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印第安“大地之母”神祇的生态原型探析 作者:秦苏珏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摘要] 北美土著人的信仰是一种基于大地的神学,他们对于前世、今生和来世的理解都被放置于“大地之母”的理念之中,一切的神圣性都集中体现于大地母亲这一意向。随着欧洲文化的入侵,他们认识到传统仪式、妇女角色、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政治经济的博弈都是内在相互联系的。基于性别差异、精神信仰的不同理解而最终导致的物质世界的巨变成为解读当今生态恶化的链状因果关系的视角之一。 [关键词] 印第安文化; 大地之母; 女性传统; 生态批评 美国早期的土著学者查尔斯·亚历山大·伊斯门( Charles Alexander Eastman) 在1911 年出版的哲学专著《印第安人的灵魂: 一种诠释》( The Soul of the Indian: An Interpretation) 中谈到,族人能与世界和谐相处的秘诀就在于他们的意识中从来没有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在我们看来,除了自然,世上就没有神庙或圣坛”。他认为,土著人万物有灵的信仰具有极大的象征特性,“印第安人对太阳的敬仰就如同基督徒对十字架的尊崇”,同时,他们在与自然世界的相处中又抱有异常的理性,是一种“科学”而非“野蛮”的关系,“用一个明晰的比喻,在族人的观念中,太阳和地球就如所有有机生命体的父母,这更加接近科学真理,而非诗化的象征。作为宇宙万物的父亲,太阳催生着自然界,地球就如我们母亲的子宫,孕育着植物和人类。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尊敬其实就应想象成我们对亲生父母的爱的延伸,带着这种如孝顺子女般的温情,我们愿意被他们吸引”。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到,土著人不是将自然看作一个被动的产物,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者。在美洲大陆的许多地区都广泛存在着类似的认同,他们都习惯于将自然世界拟人化其女性的身份,并将人类的产生看作大地母亲的生产。例如,来自加拿大的甸尼族人( Dene) 伊西多·科乔翁( Isidore Kochon) 也曾说过: “在白人到达北方之前,大地公平地抚育着一切,她对于我们就像一位母亲抚养着她的孩子。” 在秘鲁生活的盖丘亚族( Quechua) 人也将世界尊称为大地母亲。作为美国土著人中最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来自阿帕契族( Apache) 的女性知识分子薇奥拉·科多瓦( Viola Cordova) 在接受西方古典哲学的正规学院式教育之后,在印、白两种文化的直接熏陶之中,也仍然执著地将自己对于哲学研究中三个主要问题的思考———世界是什么? 人类是什么? 人类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什么? ———放在印第安哲学研究的视角之下,以土著人所信仰的“大地之母”作为哲学思考的起点。她认为,西方宗教和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脱离尘世”( extraterrestrial),尽管白人也相信人类是由大地的泥土造就,但是人类却在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脱离了大地,与世上的万物划分了清晰的界限和等级,并在造物主的诅咒之中被抛弃在一个严酷的环境之中挣扎,只能将所有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一个与现存世界毫无关联的未来世界,是一种超越于自然之外的寄托。这样的信仰完全无法以积极的方式帮助人类理解现世的生存意义,找到人类在世界上存在的恰当方式,也无法解答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应当担当怎样的正确角色等问题。而土著人的信仰则是一种基于大地的神学,这是一种产生于现世经历的感悟,最易于被自然地而非强制教化地接受。他们对于前世、今生和来世的理解都被放置于“大地之母”的理念之中,一切的神圣性都集中体现于大地母亲这一意向。但是母亲这个称谓不仅仅是一个拥有生育能力的生理载体的象征,她的最大特征是她的神圣性,而她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她就是生命力本身。“当地球将生命力导入她的无穷创造之中时,她成为了母亲。地球这个星球将尽自己所有创造出独特的产物,由于生命力必不可少,所以变得不可低估。地球成为母亲不仅仅是她生产的行为,更在于她创造的持续不断的养分,在这个意义上,地球是一个真正的母亲”。生命力之流让现实中所有的一切都围绕在了生命力的源泉———大地母亲的周围,人类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得到了她平等的眷顾,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因为大地母亲的生命力而变得美好、适当。土著人心怀感恩地享受着这样的存在方式,他们因为这令人满足的归属感而从来没有过对所谓另一美好世界的追逐,所以他们教育族人要坦然面对今生的完结。个人长成后也不能独立于母亲之外,而是要报答母亲,为了她持续的生命力而通过回归大地回报自身。在土著人的信念中,个人与大地的关系不仅仅是成长、独立的后代与母亲的关系,更是“互惠的关系———既有索取,也有给予”。 现代的环保主义者基于地球生态恶化的现状也开始广泛地宣传这样的理念,例如盖娅假说就是与北美土著人尊崇的大地之母最为相似的概念。但是就如科多瓦所指出的一样,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盖娅假说尽管将大地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但在环保主义者的解读和宣传中,仍然透露着“人类是地球的管理者这样欧洲( 基督教) 式的观念,管理权就暗含着人类居于地球之上的优越感———这在美洲土著人的理念中绝不存在”。人类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就是世界的起源问题,这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于人类之间的正确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因此,诸多学者将研究方向指向土著人的宗教和信仰,试图发掘他们认同的创世传说与基督教的创世纪对于信众的引导究竟有何本质的差别,及如何导致了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结果。 北美土著人的女性创世信仰 在诸多学者中,对于美洲土著人将大地视为母亲神祇原型持有较大异议的当数萨姆·吉尔(Sam Gill) ,他认为虽然这样的信仰深受当地土著人的影响,但是这样广泛地宣扬大地之母不过是欧洲人的后代在北美大陆获取土地需求的一种政治上的计谋。但是,通过了解美洲土著人的口述传说和传统仪式就不难发现,在遍布美洲大陆的许多民族中,大地之母的神圣形象确实是早在20 世纪之前就广泛存在并深入人心了,而白人殖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玩弄着政治和利益的权谋。 与基督教有一个清晰可见的男性耶稣形象不同,土著部落由于数量众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至高无上的个体神祇被所有部落膜拜。例如,切罗基人( Cherokee) 视火神约瓦( Yowa) 在不断变化中散发、创造,世界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创造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样的信念有效地监督和克制着族群中个人的任意行为,强调了行为可能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后果。纳瓦霍人( Navajo) 相信一个“伟大的力量”( Great Power)创造了一切,它不需要名字,但是族人都相信它无处不在。他们并不过多追究创世之前的存在是如何,或者物质是从何而来,而是强调人类的到来并不比其他所有一切的出现更有优先性。人类不过是与其他存在一样被创造,并且紧密相连,不是一个由开始、继续和结束组成的直线发展过程。这是土著人一直相信的日月相交、时间循环的亘古原则,与西方人的线性时间观具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他们的世界观更多地强调生存环境的考量,空间的重要性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必须与自然世界达成永久的平衡才能世代生存,而不是以暂时的拥有为现世的目标。 在对北美印第安文化和宗教信仰中的女性神祇原型和女性中心传统的研究中,土著学者葆拉·冈恩·艾伦( Paula Gunn Allen) 的著作《圣环: 恢复美洲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特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艾伦在该书的前言中就明确指出: “传统的部落生活方式大多是女性制,从来不是父权制,这样的特征对于所有负责任的活动家理解部落文化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试图探寻以生命为实证的社会改变来减少毁灭人类和和破坏地球的结果,真正提高地球上的所有生存者的生活质量。”而对于这些活动家来说,他们需要理解的印、白两种文化中一个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不管如何的千差万别,美洲印第安人都将他们的社会体系建立在仪式的、神灵居中的、女性为核心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因为有了这样的世界观为主宰,“负责提供食物的和平主义的男性……和自信、刚毅、果断的女性”就成为突出的特征。也正是在这样的女性制社会形式中,女性特质决定了新的生命力的不断延续是族群繁荣的基本前提,强调了“所有生命形式的互补特性”,而“作用强大的女性对社会安康的核心性也不可质疑” 。为了将这样的世界观和理念传播给族人,印第安传统的创世传说中存在着普遍的女性神祇,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老蜘蛛女( Old Woman Spider) 的形象。“她将我们编织在相互交织的结构之中,她是最古老的神,是记忆之神,是能再造物之神……我们因为确信自己的生存意义、她的核心性以及她以神圣环形而存在的特征活到今天”。除此之外,第一女( First Woman) 、蛇女( Serpent Woman) 、谷物女( Corn Woman) 、大地女( Earth Woman) 、思想女( Thought Woman) 、沙祭女( Sand Altar Woman) 、生育水流女( Childbirth Water Woman) 、天空女( SkyWoman) 、变化女( Changing Woman) 等等各种女性神祇遍布北美印第安部落传说。 土著人对于这些根植于神话传说中的女性神祇的尊敬并不能简单地被贴上愚昧、迷信的标签,因为它们更多地体现出土著人对于“宇宙的理性分类”。他们的神话表明了他们“对于生存的本质目的的认识,表明物质存在之外的可能力量”。在土著人的集体想象和创作中,他们的女性神祇形象将族人与宇宙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再生、继续、互为一体的系,以女性力量为核心的宇宙成为一种能够再生并且能够包容一切的表征,是物质生命力和精神吸引力相互转化、相互延续的最佳载体。他们在出生、成长、逝去的浅显伦理中讲述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循环往复,让族人在将神灵、祖先、后代和自己合为一体的神话中获得了整体性的认同。所以,艾伦将宇宙进化论一词( cosmogony) 和希腊词汇gyné ( 意为“女人”,“woman”) 合并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Cosmogyny”,意为“女性创世”,以此来概括她所理解的土著人的创世传说和宇宙观。 当然,女性特征并不是指与父权制相反的另一种性别压迫,而是一种两性平等的平衡状态,他们的神话传说中有足够的例证说明这是一种打破两性对立关系的价值观,是旨在教育族人达到两性和谐的途径。例如,纳瓦霍人敬仰的女神变化女和妹妹白壳女( White Shell Woman) 就是神性的女性原型,她们对于男性的态度可以明晰地说明纳瓦霍人心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变化女和白壳女分别在阳光和流水中孕育了各自的儿子———戮魔者( Monster Slayer) 和水孩( Child of Water) ,作为男孩们唯一的导师,母亲教导他们消灭世上的恶魔,而独独留下四个代表———老女人、冷女人、贫穷恶魔和饥饿魔———以教育后世的人类了解生命力、寒冷和贫穷,并知道用劳动创造食物。儿子因此接受和理解母亲的用意,希望留在世上的恶魔能有助于人类的繁衍和成长。这样的故事体现了女性作为母亲优先拥有的教育功能,而儿子的成长也让母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变化———“我成为了一个有可靠决断力的女人”。随后,神话故事的重点转移到女神与丈夫的和谐关系上,当太阳向变化女提出让她作为自己的伴侣的要求时,变化女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而是相应地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对于太阳的质疑她只是柔声答道: “你是天空,必须一直保持不变,而我是大地,我随季节而变化。你一直在移动而我保持原地不动,这样,我们相互完善,让世界保持完整。你和我都有相同的精神特征,我们的价值是平等的,尽管我们不相同,但是我们是相似的”。在这样不卑不亢的表述中,纳瓦霍人通过他们敬仰的女神表达出了他们认同和接受的正确的两性关系———平等、互补、平衡。 除此之外,大多数人对于土著人传说中的太阳神都有所耳闻,并自然地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神祇。但是,在切罗基人看来,他们更信仰太阳女神( Sun Woman) ,因为“太阳的一个主要作用是被用来估量时间”,“他们相信履行精神义务会直接导致物质需求的结果,而要完成这些义务取决于与宇宙的和谐”,所以土著人相信准确的时间、正确的行为,甚至公平的决断都远比对物质财富的攫取和积累更为重要。相当数量的土著部落都是由女族长掌握着这样的决断权,他们认为“估量个人和群体中和谐、平衡的行为是女神的工作,由此,也就是女性的职责范围” ,所以,太阳女神成为一个可以很自然地接受的形象。与其说这是一个涉及性别差异的敏感观点,毋宁说这是土著人在约束物欲后对于和谐、平衡的精神追求一种别样的理解。类似的还有玛雅人( Maya)敬仰的水晶女( Crystal Woman) ,作为艺术技能娴熟的女性,她站在山顶,迎接人类的到来,并作为“女祭司、萨满和女医师”,成为传授知识的始祖。艾伦由此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女性智慧”( Gynosophies,gyne = woman; Sophia =wisdom) 来总结土著文化结晶中所体现出的女性特质。在土著人的认识论和知识体系中,知识的力量在于拯救和帮助人类,而人类得以拯救的标志就在于建立一个协作的社会,在这个协作过程中,对于神圣大地的信仰是必须的前提,因为只有以大地为象征的物质世界———包括星辰、气象、地理、生物等———都具有了智慧而神秘的生命力,人类才能在一个活跃而不是死寂的时空场中进行创造和发展。土著人对于知识的认可就在于自己与神圣大地的协作后果,这样的后果是“由一系列行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event - ual) ,而依据和谐和发展的原则,人类的行为和消耗利用必须是理性的”,是每个个体都能将“部落-大地- 宇宙- 自我”作为整体性思考的结果。这样的知识虽然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绝对不是西方传统的神秘主义的产物。土著人将拥有知识能力并传达出其能量的媒介赋予女性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于创世传说信仰的延续。 北美印第安女性原则的生态意义 土著人总是用基于自己的创世信仰的人类与大地母亲的血脉亲情来揭露殖民者企图掠夺土地的贪婪意图,尽管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表达根本无法被白人所理解和接受,最终只能被枪炮的轰鸣所掩盖,但是却有力地说明了他们是如此地珍视大地,也说明了他们的文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晰地反照出他们大地之母的理念如何有效地帮助他们自律,从而能保持这片土地长期的和谐与平衡。面对以抢占土地为目的的清教徒,万帕诺亚格人( Wampanaog) 的首领马萨索伊特( Massasoit)说道: “这被你们称作财产的东西是什么? 不可能是土地,因为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抚育着她的孩子,野兽、鸟儿、鱼儿和所有的人,森林、溪流,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每一个人,为大家共享,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说仅仅属于他所有?”但是,这样的说理并没有阻挡住外来者掠夺土地的野心,也没有抵挡住现代资本扩张、物欲横流的趋势。他们无视土著人对于一些神圣地域的崇拜,大肆开采居留地地底埋藏的铀矿。“在过去50 年里, 80%到90%的采矿和铣矿都发生在保留地上或毗邻保留地,这些行为引发了大量的死亡和病害,而大部分都出现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拉古纳普韦布洛( Laguna - Pueblo) ” 。由于铀的强烈放射性,居住在此地的一些土著人不仅被迫沦为地下开采的高风险工人,同时,矿山的尾矿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不仅如此,许多公司还试图用金钱买通居留地的居民,将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变成核电厂、核武器工厂的废物堆积地,尽管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装有核废料的金属容器非常密封、安全,但是调查显示,用于原子能生产的钚元素的活动期高达50,000 年,而所谓安全的金属容器不过只能存在10,000 年,还不包括地震等地质灾害可能造成的破漏等风险,所以面对这样的谎言,生活在保留地的土著人在未来也将一直面临极大的生存风险。 极为奇妙的是,这些经过现代科学实证的危险物质在土著人古老的创始传奇中早就有所提及。例如,在纳瓦霍人的创世故事中,他们的先人来自于地下的第三个世界,在来到这个世界时,他们被要求从两种黄色粉末中选择,一种是从岩石中产生的黄色粉尘,一种是玉米花粉,他们选择了玉米花粉而将另一种黄色粉尘抛在了地上,从而受到神的赞许,并告诫他们,如果要拿取那些黄色粉尘,他们将会遭受灾难。当今天的土著人目睹大地母亲被残忍地撕裂,人们从她的身躯中无休止地攫取资源时,尤其是发现丢弃在他们土地上的核废料让他们面临比美国安全标准高出23 倍的弭患癌症的风险时,一定深刻地体会到了祖先明智的警示。现在的美国社会主体一方面在高调地探讨全球生态危机及其应对,一方面却并没有理智而负责地正确面对土著人所遭受的生态迫害,给他们带上类似“大自然的卫士”之类的高帽的同时,也丝毫没有放弃将他们的土地变为毒物堆置场的做法。但是,以格雷丝·索普等为代表的土著人勇敢地揭露了这样的虚伪,她曾在1993 年向美国印第安全国议会坦言: “认为我们是这些废弃物的‘自然卫士’简直就是对我们信仰的歪曲,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因此,在这场对大地之母的保卫战中,土著人只有以祖先的智慧为向导,为了自己和子孙的健康未来而对抗势力强大的政府和诸多企业,维护自己的尊严,将自己的保留地宣布为“无核区”( NuclearFree Zone) ,同时也在生态正义的感召之下,用实际行动为其他种族和群体树立了榜样。 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当群体冲突日益显现时,许多社会群体中男性的地位都远远高于女性,即使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中,这也是一个长期争执的话题。如果研究北美印第安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会发现,在白人文化入侵之前,他们的男女性别在社会生活中的力量和影响的差异悬殊并不明显,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古老传说中普遍而大量存在的对于女性角色的渲染,以及部族生活中女性与男性都共同分担的各种群体职责,如食物采集、领导仪式、药物治疗等。女性对于植物的了解和使用使她们在很多印第安部落中都占据着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有许多部落长期保持着女性氏族的传统。例如,土著作家斯科特·莫马迪( Scott Momaday) 谈到基奥瓦人( Kiowa) 生活中女性的角色时,认为虽然她们在战士的威武形象映衬下可能会“隐蔽在暗处,让路给完美的武士,但是总体上说她们是必不可缺的……她们是神圣的”。他指出许多人的一个错误印象就是认为美国西南部的平原文化是父权制的,而事实上,在基奥瓦文化中女性从不会被虐待,尽管在人数上似乎有更多的男人充当祭司、药师等角色,但是他们只是药物、器具的掌管者,“药物的知识和灵性却同样由女性拥有”。这样的状况却在美国殖民法律的强制作用下被迫改变,“部落妇女的地位在几个世纪的白人统治中严重下降,在部落依照美国的殖民法案重组时,她们在部落的决策团体中完全没有发言权”。随着欧洲殖民者对他们家园的入侵,北美土著人长久保持的女性传统因为与欧洲文化的异质性而惨遭扼杀,这是一个围绕着土地、人种、仪式而逐步进行的经济和文化蚕食,并最终导致生态和政治上的恶性循环。米歇琳·佩桑图比( Michelene Pesantubbee)以美国东南部的乔克托族( Choctaw) 为个案研究对象,揭示了以女性传统为特征的土著社会结构在与西方文化的遭遇战后被迫转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灭绝和生态恶化的后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乔克托族人的部落经济状态长期保持为女耕男猎,以母系传统为核心,妇女主要从事田间耕作,较为稳定地为族人提供玉米等农作物作为口粮,并负责采摘野果、药材等野外工作; 而男性则主要担任狩猎者、保护者角色,为族人提供肉食,也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帮助妇女,在战争中保护族人。妇女在族群中因为在提供食物、生育后代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成为受到尊重的敬爱之人( Beloved People) ,在庆典仪式和葬礼等群体活动中担任主导角色,在部族决议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例如,乔克托人最为重要的“绿玉米仪式”( Green Corn Ceremony) 就是为了表达对为他们带来玉米的敬爱之人———奥霍约·奥西·奇斯芭( Ohoyo Osh Chisba) 女神的感激之情。他们将九月举行仪式的这一天定为新年的开始,仪式代表着“重生与宽恕,分享与感激,是在盛宴和舞蹈中庆祝丰收的日子,既确保狩猎和战斗的胜利,也通过洗礼和圣火中的重生迎接新的一年。在仪式中,族人的团聚、对于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的贡献和重要性的了解增强了社群联系。通过这样的仪式,东南部的土著人加固和增强了所尊崇的所有价值观和平衡、补偿、互惠、一致的社会宗教理念”。但是欧洲人的入侵,尤其是伴随枪炮而来的奴隶制度和基督教思想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将曾经的“敬爱之人”———妇女化为隐形,彻底摧毁了乔克托人的母系传统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文化仪式、社会结构和精神信仰。战争使妇女无法耕作,欧洲人因为皮毛贸易而产生的对于男性猎手大量捕杀猎物的需求打破了部族经济的结构,原罪、女性带来的永久惩罚等基督教思想以及殖民者出于对女性的需求而推行的奴隶制瓦解了部族的精神信仰。“绿玉米仪式”的消失标志着英、法入侵者对他们的全面侵害,这是一种以经济改变为表象和起点的侵略,最终导致乔克托人母系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 自18 世纪以来,以皮毛贸易而始的大规模狩猎不仅使北美的生态圈遭受了巨大的摧毁,也彻底改变了土著人( 例如切罗基人等) 传统的农业经济。土著人“开始看到为了皮毛而尽量猎杀鹿所能带来的明显的利益,也理解了严重依赖贸易的社会中,不顺从的家庭会遭受怎样的灭顶之灾。等级制的观念开始出现,男人们对于动物的猎杀也让他们攀上了人类等级的上端”,这样,土著人传统的两性平衡被打破。当曾经丰沛的草原上已经无鹿可杀时,当兴旺的皮毛交易在19 世纪末无法继续时,族人开始反思这样的改变对于后代所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创伤,并相信“动物用疾病约束了人类,植物医治了疾病,让动物达到了平衡……同样,男人和女人相互平衡,共同促成了生存之道” 。对乔克托和切罗基妇女的历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以“绿玉米仪式”等为代表的传统仪式体现了印第安文化中长久的女性传统,以女性为主角的集体仪式表达了族人“对于丰盛大地的感激,确保了未来的丰收。没有绿玉米仪式,乔克托人无法相信族人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能在来年兴旺繁茂,到那时,不仅妇女无法为仪式提供主要的食物,将妇女与大地的丰盛之能相连的象征都在消失”。部落仪式中的主要人物———女药师———会“通过深入研究病人的家庭和文化渊源以及病人过去的生活状况来找到发病的原因,以此了解导致病人生活的消极因素( 诅咒、侵害、打击等等) 、根源以及确证”,并运用“精神力量”进行救治。在族人共同参与下,女药师发挥着仪式所赋予她们的职责,通过部族长期保留的口述文化传统———传颂的故事和吟唱的歌谣———在精神上给予受伤者以鼓舞和开导,从而逐步实现身心的和谐。但是随着欧洲文化的入侵,这样的仪式消失了,人们才认识到,传统仪式、妇女角色、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政治经济的博弈都是内在相互联系的,基于性别差异、精神信仰的不同理解而最终导致的物质世界的巨变成为解读生态的链状因果关系的视角之一。 土著学者们知道,作为传统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土著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充当着与男性相同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欧洲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土著妇女常常隐没在男性的阴影下,尤其在19 世纪土著人面临被迫大量向西部迁徙的重要历史时刻,妇女与土地的纽带被政客们强行扯断。“尽管她们在迁移危机中发挥了巨大的道德影响力,却连被联邦政府颠覆的男性领袖拥有的拒绝迁移的权利都没有” ,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隐形人,生活在男性和白人文化双重压迫的阴影之中。随着欧洲人对于北美大陆殖民统治的加强,根植于西方神学理念的父权制传统逐渐取代了土著人灵学思想中的母系传统,而北美大陆的殖民统治所导致的生态破坏却让现代人认识到,对于自然神灵缺乏敬畏所导致的灾难“不仅会发生在土著人身上,也会最终影响每一个人,好好地放置在印第安人土地上的放射物最终会浸染整个这片大陆”。所以,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朱迪丝·普兰特( Judith Plant) 认为,“摆脱西方神学传统中的等级制束缚,转为以大地为根基的灵学思想是使精神与物质弥合的开端。就如美国土著人和其他部落传统一样,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鲜活的神灵,精神和物质、思想和身体都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的一部分” 。当土著人被冠以“最后的生态主义者” 时,学者们从他们的理念中看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合而为一,看到了在生活实践中各种存在物相互依存的平衡体系,也发现与西方信仰相比照,土著人总是将自己的生活保持与环境相适应的动态变化。在部落生活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灵学思想就是“接受神灵或者相信一个神灵的世界( the Spirit World) ,信仰神灵的力量体现在所有的事物中” 。这样,土著人具有了一种自觉的态度和力量,努力与社群、与周围的环境达成和谐,以“伴送着美好”( Walkin Beauty) 和“在一切事物中看到良善”( see the Goodin everything)为生活准则和最终的信仰目标,这种内化的和谐感超越了外在物质利益的诱惑,让他们在理解各种生命力的持续性和各种外在物质的转化中,通过仪式和口述传说教育并实践着真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本期编辑H君) 注:本文来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08期,因版面原因,内容有所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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