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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1550-1616)是明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已是公认的事实。他的四部传奇剧作“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牡丹亭)，也可列为中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品，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的着作相比，辉耀在世界文学之林，让后人赞赏不已。从戏曲文学及舞台演出剧本的角度而言，“临川四梦”的地位更是突出，其艺术造诣之高，对人生处境探索之深，对角色内心刻画之细，可说在中国昆剧传统中无与伦比。真要做个恰当的类比，则莎士比亚在西方戏剧中的地位庶几近之。
汤显祖的时代，是距今四百年前的晚明，当时文坛注重的创作主流，是诗文而非戏曲。社会风气视戏曲为小道，而社会精英的主要精力则投放在唐诗宋词、唐宋古文之上，唱和诗词，精研“时文”(即八股文)。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则以复古为创新的手段，打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号，建构文学的新典范。虽然昆曲在此时勃兴，成为流行的演艺潮流，不少文人雅士也在诗文写作之暇，从事传奇剧本的创作，但是，这些文人对戏曲的基本态度，是抱着娱乐消遣的心态，作为游嬉之作，炫耀自己的多才多艺，在剧本构思及思想境界上都不曾专心致志，没有他们写作诗文时为求“传之不朽”的执着与认真的精神，也就难臻艺术的大雅境界。
汤显祖则不同，他虽然在当时以诗文着称，承绍魏晋骈俪辞藻的华丽，展现了个人独特的风格，被人誉为一代才子，却倾心创作了临川四梦。他对戏曲创作的态度十分认真，不但不亚于创作诗文，甚至因为戏曲的特殊艺术形式可以表达人生际遇的错综复杂，可以通过不同角色而呈现多元的社会处境，可以借着不同的口吻说出世态人情的各种面貌。说到诗词文章，显祖的戏曲里有诗词文章；说情节构筑的起承转合，他的戏曲里有起承转合；说人生哲思的深刻思考，他的戏曲里有深刻思考。不仅如此，他的戏曲里还有一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探索与人世关怀，如质疑政治权力与荣华富贵的意义与价值，同情妇女的社会处境，肯定女性的主体意识等等。这也就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为什么可以跨越了四百年，还受到后人的钟爱，不断搬演，在舞台上依然活跃的重要原因。他能超越同侪，名垂青史，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他戏曲创作的杰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对于临川四梦，吴梅曾有总评，经常被戏曲评论家引用。我却一直认为他企图超越“鬼侠仙佛”之说，不过是为翻案而翻案，没想清楚临川四梦的创作动机与构思脉络，更混淆了作者意图(author's intention)与艺术成品的关系。他的总评列了三种认识层次，由低而高，低者注意的是剧中主角，其次是“鬼侠仙佛”的寓意。高明如他，才理解汤显祖的曲意，原来是作者的介入操控了一切，以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为主观的主人(主角)，而以杜丽娘、霍小玉、卢生、淳于棼为客观的主人(主角)。作者汤显祖操控了主观的主角，而主观的主角又提掇了客观的主角，一切按照显祖的“寄托之意”行事，若“傀儡”然：
故就表而言之，则“四梦”中主人为杜女也，霍郡主也，卢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义者言之，亦不过曰：《还魂》，鬼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临川之意，以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为主人。所谓鬼、侠、仙、佛，竟是曲中之意，而非作者寄托之意。盖前四人为场中之傀儡，而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也。既以鬼、侠、仙、佛为曲意，则主观的主人，即属于判官等四人，而杜女、霍郡主辈，仅为客观的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寻常传奇家者，即在此处。彼一切删改校律诸子，如臧晋叔、钮少雅辈，殊觉多事矣。
吴梅的总评用意虽然不错，想联系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说明创作意图与文本显示的“曲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然而，硬分层次，拐弯抹角，强作解人，其实根本没有说清汤显祖作为作者与临川四梦作为文本的关系，也没说明临川四梦四出戏之间的潜在关联，更没解释清楚四个“主观主人”、四个“客观主人”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就我对汤显祖创作意图的理解来看，临川四梦可以分成两大类：前一类是入世的、追求“情至”的紫钗记与牡丹亭，后一类则是思索出世的、希望超越尘世污浊“情多”的南柯记与邯郸记。“鬼、侠、仙、佛”只是编剧者狡狯的幌子，不是汤显祖曲意的核心。汤显祖真正关心的“意趣神色”，前者包括了未完的紫箫记、改弦易辙的紫钗记、修成正果的牡丹亭，以爱情为中心，肯定的是“情真”、“情至”，是上天下地、“虽九死而未悔”的爱情可以战胜一切，战胜死亡。后者则包括南柯记与邯郸记，以宗教超脱为中心，借着谈佛论道的铺衍，思考荣华富贵的虚妄与世人的痴愚执着，企图通过度化情节的发展，显示超越生死困惑的愿望。
临川四梦虽是戏曲剧本，也是汤显祖毕生思考人世现实与生命意义的结晶。文辞优美固不必说，对人生的深刻反思亦超越了同时代的文学着作。汤显祖得以不朽，艺术得以长存，根本的原因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