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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璠:中国文化三关论

 太赫兹 2016-10-06


自古至今,论中国文化,未有“三关”之说。“三关”之说始自中国禅宗,例如:云门“顾”、“夷”、“鉴”,黄龙“三关”等,初始只为学人登堂入室所立之门庭施设,一时权变之机,不曰究竟。

今者倡导中国文化三关之说,是为欲认知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了澈中国文化之内涵、精华,效法古来禅宗大德而立的“机关”。而若吾人欲论中国文化,不解此“关”,只能彷徨乎中国文化门墙之外,众瞎摸象,偏执戏论,所谓“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以虚为实,莫此为甚。解得此“关”,破不得此“关”,只能入乎墙内而不得登堂更遑论入室,尽窥堂奥。解得、破得此“关”,方许你登堂入室,立论中国文化之要义,然犹未尽得中国文化之真义,其必如禅宗古德所云:一箭破三关,要知犹有向上一路,千圣不传之事。欲得“向上一路”之旨,请自中国文化三关入手。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全体全用,全机全智,一茎草可作丈八金刚用,丈八金刚可作一茎草用。三关之设,始为一体之用,一真一切真,机用全该,次第井然,虽曰有三,其实一也。


其一曰诸子百家之关。先秦诸子之学,断非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突发汹涌而至,活水源头,其来有自,若诸良渚、红山乃至三代文化,其必有证,其必可征。

欲治中国文化当必具足此等学问气度:气象,乃可言其它,更遑论诸子百家,原始要终乃“全体现”之大学问,其传承渊源不二,焕然贯通,殊途而同归,非一家一言可立宗旨,后人不察,遂分百家,割裂道术,遂使天下纷纷,不知归止。

若庄子之言: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今者论诸子百家,皆失其旨要,袭古人牙慧,偏执百家之言,强分宗旨,而立儒、道、名、墨、诸家,全不知诸子之学,其渊一致,其学终始,皆汇归于内圣外王之道,而非有所异也。

更有甚者,今之学者全以西方哲学比论中国诸子百家,曰老子哲学,曰孔子哲学,曰道家哲学,曰佛家哲学,遂使中国诸子之学丧失精要,傍人门户,自趋下流,攻乎异端而不自察。更使西方中心论集大成者,如黑格尔、马克斯·韦伯之流,对中国文化之无知论证,得其“环中”。殊不知中国诸子之学乃思想体系,智慧之学,非西方所谓哲学体系,知识之学。以观民国以前中国文化体系中绝无西方所谓之哲学、宗教、信仰等名相,只缘近代有心学者受日本兴盛之影响,遂而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强学西化。

是知今日中国文化之偏,非仅所谓入主出奴、崇洋媚外之失,更当甚者,几几乎丧其原神,失其魂魄,而沦为西方文化之伥,故立此“关”以惩民教。



其二曰经史合参,中轴贯穿之关。百家之后,必究经史之关。中国文化鼎立于世界之林,超然于世界文化,最为殊胜之处,即是中国经史之学。近万年中国文化之传承最为精要者,在经史之学。中国经史之学可以说是超迈独步于世界文化,绝无仅有的智慧体系:经世致用。

经以史为致用,史以经为先导,经史合参,贯通自西汉至今的中国文化命脉。

经者大道之径也,传承智慧以启人心,史者大道之行也,树立明鉴以教民性。经史合参,大道之径可行,大道之行可致,中国文化得以参天地而化育,造就天地人之精神,成就天地人之事业,中国文化之精致可大可久,尽在于此。

 今日学者,袭古人牙慧,徒以所谓儒家著作妄立曰经,分史为另议,姑不论其失,但究以儒学著作为“经”,则汉武较赵高更为失仪。

其实,老庄墨荀、黄帝内经、佛经禅语,均可称“经”纳入经史合参之体系。此所以经史合参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承先启后的天下学问,作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经史合参不仅是中华民族自身的盛兴之机,更是贡献世界的引领文化。

再究所谓儒家之经,泰半是属于中国先民智慧的传承,而非儒家的私货,孔子早年只是传世六经的爱好者和心仪周公的学者,后来的荀子在战国之世不仅最为老师,更且将传世六经纳入儒家私学,自是六经尽归之于儒学,所谓九经、十三经,便是经过后世学者加工加料,流讹至今,积非成是,全然丧失经史合参之实质内蕴,渊博广大的天地人精神。

古人有言,道乃天下之公道,非一家一人可以专断天下学问。置近万年文化传承,五十六民族智慧而不论,徒以孔子而为先导,以儒学而为大经,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更无视于释道大化之机,自是中国殆无传世之人,集体无文化意识若此。吾所以为中国文化哀,更为中国人悲。故立此“关”,以启民智。



其三曰中国佛教、禅文化之关。自唐宋迄今,中国佛教、禅文化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情性,影响至深,稍有学识良心,真才实学者,必不讳此言。

自印度佛教传入后,中国佛教、禅文化于唐宋之世,历经三变:印度佛教而中国佛教是为一变。中国佛教而中国禅宗是为二变,中国禅宗而中国禅文化是为三变。

印度佛教始由智者释迦牟尼转婆罗门之神教而为智慧体系,释迦逝后,智慧德业转为婆罗门化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几经汇通成就中国化的佛教,然其内蕴深受婆罗门化佛教长期之侵染,仍不能全除余习,唐代慧能再传弟子马祖道一,宏传创生中国智慧体系的禅宗成为中国佛教大系的主要内涵,其至南宋之世中国佛教大系全归禅海,自是佛即禅,禅即佛,中国佛教及禅宗合为不分轩轾的中国禅文化,乃至中国禅文化对于中国文化三教(教化—非教派)合一的会通,起到了钜大作用,从而影响日本乃至韩国民族文化之再生。

几至近代,不知始作俑者为谁,竟将智慧体系的中国佛教、禅文化比配西方所谓的“宗教”,于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中国佛教、禅文化,曾几何时被异化成西方所谓的“宗教”,于是乎中国佛教、禅文化在当世人们眼皮下,失其智慧、丧其精旨,沦为以宗教本质,以信仰为主旨的异端之学。

再者,对于中国佛教、禅文化之优致,是全体近代中国人民起码的常识与认知,最根本的理解与尊重,正如西方人所谓:人而无信仰,就是恶魔子孙。其在西方如是,因宗教信仰是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而在中国,自有生民以来就没有如西方形式的宗教,更何况中国自古以来的儒教、佛禅及道教,一直都是文化智慧体系,而不是所谓的“宗教”,更为超越的是中国人不需要信仰,最需要的是智慧的传承和智慧的承当。如若不然,全民皆愚,乞求于宗教信仰的神坛,随风迷信,尽失对自己民族精致和精神的话语权:利乐有情,安住现世,变大地为黄金,搅长河为酥酪。此民族之不幸亦可哀也。故立此关,以开民智。

综论,以上中国“三关“说,实为中国文化超越前代,引领世界文化之契机。更为中国人回归本自具足智慧德业之坦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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