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瀛环考略》到《瀛环志略》（下） 五、《瀛环志略》的流传和影响 《瀛环志略》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开始在福州刊刻的,在该书还未全部出齐时,徐继畬就给友人寄去开初几卷,以征求意见。３５尽管徐氏的同僚及好友都来为之捧场,但该书并未获得普遍的好评,主要是书中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叙述和评论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还在该书刻印过程中,张穆就曾致书徐氏婉言告诫云: 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３６ 另一些人的批评就不那么委婉和客气。说是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劾之。旋知已为同事者所纠,奉旨议处,书版饬令毁销。”３７ 李慈铭也有这种看法,认为“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３８ 曾国藩的见解是“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３９可见,认为《瀛环志略》对西方列强的叙述夸大其词,是当时人们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 同时，徐氏本人因“神光寺事件”受到福建士绅和京中言官的指责，“言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西方’二字劾先生，欲中以奇祸”。４０正因为如此,这部相当有价值的世界地理著作在出版后的十余年中,只由红杏山房于道光庚戌年(1850)重印过一次,其流传和影响的范围相当有限。 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士很快就对《瀛环志略》一书作出了反映。事实上,在徐继畬著书的过程中,他们就已不断地报道过有关消息。《中国丛报》(1851年4月)对该书作了评述,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计划的产物,成为给予地理工作正确指针的一个里程碑,它比中华帝国使其高级官员和文人了解地球上其他国家的资源、计划、位置的任何出版物都要高明得多,等等。 就在《瀛环志略》在故乡遭受冷遇的时候,它飘洋过海传至日本,在那里意外地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日本文久元年(咸丰十一年,1861)刊刻了《瀛环志略》,以后又翻印了几次。该刻本即“对嵋阁本”,由井上春洋训点,印刷和装帧质量超过同时期的中国版本,地球图用红、黄、绿三色套印,相当醒目,人名、地名有英文、日文注音,年代日期也用日本纪年标出,以便于阅读。日本当代史家评论《瀛环志略》的影响时指出:“如果说,幕府末期的日本的地理学,特别是有关东南洋的知识,是出于《瀛环志略》之赐,那也并非过甚其词。”４１ 《瀛环志略》在中国受到重视,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开始兴办“洋务”,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有必要了解世界。 同治四年(1865)底,赋闲十余年的徐继畬被重新起用,成为新设的洋务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以后又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与此同时,总理衙门印行了《瀛环志略》，４２后又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之一。 美国人也在这个时候对《瀛环志略》表示了公开的称颂。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根据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指示,将一幅华盛顿肖像赠给徐继畬。赠画仪式有总理衙门官员出席,由卫三畏(S.WWilliams)和丁韪良(W.A.P.Martin)担任译员,蒲安臣发表了演说,赞赏《瀛环志略》“是你祖国奇迹般的学术成就”,并对徐氏的遭遇表示同情。据蒲安臣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典仪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４３这个活动,大约就在世人心目中为《瀛环志略》造成“西人咸服其允当”、４４“中外刊布,群奉为指南”等印象。４５ 从此,《瀛环志略》声誉日隆,成了人们了解世界概况的必读书,有力地推动了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那个年代出洋考察或充当使节的中国人,大多随身携有《瀛环志略》,以便查阅。书中对人地国名的译法,后来还成为总理衙门翻译外文书籍时的标准。 ４６ 19世纪后半期追求新知的人士中,几乎没有人不读《瀛环志略》。王韬认为这是“当今有用之书”,因为它“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４７他从书中领悟到时局的变化及海外诸国富国强兵之途。 康有为决心研讨西学,也与《瀛环志略》有关。光绪五年(1879),他在知道“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夷狄视之”以后,“乃复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４８ 梁启超则直接从《瀛环志略》受到新的世界观念的启蒙。光绪十六年(1890)他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４９ 也把该书看作西学书籍,在《读书每月课程》中把之列为“西学书”一栏的第二本必读书,仅次于《万国史记》。 个别人还因读了《瀛环志略》而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发生了兴趣,如张一麟写道:“余年十六岁时,得五台徐松龛先生《瀛环志略》,读至华盛顿故事,辄为心醉,自忖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５０ 甚至有人赋诗云:“君不见《瀛环志略》著自徐,峋嵝委宛成异书”,５１“异书”云云,简直有点奉若神明的味道。 自19世纪70年代起,《瀛环志略》不断被翻刻,版本之多,至今仍未能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就笔者在京、沪两地所见的十余种版本而言,仅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有新化三味书屋校刊本、上海老扫叶山房铅印本、上海书局代印本(即槐里堂本)几种。时人的说法是“久已家置一编,不胫而走”。５２ 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瀛环志略》的社会需求程度。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从事着续补、增益工作,以使这部著作更为完美,更长久地传世。继咸丰年间何秋涛作《瀛环志略辨正》,对该书有关俄罗斯的记述错讹进行订正后,光绪年间又有丁日昌、薛福成二人分别辑续《瀛环志略》。有个在南洋槟榔屿任副领事的官员张煜南,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刻了《海国公余辑录》,其中有《辨正瀛环志略》、《推广瀛环志略》各一卷,是他考订《瀛环志略》中有关错误记载和搜集资料加以补充的成果。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觉察到《瀛环志略》所提供的世界知识不免老化,需要更新;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在该书问世五十年后,依然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权威地位。 六、余论 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的西人所著汉文书籍,除了宗教宣传品之外,几乎都是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读物。 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所关注的,主要仍然是世界各国的方位疆域、历史沿革等知识,“船坚炮利”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十分突出。他们在传教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传布了某些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知识。可以说,如果没有主要是由传教士们撰写的那些介绍世界史地的汉文出版物,也就没有《瀛环志略》一类高水平的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域外地志问世。《瀛环志略》的编写过程及资料来源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展现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向中国渗透的最初内容和具体途径。 “新地志”开创性著作之一的《瀛环志略》,在近代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的引进或介绍方面没有值得一提的建树。产生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作过分析),但另一个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则是来自现实需要的压力。 在徐继畬等人的意识中,世界地理首先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与现实有着密切关系,了解和掌握外部世界知识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主要是为了应付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威胁。 正是现实中“制夷”、“筹远”之类的需要,推动了一部分有识之士面向世界。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危机状态中,生活在这一环境中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强邻巨大压力的中国先进分子,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只能是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在近代西方文化输入时,人们往往来不及把它们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分析考察,而只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从中吸收对救亡图存有用的东西。 坚船利炮也罢,声光电化也罢,议会宪政也罢,它们之所以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无一不与那个时期人们设计的救国方案有关。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作全面、深刻的了解,影响了中国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进度,构成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过程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瀛环志略》所表现出的忽视近代地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倾向,预示了西方学术文化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即将普遍遭遇的命运。 在近代中西文化接触的开初阶段,中国人大体上是用自己传统文化的观念来看待有关新现象和新事物的,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或发挥。这种状况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实际性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忽视,甚至被曲解;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某些内容由于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作为护身符,从此登堂入室,得以流行、传播开来。这种悖理的结合,正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接触第一阶段的产物。当然,这种结合本身即包含着互相排斥的因素,外来者在观念形态等方面与其引见者的冲突日趋激化。在《瀛环志略》这部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这种既排斥又融合的最初表现。 《瀛环志略》的流传过程与中国近代思想界前进脚步一致,也与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同步。人们对《瀛环志略》中叙述的世界知识从开始时的怀疑、不满到以后的信服以致入迷,正反映着近代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输入的一般态度。 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其说是“波浪式”,不如说是“波纹式”,即由若干中心点不断向四周层层扩散,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先进的中国人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着对西学的认识,由部分而及整体,由表层而及内核,从而引起观念形态中的潜移默化,最终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作用。《瀛环志略》问世五十余年中的遭遇,或许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潘振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编审。原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４期 注释： ①②１７２１２５《瀛环考略》卷上，徐继畬识； 卷上；卷下；卷上。该书共二卷，原藏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现存台湾。 ③⑦⑧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３２４〓《瀛环志略》，徐继畬识；徐继畬识；凡例；徐继畬识；卷一；卷九；卷六；卷一；凡例；卷二；卷二；卷三。 ④《中国丛报》〖ＷＴ6ＢＸ〗(Chiese Repository,或译《澳门月报》)第13卷(1844年5月)、第20卷(1851年1月)。 ⑤《瀛环考略》，徐继畬识。按《高厚蒙求》一书，是嘉庆初年华亭徐朝俊所纂辑，共四集，介绍天文、地理、数学、钟表等知识。其二集《海城大观》有“地舆总说”、“五大洲记”等内容，“第据《职方外记》及《坤舆格致》、《台郡杂志》诸书，其理所未可尽信者，采辑成编，聊广闻见”。徐氏参考的当为此书，但称其为泰西人所著则不确。 ⑥《中国丛报》第15卷，1846年。黄恩彤：《与徐松龛中丞论西洋诸夷书》，《知止堂文集》卷九。 １０徐继畬致张穆信中称：“魏默深《海国图志》引证浩博，洵为钜观，惟其中舛误亦复不少，如以黄海西岸之瑞典与日耳曼南之瑞士相混，大者如此，著述之难精，盖可知矣。”转引自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年谱》第90页。引用时“之瑞士”之前的字句已与方闻先生复印的《徐松龛先生杂书集锦》中的徐氏手书的两页信件残稿作了核对。 １１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7册。 １２王韬《瀛环志略跋》，《园文录外编》卷九。 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瀛环考略》卷上；卷四；卷四；卷七；卷五；卷九；卷七；卷五；卷九。 ３５如张穆就在是年底(“腊杪”)收到该书前三卷，并表示“急思快读”后七卷，询问“何日梓竟”。见《斋文集》卷三。 36张穆：《复徐松龛中丞书》，《斋文集》卷三。 37史策先：《梦余偶钞》卷一，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文中所言奉旨毁版事，似不可靠。 38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丙辰一月二十八日。转引自《越缦堂读书记》，第480—481页。 39曾国藩：《致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40《京卿徐松龛先生事略》，《山西献征》。 ４１大谷敏夫：《〈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中国近代的始刊启蒙地理书》，原载日本《鹿儿史学》第27期，中文摘译载《求索》1985年第5期。 42《五台新志》卷四记载：“同治乙丑继应召进呈，板入内府，今都城有翻刻本，上海有缩刻本。”总理衙门的这个版本虽称重订，但内容并无更动。 43有关此事的情况均载《纽约时报》〖ＷＴＢＸ〗(NemYork Times)〖ＷＴＢＺ〗1868年3月29日。 44斌椿：《乘槎笔记》。 45杨笃：《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 46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辑书纲要折》，光绪二十八年，转引自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52页。 47王韬：《〈瀛环志略〉跋》，《园文录外编》卷九。 48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5页。 49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50张一麟：《汤济武为梁伯强尊人震三先生墓碑文稿题词》，《心太平室集》卷二。“余年十六岁”系光绪九年(1883)。 51张煜南：《海南公余辑录》，题词。 52张元济：《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序》，载《松龛先生全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