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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桀骜的傅聪拒绝参加以色列在伦敦举办的一场庆祝“六日战争”的音乐会。这件事被认为是不支持以色列，从此傅聪受到排挤，职业钢琴生涯遭遇冰冻。——题记 赤子丹心， “钢琴诗人”傅聪 问：您一定也知道前不久身为犹太人的巴伦博伊姆在耶路撒冷指挥演出瓦格纳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片段引起轩然大波的事吧？您怎么看待巴伦博伊姆此举呢？您赞同他吗？ 傅：我当然知道这件事，巴伦博伊姆做得对！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做的事！以前我对巴伦博伊姆的很多做法都看不惯，但是这一次我绝对很佩服他！ 问：艺术就是艺术，艺术家应该有自己纯粹的艺术原则，您就是这样看的吧？ 傅：对！ 傅聪演绎肖邦《夜曲》Op.62 no.2 没有傅聪，只有音乐 广州的傅聪钢琴独奏会并没有吸引太多的观众。郎朗必须包下一个体育馆才容得下他的乐迷，而傅聪在一个交响乐厅已经显得稀疏。当然，这也不坏，室内乐毕竟和摇滚乐不一样，并不需要将现场营造得如同暴徒的狂欢。 五十多年的孤单 大师泛滥的年代，就不把傅聪称作钢琴大师了，更何况他既没有布满红光的脸颊，也没有花自的美髯，只有花白的头发。不徐不疾走上舞台。一袭黑色中装，罹患腱鞘炎多年的双手包裹着黑色半截手套，向听众微微致意，不自傲也不矜持，这位75岁的老人平淡无奇得就像一位75岁的老人。当他坐下，敲出海顿《D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串音符，听众才骤然领略到音乐家的魅力：一切始于声音。键盘前的傅聪，矫健而从容，然而聚光灯下，却总有一股抹不去的形单影只。 巴伦博伊姆曾说：钢琴家独自守着一台大机器，每天都要证明自己是大师，这是反社会的。反社会的人都是孤单的，即便傅聪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证明自己是大师，但此刻舞台上的他看起来同样那么孤单。 这种孤单，从五十多年前就开始了。1955年在华沙一鸣惊人，1958年出走伦敦，此后是近二十年的异乡异客。傅聪再度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已经是“文革”以后。1976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之后的三十多年，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出，可是我们却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关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傅聪一度享誉西方乐坛，曾被《时代》杂志誉为“中国当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但作为一个演奏家，他早已不在西方古典音乐演艺界的主流人群中。 艺术圈的人谈钱，音乐圈的人谈势。古典音乐领域的犹太人势力，是个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不被他们认可，就只能游走边缘。傅聪对艾萨克?斯特恩向来颇有微词，甚至指他为“音乐界一霸”。美国犹太裔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曾于1979年访华，拍摄过音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俨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他也是音乐界犹太人势力的领袖人物，因得到美国犹太资本及以色列的支持，在音乐圈相当有影响力。1967年，桀骜的傅聪拒绝参加以色列在伦敦举办的一场庆祝“六日战争”的音乐会。这件事被认为是不支持以色列，从此傅聪受到排挤，职业钢琴生涯遭遇冰冻。看傅聪现场的状态，我相信真如他自己几年前所说的，他还能弹普罗科菲耶夫的协奏曲。可是哪个乐团会跟他合作呢?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就职演讲时说：“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话曾让很多人激动，我猜想激动的原因是因为把自己带入这种语境会有一种做了总统的感觉。做总统的感觉当然很过瘾，总统可以说不，总统还可以不高兴。可惜傅聪不是总统。其实我们都不是总统。即便我们不敢问：“这个国家能为我做些什么”，是不是能问一下：“这个国家能为傅聪做些什么?” 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好的钢琴家独来独往，没有任何唱片公司同他签固定的合约。傅聪很少出CD，也几乎没有乐团合作，音乐会与concerto无缘，只能孤单地solo。他弹了五十年肖邦，七十岁之后，开始弹海顿。
傅聪演绎海顿 纸面和现实的商业化 1809年，第五次反法联盟被法国军队轻易击败，拿破仑在奥地利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胜利。是年5月，音乐家海顿在战火纷飞的维也纳去世，距今正好200年，2009年被奥地利定为“海顿年”。为纪念海顿逝世200周年。这一次傅聪的钢琴独奏会，清一色地选择了海顿的钢琴奏鸣曲。 海顿的钢琴奏鸣曲活泼、明快，有一种平民化的纯朴，所以多数作品也免不了带有一股平庸气息，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观点：音乐的演出就是专业人士演奏给业余人士听的，那么海顿的钢琴奏鸣曲以炫技的方式演奏，往往会更出彩。但是在专业领域中，炫技似乎总被人不屑，专业人士理所当然地认为，炫技的作品缺乏内涵。其实从来就没有一种逻辑能证明炫技一定缺乏内涵，而演奏技巧本身就是可以被欣赏的。听一听霍洛维茨吧，有人不喜欢吗?如果有，那个人就是傅聪了。他非常固执地反对炫技。在他看来，技术只能是为内容服务的，演奏的目的是表现音乐，而非炫耀个人的技术。 钢琴家有两种：好钢琴家和尚未成为好钢琴家的钢琴家。好钢琴家又分两种，一种是一曲奏罢，听众说：他弹得真好；另一种是一曲奏罢，听众说：这首曲子真好。玲珑的郎朗是前一种，所以他不得不成为明星，他的钢琴要搬进“鸟巢”大家才开心。而傅聪无疑是后一种，他像传教士一样传播着他热爱的音乐。他曾说：钢琴世界里，没有傅聪，只有音乐。 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年逾古稀的傅聪仿佛是这句话最好的写照。反对技术至上，并不代表他轻视技术，相反，他会每天花8到10小时的时间练琴，几十年不懈。说他在键盘上已经“从心所欲”并不为过。而对音乐阐释的“不逾矩”，则是他始终坚持的，虽然带着一种古典色彩的偏执，但这份虔诚在当下已属罕见。 傅聪堪称演绎肖邦的专家，以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成名，也曾做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然而，现在他常常流露出对这项比赛的不满：得奖的通常都是技术派，而忠于肖邦原作的演奏家往往被淘汰。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愤懑而无奈：“弹钢琴弹得好罢了，并不是肖邦弹得好！”这也是为什么他对李云迪不以为然。然而在演出市场上，这种不以为然却那么不合时宜。李云迪的肖邦热闹得像爵士。他的音乐会门票价格已经是傅聪的两倍。 艺术的商业化总是在纸面上让人气愤，现实中令人兴奋。而拒绝商业化的艺术，往往叫好不叫座。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被资本招安，幸好还有傅聪；傅聪已经75岁了，幸好他是一位钢琴家。钢琴家是很奇怪的一类人，就如前面所说，他们是反社会的。反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年纪越大往往越有活力。巴克豪斯、肯普夫、里赫特，个个都弹到八十多岁才罢手，霍洛维茨83岁时的莫斯科音乐会、84岁时的汉堡音乐会，至今被乐迷津津乐道，而阿图尔?鲁宾斯坦开最后一场音乐会时，已经89岁。傅聪才75岁，按照钢琴家的规律，辉煌的岁月才刚刚开始，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成就。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对于一个钢琴家来说，人生最大的惊奇，也许就是年华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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