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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可以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可以从文学批评、艺术创作、美学欣赏、道德批判、语言学、社会学或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规定后现代主义，因此后现代主义有多种声音在回响。哈桑将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本质倾向；在利奥塔德的眼中，后现代就是对后设论的怀疑论态度；丹尼尔?贝尔则认为“后现代设法抹杀距离”；福斯特则强调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走向是“反审美”；神学家汉斯?昆则在后现代之中看到了基督教复兴的希望“我倒想把我们这个来临的时代称为普世时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哈贝马斯的通过语言交往沟通社会整体的理论，福科的重塑“新型的主体性”的计划，以及一切冠以“后”的前缀的各个流派，使后现代主义呈现出多元异质的景观，因此，似乎难以对如此异彩纷呈的后现代主义作出整体把握，何况后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从根本上就反对从整体上、以统一的方式来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努力，因为整体论、各种不同的中心主义都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和解构的对象，后现代主义当然拒绝以新的中心主义来取代被他们解构了的现代或传统哲学的中心主义。在正宗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任何以整体的观点来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尝试都是向现代主义的倒退。
后现代主义为了维护它的多元性，为了防止自身重新坠入它所批判的现代主义的深渊，当然完全有理由这样做。然而，无论后现代主义流派如何众多，观点如何复杂，仍然逃脱不了它与现代主义的本质关系。后现代主义是以现代主义为参照而展开自身的，即使我们也许不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是以现代主义为尺度而展开自身或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充分发展的话。在更本质的层次，后现代主义必须和现代主义一起共同置于哲学的本源境界才能得以原本度量。后现代主义可以反对现代主义的原则，也可以将现代主义的原则发挥到极至，或者将现代主义的原则彻底解构，更可以反对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按照二元对立的模式加以简单化的理解，尤其可以反对对后现代主义做现代主义的理解，然而，后现代主义，任何“主义”，都不能回避人的根本问题和人的生存的使命，因此也都无法避免它所从事的事业无论怎样作出解构哲学的态度甚至标明自己是反哲学或非哲学然而在本质上它一定是地地道道的哲学的命运。现代主义以自己的方式承担了中世纪神学和古希腊哲学对本源和对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这一人类永恒的使命，它是在上帝消遁之后由英雄主体来重建世界秩序的运动。现代主义的后果，如果从整体上看，就是人逐步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当然，这里的“人”不是经验意义的人，而是具有绝对主体意义上的的人。所有现代主义的主体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力图在人的日常生活之外、之上超越人的日常生活去寻找一种上帝的替代根据，从而将人的日常生活奠定在某种类似于“神圣”的基础之上；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的英雄所重建的高居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世界秩序所发起的一场平民革命。后现代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也拒斥一切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东西，如科学，专家文化等。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证明了：作为科学之根基的元叙事业已失去权威地位，这表明现代主义已经从根基上被瓦解。现代主义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中心、整体主义支撑着世界秩序，现在则被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主义和虚无主义所代替“在虚无之上我们建立了我们的话语”，不过当汉斯-伯顿斯断言“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巨大差别是：主体性对应于主体性的失落”之时，在超出文学领域的宽广视野中理解这句话，它要比断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本体论中心的失去、多元主义、不确定性等等要更本质一些。因为：现代主义的本体论中心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世界建基于一个绝对主体之上，现代主义的主体承接过上帝的职能，类似于上帝对自然界的创造，由这个主体建立起来的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系统，它具有严整的结构，因此也有一个支配此整体的中心。所以在更为精确的意义上，上面那句话的意思是：绝对主体对应于绝对主体的失落。在绝对主体解构之后，日常的经验主体才解除了束缚，有了充分的发展自由，所以，福科的“人死了”不是人类堕落的悲歌，而是个人解放的欢呼。由此就可以理解：现代主义的绝对主体以理性之眼通过洞观全貌的方式对世界作出透明无余的把握，故现代主义的认识就是每一个认识主体最终与此绝对主体达到重合，因此不同的主体最终能达到对世界的无歧义的理解，真理的一元论就奠基于此；而绝对主体瓦解之后的后现代的经验主体是从自己所在的有限尺度，从多个方向观看世界，则被如此不同的主体观看到的世界就呈现出无法通约的异质性，于是，后现代主义的真理是多元的，局域的。斯潘诺斯极为精当的陈述道“如果在后现代的多元中心看来，polis是眼睛，那么它也不是柏拉图或本瑟姆的庇护者的窥见全貌的眼睛，它是世界上的凡人关注性的平凡的和普通的眼睛”，因此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将伯顿斯的那句话置换为：一个现代主义的绝对主体对应于多个后现代主义的经验主体。而且更为重要甚至更为伟大的一点是，后现代主义在拒斥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揭示了这些超常事物的日常性，比如利奥塔德的理论向人们揭示出：科学不再具有作为人类生存尺度或典范的地位，相反，科学的语言游戏被置于和其他语言游戏同等的位置。而被视为“最后一位经典哲学家”、终生致力于将哲学建立为严格科学的胡塞尔晚年转向对“生活世界”的揭示，这一点似乎更具有标志性意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则指出了哲学的真正任务是使科学的语言与生活世界本身达成调解，这可能是对胡塞尔晚年“生活世界”范畴的最具有后现代主义意义的解读之一。所以，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发展历史最终就使得后现代主义走向它自己的反面，或者说就走向它的真正归宿，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专门从事于迹近疯狂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还能而且已经进入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回归，这就形成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看来，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哲学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乃至必须要经历的然而决不是最终的阶段，因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自己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一样，必须要对传统形而上学加以全面反思和彻底批判，但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反思和彻底批判却不能将其全盘推倒了事，相反，在本质意义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还要继承传统形而上学的使命，更为充分的去实现传统形而上学的使命。因此当我们将尼采和海德格尔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渊源之时，如果仅仅就后现代主义解构性的一面而言，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与尼采哲学只是在批判或消解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体方面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其实它们之间的分歧决不次于它们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或者说从后现代主义看来，尼采也应该划归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尼采的超人所具有的绝对主体的特征以及超人与世界的二元对立关系完全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现象。只有如此看待他们的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其真谛：与后现代主义由解构走向建构、走向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回归一样，尼采的哲学或海德格尔的哲学亦或是任何其他真正的哲学都不仅仅是对过去遗产的告别和扫荡，而是在首先清理好遗产的前提下更好的开拓出哲学的新境界，一如尼采要重估和重建新的价值，一如海德格尔在重新阐释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
对后现代主义最得其真谛的理解应该是——当然后现代主义本身决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后现代主义和任何形态的西方哲学一样，都没有把握住自己的本性——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只有最高的那个上帝或其他什么东西(绝对精神,理念等)是真实的，其余的(自然,人等)都不真实；而后现代主义揭示了或致力于建立每一个个体的真实——如果能再进一步揭示出每一个个体自身所具有的绝对性，或者说把传统形而上学建立在上帝之上的绝对性回归于每一个个体，则如此的后现代主义乃至于“超”后现代主义就真正达到了完满境界。
从哲学的本源境界来看待后现代主义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它对于人类思想的价值，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它将人的生存的根据从超人间的上帝和绝对主体那里拉回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且暗示了这种日常生活才是人类生存的真正基础和源泉。因此，也许后现代主义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它指明了人的生存不具有绝对性，而在于昭示了——当然它本身并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绝对性如果存在的话，也不是存在于超越人自身的某种绝对主体之中，而是本来就蕴涵在此时此地的人自己的本性之中。这就是儒家“人人皆可成圣人”或佛学“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即是在中国、印度契合于大道的先哲所处的境界，这是哲学的最真实境界，也是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众生所本具因而都能完满实现出来的境界。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究其实并没有真正达到哲学的至上境界。这一点在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之处已经埋下了种子。古希腊对哲学的最古老同时也最得其真谛的理解之一，就是赫拉克利特，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哲学被理解为“契合于逻各斯”，也就是契合于道，这是对哲学本性的极为精纯的理解，但决非最完备的理解，因为它并没有、整个西方哲学一直都没有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告诉我们：到底在何处、通过什么能契合于道的本性。西方哲学，包括古希腊哲学能告诉我们的、已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有限性，能到达的最终极境界就是道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中世纪的上帝、近代的各种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主体的最终根源。我们已经指出：基督教本身就是远离本源境界的产物，因此近代哲学从最为究竟至极的意义上说，可谓都不明自性。我们看到：笛卡儿由以开始的哲学基础“自我”由于陷入了和广延的东西的对立而不得不求助于上帝，因此造成：上帝是自我和自我的对象的最终根源，笛卡儿这种建基于上帝的思维-思维的对象的二元对立对于整个近代哲学具有规范性意义，这种二元对立以主体-客体，精神-物质或思维-存在的方式贯穿着整个近代哲学。当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来统一整个宇宙时，只不过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建立笛卡儿在普遍怀疑中已经建立过的近代哲学而已。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作为醒目的标志不仅贯穿到直到黑格尔为止的所谓理性主义哲学之中，它还进一步延伸到与之互补的尼采哲学之中。尼采诚然是黑格尔之后第一个对基督教传统从根本上进行彻底批判的西方哲学家，也就是说，尼采不再象笛卡儿或黑格尔那样以上帝为根本原则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采取了从根本上将上帝加以消解的态度，不过，尼采对于基督教传统的批判与其说找到了上帝的最终渊源，倒不如说他树立了另一种原则与上帝的原则相对立。尼采以“超人”这样的反理性主义哲学的主体取代了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主体，并以超人与世界的二元对立取代了传统哲学中上帝与世界或理性主体与世界的二元对立，就这种意义而言，尼采的哲学仍然是近代的，故当海德格尔断言“作为柏拉图的反对者，尼采没有终结，而只是完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之时，海德格尔已经在根本上把握住了西方哲学之灵魂。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洞观：哲学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发展，不是思维方式从根本上的变革，而只是二元对立的模式从神向着新的绝对主体的不断转移，新的绝对主体与自然界之间的二元对立逐步取代了上帝与自然界之间的二元对立，用等效的方式说，新的绝对主体逐步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于是乎，上帝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的自由代之以知识英雄（拉普拉斯的“超级智者”，知识的上帝），道德英雄（歌德的浮士德，道德的上帝）和价值英雄（尼采的超人，价值的上帝）随心所欲的对待自然界的实践自由，于是自然界始终是一个被动的被改造的对象，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自己作为主体的地位。因此，当尼采大呼“上帝死了”之时，其实上帝已经渗透到尼采哲学的深处并化身在其灵魂之中，“是我们杀死了他”，错了，错大了，如果上帝本身不死，我们谁也杀不死他，不仅杀不死他，他还能把你给干掉，“上帝想让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这难道不是整个西方哲学家和西方哲学的宿命吗？又岂只是尼采或尼采哲学如此？即使叔本华或海德格尔并没有疯，当叔本华认为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彻底解除意志的痛苦之时，当海德格尔哀叹“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之时，不正表明他们以及他们的哲学陷入了极深的困境吗？更进一步说，只有这样才能将上帝彻底杀死：超越人们对大道本性的神我之执，而进入上帝的本性之中去，进入超越一切有相境界也包括上帝的神我之相的真我境界中去，而这只能意味着那个根本不是上帝的真正的“上帝”在本性上的永生。尼采所杀死的，他所能够杀死的，只是也只能是由古希腊哲学背离自己的本性之后与希伯莱宗教传统共同制造出来的虚假的上帝，换句话说，尼采之所以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已经杀死了上帝，那仅仅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上帝到底是谁。当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揭示出：“那正是神性，有诸神而没有上帝”之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之所以没有上帝，那只是因为诸神已经与上帝平等，诸神的本性就是上帝——这可以与尼采在后期代表作《强力意志》中所揭示的道理互相发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概念为害最深”，也就是说，要打破超越一切、凌驾一切之上的最高存在者，按照我们对上面那句话中有关“神性”之本性的揭示，一切众神本性平等乃至于一切众生本性平等，都与上帝本性平等，就是彻底领悟尼采哲学思想之后的最终结论。的确，那个外在的、超越一切有限境界的无限实体意义的上帝死了，对于此至高存在者之相的执着被打破了，内在的、作为一切众生之本性、与上帝之本性平等意义上的上帝却新生了，或者说它从来就没有死过，而只是被遮蔽了——为什么被遮蔽了？因为众生没有觉悟自己的圆满真实完备具足之本性，这个本性就是上帝的根据。可惜，尼采并没有真正达到如此彻底的境界，在尼采那里，只有“超人”才能、才有资格取代上帝，成为新价值的立法者或尺度，一般人则是不可能的，这样，尼采就把本来在上帝统治下的众生移交给“超人”，那么，尼采的哲学究其实只是建立在上帝基础上的基督教哲学的另一种变形而已，这样的哲学还在上帝的统治之下，如何能够推翻上帝的政权？
对整个西方哲学整体的终极评价：西方哲学只是通过思维而认识大道，而没有通过修行而如实觉悟、证知大道，故西方哲学家只是“识”的境界而非“智慧”的境界，故即使在思维上西方哲学也没有达到究竟至极的至上境界，西方所有哲学家没有任何一人能从自心本性彻悟大道，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故大道的本性只有超出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一切有限境界之后才能达到，这里就是西方哲学和宗教中“彼岸”最深刻的源泉——按照佛学所言，由最初的一念无明而本有自性光明自我二元分裂为能明所明，是主客体乃至一切二元的最初、最终根源。代表西方哲学最精纯境界的古希腊早期哲学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彼岸，并不是因为他们见到了自己的实性，而是因为这时人离自己的本性还不远，所以还没有发展到此岸、彼岸绝对二元分裂的地步，当柏拉图让人们静观一个客体意义上的理念世界时，离本源境界尚不远的早期希腊哲学就从根本上被定调，之后的西方哲学就义无返顾的向着彼岸世界进发而没有真正回到自身，故整个西方哲学对自我本性的领悟总是在虚幻的两极之间摇摆：当它试图寻找无限的真我时，它就离开自己而走向一个彼岸的偶像，而当它面向自己时，它就找不到无限的真我，此皆因不识自性，不识“自性完美，不假外求”之故也。觉悟之后，没有彼岸，也没有此岸，《悟性论》：如来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不在此岸，彼岸即菩提，中流即小乘，此岸即凡夫。因此，对哲学而言，最核心、最关键的最上乘的境界不是觉悟大道，而是要在自心本性之中觉悟大道，觉悟到自心本性就是大道，于“当相即道”之中而普见“体用不二”的境界，于自心自性而证无限之道，即真正的究竟境界，这就是哲学究竟境界的究竟境界，否则都是外道——心外求道，谓之外道。一切西方哲学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皆未见本性，未达此至上境界。西方哲学为什么在古希腊之后是上帝、是基督教占据了支配地位，归根到底是古希腊先哲没有觉悟到自心本性的必然结局，乃至当近代哲学从上帝出发建立起自己之时，或者当现代的哲学在批判上帝中重建各种绝对主体时，或者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对一切绝对主体而代之以经验主体时，全都是由古希腊哲学所造成的一场巨大悲剧，因为所有上述形态的哲学都没有明了自心本性。西方哲人感叹：人类无家可归。是的，在西方哲学的尺度上看，人类不可能不无家可归，因为在西方文化的根基上人类已经被放逐。当毕达哥拉斯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也就是对于智慧的追求而不是智慧本身之时，我们看到了契合于道的本源境界最初的二元分裂；而在两千年后，诺瓦利如此理解哲学“哲学本质上是思乡症——普遍的要回家的冲动”，此时，西方哲学家离哲学的本性业已多么遥远，哲学的本性对于西方哲学家而言又是多么陌生——哲学就是智慧本身，因为人从本性上本来完备具足宇宙一切真理，而且一切众生在本性上皆本来完备具足宇宙一切真理，将哲学理解为对智慧的追求而不是智慧本身正是不识自心本性的必然结果。
由于古希腊的先哲没有从自心本性彻悟大道，也就是说，没有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因此，大道是只有超出我们自己之后才能到达的境界，这里虽然还没有“彼岸”，但彼岸无疑已经在这里被制造出来，只是这时的本源离人还不远，人离开本源之后还能回去，所以本源还不是彼岸，还没有成为彼岸，当柏拉图让人们静观理念世界时，离本源境界尚不远的早期希腊哲学就从根本上被定调，之后的西方哲学就义无返顾的向着彼岸世界进发了——也许后现代主义者会自我夸赞道：谢天谢地，无论如何，至少我们后现代主义者终于从彼岸世界回来了，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的回答：算了吧，兄弟，别自我感觉良好了，这年头谁不知道谁啊。如果后现代主义者说：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彼岸的上帝就是我们自己，那么，他们可以说真正回来了，或者说才算真正超越了此岸和彼岸的对立。但后现代主义的主体不是与上帝平等不二的真我，而只是拒斥上帝的经验主体，也就是说，当后现代主义者从彼岸世界回到人间的时候，又把自己的本性丢在那里了，而没有把上帝置于心中、使之重新返回其真正的根源再拿回来，所以当后现代主义者把上帝留在彼岸的时候，同时也把自己的真性给留下了，于是此岸就成了他们的彼岸，于是回到此岸的只是一些没有实性的幻影而已。说白了，其实后现代主义者不可能“回到”此岸，因为他们只是拒斥彼岸或揭示出彼岸的虚幻而不能接受彼岸，征服彼岸，把彼岸化为此岸，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达过彼岸，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岸”，还在迷惑的大海中到处漂流，找不着北呢。人类的日常生活不是不需要神圣，也不是日常生活的真谛就是必须打破神圣，而是要觉悟到：日常本身就是神圣。因此，整个西方哲学对自我本性的寻找总是在虚幻的两极之间摇摆：当它试图寻找无限的真我时，它就离开自己而走向一个彼岸的偶像，而当它面向自己时，它就找不到无限的真我。此皆因不识自性，不识“自性完美，不假外求”之故也。
因此尼采虽看透西方哲学但无法解脱：“整个德国哲学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与乡愁”，而这个浪漫主义和乡愁的源泉就是希腊哲学，可惜“通向那里的桥梁都断绝了——概念的彩虹除外”，尼采此言评价德国哲学乃至苏格拉底之后的整个西方哲学堪称绝妙。只能在思维中而不能实际达到真实自由境界是苏格拉底之后西方哲学家的通病，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虽未觉悟自心本性，但他们的生活与哲学还是浑然一体的，生活就是哲学而哲学就是生活，所以他们都不是哲学家，而是哲人，苏格拉底之后的西方哲学家不仅不识自心本性，而且生活与哲学皆二元分裂，其哲学思想也许很精深，但生活境界却不自由，类似于禅宗所大力破斥的“知解宗徒”、“口头禅”，借用达摩祖师所言，明道者多而修道者少，证道者则无，故西方哲学无论思维多深，辨析多妙，皆有名无实，如梦如幻，悲哉。故西方哲学发展到尼采而成为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根源正是存在于不识自性的希腊哲学之处。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对尼采和柏拉图思想之间关系的断言“作为柏拉图的反对者，尼采并没有终结，而只是完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也正是对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揭示：形而上学正是虚无主义之源，虚无主义的出现是形而上学本来所具的虚无主义本性的自我实现。既然是“形而上”学，也就是必须超越有限的“形而下”之后才能进入或达到真实的本来境界，那么这正表明，如此的“形而上”学并没有达到当相即道的究竟境界，“形而上学”究其实还是旨在破执的对治法，有为法，而不是自性天然流露、本来圆满的无为法、自性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此的形而上学，其本质不是虚无主义还是什么呢？所以，当尼采发现西方哲学已经无法回到希腊，即使回到希腊也找不到无限、绝对的真我时，他只能陷入疯狂，神圣的疯狂，正如耶稣神圣的大悲悯是为人类赎罪，尼采的神圣的疯狂是为不识自性的西方哲学赎罪。尼采的疯狂一如古希腊的悲剧，在西方哲学一开始上演其命运就已经注定，其实不是尼采疯狂了，而是整个西方哲学由于找不到真实的自己而陷入了必然的困境，可谓：希腊不见我是谁，西方哲学必定疯。疯狂和绝望（希腊哲学不绝望或不疯狂那只是因为“已发而去道未远”）是所有西方哲学家和整个西方哲学没有达到彻底觉悟因此没能够究竟解脱而必然承担的命运。可见，西方哲学不究竟之处并不在于其对有限的超越（一切哲学都必须要超越有限境界，超越是一切哲学的本性），而在于其对有限的超越不彻底，没有超越到有限无限绝对一如的境界，没有超越到不超越的境界。
并非戏言，也许只有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才是对整个西方哲学命运的真正揭示：希腊是惊异，中世纪是信仰，近代是怀疑，现代则是虚无。因此当有人宣称“西方哲学死了”之时，对这种观点最有力的驳斥并不是去证明西方哲学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而是从根基上彻底觉悟到：西方哲学从来就没有真正“生”过。怀特海在揭示希腊悲剧的本性时说过：悲剧的本性不是不幸，而是命运和必然性。那么，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揭示出：悲剧的本性之所以不是不幸却总是被人们认做是不幸，那是因为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源于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之所以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那只是因为人没有彻底觉悟到自己的本性因此当然也就无法彻底实现自己的本性而达到自由境界，于是西方哲学不可能达到东方哲学的喜剧境界。因此，对于西方哲学而言，要避免悲剧的不断发生和重演，必须要永远警醒并必须首先要完成的就是先要倾听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五字箴言中早就宣告给我们的真理：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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