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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新“田野考古奖”出炉，陕西省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岐山凤凰山遗址、杨官寨遗址、统万城遗址和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等五个考古项目榜上有名，其中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和岐山凤凰山遗址获得一等奖。“田野考古奖”不仅要求参选项目本身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要求整个发掘过程必须科学严谨，所发掘的出土文物和重要遗迹具有阶段性研究成果。 您知道吗？ 陕西的长城有战国的、秦、汉、隋、明朝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守护陕西免受战乱之苦，如今还有近1700公里，日夜接受风沙的洗礼。 您知道吗？ 名传千古的杨家将曾在陕北筑城守地，北拒契丹，称雄一方。经历千年，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家城只剩下断壁残垣，我们仅能从残存的20余米高的城墙遗址上，遥想当年的金戈铁马。 如果这些都离我们太遥远，那您一定想知道，西安城内的唐朝水井，它们见证了“八水绕长安”的盛景，至今仍可见地下水，历史在水井里得到了延续。 解开考古神秘的面纱，历史从古墓和遗址中缓缓走出，2009年，通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们的努力，800多座各个时期的墓葬、6000多件各类出土文物向人们发出来自千年的无声问候。 1、唐陵、周公庙：中国考古的“奥斯卡”奖 如果没有曹操墓，也许大家不会意识到，冷门的考古也可以引发人们的极大关注。“其实，作为专业性极强的行业，考古界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每两年都会评一次‘田野考古奖’，这可是中国考古界最严格的评选，是考古界的最高奖项，被我们称为考古界的‘奥斯卡’奖。”2010年2月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李举纲在回顾2009年陕西考古成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陕西所获得这个最高评价。2009年11月，最新“田野考古奖”出炉，陕西省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岐山凤凰山遗址、杨官寨遗址、统万城遗址和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等五个考古项目榜上有名，其中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和岐山凤凰山遗址获得一等奖。 “‘田野考古奖’不仅要求参选项目本身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要求整个发掘过程必须科学严谨，所发掘的出土文物和重要遗迹具有阶段性研究成果。自1993年开始评选至此次评选前，一等奖只产生过2次，仅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山西省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发掘获得过一等奖，这次陕西再次荣获2个一等奖，充分显示出陕西省考古科研实力和人才优势。”李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工作部部长，专门负责各类考古科研项目的组织和规划工作，在他看来，“能够评上田野考古奖的一等奖，这应该是学界对陕西考古界的最高评价。”“考古不是简单的挖掘，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在挖掘的背后是更长期的科学研究，从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有时挖掘可能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研究却需要好几年。”李岗说。 事实上，陕西唐陵大遗址的考古调查从2005年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现在，调查对象包括18座帝陵和2座祖陵。“2009年我们对唐玄宗泰陵和唐穆宗光陵开展了考古调查。在对唐陵的考古中，我们采用了遗址和石刻的三维激光扫描测绘、建筑基址的三维复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科技手段，多方位记录遗存信息，多角度分析遗存内涵，为大遗址考古工作手段和方法的改进做出了有益探索。这次获得田野考古大奖，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成果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可。” “岐山凤凰山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工作进行的更早，2004年起我们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对该遗址实施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周公庙遗址项目负责人王占奎回忆说，“虽然2004年这个项目遗憾落选当年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但经过这些年来的研究，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能够建立了商周时期较为详细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编年体系；初步厘清了商周时期聚落的内部结构，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2、北宋吕氏：修复“考古鼻祖”家族记忆 考古考出了“鼻祖”，这不仅在考古界，就是对很多没有接触过考古的人来说，也是个有趣的事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009年的陕西蓝田。“我们对蓝田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的考古属于抢救性发掘，2006年该墓地中的一座墓葬被盗，案件告破后，在公安机关追回的119件文物中，有3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11件二级文物，47件三级文物。从2007年开始我们院就组织专家对这个墓群进行勘探，经过2年多的考古调查，可以确认是北宋吕大临的家族墓茔，他可是我们考古学界的鼻祖的呀。”说到蓝田北宋吕氏族墓，李举纲显的有些兴奋，“这个墓葬群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和墓葬的独特结构都很让人震惊，我们准备将它申报2009年的全国10大考古发现。” 负责这个项目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蕴介绍说，吕大临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之一，就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考古”的词语。 这个墓群在当地被称为“吕氏四贤墓”，埋葬着北宋著名学者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吕大防官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号称“贤相”，主持刻绘了《长安图》、《兴庆宫图》，同时他还主持了杜甫草堂的重建。吕大忠移《石台孝经》于“府学之北塘”，为西安碑林的创始者。吕大钧则是北宋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著《吕氏乡约》是关中学派道德礼教的代表作。兄弟四人都对陕西古代文化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土的墓志内容非常丰富，为研究北宋官制、科举制度以及河南汲郡吕氏家族的起源、分支、途迁和定居陕西蓝田后的家族发展谱系、延续脉络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吕大临墓葬虽早年被盗，墓志遗失，但有证据显示其墓葬位置亦可基本确定，这对研究中国考古学史亦具有重要意义。”张蕴介绍。 吕氏家族墓地由27座墓葬、东西北三面围沟、家庙遗址共同组成，形成长321米、宽273米的完整的家族墓园。墓葬均为竖井墓道、土洞墓室，深7.5-15.5米不等，家庙遗址位居墓地中轴线南500米处，为三进院砖木结构，现基址尚存。 2009年，吕氏家族墓地的田野发掘工作已全部结束，墓葬排列脉络清晰，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纵向贯鱼式为长子长孙系列，横向则按辈份分排布置。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到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共埋葬了五代吕氏族人。吕氏家族墓地为目前国内首次发现的、基本完整的北宋家族墓园。 九泉之下的名门望族在1000年后得以重见天日，而从随葬器物中，我们也能感受到1000年前北宋文人的生活气息，出土的大量瓷器中很多位茶具、香具，各类石、陶砚台是随葬遗物的又一特色，其中安徽歙县的长眉子砚、山西新绛澄泥鱼肚白砚均属文房用具之精品。在吕氏族墓中人们甚至发现了北宋时稀有珍贵的白茶，即宋徽宗赞之“如玉之在璞”的冲泡味道无异伦比的茶。 3、“军事首领”族墓：陕西最集中的元代家族墓地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存在时间仅近百年，这段历史的考古发现在我国一直十分少见，2009年，陕西考古专家在西安发现了元朝“军事首领”刘柏林的家族墓葬，这是迄今为止陕西地区元代墓葬最集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陕西是文物大省，地上地下文物资源非常丰富，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快，这次发现的刘柏林族墓，就是位于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在地。从2009年3月份开始，我们对这个墓葬群进行了发掘，到2009年12月底，共在这个项目的征地范围内发掘各代墓葬近50座，其中12座元代墓葬里的资料比较重要。”李岗说。 此次发掘的墓葬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北里王村附近，属于长安凤栖原的范围，各代墓葬分布密集，一直以来都是古代西安居民的集中埋葬区，陕西考古研究院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按照有关规定对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古墓葬356座，这些墓葬分布密集、类型多样，时代跨度从汉代一直到明代，具有极为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 在这12座元代墓中，藏着一位“军事首领”的家族墓。据介绍，其中两墓的墓主分别是刘黑马及其子刘元振，两人的事迹见载于《元史·刘柏林传》，均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著名的人物，多次参与蒙元与宋金的重要战役，如三峰山之战、泸州之战、钓鱼山之战等，战功卓著。刘黑马曾任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刘元振曾任成都路军民经略使、潼川路副招讨使等职。而刘柏林则是刘黑马的父亲，降服成吉思汗后，曾屡立战功，成为秦国公，是当时的军事首领。从墓志内容可知，这应为刘氏祖茔之地，由此初步推断这组排列有序的元代墓葬应为蒙元时期汉人世侯刘黑马家族墓地。 考古人员介绍，虽然这些墓葬此前已多数被盗扰，但出土的器物种类仍很丰富，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瓷器、陶器、纺织品等，其中陶器数量最多，均为细泥灰黑陶，由于墓葬的等级较高、排列有序、形制完整，对研究陕西地区及这一时期的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特别是出土的刘黑马、刘元振等墓志，保存完好，内容完备，能够与《元史》、《蒙兀尔史记》等文献相互佐证，多处记述如刘氏家族的世系、婚姻结构以及所参与的东大历史事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李举纲说。 4、相国两百年：西汉“列侯”的墓下世界 2008年7月，在西安航天产业项目基地建设工程中，发现了一处高等级西汉家族墓。经过历时一年多的考古发掘，一座带有6个陪葬坑的大型甲字形墓以及数座中小型甲字形墓以及规模宏大的祠堂建筑基址和相关的壕沟等构成的一座长方形的墓园浮现出来。 由于该墓地位于凤栖原，故又称为凤栖原西汉家族墓。据负责这个项目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仲立研究员介绍，只有王侯级别的人员才可能具有如此“甲”字大墓，这也成为目前唯一经过完整发掘的汉代“列侯”级别的家族墓。 一直以来，在高等级贵族墓的考古发掘中，很难发现祠堂遗址。不过在这次西汉家族墓园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几乎可以复原的祠堂。祠堂遗址位于大型甲字形大墓的东侧，长、宽各19米，祠堂的台基、柱础、门道、回廊、踏步、散水等建筑遗迹保存得十分完整，这些发现对丧葬习俗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佐证。 最引人注目的是墓园中部的大型“甲”字大墓。大墓总长有60多米，而其中的墓室部分长35米，宽24.5米，距离地面有15米。究竟是哪位王侯将相在这里沉睡？考古学家认为，该墓地应为张安世家族墓地。张安世是西汉宣帝时期重臣，为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张汤之子，汉昭帝时封富平侯。昭帝死后，他与大将军霍光谋立宣帝有功，拜为大司马。史书中有记载张安世辅佐三朝皇帝，其家族中八代封侯，曾“相国两百年”，这在中国历史上都属罕见。 由于没有墓志铭，何以判断墓主人为张安世呢？史书对张安世墓葬记载得十分详细，安世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此次发掘地刚好与此验证。同时，在陪葬坑内发现了多枚军队的印章，上面刻有“卫将长史”、“军侯之印”等，而更为重要的一枚特殊的大型铜印，上面仅刻着一个字“张”，盖印章为4乘以7厘米，如此大的印章十分少见。另外，从墓葬的形制、规模及出土的文物分析，该墓葬应该属于“列侯”级别。从种种资料验证，应为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的家族墓。 在大墓周围则分布着6座大小不一的陪葬坑，最长的有38米，最短的有6米。在这里，出土众多陶器、釉陶器、瓷器、车马器、玉器、铁器等随葬品数百件。 令人惊奇的是，除了惯常的陪葬物品外，陪葬坑中各约百数件着衣彩绘陶俑的出土。数以百计的陶俑虽倒在坑内，却个个精神抖擞，面部清晰，红红的嘴唇，浓黑的眉毛，神情各异，其精致水平与杜陵和阳陵出土陶俑相差无几。“这些陶俑与汉阳陵的陶俑相似，约60厘米高。”专家们推测，这些陶俑最初都是一排排站立，身着甲衣甲帽，手持各种武器，陪伴在墓主人身边。由于这6个陪葬坑大小不一，可能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如现在军、师、营等级别，专家对陶俑的修复和墓葬的进一步发掘，有可能揭开古代军事秘密。 5、彩绘壁画：重现古人的礼乐生活 如果还有什么能在古人与今人之间搭起直接对话的时空隧道，那壁画必属其中之一。“单独看某一次的壁画发掘，可能不如前面几个考古项目重要，但从整体来看，2009年壁画的发掘给陕西考古带来一抹明亮的色彩。我们在对壁画的发掘、保护上，都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李岗说。 想知道汉代的陕西人是如何歌舞宴饮、田园耕作吗？陕北靖边渠树壕汉代墓里的壁画会给你一个完整的视觉印象。 “这个墓葬在芦河川道的南侧，芦河川道的北侧是西汉至新莽时期的瓦渣梁城址，芦河南侧分布着至少三处与这个城址时代对应的大型墓地，2009年5月开始我们对这个墓地中遭到严重盗墓的2座壁画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负责项目的马明志副研究员介绍。 壁画上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的讲述车马仪仗出行，有的描绘庄园府邸、侍女、守卫等现实生活题材，有的则是列弩、列盾、拜谒、猛禽等军事、武库题材，还有描绘山峦、任务、飞禽走兽等闲云野鹤题材。 “这些壁画墓的集中发现，为陕北地区壁画墓的断代和同时期墓葬形制的确定提供了详实的证据，也显示了瓦渣梁城址在汉代边疆地区的重要地位。”一位考古人士这样评价。 更为重要的壁画墓发掘则在更早些时候开始。2009年的3月，韩城市新城区盘乐村的古墓葬被发掘出来。“这次发掘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宋代壁画墓，这填补了陕西地区宋代考古的一项空白。”李举纲说。 这个宋代墓室的北、东、西三壁上绘满壁画。其中北侧画面暗示墓主人生前至少有从医的经历，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副北宋时期关于中医中药的真实图景。而东侧壁画则为佛祖涅盘图，壁画中心佛祖作吉祥卧，周围佛祖十大弟子则有形态各异的悲痛状，对于研究佛教美术史具有重要价值。西侧壁画画的是宋代杂剧演出场景，完整的再现了北宋杂剧的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五个角色，呈现出北宋杂剧正在演出的场景，解开了北宋杂剧演出是否有乐队伴奏的谜底，是迄今所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完整、最生动的宋代戏剧文物。 “由于这个墓葬的壁画比较特殊，不能采取传统揭取的方法，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壁画原有的历史信息，我们对这个11吨重的壁画墓进行了整体搬迁，这在陕西省还是首次。”李岗说，“现在很多考古完成后，考古现场就不复存在，只能留下些图片或者影像资料，这次的整体搬迁，应该是考古发掘与文物科技保护有机结合的一个尝试，为我们后期的文物保护修复和科研保留了完整的实物资料。（来源：陕西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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