾迁徙外流江西玉山、浙江常山、江山等地，南丰后裔在以上三县计3662户，16791人，148个自然村。” 据1990版《常山县志》明确记载：“我县地处浙西边境，与江西紧密相连，历史上由于战乱等原因，有来自江西等大量移民。全县1522个自然村，其中说江西南丰话的有526个村，占34、56%。”可见，如今“南丰人说南丰话在常山‘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说法，并不为过。 定居常山以何为生 常山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形地貌，纵深连绵的怀玉山脉和千里冈山脉为移民带来了暂时的慰藉和发展空间。种麻是江西南丰籍移民的传统，也是在常山山区发展求生的一个重要路径。雍正二年《常山县志》卷1《舆地》中有《麻山小序》一文，说“间读江山县志，武陵江公岌岌乎有反客为主之惧”，可见惧怕植麻之江西移民反客为主，在雍正年间已成为土著之共识。“他方流寓，以种麻为生，土人嗜其微利，立券招租，聚散不常，不可不防其渐”，这一切似乎都可证明江西遗民人口之众多。 开荒种植其他农作物也成为了南丰移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史栽：“常山最贫，由孔道送迎，农皆为夫，肩背作田，而足作犁，田之荒芜，坐是故也”。根据现代医学调查，血吸虫病流行也是造成了常山长期萧条、人口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江西移民正是填补了常山生产生活之人口的不足，迁徙之后与当地的居民一道大力投身于开发种植业之中。万历《衢州府志》在论及常山县当时的情形时说：“流民群来开垦，得利旋去”，闽籍流民开始并未定居，每年秋后，他们中的半数要回原籍，只是“三藩之乱”战争结束后，江西、福建移民才渐渐定居下来。 融入生活传承文化 千百年来，南丰籍移民入居常山，与当地居民通婚通商，和谐相处，不仅融入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传承了祖上遗存的优秀文化。 南丰的蜜桔为我国柑桔的优良品种之一。在南丰移民常山的历史长河中，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着“抚州陪嫁”的传说：每当南丰的女子嫁到常山时，都要将当地种植的“抚州”(柑桔品种)作为陪嫁之物。喜庆之日，婆家就会将“抚州”果树栽种到菜园里。由于南丰方言的缘故，“抚州”与“胡柚”同音，落实到文字上就是“胡柚”了。 南丰的傩舞自汉代就有记载，是一种驱疫鬼的祭祀性舞蹈，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自南丰移民常山之后，傩舞也在常山的大地上发扬光大。民间流传的各种社戏活动，如“竹马舞”就是傩舞的延伸。尤其是南丰移民至常山县新昌乡黄塘村的“钢叉舞”早已名闻遐迩。此外，入选为省级非遗项目的“洗马舞”、輶辂拳、传统榨油技艺、喝彩歌谣等都有江西南丰人传统的遗韵…… (本文来源：衢州新闻网－衢州晚报
责任编辑：吾献红)
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江山县毛永国先生还提供给我江山县中部平原区共12部族谱，其中10族为明代以前的古老氏族，1族为明代迁入，1族为清代从南丰迁入者。南部山区的情况与北部平原不同，大部分氏族是清代迁入的，其中来自闽、赣的移民氏族就有16族。他们的人口至少应占山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然而，上引资料中“流移杂处，闽人居其三，而江右之人居其七”一说并未得到验证。毛永国先生当年收集族谱，未及于江山北境，鉴于常山、开化一带的低丘冈地中有大量江西移民的分布，我推测在江山县的北部与常山邻接处，当有大量江西移民分布。只是这一带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扫荡，人口死亡很多，且无氏族调查作为基础，清代前期移民的分布不详。 西安县(今衢州市)的南部也处于浙南山区之边缘。康熙年间的记载说：“山源深邃，林菁险密、有脸、麻，纸、铁之利，为江、闽流户篷罗踞者，在在而满；或蜂飞而集，兽骇而散，丛奸府患，不可爬梳，此隐忧在上者，而西安龙游为急。”〔18〕康熙时人还指出：“闻之父老，明时南有靛贼，北有矿盗，生民皆大被其害，至本朝定鼎初及耿逆之变，两山为揭竿窟穴。”〔19〕说明自明末以来，县境南北山区的闽人活动就非常活跃。至清代，除了植靛以外，还种玉米。“包芦，西邑流民向多，垦山种此，数年后土松，遇大水涨没田亩沟圳，山亦荒废，为害甚钜，抚宪阮于嘉庆二年出示禁止”〔20〕。阮元对浙江、安徽等省山区棚民的驱逐，也包括对西安县种植玉米的客家人的驱逐。 龙游县的地形与衢县相似。民国《龙游县志·氏族志》在议及龙游氏族变迁时指出：“经明末清初之乱，继以耿精忠之乱，旧族丧亡不少，而迁来者福建长汀人占十之七八。”该志卷8记载了43个迁自福建长汀的村庄，经与现代的地图核对，几全部分布于南部山区，即今溪口区的范围内，约占溪口区自然村的10％。转载自『客家风情』 http://www.HakkaOnline.comhttp://www./xspace/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34
在下引宣平县的资料中，有关于江西移民种麻、福建移民种靛记载。在浙西山区，福建移民和江西移民一起，垦山植麻。这所谓的福建移民到底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呢?在其他一项研究中，我们已见在明代末年的赣西北，数十万闽汀客家人垦山植麻”，〔32〕苎麻种植是闽汀客家传统的种植业，对于外迁的客家人尤其如此。因此，我以为迁入浙西山区的福建人就是客家人。只是因为受到土著驱逐，他们的人口在当地留存不多了。 从云和、遂昌等县客家移民的族谱中可见，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浙南山区的客家人大批迁入浙西的于潜、新城、分水等县。闽汀客家人是否在浙西山区形成自己的聚落，保持自己的方言，则不可知。进一步的研究有待于将来。 综之，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移民呈现这样几个特点：大约从明代末年开始，来自福建汀州的客家移民迁入金衢盆地的两侧山地，从事蓝靛的种植。清代初年，随着战争导致的土地荒芜，移民的规模有所扩大，遍布浙南各大山区，继而在浙西也有分布。除蓝靛外，苎麻、玉米是他们主要种植的农作物。 在客家移民迁入的同时，来自江西南丰以及来自闽南和闽北的福建移民大量迁入金衢盆地的低丘平原中，形成与客家移民比邻而居的状态。 三 对客家移民人口的估算 移民人口的估算按照以下两个步骤进行：一是求出移民在各县人口中的比例，二是求出各县的实际人口数。 在进行这两个步骤的估算之前，还必须确定估算的标准时点。我将人口统计的标准时点定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基于以下考虑；清代前期的移民从顺治年间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到清代中期，有的甚至于明代末年就已开始的移民，直到嘉庆、道光年间还在进行，时间长达200余年。这不仅为移民过程的论述带来了困难，而且给移民人口的计算增加了难度。举例说，一个康熙年间迁入的移民，在道光年间可能已经繁衍了5—6代，以年平均增长率为7‰左右计，人口已经增加了2—3倍。若以10‰计，则增加了4—5倍。因此，同样迁入一个移民，人口的含义竞有 2—5倍的差距。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标准时间，类似人口普查中的标准时点。我选择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作为清代前期移民运动基本结束的时间。这是因为，至乾隆后期，移民大潮已经基本停歇；从技术上说，乾隆后期的人口统计的对象已基本上从“人丁”转为“人口”。要知道，一个相对准确的人口基数是我们分析移民数量的基本前提。尽管如此，在本文所说的移民，往往指的是移民及其后裔，有时移民后裔的人口之多，可能超过了移民本身。为了计算的方便和准确，就不能不将一些有关人口和移民人口的记载，进行标准时点化。这一方法的依据是，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口变化，总是循着某种既定的规律进行的。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就是最基本的规律。一般说来，一个区域的人口增长，与这一区域中的人口基数、耕作方式，生态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以上诸要素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也包括生育方式、因此，在这些基本的因素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人口的增长就会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规律性。我们可以根据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进行顺推或回溯，以求得标准时点中某一区域的人口或移民人口。转载自『客家风情』 http://www.HakkaOnline.comhttp://www./xspace/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34 四 客家移民的土著化 同治十一年开化县令汤肇熙所著《出山草谱》一书对清代后期开化县的棚民活动多有记叙，在《禁吃斋拜会示》一文中，他写道：“本县留心访查此等吃斋之人，潜踪境内，处处尚有，而山谷棚民尤多。”在《禀保甲局宪查拿斋党事》一文中又说：“县有梅村口地方，界连德兴交界之封禁山，山谷深邃数十里，棚民杂处，有地无粮。”他还在《复西安张明府言保甲事》中议及驱逐棚民范启三一事时说：“查该棚民曾于同治三年有因粮拒捕上控一案，自后并无过犯，且条银十数两之多年清年款，即有不合，特是蛮民，非即匪类，其罪似未可驱逐。居此已数十年，且有田园庐墓，非等外来雇工之徒，其势又未便驱逐，唯委员既有此函，不得不为根究，当即票差棚头，传到庭讯之下，严加训斥，棚头具结，遂即了此公案。”这一案例表明开化的棚民系统至清代后期仍然保存着，但棚民实际已是土著，不存在驱逐的问题了。所以，在光绪十一年的户口统计中，分乡户口仍列为“土、客、棚民”〔39〕，客民指的是太平天国战后的迁入者，棚民指的是清代前期的移民，可惜的是，县志中没有分类的户口数。 同样的情形还见于其他政府官员的报告，如戴盘在《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40〕一文中指出：查严郡各属田地荒鞠，人民稀少，较他郡情形，蹂躏更甚。……今欲招垦，必须外来之户乐于耕种。……无如外来垦户，由江西者则有衢之荒田可耕，由宁绍来者则有杭属之荒田可耕，惟严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严交界地方皆系荒产，断不肯舍此适彼。惟查有棚民一项，向来以种山为业，地方农民不与为伍。自咸丰十年后，粤匪滋扰，棚民僻处深山，未受大害，较农民尚胜一筹。昔日无田可种，而不能不种山；今日有田可种，而能改种山为种田，田之出息究胜于山。各棚民非不愿种，实不敢种，须设法招之使种。 严州府的棚民人数少，势力单薄。长期以来，他们受到土著岐视，以至与土著不相往来。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居于平地的土著人口大量死亡，地方官欲招棚民下山垦种，但棚民却不肯下山。棚民对土著的惧怕，竟发展到不敢垦种土著抛荒田地的地步。 棚民和土著的这种水火不容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政府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如雍正二年，张廷玉提出了处理棚民问题的基本对策： 近日如江西之瑞、袁等府，屡有抢夺嫖掠之事，比棚民煽惑倡首，皆明验也……安插既久，其素不为匪者，则编入烟户册籍之内；其居住未久，而踪迹莫定者，令取具五家连环保，以杜日后事端，皆于编查保甲时一体稽核，毋许遗漏。再棚民聚处日久，人数渐多，其中不无膂力技勇之人与读书问学稍知礼义者，亦令该州县查明，申详上司，分别考验录用，俾与彼地人民同沽圣朝之化。〔41〕 雍正年七月，朝廷关于处置棚民的措施如下： 见在各县棚户，请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册。责成山主、地主并保长、甲长出结送该州县，该州县据册稽查，有情愿编入土著者，准其编入。有邑中多至数百户及千户以上者，添拨弁兵防守。棚民有窝匪奸盗等情，地方官及保甲长失察徇庇者，分别惩治。编册之后，续到流移，不得容留，有欲回本籍者，准其回籍。棚民有膂力可用及读书问学者，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于额外酌量取进。〔42〕 据刘敏研究，至雍正四年，把“情愿入籍者，准其编入”改为“已置有产业并愿入籍者”准其编入当地户籍，作为“棚民保甲法”正式颁行，成为处理棚民户籍的依据〔43〕。尽管以后对有些条文有所修改，但基本精神却相沿未变，一直是处理棚民问题的基本法规。 问题在于，如果政府真的将外来移民“已置有产业并愿入籍者”编入当地户籍，日后移民与土著的矛盾就不会如此尖锐，土客之间的冲突就会和缓得多。棚民的土著化过程也就会简单得多。实际上，政府允许棚民所入之籍实为特殊之籍——“棚籍”。入“棚籍”20年以后方可取得考试权，但考额与土著分列，称为“棚额”。对于新近迁入且无财产的移民，则编入保甲管辖。由此可见，移民的入籍并不意味着移民与土著的融合，却是移民社会与土著社会在法律规定下长久的分离。因此，直到清代后期，我们仍可见到浙西山区“棚民”社会的存在以及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冲突。 在浙西移民与土著的矛盾冲突中，土著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原因在于土著人口占绝大多数。如在开化县，汤肇熙在《禁三清山进香示》文中说：“(开化)大抵土民居十之五，客民三，棚民二。”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开化县人口死亡甚多，战后客民的迁入并不足以补充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因此，战前棚民人口在全县人口中的比例应当更低。以大约占总人口15％的人口与土著对抗，是不可能占有优势的。在严州府，棚民人口更少，处境更为恶劣，乃至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出面招棚民下山垦种，棚民却不肯下山了。 也就在浙西山地的棚民不肯下山垦荒之时，浙南山地的客家人却闻风而动，纷纷迁入。如云和县汤侯门颜氏，同治、光绪年间，就有3人分别迁入桐庐、昌化和于潜；云和江氏，分别有7人迁入于潜，一人迁往安徽宁国。再如龙泉巫氏，迁入严州的有4人；龙泉半坑李氏，迁入于潜县的也有4人；其他氏族中，还有只记“外徙”而不记徙入地的。依我的看法，这些“外徙”者的大多数也可能迁入了浙西。 浙南的客家人敢于较大规模地迁入远离他们家乡的浙西，而浙西的棚民却对近在咫尺的山下之地畏首畏尾，踟蹰不前，其原因可能在于浙南和浙西的客家人存在身份上差别。这种差别的最初起因在于浙南山地棚民众多，在与土著的斗争中，并不完全处于劣势。例如清代末年，汤溪县的流民客家人还有能力纠集千人揭竿起事。尽管当时政府仍称汤溪县山区的客家移民为“棚民”，但这未必是针对他们的“籍”别而言，即是说，汤溪的“棚民”未必是入“棚籍”者。以云和为例，在上引人口资料中，乾隆年间云和县的户口中，“闽中客强半”，可见人口数字已经包括了闽汀移民。民国云和《木垟刘氏宗谱》指出“三藩之乱”以后，云和大遭屠戮，“以致沿溪一带，尽成荆棘。及乾嘉时，国土奠定，民族安居，故今日土著绝迹”；所能列举之土著，仅有“城内司前之柳，县前之梅，中街之王，他若云章之叶，小徐之徐，陈村之村，翻系唐宋时来云，历千百年之风霜”。土著人口少于移民，移民就不可能被土著岐视，也就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棚籍”来安置移民。 类似的情形在青田县亦可发现，雍正以后，该县已是“民异籍居半”。在遂昌，全县人口的45%左右为闽汀客家。在宣平，人口的 70%为来自闽汀的客家和江西南丰的移民。而在景宁，移民占有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总之，在浙南山区，移民的力量足以和土著抗衡，“棚籍”的设置也就是不必要的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