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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对此科学哲学家们早有汗牛充栋的鸿篇巨著。但是在一般人中每个人都对科学持有各自不同的印象。有人认为科学是真理的化身，有人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阶梯，有人认为科学是少数人的霸权，有人认为科学是毁灭人性的元凶，不那么极端的人可能认为科学是一柄双刃剑，在具有好处的同时也有负面作用。 单刀直入地给科学下一个定义难免挂一漏万，我们可以采用撒大网捕鱼的方法从广义到狭义逐步约束科学的概念。首先可以说，科学是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相当广义的概念，科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等都是文化，文化是区别于本能的东西，本能是先天的，是靠基因遗传的，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在人群中被发明、传递和保存。因此，说科学是一种文化，仅仅是说科学不是本能，对科学几乎没有规定什么。更具体的可以说，科学是基于一组价值观的概念和方法的集合。这样说似乎也没有增加科学的规定性，因为其他文化现象也可以做相同的定义，但是把一种文化分成价值观、概念、方法这三部分，我们就可以分别研究它们在科学中各自与其他文化的区别。
科学的价值观中最明显的是其普适性，科学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不因文化背景而变，科学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而艺术、宗教、习俗是因地而异的。这是由于科学价值观最接近于人的生物性价值观，而人类在生物学上又是同一个物种，因而科学的成果和科学的价值观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取得一致。例如科学所追求的简单性就符合所有生物愿意少化气力多得收益的经济原则。 科学的价值观崇尚理性。文学艺术是以情动人，宗教意识形态是以势压人，科学则是以理服人。'情'与'势'的优势在于速效，对任何人都能起作用。然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情'的缺陷在于不稳定性，哪怕是海誓山盟的爱情，事过境迁也会烟消云散，甚至反目成仇，这是时间坐标上的不稳定性，在空间坐标上则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艺术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势'的问题在于世界上并不只有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不同宗就压不服，只好诉诸武力，大大增加社会成本，即使不翻历史，纵观当今世界凡是有纷争的地方，背后都有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根源。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动人或压人者是在帮助或代替被动或被压者决策，或者通过改变其价值观间接影响其决策，但是主动者的决策是否正确（最佳）又如何检验呢？如果靠宗教教义可以检验，那么世界上就应该只有一种宗教才对。理性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但理性的优越性在于为决策留下了所依据的'理论'，在决策被执行后根据成败可以对其'理论'进行修正。这种机制使理论不断优化，使得理性决策比其他决策方式具有大得多的胜算。这就是理性的力量所在，也是科学的力量所在。 与其他文化中的概念相比，科学中的概念的特点是清晰、确切。科学中的各种概念并不一定都有明确的定义，但科学共同体中各个人对于概念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这是由于科学中的所有概念都与某种方法密切相关，因此对于科学的概念都可以做出'操作主义'的定义，例如对于重量概念可以用测定重量的称量方法来定义。科学的概念对操作的规定性和对操作结果的精确预言保证了概念的确切和清晰。如果某个人对概念的理解与公认的不同，那么他使用该概念时就会得到错误的结果，使对概念的错误理解被发现并可以得到纠正。因此，科学没有给信口胡说留下太大的空间。在非科学的领域中，概念往往缺乏确切性。像'爱'、'尊严'、'人格'、'天人合一'这类概念，十个人会有十种不同的理解，使用这类概念可以长期争论而无结果，对于决策也没有太大作用。
当然，科学也是有缺点的，那就是科学知识由于积累作用变得深奥庞大，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只能掌握其中的少数领域，不可能人人精通全部科学。于是乎科学的内行永远是少数而外行则永远是多数。对于多数人而言，如何看待科学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我们懒得事事费脑筋，愿意接受现成的答案，那么接受文学艺术的情绪感染，接受权势的说教，还是接受科学的结论，就纯属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涉及需要认真对待的决策，接受科学的结论显然胜算要大。因此，'相信科学'的人越来越多，科学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也是必然的，谁也不比谁傻，谁也不愿意吃亏。 面对科学日益壮大的声势，并非所有人都是单纯的乐见其成。搭便车者利用科学的名牌效应，大量制作假冒伪劣牟利，就是伪科学的来由。市场份额受到科学不断侵蚀的宗教势力，自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势必使尽全身解数拼死反抗，力求遏制科学的发展，这就是反科学的动因。 伪科学自称是科学，只要将其放入科学的常规检验程序，伪科学就无所遁其形。伪科学当然不会自己走进常规科学程序，他们主要靠的是权势、金钱和传媒。此时揭露伪科学就会成为与利集团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惨烈，就可能有人愿意花十万元买你的人头。因此使得揭露伪科学所涉及的主要不是科学、哲学和思想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在本文讨论的对象之外。 与伪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小骗术相比，反科学可以算是'宏大叙事'。他们的手法巧妙，善于在哲学层次作深刻文章，调动全社会的舆论，对科学进行丑化甚至妖魔化，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扩大阵地，制造反科学的社会思潮，遏制科学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分析这些反科学的手法和'理论'不仅有趣，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反科学的一个比较初级的手法是利用伪科学（甚至是谣言）来歪曲和篡改科学，例如'科学神创论'者的所作所为[1]。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就不免接受科学的检验和反驳，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科学家也觉得有权利有义务对其进行抨击，消除其在公众中的影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对付的反科学。由于国内缺乏神创论生存的土壤，这些言论只能掩盖其神创论目的，零零散散进入中国，小小的制造一点思想混乱而已。 反科学的中级手法是利用文学艺术制造和传播科学恐怖症。某报曾经请一批作家给科学技术打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作家对科学懂得越少打的分越低。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难免惧怕，而作家又往往是最远离科学的人群。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塑造了大批的'科学怪人'，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恐怖场面，远的不说，近年的'大片'《侏罗纪公园》和《黑客帝国》就是宣扬科学恐怖的典型代表作。虽然'科学怪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过，但虚构的却是富含冲击力的视觉形象对缺乏批判力的公众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实不可低估，对科学的妖魔化数这一手最容易奏效。而且科学家又不习惯对文学艺术作品发表意见，文艺评论家也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有效的批评。使这些作品可以在批评的死角之中繁荣昌盛。不断对科学制造负面影响，为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提供土壤。当然在中国这种没有末日概念的文化环境中，多数人对这类作品只是看个乐子，很少有人会真的杞人无事忧天倾。但是这些作品所渲染出的反科学情绪确实为人们接受反科学理论提供了基础。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颇具学术性，通常以哲学、伦理学或是'人文精神'的面目出现，比初级和中级手法远为有效。如果视科学为洪水猛兽，那么最安全的方法是用堤坝或笼子把它关起来，也就是说对科学的范围加以限制。最常见的说法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在哲学层次上，休谟曾经提出从'是'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应该'。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目的在于求'真'，而伦理学是研究'应该做什么'的，目的在于求'善'。由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科学就无法解决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关于善恶的问题只能交给神学、哲学或伦理学去解决。而且根据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于是乎科学的求真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还得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样看来，科学真的无用'。
然而科学的力量恰恰在于有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上述认识从根儿上就出了毛病，科学既不求真，也并不把真理作为目标。'真理'本来是一个宗教概念，假如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种理性的蓝图创造的，那么这张'上帝的蓝图'当然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我们手中的理论如果与这张蓝图相同，就可以说我们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销上帝创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科学的理论是人的发明，发明无所谓真伪，只有成败和好坏，因此科学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学价值观评价更高的理论。由此可知'科学能否获得真理'是一个哲学上的伪问题。科学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论。科学解决的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从属于这两个问题的问题。科学能够用于决策就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不以真理为目标，但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取知识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的提法容易给人们造成'求真'的假象，因为逻辑所处理的就是真伪值，一般认为实证所证的也是真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逻辑仅仅是保证前提和结论一致的推论工具，而实证可以看作预测能力的一种检验方法。所以逻辑实证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主张用逻辑保证科学体系的内部一致性，用实证保证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归根结底还是保证科学的有用性。科学不是自然的身躯，不是自然的骨架，科学是预测和操纵自然的手段。如果自然界是牛的话，科学不是牛皮，也不是牛骨头，而是牛鼻子上穿的铁环。 当科学的理论或实践与宗教教义发生冲突时，必然引起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全力反抗。在历史上他们反对哥白尼，反对布鲁诺，反对伽利略，反对达尔文；在现代他们反对避孕，反对堕胎，反对试管婴儿，反对人工授精；到如今他们则反对克隆人，反对基因操作。在西方国家宗教势力的影响较大，可以靠人多势众通过民主程序左右政治倾向，导致不少西方国家对克隆人和基因操作做出种种限制。 中国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自从孔圣人不语怪力乱神，中国的知识界一向不把鬼神看作值得认真对待的话题，宗教感觉十分淡漠，在中国如果公开打出宗教的旗帜来反对科学，注定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在中国，宗教偏见就改头换面变成了'伦理学问题'，人文精神也染上了中国特色。本来在西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反抗宗教神权的力量，但是当人文精神来到中国，却顶替了缺位的宗教，变成了一股站在科学对立面的制衡力量。面对科学的新成果，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臆造出各种恐怖的前景，或是宣布科学与那些打着伦理学旗号的神学原则相抵触。 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下降，以至于一场流感就能毁灭人类。只要我们对克隆有一点常识，就可以发现这种恐怖的结局纯属捏造，根本不可能发生。克隆人与细胞核提供者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因此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克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后代，下一代的基因多样性也不会改变，相反的是自然的生殖过程倒可能会使等位基因的种类减少。假如有一个人被克隆成一亿个人（不知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如何才做得到），从基因多样性的角度看，也只相当于世界人口减少了一亿，对基因多样性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见，认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多样性下降是毫无根据的，纯属杞人忧天。 对克隆人的另一个担忧是会导致'家庭伦理的混乱'。一个不孕症患者如果用克隆的方法要一个孩子，就会引起很多'伦理学问题'，因为从血缘上看，克隆的'儿子'实际上是'父亲'的孪生兄弟，而且这个'儿子'还可能有几个'母亲'：一个是提供卵子的'母亲'，一个是提供子宫怀孕的'母亲'，可能还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母亲'--'父亲'的妻子，但是这几个又都不是他的遗传学的母亲，他的遗传学的父母是他的'爷爷'和'奶奶'！于是乎维系家庭的关系称谓变得无所适从，家庭由此导致崩溃。这就是一?quot;伦理学家'为我们描述的悲惨世界。然而这个'悲惨世界'所描绘的并不是克隆技术的恶果，而是'伦理学家'的无知。实际上，家庭称谓关系所解决的并不是血缘问题，而是抚养责任归属问题。正如王朔小说中的'儿子'所说：'要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得管我叫爸爸。'责任归属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收养的儿子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父母仍然要为自己的收养行为负上抚养责任（并相应享有监护权利），人工授精时的'父亲'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前提下也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相应的抚养责任，而供精者虽有血缘关系而不承担。通常的亲子关系与血缘关系重合，是由于子女的产生是父母相应行为的后果，父母按照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原则应该承担抚养责任。明乎此，克隆人的父母理所当然的由克隆实践的决策者担任，而且甚至无需考虑克隆的是谁。把一个由收养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的问题当?quot;伦理学问题'提出来向克隆技术发难，实属庸人自扰。 反科学者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说法：'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此说看起来公允平正，左右逢源：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科学似乎也不应例外，利益与风险永远共存。然而'科技双刃剑论'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本来，不仅仅是科技，任何文化现象都有正反两面，法律、道德、习俗、政治都是双刃剑。如果认真查一下历史，对各种文化现象分别进行利益风险评估，就可以发现科技是其中利益最大而风险最小的。这是由于科学拥有其他文化现象所难以企及的纠错机制。冤案的存在显示法律的风险，希特勒的当选上台显示现代民主政治的风险，缠足的历史显示传统习俗的风险。至于道德的风险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以至于钱锺书会说?quot;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2]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从而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构成最大的道德风险。从当代'伦理学'强加给科学的不实之辞可以看出，我们真正应该大声疾呼的是'伦理学是一柄双刃剑！'与此同时，亟待用科学的价值观重构伦理学，促进伦理学的科学化，使其逐步建立纠错机制。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效果可观。如今'科学恐怖症'已经感染了不小的人群，占领了相当大的舆论阵地，连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把'科学是双刃剑'当成了口头禅，报纸在对青年进行'主题教育'提高科学素质时竟然使用这样的标题：发展科技是'进步'还是'威胁'。文中说：面对'达摩克里斯之剑'锋利的双刃，人类总会彷徨于何去何从之间。就像哈姆雷特的咏叹调'To be or not to be？'一样，高新科技发展对于人了社会的影响到底是'进步'还是'威胁'已经越来越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3]在培养科学素质的旗号之下宣传反科学的思想，这种媒体现状才真是'越来越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向科学泼脏水成了'时尚'，科学也仍会勇往直前，科学毕竟不是妖术，不是几盆乌鸡狗血就能破掉的。 参考文献： [1]《进化新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2，p92-100 [2]钱锺书著，《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0.4，p58 [3]《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9日第17版，标题：世纪的挑战/青年的责任/大型主题教育活动 当代青年应对挑战的/八大素质之科学发展 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文/赵南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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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理性的终结者。
爱因斯坦：哲学的终结者。
牛顿：无意中做了神学的终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