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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玛利·阿鲁埃1694年出生于巴黎。他父亲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把他送到首都最好的学校读书，大家都说他是个出色的学生。年轻的阿鲁埃很早就下决心要成为知名作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名字改成了伏尔泰。十八世纪常被称作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有时也被称作“伏尔泰时代”。所以改名的主意不错，“阿鲁埃时代”听起来可不怎么样。 伏尔泰年纪轻轻就展露出诗人的天赋。年仅24岁时，他的第一部诗体悲剧就在法兰西戏院上演。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关于十六世纪法国宗教内战的史诗，这部诗歌颂扬国王亨利五世务实地把新教转变为天主教从而带来和平。这是伏尔泰非常关注的题材，在民族史诗的包装下，他洋洋洒洒详述了宗教的不容异已带来的腥风血雨。 从一开始伏尔泰就坚定地表达了对宗教的观点。他不是无神论者，部分由于他认为对神些许的信仰有助于社会凝聚。伏尔泰心目中的神创造了世界，把对善恶的认识逐渐灌输给我们，然后基本退居幕后。这就是理性宗教——在十八世纪被称作自然宗教或自然神论——它和任何形而上学都没有关系。伏尔泰是个理性的人，厌恶狂热、崇拜和迷信。他反感人们为了维护自己都没怎么弄明白的宗教教义的片言只语而相互杀戮。他深恶痛绝那些利用信徒们的轻信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神职人员。伏尔泰想要的是没有教派的宗教。 显而易见，天主教官方不会乐见伏尔泰关于亨利五世的诗歌《亨利亚德》在法国出版。于是伏尔泰决定在伦敦出版这部诗歌，他1726年来到伦敦。这次出差很快发生了些别的事情，让他在英国呆了两年半。他学英语，结识作家和政客，成了英国（新教）文化的仰慕者。他决定写一本关于在英国的经历的书，这本《关于英吉利国的书信》以英语写成、于1733年发表。法国当局大为惊骇，这本书在法国被禁，而伏尔泰勉强躲过了牢狱之灾。 这本书呈现了英国文化的非正式的面面观，依次讲了宗教、政治、科学、文学，文风诙谐而犀利。例如，他谈到，在市中心雄伟的皇家证券交易所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聚集一堂进行交易：
伏尔泰的意思很清楚：把人们分开的宗教信仰差异无足轻重，而把人们聚拢的贸易很重要。他的结论是，英国宗教的多元化促成一个更平和的社会，这当然是对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法国的侧面批评。 《关于英吉利国的书信》也讨论了洛克和牛顿这两位当时在法国鲜为人知的思想家。讨论此话题似乎难度很大，而伏尔泰却是让深奥话题通俗易懂的行家里手。随便问现在一个学生关于牛顿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苹果掉到了牛顿的头上——这则轶事能流传下来完全归功于伏尔泰。他应该是从牛顿的侄女那儿听来此事，并立即领会到这个简单的日常画面是简洁地传递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解释的完美方式。伏尔泰在《关于英吉利国的书信》中讲了这个故事后，每个人都记住了它，伏尔泰也由此在英国大众文化中留下了印迹。 伏尔泰努力探讨了关于善与恶的问题，这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老实人》中的核心问题。这部短篇讽刺小说最早发表于1759年，甫一出版即成为最畅销作品。它被译成各种语言，至今仍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最为广泛阅读的作品。它甚至在英语中也打下了烙印。像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 （“杀一儆百”）或il faut cultiver les jardin（“可是种咱们的园地要紧”）（译者注：干好自己的活要紧）这样的表达已经成了习惯用语。讲法语或英语的人不经意间就引用《老实人》中的另外一个习惯用语：“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这无疑就是经典的标志。 《老实人》是部永不过时的作品，一部对人类境况的讽刺。它也是一部启蒙的作品，书名宣告了它的哲学主题：老实人或乐观主义。《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人如其名，是个天真汉，一个反英雄主角。他深受导师邦葛罗斯所宣扬的乐观主义哲学的影响。这里的“乐观”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往好的一面看”。按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阐述，乐观Optimism这个以大写字母O开头的词，尝试去回答关于恶的由来已久的问题。如果上帝是好人，那他为何允许恶在世上存在？对此，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回答说，恶是善更高级些的形式：如英国诗人蒲柏所讲“一切局部的祸，乃是整体的福。”换句话说，恶其实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人们的想象，来自于人们对世事理解的局限。 你可能认为这听上去像是欺骗——伏尔泰当然也这样认为——但这种思想在十八世纪被人们广泛接受。老实人则检验了这个观点。他因试图引诱巴朗美丽的女儿爱居内贡，而被赶出幽暗的德国城堡中舒适的家，之后他经历了很多磨炼和苦难：被征召入伍，在战场上战斗、逃亡，在里斯本经历地震——约四万人在此灾难中丧生。老实人一次又一次与最极端的恶正面交锋——道义之恶在地震这样的情形中似乎情有可原，但在大部分人为的恶行比如战争中就难辞其咎了。在此天平上，邦葛罗斯轻描淡写的乐观主义就不足以解释这些滔天罪恶了。最终，即便老实人也意识到这一点：
1760年以后，伏尔泰定居于日内瓦城外凡尔纳的城堡。其时，他已是欧洲最著名的在世作家，被称作“凡尔纳领袖”而声名远扬。他从事很多公共事务。1761年，一位新教商人让·卡拉斯被指控杀害了他的儿子，被图卢兹的法官判刑将被拷打、然后将被车轮分尸。法律程序据传极不合规，对于这个天主教城市的法官们带着宗教偏执的过分狂热的审判的怀疑也日益增长。伏尔泰身体力行，发起了有力的运动来帮助恢复卡拉斯的记忆和帮助他已经一贫如洗的家人。他写信给当权人，出版了大量的小册子，最终在1763年他写了《关于宽容的文选》，从卡拉斯历史事件开始扩展成为一部讲述欧洲文化中的宗教宽容史。 伏尔泰的作品对公众舆论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终，巴黎的法官宣布图卢斯的裁决无效。尽管拯救卡拉斯为时已晚，但这对于伏尔泰是个重大的胜利，他由此深刻认识到舆论压力可以带来巨大改变。“观点统治世界，”他在1764年写道，“但从长远来讲，是哲学家们塑造了观点。” 伏尔泰说自己是“以写作促行动”，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改变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在与狂热行为长期不懈的斗争中，他甚至创造了一个运动口号，Ecrasez l’Infame！，大致可译为“消灭耻辱！”。L’Infame指所有伏尔泰憎恨的、他终其一生与之斗争的事情：迷信、不容异已、各种不理性的行为。 我们也永远别忘了他是一位非凡的作家，是法语世界文采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来自于他的表达方式：很多作家能把奇闻轶事写得妙趣横生，但没人能像伏尔泰那样写得如此令人捧腹。伏尔泰讲述类似这样的真知灼见尤其得心应手：“就算世界上没有上帝，那也有必要创造一个。”这句话即便在英文中也非常好，在法语原文中更好，在法语中这句话是一句12音节的传统亚历山大格式的诗行，因而更叫人过目不忘：
今天我们讨论宗教宽容时，伏尔泰的遗产依然强大有力。没有哪一周的新闻里不引用“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包容多元文化的战斗口号如此有力，就算伏尔泰没有说出这句话，我们也有必要创造出这句话。事实也正如此——一位英国女士在1906年创造了这句话。这不奇怪——它讲出了一个对于我们的文化至关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接受了它，并且认为是伏尔泰讲出了它。伏尔泰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系列自由的价值观的代名词：言论自由、拒绝盲从和迷信、相信理性和宽容。这是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作者 | 尼古拉斯·葛隆克教授 原文 | The Book Of Life 译文 | iCol1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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