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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
《史记》记载的西汉初年由军功大臣主导的诛吕弑帝之政变，历来都是广受关注的研究专题。本文综合诸多前人之成果，对吕后家族、吕后本人事迹及风格、诛吕弑帝之政变过程、吕后一族血脉留传等进行了相当全面和深入的考证与研究，以充足的事例和严谨的论证，揭示出令人惊诧的历史真相。
【作品导读】
读者可知，吕后长兄吕泽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在刘邦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汉初十八侯中有两位皆为其下属，这一点甚至超过了韩信？
读者可知，“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一向被视为汉朝之立国盟约，但是根据《史记》记载的史实，可以严格论证所谓“白马之盟”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读者可知，陈平、周勃主导的血腥政变，不仅族灭诸吕，还弑杀刘氏皇帝及亲王，而且还杀死了新即位的汉文帝的儿子？
读者可知，由于吕后大力推行刘吕联姻，因此诸吕在遭遇灭族之祸后仍有少数血脉留传？
对于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并且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读者，本文或许可以起到释疑解惑之作用。
正本清源致真知 ——关于汉初政变之详细考证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为中华正史二十四史之首，是古往今来历史研究者必读之经典。其中记载的西汉初年由军功大臣主导的诛吕弑帝之政变，历来都是广受关注的研究专题。本文针对这一专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证与研究，综合诸多前人之成果，终于得以拨开迷雾，觅得真相。读者如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或者有疑问，本文或许可以起到释疑解惑之作用。由于《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去伪存真、正本清源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如有不够严谨之处，欢迎读者不吝指正。
一、关于吕后家族 刘邦起事之初，有记载的吕后家族成员主要包括父吕公、长兄吕泽、次兄吕释之、姊吕长姁、妹吕媭。
据《汉书·外戚传上》，吕公于高祖元年封为临泗侯，卒于高祖四年([1])。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吕泽）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高祖六年正月，封周吕侯。卒于高祖八年([2])。
“（吕释之）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高祖 六年正月，封建成侯。卒于惠帝二年([3])。
据《史记三家注》中《吕太后本纪》的集解徐广注，吕后姊字长姁([4])。
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吕后有妹名吕媭([5])。
《汉书·外戚传上》：“吕后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长兄泽为周吕侯，次兄释之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这里也表明，吕后的两位兄长都是带兵打仗、以功封侯的，在高祖时期，连同吕后父亲在内，三人都被封侯。
其中最重要的是吕泽。根据历史学者周聘([6])在《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一文([7])中的考证与研究，吕泽在刘邦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其实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的，但是在诛吕弑帝的汉初政变之后，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西汉朝廷将吕氏战功从史册中删除并淡化了。仔细研究《史记》中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惠景间侯者年表》，就会发现这个分析与判断完全成立。
《史记》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其中的十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从性质上讲，这十表是需要严谨考证和准确记录，没有自由发挥余地的。而卷十七至卷二十二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8])，则更是属于西汉朝廷档案文献，不存在道听途说或想象创作的成分，也是无法随意篡改的。但很多《史记》版本都将十表的具体内容予以省略，只留下序言，实在是有失严谨与负责。
根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功勋最高的汉初十八侯([9])中，阳都侯丁复、曲城侯虫达([10])二人都是吕泽的部将，就这一点而言，吕泽甚至超过了韩信：
“（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虫达）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至霸上，为执珪。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功侯，四千户。为将军，击燕、代，拔之。”
其中的“悼武王”即吕泽([11])，其谥号“令武侯”和追谥“悼武王”也说明了他在武功方面具有一定特长和建树。从丁复的战功“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可以看出，世人皆知韩信以沙囊塞潍水，诱龙且半渡而决水击杀之，灭楚军20万，实现了楚汉相争的强弱转折，却不知龙且实为吕泽部队所杀，兵法所谓“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是也。
从以上对于丁复、虫达的描述也可以看出，吕泽军设有大司马（最高军事长官）、二队将（第二纵队将领），因此是一支庞大而独立的部队。当然，如果不是规模很大、实力很强的独立武装，也是谈不上“发兵佐高祖定天下”([12])的。至于归属于吕泽军的将领具体有哪些，周聘的《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一文以及百度百科“汉军”词条中都有相关研究([13])，不是本文重点。
刘邦在彭城大败之后，据《史记·项羽本纪》，“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据《史记·高祖本纪》，“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下邑和砀当时都是吕泽军据点，《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吕泽）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也就是说，刘邦56万大军在彭城被项羽打得一个不剩之后，跑到吕泽驻地获得援助，才得以站稳脚跟并最终东山再起。
另外，《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对博成侯冯无择有这样的描述：“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攻雍丘，击项藉，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功侯。”所谓“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就意味着，世人皆知，在荥阳之围中，刘邦用陈平计([14])，以纪信为死士，夜出女子二千人于东门，而自己与数十骑从西门逃走([15])，却不知实际上还有吕泽力战殿后、拼死拖住敌人。这样也更符合实际，否则，仅凭一个花招就能解决全部问题，那也把行军打仗想得太简单了。
周聘还指出，吕后长期在项羽营里当俘虏([16])，在此期间，刘邦身边的女人有许多，其中更有若干为刘邦生育了子嗣，但吕后的地位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也侧面说明了吕泽的实力与威信。周聘认为吕泽按照功劳与贡献完全可以封王，之所以没封，是因为吕后家族和刘邦之间有某种协议或默契来保证吕后的地位。这些推断也是合乎逻辑的([17])。
从其他一些线索中，也可以看出吕后家族对于汉初建国的重大贡献。比如，关于刘邦对吕泽的封号“周吕侯”，清代史学家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解释说：“周吕是号，非地名。师古高纪注云‘封名’是也。盖吕为姜姓，姜之先封于吕，子孙从其封姓，至周益显，意谓吕泽佐汉定天下，犹周有吕尚，故曰周吕。([18])”再比如，《史记·荆燕世家》中田生谓张卿曰，“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史记三家注》对此的解释为，“如淳曰：‘吕公知高祖相贵，以女妻之，推毂使为长者。’瓒曰：‘谓诸吕共推毂高祖征伐成帝业。雅，正意也。’索隐按：雅训素也。谓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毂欲前进涂然也。”不仅是“推毂”，而且还是“本推”，也就是说，刘邦得天下是吕后家族率先大力推动，就像推小推车上坡一样。
但是，《史记》中却没有吕泽及其下属将领的事迹记载。丁复、虫达位列汉初十八侯，因军功受封户数在十八诸侯中也是位次靠前，其中丁复的受封户数仅次于曹参、周勃，而高过樊郦滕灌。但是，《史记》中却没有丁复、虫达的列传。作为丁复、虫达的上级，吕泽就算没有世家，至少也该有个列传，但是也没有。这与司马迁作《史记》的出发点与客观态度([19])是很不一致的。因此，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于诛吕弑帝的汉初政变，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史记》经过了较大的删削与篡改，刻意删除和淡化了吕氏战功及正面事迹。
整个《史记》中对于吕泽的直接介绍只见于《吕太后本纪》中的一小段话：“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或作鄜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吕泽封侯三年而卒，非死事也”，而吕产“洨侯之封在高后元年四月……此误书于高祖时”([20])。查《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于高祖六年正月封周吕侯，子台于高祖九年袭爵并改封为郦侯（或作鄜侯）。由于高祖五年刘邦就已灭项羽、天下大定，而吕泽在高祖六年封侯，高祖八年卒，因此显然是没有死于战事的，《史记》中也没有未反的重要列侯在楚汉相争结束后又死于战事的情况。吕泽之子吕台在高祖九年袭爵，而另一子吕产则是在11年之后的高后元年才受封。所以，《史记》在这里就是明显地篡改历史([21])，说吕泽在战争年代就已去世（所以就不需要太关注了），然后两个儿子都封了侯（所以朝廷已经很够意思了），而这与实际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离汉初相去不远，因此难免受到因诛吕弑帝之政变所带来的政治倾向的影响。相比之下，《汉书》成书于东汉，比《史记》晚了170多年，对于西汉的描述也许受到素材的限制，但是立场却能够更为客观。以对吕后家族背景的类似说明为例，与《史记》相比，《汉书》虽然更为简略，但至少没有硬伤错误：“（吕后）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长兄泽为周吕侯，次兄释之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22])”《汉书》与《史记》的这一区别在后文中还会提及。
当然，尽管吕泽是一个重要的武将，并且领导着一支强大的武装，但是秦汉之际，风云变幻，天下英雄多矣，与项羽、韩信等绝世英雄相比，吕泽无论如何还是有所逊色的。不过，尽管如此，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关于吕后关于吕后，历来的大多数评议都是囿于成见、不求甚解的模式化思维。而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吕武不当并称》一文([23])则堪称是正直史家的良心之论。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母后临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吕武并称，然非平情之论也。
武后改朔易朝，遍王诸武，杀唐子孙几尽，甚至自杀其子孙数人，以纵淫欲，其恶为古今未有。
吕后则当高帝临危时，问萧相国后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国家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业，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杀太子弘、太子贤也。
后所生，惟孝惠及鲁元公主，其他皆诸姬子。使孝惠而在，则方与孝惠图治计长久。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张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间可知也。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后宫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凌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此则后之私心短见。
盖嫉妒者，妇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其母薄太后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后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
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以视武后之改周灭唐，相去万万也。
即其以辟阳侯为左丞相，令监宫中，亦以辟阳侯先尝随后在项羽军中同患难，虽有所私，而至是时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仆，可使令于阃阈间（妇女所居内室），非必尚与之昵。史记刘泽传“太后尚有所幸张子卿”（汉书作张卿）。然如淳注，谓“阉人也”，则亦非私亵之嬖。以视武后之宠薛怀义、张易之兄弟，恬不知耻者，更相去万万也。
武后之祸，惟后魏之文明冯后及胡后，约略似之。而世乃以吕武并称，岂公论哉！
吕后与武则天的根本区别在于，她是没有改朝换代的意图的，而是始终志在安刘兴汉([24])，并且实际上也取得了史家公认的、也是不容抹杀的良好政绩。吕后无所更改地重用刘邦时代的旧臣就是其意图的最佳证明，而其治理时期所获得的“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5])的称誉也不是凭空得来的。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26])。刘邦死后，匈奴比较骄狂，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了一封戏弄性的信，说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你也是孤身一人，不如我俩结合一下，成为一家人吧。吕后召诸将议事，以樊哙为首的诸将都认为匈奴出言不逊，应该发兵攻打，而季布则提出，当年高祖带兵四十万，尚且被匈奴围于平城，战争创伤至今仍未平复，现在还是不要轻言开战了。于是吕后就让人回信说，多谢单于关照，但我已经老了，头发牙齿都掉了，走路也不稳了，恐怕不合单于心意。然后送了两乘马车给冒顿。冒顿也回书致歉，并回赠马匹。于是双方和平共处。这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以外交手段化解冲突、避免战争的案例，吕后虚己受谏、择善而从的为政风格也由此可见一端。而且，如果吕后有意危害刘氏王朝，是绝对不会这么忍辱求全，而一定会趁机把陈平、周勃、灌婴这些人送到草原上去喂狼的。
作为吕后残酷杀害刘氏宗室之罪证的所谓“杀三赵王”，其实真正处置的只有戚姬之子赵隐王如意，那是因为戚姬曾多次要求刘邦废黜太子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27])，欲置刘盈和吕后于死地。与很多人的错误偏见相反，吕后不仅没有刻意打击刘氏宗室，反而从始至终都在大力推行刘吕联姻，也就是赵翼所言的“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后来的两任赵王刘友和刘恢([28])之所以出问题，都是因为娶了吕氏之女之后又拈花惹草的缘故，其中刘友是被吕后召到长安闭门思过时饿死，而刘恢则是因为不满包办婚姻而为情自杀，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古代普通大家族中长辈管教比较严格的情况下也是时有发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吕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刘吕联姻，这和武则天为了争夺权力、改朝换代而有目的地剪除李氏宗室、甚至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儿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历来人们认为吕后所做的自取其祸的最大错事就是违背刘邦与大臣们订立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而封吕氏为王。但是，如果认真考证，不难发现所谓“白马之盟”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凭空捏造。通观《史记》全篇，订盟的具体时间和场景没有任何记录，盟词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准确、一致的记载。抓住这个疑问追究下去，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真相。对于诏书、奏章等文书的记载，《汉书》比《史记》要完备很多，《汉书·高帝纪》详细记载了刘邦诏令群臣议立诸侯王的情况，比如，从高祖十一年起，先后议立的诸侯王有代王、梁王、淮阳王、南粤王、淮南王、吴王、燕王、南海王([29])。但是，正如刘鸣在《“白马之盟”真伪辨》一文([30])中所指出的，“白马之盟”与议立诸侯王相比，其重要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汉书》对于后者都有明确记载，对于前者却没有任何记载。刘邦死于高祖十二年四月，而在高祖十二年十二月([31])，也就是死前四个月，他亲自封的最后一个王——南海王——就是异姓王：“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32])”据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的考证([33])，织应当是无诸之族，也就是越王勾践后裔，而且，南海王并不是虚封，因为《汉书》中有南海王造反、汉派兵攻打的记载([34])。更重要的是，在高祖十二年三月，也就是刘邦死前一个月，他还下了一道诏书，其中明确提出功臣可以封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35])”而且他在这份遗诏中还说到，“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这与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意思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就算刘邦在死前一个月内突然又改变主意，但要订立白马之盟必须是要与重要大臣一起盟誓的。《史记·吕太后本纪》载：“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36])，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根据这段话，参加白马之盟的至少有刘邦、王陵、陈平和周勃。但是，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十二年）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请注意，樊哙和周勃都是在高祖十二年二月也就是刘邦发布遗诏的前一个月被派出的，樊哙在前，周勃在后，而在周勃出发时，陈平与之同行。因为在樊哙出征之后不久，就有人向刘邦告樊哙的恶状，于是刘邦大怒之下让陈平车载周勃到军中代樊哙为将，并让陈平一到军中就杀掉樊哙，陈平在路上和周勃合计，考虑到樊哙是吕后妹妹吕媭的丈夫，担心刘邦只是一时恼怒，事后可能后悔，于是就用囚车把樊哙押回长安，让刘邦自己裁决，而在陈平和樊哙回长安的途中，刘邦就去世了，樊哙也因此得以被赦免([37])。周勃平定燕地之后才回长安，时间就更晚了([38])。这就意味着，《史记》借王陵之口所说的“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听起来言之凿凿，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杜撰，铁一般的事实与逻辑打了历史篡改者的脸——“诸君”还真的不在，至少刘邦重臣陈平、樊哙、周勃都不在。因此，所谓“白马之盟”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弥天大谎([39])！
就这样一个欺天诳地的谎言，在《史记》中至少出现了五处([40])，可见《史记》对于历史的篡改是系统性的。例如，长沙王吴芮作为刘邦称帝之初所封的八个异姓王中唯一幸存的一个，共传五世([41])，直至文帝后元七年才因无嗣除国([42])，也没见有人依据白马之盟去攻打他，但《汉书》有吴芮的列传([43])，《史记》却没有，这也说明《史记》为了突出白马之盟的谎言，而刻意淡化了这个自相矛盾的反例。总之，《史记》对于历史的篡改不仅有刻意的删削，还有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白马之盟一向被视为汉朝的立国盟约，既然这么重大的事情都是造假，还一以贯之地出现在《史记》的多个章节，可以想见，《史记》中一定还有很多其它的造假([44])。
此外，在吕后去世之后，齐王刘襄以诸吕擅权为名起兵造反时向各诸侯王发布了一篇檄文，其中都没有提及“白马之盟”([45])。檄文极力声明起兵理由，如有“白马之盟”，不可能不提及，但其中却没有。因此可以确定，“白马之盟”一说不产生于诛吕弑帝的政变之前，而是政变之后的得势者所炮制的谎言舆论，旨在为他们师出无名的血腥罪行提供依据。因此不难推断，《史记》对于吕后是多有污蔑的。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就指出，《史记·吕太后本纪》对于吕后的称谓极为错乱，同一篇中有“吕后”、“高后”、“吕太后”等多种称谓([46])。经统计，不包括标题及“太史公曰”，《吕太后本纪》正文中称“吕太后”两处、称“吕后”十处、称“高后”八处，其余则称“太后”。显然，这些错乱的称谓就是拙劣篡改所留下的痕迹。另外，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还指出，在《太平御览》卷八十七所引用的《史记》版本中，《吕太后本纪》中“孝惠元年十二月，（孝惠）帝晨出射”的后面还有一个“雉”字([47])。查《太平御览》卷八十七之“孝惠皇帝”，果然如此：“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雉。”吕后名吕雉，由此可见《史记》对于吕后糟践到何种程度。
从这个逻辑推断，所谓“人彘事件”([48])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既然可以凭空捏造出一个白马之盟，还能绘声绘色地杜撰出王陵用白马之盟去质问陈平、周勃，那么捏造一个“人彘事件”对于这些历史篡改者来说又有什么障碍呢？“人彘事件”见于《史记·吕太后本纪》中从“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到“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这段文字。首先，这段文字和前文的衔接很不连贯([49])。前文为“（孝惠元年）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遂”是“于是”的意思，表示后一事紧接前一事，但在这里，“断戚夫人手足”和给吕禄上谥号却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显得非常突兀。其次，这段文字存在一个和下文直接矛盾的硬伤([50])，就是说孝惠帝看了人彘之后，“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孝惠帝看人彘是在孝惠元年夏季或之后，而在紧接着的下文中，孝惠二年十月，孝惠帝不仅没有卧床不起，而且还在接待前来朝觐的齐悼惠王并一起喝酒，不仅能喝酒，而且反应还相当机智和敏捷([51])。乍看起来，从孝惠元年夏季到孝惠二年十月，确实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不要忘了，汉初是以农历十月为岁首的，也就是说，这中间其实不到半年，也就是从夏季到冬初的时间，因此，所谓孝惠帝看人彘并受到精神刺激，因而得病以致“岁馀不能起”的说法无疑是杜撰之笔。汉代将岁首从十月改为正月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52])，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史记》成书是在公元前91年，司马迁作为熟知历法的史学家([53])，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因此，可以推断，“人彘事件”这段文字是在司马迁之后某位已经生疏前代历法的蹩脚的篡改者见缝插针地添加上去的。《史记》中不乏这种后人篡改的例证，比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太史公曰”竟然提到了杨雄，而杨雄是王莽时代的人，比司马迁晚出生100年左右。其次，这段文字说孝惠帝从此就“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也是不实之词，因为在萧何生病期间，孝惠帝还专程登门探望，并征询萧何对于下一任相国的推荐人选([54])，而萧何死于孝惠二年七月([55])，距离所谓的“人彘事件”也就一年左右。不仅如此，在曹参继萧何为相之后，“举事无所变更”，“日夜饮醇酒”，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孝惠帝还专门让曹参的儿子曹窋回家小心探问缘由([56])，这也说明，孝惠帝不但没有卧床不起或者颓废不问政事，反而是非常认真、谨慎地在管理政务。第三，从情理上讲，孝惠帝和戚夫人可以说是毫不相干，吕后“召孝惠帝观人彘”，母亲让儿子去看自己情敌的悲惨下场，难道不是很扯淡的事情吗？而且，从这段文字的意思来看，制造“人彘”还是专门为了让孝惠帝看的，然后还要借儿子之口说他母亲不是人，因此很明显是恶毒抹黑的小人编造出来的情节。第四，从形势上讲，刘邦临终前欲废太子，幸赖大臣力争才得以保全，孝惠帝即位之初，孤儿寡母是相当弱势的，吕后至少在此时还不至于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因此可以明确判定，所谓“人彘事件”是后人虚构并添加，属于无中生有的恶毒污蔑。
再来说吕后封吕氏为王之事，尽管当时并没有所谓的“白马之盟”，在法理上没有障碍，但吕后也不是想封谁就能封谁的。如《汉书·高帝纪》中的记载，刘邦每封一个王，都要诏令群臣推荐、讨论之后再正式册封，吕后自然更是不能例外，必须群臣提议并讨论通过才行。如《史记·吕太后本纪》中郦寄所言：“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而且，有些册封其实是刘氏宗族先撺掇吕后封吕氏，然后再顺带着提出给自己加封。比如，据《史记·荆燕世家》，刘泽的策士田生先是鼓动宫中宦官张卿给大臣们吹风，让大臣们请立吕产为吕王，然后再让张卿对吕后说，还得再封一个刘氏平衡一下才好，于是刘泽就顺利获封为琅琊王([57])。
吕后另外受到非议较多的就是杀韩信、彭越。关于韩信之死，据《史记》记载([58])，在刘邦出征陈豨之后，韩信舍人告他谋反([59])，吕后找萧何商量，萧何诈称前方传来捷报，骗韩信入宫祝贺，然后吕后让武士杀韩信于长乐宫。另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也就是说，刘邦虽在外地，却时刻惦记着此事，与萧何之间通过使节保持联系，一得到韩信被杀的消息，就立即给萧何加官厚赏。因此，事情的实际情况很清楚，杀韩信之计是萧何所出，骗韩信入宫是萧何所为，韩信入宫后为武士所杀，所谓“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实为“萧何使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最后的功劳也全部记在萧何头上，唯一和吕后相关的只是韩信死亡地点是在吕后所在的长乐宫。萧何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谨慎到不惜通过自污来摆脱刘邦疑忌的地步([60])，所以，没有刘邦的明确指示，萧何是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所以，可以确凿无疑地判定，刘邦是主谋，萧何是策划兼执行，而吕后只是被动卷入。实际上，在刘邦用陈平计伪游云梦、诈捕韩信([61])之后，韩信就注定了必死的结局，刘邦最后不过是制造了一个不在现场的假象。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平，小人也。汉得天下皆韩信功，一旦有告反者，闾左蜚语，略无证据，平不以此时弥缝其隙([62])，乃唱伪游云梦之邪说，使信无故见黜，其后为吕后所杀，直平杀之耳。([63])”晚清名臣、思想家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论及《陈丞相世家》中“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这一句时，也慨然指出：“秦、汉以后一变三代之为，终以不能复古，其人才风俗亦靡焉日趋于敝，尽于此‘顽钝嗜利无耻’六字，西汉二百余年，始终不离此种人才。([64])”
关于彭越之死，据《史记》记载([65])，刘邦出征陈豨时，向彭越征兵，彭越称病，仅让下属带兵前往，刘邦大怒，彭越疑惧未定，其太仆于是告他谋反，刘邦逮捕彭越囚于洛阳，随后贬为庶人、流放蜀地，流放途中遇到吕后从长安来洛阳，彭越当场痛哭、自言无罪，希望回老家昌邑，吕后答应他的请求并带他回到洛阳，但暗中却劝刘邦杀掉彭越，并让彭越舍人告他再度谋反，于是刘邦按照司法官的意见将彭越夷三族。这里的问题在于，彭越道遇吕后、痛哭流涕，是外人可以看到的，但吕后对刘邦说了什么，却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怎么就不能是吕后为彭越求情，结果反而激怒刘邦、从而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呢？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说吕后让彭越舍人告他再度谋反，是属于不实之词。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韩信、英布、彭越以告反诛，告信、布反者皆封侯，而告越反之太仆及舍人，决无不封侯之理，表独缺然。([66])”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慎阳侯乐说）为淮阴侯舍人，告淮阴侯信反，侯，二千户”；“（期思侯贲赫，）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郄，上书告布反，侯，二千户”。也就是说，告韩信、英布谋反的人都封了侯，而且还都是二千户，如有人告彭越谋反，绝无不封之理，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封侯档案中却没有任何记载。其实也很容易理解，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至少还是个列侯，还能有府邸和舍人（即门客、家臣），而彭越是被贬为庶人并处以流放之刑，就是一个孤家寡人并且还不能自由行动，不可能还有舍人，所谓“复谋反”就更是荒唐。如果要说是以前的舍人，那也只能告发以前的谋反行为，而谈不上“复谋反”。此外，从“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67])”这段话还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其一，如果有彭越流放之后道遇吕后的情节，那么，既然都被贬为庶人，自然就已经“国除”（即废除封地）了，怎么还会等到再度判刑的时候才“国除”呢？所以，很可能连彭越道遇吕后的整个情节都是杜撰添加的。其二，这里说明了刘邦时期的司法程序，夷三族是需要司法机构请示并经过刘邦许可的，因此，韩信的夷三族无疑也是刘邦批准后才得以执行的。
《史记·黥布列传》载：“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论及此段时指出：“贯高说赵王反，蒯通说韩信反，高祖皆赦之，所为必诛信、越者，畏其能耳。既致之死，其猜忌之心应已释然矣，又醢之以赐诸侯，此何为也？盖将以威胁诸侯，使之噤不敢发耳。([68])”刘邦打天下之初，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69])”而得天下之后，不仅枉杀功臣，还要夷三族，不仅夷三族，还剁成肉酱，不仅剁成肉酱，还请大家一起来吃功臣之肉。前后反差之大，何其令人痛心！菹醢之刑，桀纣有之，但菹醢开国功臣并且遍赐诸侯，这在古代帝王中是唯一的一例。
由上可知，韩信、彭越之死和吕后并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夷三族以及菹醢之刑更是明确地和吕后毫不相干。但偏偏总有人说是吕后把彭越做成肉汤，大概是和家庭主妇做早餐联想到一起了，不仅无知而且无耻。《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汉书》对于汉武帝以前的记载及评议大多沿用《史记》原文，但是在《高后纪》和《汉书·外戚传上》中两次提及“（吕后）佐高祖定天下”时，都去掉了“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之说。可见即使是汉代史学家，也认为汉初诛杀大臣和吕后关系不大。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汉书》因为是后人写史，所以立场更为客观，因而也就少了一些诋毁和歪曲之词。
刘邦晚年对于诛杀和残害功臣是相当随意的。比如，一听到有人告樊哙的状，也不验证真假，就立即要取樊哙人头([70])。再比如，萧何请求开放上林苑空地让百姓耕种，刘邦怀疑他是自媚于民，就立即将他关进监狱([71])。对此，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所论甚当：“高帝以匹夫有天下，一变三代相承立国之局，其心惴惴焉，惟惧人之效其所为而思所以诛戮之，而遂以开后世有天下者猜忌功臣之风，于是圣人以道经营天下，奠定生民之盛轨，不复可见于世，由高帝以天下自私而不闻道，贻祸若斯之烈也。([72])”
相比之下，很多事情都一致说明吕后是相当温良、柔和的。比如，酂侯萧何去世之后，第二代酂侯萧禄无后，按例应当除国，而吕后封萧何夫人为酂侯，又封萧何少子萧延为筑阳侯，使萧何得不绝嗣([73])。再比如，张良辟谷不吃饭，吕后就对他说，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何苦要折磨自己呢，于是让张良必须吃饭、保重身体([74])。再比如，樊哙夫人吕媭因为陈平曾经给刘邦出主意要杀掉樊哙，就向吕后告状说陈平当丞相只是天天喝酒不干事，结果吕后当着吕媭的面安抚陈平说，我们之间完全信任，不要怕她说坏话([75])，这与刘邦对待樊哙的风格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再比如，朱虚侯刘章在侍宴时，请以军法行酒，借故斩吕氏逃酒者一人，吕后也没有加罪于他([76])。从彭越受到委屈之后在吕后面前痛哭流涕，也可以看出，如果吕后性情很凶恶，或者模样很难看，像彭越这样的一代枭雄怎么会在她面前流泪呢？
与刘邦四处出击、大杀功臣相反，在包括惠帝时期在内总共15年的吕后治理时期，是没有诛杀大臣的记录的。不仅如此，在惠帝去世之后，吕后发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废除三族罪、妖言令([77])，也就是废除了株连无辜和钳制舆论的法律。赵翼在对比吕后与武则天时，说了两个“相去万万”，其实，吕后治理时期所达到的“刑罚罕用，罪人是希([78])”的境界，与武则天大兴酷吏、摧折群臣相比，也是“相去万万”。
此外，“高祖与吕后皆起自细微，诸大臣亦多出身布衣，风云际会，不期而遇，诚无丝毫之凭依。谋建非常之功业，同甘苦，共生死，艰难缔造，实属非易”([79])。刘邦欲废太子之时，叔孙通就说：“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80])”因此，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与武则天狐媚惑主、后宫得势相比，更是“相去万万”。
时隔两千多年，尽管有诸多无中生有的恶毒诋毁与污蔑，但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孑然独立。犹忆当年，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和美好：“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81])”
三、关于诛吕弑帝之政变 据《史记》记载([82])，政变过程如下：
高后八年八月初一（辛巳）([83])，吕后去世，小皇帝刘弘不到11周岁([84])。吕后临死前安排上将军赵王吕禄掌管负责京师安全的北军，相国吕王吕产掌管负责各宫防卫的南军([85])。
朱虚侯刘章暗中通知其兄齐王刘襄发兵西攻长安、夺取帝位，自己和大臣为内应([86])。八月廿六（丙午），刘襄发兵反，以吕氏擅权为名。朝廷得到消息，由相国吕产派遣颍阴侯灌婴到荥阳阻击。但灌婴到荥阳之后，却派使者与齐王及诸侯王讲和，相约停兵以待京师之变。与此同时，京师长安城中，周勃与陈平让吕禄好友郦寄劝其交出将印，并让吕产交出相印，速回各自藩国，如此则齐兵必罢、朝廷得安。吕禄认为言之有理，于是与吕产及吕氏老人商量，但暂未达成一致意见。
九月初十（庚申）早上，郎中令贾寿由齐国出使归来，将灌婴不攻打叛军、反而与齐楚联合之事告知吕产，让吕产速到未央宫（即皇宫）。平阳侯曹窋当时正与吕产议事，听到该消息，飞车告知陈平、周勃。襄平侯纪通管理军门符节，假传诏令让周勃进入北军。此前，周勃已让郦寄与刘揭说服吕禄交出将印，于是周勃顺利掌控北军。但南军还在吕氏手中。陈平得到曹窋报告，召集刘章帮助周勃。周勃让曹窋通知未央卫尉不要让吕产进入未央宫。吕产不知吕禄已交出北军，离开南军前往未央宫，却不能进入内殿，只得在门口徘徊。曹窋飞车将该情况报告周勃。周勃让刘章领一千多士兵前往未央宫。刘章在未央宫追逐并杀死吕产，又登上持有符节的皇帝近侍的马车，飞车斩杀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到北军向周勃汇报。周勃于是派人分头抓捕吕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斩杀([87])。九月十一（辛酉），抓捕并斩杀吕禄，将吕媭用竹板拷打致死，派人杀死燕王吕通，并废除鲁王张偃（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之子）的爵位。九月十八（戊辰），改封济川王刘太为梁王，立刘遂为赵王，派刘章去将政变结果告知齐王刘襄，并让他罢兵。灌婴亦从荥阳罢兵回长安。
大臣们商议认为，后少帝刘弘、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都不是孝惠帝刘盈的亲生子，现在已经消灭吕氏宗族，如果还从这些孩子中选立皇帝，等他们长大了，大家都得完蛋，不如另从其他诸侯王中选立皇帝。大家最终选中代王刘恒。闰九月廿九（后九月晦日己酉），大臣们迎接刘恒到长安并立为皇帝。当晚，派人分头将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及后少帝刘弘全部杀死。
以上情节根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原文原意表述。由于《史记》经过了系统性的篡改，而《吕太后本纪》被恶意篡改尤多，所以真实情况已无从知晓。比如，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注“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时就指出：“（高后）七年更名梁曰吕，故上文已书吕王产矣，而此忽改称曰‘梁王’，何也？下文‘请梁王归相国印’，亦非。([88])”据《史记·吕太后本纪》：“（高后七年）二月，……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也就是说，吕产在高后七年二月被改称吕王而不再是梁王，并且在吕后去世前的文字中都称其为“吕王产”([89])，但是在随后描述政变情节的文字中竟然又称其为“梁王”。由此可以确定，关于政变情节的描述是经过了篡改的。至少，吕禄、吕产在吕后去世后以南北军威胁群臣之说以及郦寄劝说吕禄的说辞中“请梁王（吕产）归相国印”之说无疑均为杜撰。
但即使基于这些已经经过恶意篡改的内容，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结论，那就是吕氏并未谋反、完全是无辜被害。对于所谓的吕氏“欲发乱”、“欲为乱”之说，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都给予了明确驳斥([90])。针对“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郭嵩焘指出：“吕后以南、北军属之吕禄、吕产，使据兵自固，以毋为人所制而已。产、禄庸才，并所将兵亦解以属之太尉，是岂欲为乱者？史公以周勃除诸吕，特重吕氏之罪，以疑似被之名耳。”针对“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郭嵩焘指出：“是时吕禄已去北军，吕产又去南军，而入未央宫，一卫尉拒之有余，而云‘入未央宫，欲为乱’，则所欲为乱者何也？”历史学者张小锋也指出：“史籍记载，吕后死后，吕禄、吕产专兵权，秉朝政。他们自知违背高祖白马之盟誓约，担心被大臣所诛杀，就准备先发制人，利用手中的兵权，进攻刘氏贵族，阴谋作乱。但是，事情的真相却未必如此。一些学者卓然指出：吕禄、吕产等人既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行动。所谓的‘诸吕之乱’只不过是周勃、陈平等人的捏造之词。([91])”
而且，大臣们不仅仅是尽诛吕后宗族，还谎称惠帝刘盈的儿子并非亲生而将惠帝一支的刘氏小皇帝及刘氏王子尽皆杀死。对此，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上文一则曰‘孝惠后宫子’，再则曰‘孝惠皇后无子，取美人子名之’，则但非张后子，不得言非孝惠子也。乃此言‘诈名他人子以为子’，后又云‘足下非刘氏’，何欤？《史记考要》谓诸大臣阴谋而假之词，以绝吕氏之党，不容不诛。其信然已。史公于纪两书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诛’，皆有微意存焉，非歧说也。([92])”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指出：“吕后称制，立孝惠后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旋以襄城侯为常山王，更名义，及立为帝，又更名弘。此其为惠帝子，谁复疑者？当时以吕后所立，废之可也，分部诛灭之，亦已过矣。([93])”历史学者吴仰湘在《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一文([94])中也指出：“实际上，吕氏外戚未尝诛过功臣，而功臣除了诛灭吕氏外，还废弑少帝，杀死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等，是真正的灭刘（惠帝一支）危汉之罪人，只是对于文帝支系来说，周勃陈平之徒确有‘安刘’之功。”
以上评论还仅仅都是基于《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有关政变情节的内容所得出的结论。据《史记·外戚世家》：“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95])”代王即汉文帝即位之前的称号。有历史研究者考证并推断([96])，上述记载意味着代王王后为吕氏，在诛吕弑帝的政变之中为大臣们派人所杀，而王后与文帝所生四个儿子则是在汉文帝即位后陆续被毒死。这个推断是完全成立的。据《史记·高祖本纪》：“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这个顺序是按年龄从大到小排列。吕后从始至终都在大力推行刘吕联姻，也就是所谓“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文帝同辈中，比他大的刘盈娶吕后外孙女张嫣([97])，比他小的刘恢、刘友也都娶吕氏之女([98])。刘泽是刘邦族弟([99])，属于文帝长辈，娶吕后外甥女樊氏([100])。刘章是刘邦长子刘肥之次子，属于文帝晚辈，娶吕禄之女([101])。后少帝刘弘在吕后去世时不到11周岁，也为他婚配了吕禄之女([102])。从这个逻辑推断，汉文帝原配嫡妻当为吕氏女。其次，西汉诸侯王册立王后太子，都必须上书中央政府并获得批准，连南越王这样偏远的异姓王都不例外([103])，作为汉室宗亲的汉文帝在当代王时就更是如此。既然需由中央正式册封，代王王后姓氏就留有档案、有据可查，但是《史记》却没有记载。第三，汉文帝后来宠爱的后妃慎夫人、尹姬都载有姓氏，而原配嫡妻却没有，不合常理。第四，汉文帝与原配嫡妻生有四个儿子，应该说感情还是不错的，就算死得早，但汉朝是讲究追封的，汉文帝即位以后，追封了自己的外祖父母为灵文侯、灵文夫人([104])，薄太后也追封了窦皇后的父母为安成侯、安成夫人([105])，但是，汉文帝却没有追封自己死去的发妻。第五，汉文帝即位时年仅23岁，其原配嫡妻年龄应和他相仿，自然死亡的可能性极小。第六，汉文帝和原配嫡妻所生四个儿子陆续病死，由于不是一次性全部死亡，所以可排除事故原因，但如果真是死于疾病，那一定是严重的传染病，但同在一起的窦皇后的两个儿子却一点事没有。所有这些情况都共同指向一个真相，那就是汉文帝的原配嫡妻出自吕后家族。所以，大臣们不仅限于杀尽京师长安中的吕后宗族，还杀死了新皇帝汉文帝的原配嫡妻吕氏以及他们的四个刘氏儿子，其动机和杀死小皇帝刘弘以及孝惠帝其他三个刘氏王子的动机完全一样：“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106])”因此有“汉文帝杀妻杀子杀叔杀侄杀弟杀舅”之说([107])，“杀叔杀侄杀弟杀舅”是文帝掌权之后的事情，与国事变故相关，但“杀妻杀子”则是他真正掌权之前的事情，而且都是毫无威胁的骨肉至亲，若非受到逼迫，难道他是心甘情愿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这么干的吗？
从《史记》记载来看，大臣们干这些事情的法理依据就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既然有约在先，所以即使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无辜，也是理直气壮，后世也一直认为是忠义之举。但是如前文所述，完全可以板上钉钉地确定，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白马之盟”，而且，直至这场政变发生之前，都没有“白马之盟”一说。实际上，刘邦唯一说过的一句“天下共击之”的话是在其遗诏之中：“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108])”当是之时，谁为天子？天子就是后少帝刘弘！吕后去世之后，齐王刘襄在京师之外起兵造反，大臣陈平、周勃则趁机在京师之内兴兵作乱，按照刘邦遗诏，真正该被诛杀的正是这些乱臣贼子！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大臣们外则与反兵议和，内则骗取兵权、残害无辜、弑杀皇帝、另立新君。从政变结束，到迎立天子，中间有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109])，大臣们反复权衡才最终选定势力最弱的汉文帝，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何谈安刘兴汉？而且，不仅杀死旧皇帝及其所有亲兄弟，还杀死新皇帝的嫡妻及全部嫡子，这在历代弑君事件中可谓绝无仅有、登峰造极。不仅如此，还凭空捏造所谓“白马之盟”([110])，让一场屠杀无辜、弑帝作乱的罪行披上忠义之名、惑乱后世良心。正如明朝奸臣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111])”，同样道理，不捏造白马之盟，则诛吕弑帝之举亦为无名，由此可见奸臣之无耻，古今一理。陈平、周勃之徒([112])，肆一己之欲，背遗诏之言，为灭族之行，成弑帝之乱，离骨肉之亲，遗千年之怨，自古大奸大逆，莫此为甚！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叛乱呢？这是因为汉初的政治格局并不稳定，皇权在较长时期内都相当弱势，朝廷之外，诸侯王势力过大，朝廷之内，政务则由军功集团把持。
关于诸侯王，如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言：“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贾谊向汉文帝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13])”的策略，文帝于是通过分封诸王之子，将赵国分为两块、齐国分为六块、淮南国分为三块，但诸侯王对于中央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汉景帝时，采纳晁错的削藩之策，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由此引发吴王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联合其它诸侯国起兵发难，形成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114])。景帝慌乱之下残忍地将晁错腰斩并诛三族([115])，但七国仍不罢兵。最终景帝派周亚夫率军平定七国之乱。之后，景帝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大力削藩，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此后，绝大多数诸侯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降为郡级。诸侯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武帝时，实行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将以前诸侯王爵位和封地全部由嫡长子单独继承，改为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由中央直辖的各郡管理。这使得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进一步解决了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完成了汉代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从如此漫长的削藩过程回过头再看，吕后时期，中央势力是很弱的，刘邦、惠帝去世前后，朝廷都要派灌婴去守荥阳([116])，目的就是防备诸侯王，可见中央对于诸侯王是有很大顾虑的。吕后在世之时，因为是长辈，而诸侯王多数都较年轻，所以还能镇得住，而吕后去世之后，立即就有齐王造反，文帝时有济北王、淮南王造反，景帝时则有七国之乱。由此可见，在并不存在“白马之盟”的情况下，吕后在不改变刘氏占绝对主导的前提下封少数吕氏为王，抑制诸侯王势力并加强皇权力量，是完全合理的。况且，在惠帝尚在的7年时期内，吕后是没有分封吕氏的，只是在惠帝早逝、小皇帝还只是幼童的情况下，才封吕氏作为辅佐。
关于军功集团，《史记·留侯世家》载：“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也就是说，由于刘邦起布衣而有天下，因此与贾谊说诸侯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类似，众多军功大臣也多少有点平起平坐或者至少是居功自傲的想法。而且，这些军功大臣人多势众并且“习兵事、多谋诈([117])”，联合起来就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
正如吴仰湘所指出的：“功臣侯（凡出任守相、九卿者多封侯）的政治权势，自汉初至文帝朝一直占着绝对的优势，‘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将相公卿皆军吏([118])’，‘迄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119])’，诸如此类的记载确是史实。……刘邦虽消灭了功臣王，但整个功臣集团的势力并未受到大的削弱，因为140多位大功臣接连封侯，其势力加在一起决不会小于几个功臣王，并且由于功臣侯占据着朝廷和地方要职，有军政财方面的实际权势。([120])”
以政变过程为例，就可以看得相当清楚。政变中打头阵、功劳最大的是朱虚侯刘章，刘章杀相国吕产、长乐卫尉吕更始之后，政变实际上就大局已定([121])，但是到了议立新帝的时候，刘章就被支开了，被派到齐国去通知齐王罢兵([122])。然后到了要把旧皇帝赶出皇宫的时候，又让刘氏宗亲出马，这次是东牟侯刘兴居([123])。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也就是说，大臣们让刘章、刘兴居干这些事情时，承诺分别封他们为赵王、梁王，并且很可能还答应立齐王为帝（因为刘章、刘兴居都是齐王刘襄之弟，是希望立齐王的），但是最终大臣们却立代王刘恒为帝，刘章、刘兴居则因为要立齐王而吃力不讨好，没得到多大好处([124])。最终，刘章于文帝前元三年郁郁而终，死时年仅24岁([125])，刘兴居也于同一年因造反失败而自杀，死时不超过24岁([126])。由此看来，危险、困难的事情就让刘氏宗亲去做，胜利果实则由大臣们来摘取，刘氏宗亲像提线木偶一样地被陈平、周勃之徒操纵着，在政变过程中沦为大臣之“功狗([127])”。大臣们可以拿封王来向刘氏宗亲作为许诺，而刘章、刘兴居也深信不疑，由此可见当时大臣们的权势之大。从这种情况推断，很可能最初刘章通知其兄齐王起兵造反，也是大臣们策划和指使的结果，因为，齐王为夺取帝位而起兵造反，必须是一鼓作气、不容疑惧的事情，而大臣们说让停战就停战、说让罢兵就罢兵，简直如同儿戏，如果事先没有共谋，是很难解释的。
那么，这个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首先，从汉朝建国之初到汉文帝即位之时，这些军功列侯大多住在京城，人多势众且便于串联，因而是一大安全隐患。于是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128])，在文帝前元二年十月（年初），下诏让他们离开长安回归封国([129])。但是，过了一年多时间，这些大臣根本没将汉文帝的诏令当一回事，于是在文帝前元三年十一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解除周勃的丞相职务，并让他带头回归封国([130])，此后，列侯们才陆续离开京师。但是此举也激起了大臣们对贾谊的一致反对，当汉文帝想让贾谊担任公卿之职时，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汉文帝面对巨大压力，不得不让贾谊离开长安，到偏远的长沙国担任长沙王太傅([131])。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流放，贾谊一生的悲剧也由此注定，最终去世时年仅33岁。但这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如历史学者谌旭彬所指出的：“（汉文帝）不得不在在位的二十多年里，严格遵循由军功老臣掌控政府的惯例，即便到了晚年，老一辈的、有影响力的军功大臣差不多死光了，仍然对任命自己中意的、能力出众的外戚窦广国为丞相心存疑虑，最终还是选择了军功老臣申屠嘉。([132])”而且，在第一代军功老臣因年老而去世或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以周亚夫为代表的第二代军功集团又隐然继承衣钵。文帝后元六年，周亚夫驻军于细柳，汉文帝前往劳军而不得入军门，已而入军则不得驱驰([133])，虽被传为美谈，但在古代社会中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唯一一例。汉景帝时，周亚夫任丞相，景帝欲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周亚夫一句话就可以否决，景帝毫无办法([134])。后来，景帝请周亚夫吃饭时故意放一大块肉，既不切开也不给筷子([135])，其实和朱元璋将刺棍丢在地上让太子去捡([136])的意思类似。景帝望着周亚夫的背影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137])”，心里想着的恐怕还是其父周勃杀死后少帝刘弘之事。周亚夫死后的次年，汉景帝下了一道《重廉士诏》，为新人晋升打开一个缺口，其中提出“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138])”，其实暗含着对于陈平、周勃之徒的盖棺定性。但即便如此，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终景帝之世，丞相之职也都是由军功侯担任。直到武帝元朔五年，汉武帝选拔没有侯爵的公孙弘担任丞相，西汉朝廷才真正转型为士人主政的文治政府。如台湾学者芮和蒸所指出的：“文帝当国，虽故黜丞相周勃，迫其退出长安政坛，系狱问罪，予以无情打击，然此一‘列侯政治’之基础，并未动摇，历经文、景之世，约有四十年之久，成为牢不可破之政治传统，武帝初年犹秉其余绪，直至元朔中，公孙弘起自布衣，未‘侯’入相，由是树立士人主政之文治政府，政局始为一变。([139])”
回过头来再看，为什么会发生诛吕弑帝的血腥政变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这段话除了吕禄、吕产“欲危刘氏”是类似于“莫须有”的加罪之词以外，其它可能都是实情，但吕禄、吕产也不过是在吕后去世、皇帝年幼的特殊时期按照职责行事。所以，这里其实说得非常清楚，政变的原因是周勃、陈平觉得他们的权力受到侵夺，因而心怀不满、谋反作乱，跟安刘兴汉没有半点关系。但是，在吕禄已经把将印交给周勃的情况下，周勃、陈平之徒反而一不做二不休，为了自身私利而夷灭吕后全族，连高风亮节、以大局为重的吕禄也不放过，而且还杀死小皇帝以及众多幼小皇族，也真可谓是千古极品的奸臣小人了。有人说大臣们避免了朝廷与齐王之间的一场战争，所以有功于汉室，但是古往今来，有大臣在面临诸侯叛乱时直接把皇帝干掉而被称之为功臣的吗？周勃、陈平之徒最终立代王而不立齐王，也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且不说齐王势大难制，单论政变之功，齐王之弟刘章、刘兴居就在周勃、陈平之上。正如芮和蒸所指出的：“吾人可以发现汉初周勃、陈平等军功大臣，对于既得之‘权力’之保持，极端重视，一切措施，皆本其一己之利害而抉择，纵横捭阖，翻云覆雨，除吕太后可以威势统摄外，诸吕固不敌斫轮老手，宗室亦殊难望其项背，明乎此，则知‘诸吕事件’之真相与症结矣。([140])”
所以，可以非常明确地判定，吕后没有谋权篡位的意图和行为，诸吕也没有谋反危刘的意图和行为，诛吕弑帝的政变实为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军功大臣为自身权力而发起的一场弑帝立新的血腥叛乱。周勃、陈平之徒的动机及行为其实和明朝“夺门之变([141])”中的石亨、徐有贞非常类似，都是因为私利和小怨而起大祸，但是无耻、无理、悖逆和血腥则百倍过之。
由于事处被弑和新立的两个皇帝之间，新皇帝及其后人为维护和美化自身的正统地位，往往对旧皇帝及其旧臣毫不体恤乃至大加诋毁，因此容易出现极大冤情，如明代宗与明英宗之间则有于谦之冤，建文帝与明成祖之间则有方孝孺之冤，宋钦宗与宋高宗之间则有岳飞之冤，其道理都是相通的。宋、明之时，社会已较为发达，文字记录相当方便，所以后世容易了解事实真相。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年，文字记录还停留在竹简、帛书的阶段，于是官方对于事实的歪曲以及对于史书的篡改就成为唯一记录。因此，后世皆知岳飞、方孝孺、于谦之冤，而不知吕后及诸吕之冤实有过之。
对于吕后及诸吕而言，既无白马之盟，亦无人彘之事，既未诛功臣，亦未危汉室。开邦建国之胸怀、忠良为公之品德，实非后世不肖鼠辈所能窥探。汉朝国史肆意篡改事实、无端凭空捏造、颠倒黑白、昧心诋毁，无异于在中华文明的水源中投毒，实在是贻害千古、无耻至极。由此使得对汉朝建国有推榖之功、对汉朝治国有调养之德的吕氏数千年来一直无端遭受误解与歧视，实为不义，使得本来紧密联姻、共成大功的刘、吕两姓互生隔阂、相怨相恨，实为不智。
汉朝建国与明朝类似，开国皇帝都是起布衣而有天下，建国之初也都存在类似的利益格局。朱元璋大杀功臣，因此不再有大臣谋反之虞，但后世却有靖难之变，藩王造反成功。刘邦忙于诛灭异姓王，并未大力剪除大臣势力，因此后世七国之乱未获成功，而大臣却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叛乱。其结果，都是王室子孙灭一支而兴一支，但王朝依然延续。然则明朝建文帝朱允炆之母亦吕氏，亦称吕太后，岂非天意暗合？盖以道德、仁善之质，必不见容于野蛮、黑暗之世，需待黎明破晓、文明复兴，始得舒展蔓发、兼济天下。
四、关于吕后一族的血脉留传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吕后家族横遭灭族之祸。根据《史记》中的《吕太后本纪》、《惠景间侯者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及前文相关分析，吕后家族及相关遇难人员至少包括：
家族男性及其男性后代：(1)吕后长兄吕泽一支：长子吕台之子吕嘉（嗣子，吕后时期被废爵）、吕通（燕王）、吕庄（东平侯）；次子吕产（吕王，相国）；(2)吕后次兄吕释之一支：吕则（嗣子，吕后时期被废爵）、吕禄（赵王，上将军）、吕种（不其侯）；(3)其他族人：吕他（俞侯）、吕更始（滕侯）、吕忿（吕城侯）、吕荣（祝兹侯）、吕胜（赘其侯）。
家族女性及其后代：(1)吕后姊吕长姁一支([142])：子吕平（扶柳侯）；(2)吕后一支：子刘盈之子刘弘（后少帝）、刘太（梁王）、刘武（淮阳王）、刘朝（常山王）；(3)吕后妹吕媭一支：吕媭（临光侯）、子樊伉（舞阳侯）；(4)其他：吕氏某女（汉文帝刘恒为代王时之嫡妻，生四子，与四子皆死难）；吕产之女（赵共王刘恢嫡妻，应死难([143])）；吕氏某女（赵幽王刘友嫡妻，应死难）；吕禄之女（后少帝刘弘之皇后，应死难）。
相关人员：张买（南宮侯）、冯代（博成侯，冯无择之子）。
由于其中很多人都有妻子儿女，所以未在史籍中记载的遇难者肯定还有很多，但是已无法考证和统计。
司马迁作列传而首推伯夷、叔齐([144])，盖有微意存焉。太史公论曰：“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145])”
朱虚侯刘章娶吕禄之女，由于刘章在政变中的功劳非常大，而政变中杀害诸吕只是一种暴乱，并非法律要求必须全部处死，所以按道理其妻应该是没有被杀害的。汉文帝即位后的第三个月，下诏废除收帑相坐律令([146])，也就是无辜亲属不再连坐。此举是一种安抚，也意味着政变之后吕后家族可能还有极少数幸存者。从网上看到刘章后裔所写的《关于城阳王刘章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文([147])，称刘章妻子刘吕氏在政变后不久病死在朱虚侯国。
台湾学者郑晓时在《汉初“诛吕政变”详解》一文中，基于认为执掌南、北军之将皆称“卫尉”并分别负责长乐宫、未央宫安全的观点，根据《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这句话，以及《汉书·文帝纪》所载文帝前元元年六月诏书中“卫尉足等十人（食邑）四百户”这句话，再加上《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未提及未央卫尉之死，推测“北军卫尉”名为“吕足”，负责未央宫安全，在政变中归附陈平、周勃并得以活命。此说完全不成立。首先，未央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角，又称西宫，长乐宫位于汉长安城东南角，又称东宫，未央宫与长乐宫在地理位置上不能以南、北来区分。其次，南军负责各宫防卫，由卫尉负责，每个宫殿皆有卫尉，如长乐卫尉、未央卫尉、建章卫尉﹑甘泉卫尉，北军负责京师安全，由中尉负责，所以不存在“北军卫尉”一说，未央卫尉也不属北军([148])。第三，如前文所述，“南北军皆吕氏之人”这段话是后人篡改添加，因为其中“梁王产”的说法就不正确。既然未央卫尉不属北军管理，那么，如果他是吕氏之人，即使周勃已经掌控北军，他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周勃派曹窋传话就不让吕产进入未央宫，而且还看着刘章杀死吕产而无动于衷。此外，据《史记·吕太后本纪》，“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陈平、周勃之徒不可能还让掌握军权的吕后族人存活，而且汉文帝即位之后，也不可能让吕后族人来负责皇宫未央宫的安全。
但是，吕后家族毕竟相当庞大，而且吕后大力推行刘吕联姻，所以，尽管遭遇灭族之祸，还是有极少数血脉留传。
首先是刘章之后。刘章为刘邦庶长子刘肥之次子，娶吕禄之女，吕后时封朱虚侯，汉文帝时封城阳王。刘章在政变中立下大功，但24岁就去世，只留下一个儿子刘喜。七国之乱时，齐悼惠王刘肥一支的诸侯王基本都参与造反([149])，但由于刘章在上一次政变中功劳很大，受到广泛尊重，所以这次大家就没让其子刘喜参与，而是约好事成之后分给他好处就行了([150])。由于城阳国未受到七国之乱的牵连与打击，并且直到王莽时才被废除，所以这一支刘氏后世人丁兴旺。据《关于城阳王刘章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文，刘喜生子14人([151])，而仅刘喜长子刘延一人就生子23人，因此刘章后裔极为庞大，在《中华刘氏统宗世谱》的《齐悼惠王肥公大系》中，刘章后裔是其中最突出的部分。
其次是刘友之后。赵幽王刘友，刘邦第六子，娶吕氏女，虽因与妻不睦，被吕后召至长安管教时饿死，但是留有两个儿子刘遂和刘辟强。汉文帝时，刘遂封赵王，刘辟强封河间文王。刘辟强之子刘福早逝，无后，国除。刘遂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国除。([152])但由于刘遂封赵王26年之后才参与七国之乱([153])，因此应该是有后人的，只是史籍记载不详。
第三是张偃之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嫁张耳之子张敖，生子张偃，生女张嫣。张偃在吕后时封鲁王，政变后爵位被废，汉文帝时复封为南宫侯([154])，有后。张嫣为汉惠帝刘盈之皇后，无子，但未在政变中被杀害([155])。
第四是刘泽之后。刘泽为刘邦族弟，吕后时封琅琊王，汉文帝时封燕王，娶吕媭之女樊氏([156])，有子刘嘉。但刘泽之孙刘定国因品行不端而被汉武帝下诏处死，最终自杀，国除([157])。据《汉家刘氏分派记》一文([158])，西汉末年仍有刘泽后裔见诸史书，但更始年间被义军所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似已绝嗣。当然，也可能只是未见于记载而已。
五、读史感悟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资治通鉴》为代表，古代历史所重视和记录的多是治乱兴废之事，也多与流血、死亡相关，而对于太平盛世，则往往多年不着一字。因此很多记录，就好比在一场长途跋涉中，失事的探险者用他们的生命为后来者留下一些提示危险的印记。
反思吕后之得失以及吕后家族所遭受的灭族之祸，可以有以下感悟：
1、虽有权势，不如立德
套用孟子之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159])”，从对于历史的反思中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道理：虽有权势，不如立德。一时的权势与荣耀往往都是过眼云烟，只有德泽后世、惠及他人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吕后封吕氏三王，虽然为家族带来一时之权势与荣耀，但转眼间即成一片废墟，赵翼亦称之为“私心短见([160])”。然则，权势与荣耀就其本身而言，竟有何益？“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过后，不过一捧黄沙”。
更何况，权力往往是容易让人昏乱癫狂的，如南北朝时期宋之刘子业、齐之萧宝卷、北齐之高洋等一大堆暴君昏君，虽然号称帝王，其实不过是苍天捉弄、遗笑后世而已，吾人宁可籍籍无名隐身于草野之中，亦不可为此辈之丑行。
而吕后治国之德，则一直为后世称道。汉朝建国之初，高祖时则连年征讨异姓王，文帝时则有匈奴之战与济川、淮南之反，景帝时更有七国之乱，唯吕后主政时期，“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61])。吕后以女主治国而优于须眉，不仅惠及天下苍生，更为后世男女平等之文明社会开创绝佳范例，造福于世界二分之一之人类，唯此懿德，千古不朽！只可恨煌煌汉史，其凭空捏造与昧心诋毁已远远超出文明底线，虽然各种污蔑之词概不可信，但遂使后世难得吕后之真传，则殊为可惜。
由此可知，不追求过人之权势，而追求对于社会的贡献，不追求显赫之地位，而追求有益于天下苍生，一切心念及行为，皆应以此作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才可谓不离正道。
2、存淡泊之心，知进退之道
曾国藩有言：“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公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162])”
以此观吕后之多封诸吕为王侯，实为不智。从对待萧何后人以及张良、陈平、刘章等人的态度与措施来看，吕后对诸大臣可谓宽厚，但是仅此还不够，还应当认识到，廉抑以应世，才能协和以容众，以公诚化忿怨，才能以服务为领导([163])。
对于以功封侯之外的其它封爵，吕后家族之有智虑远见者，实应坚辞不受、如避水火。何况已有卢绾之例在前，诸吕更应洞悉其中利害。卢绾与刘邦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发小及同窗，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164])”。正因为如此，刘邦特意封卢绾为燕王([165])。但是，卢绾处于燕王之位，最终亦不免与汉室因利益而生罅隙，以致兵戎相见、不得善终。
由此可知，存淡泊之心，知进退之道，非止修身养性，亦乃避祸之术。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当然，曾国藩所言“天地之道”是指“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正如他所指出的：“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166])”
3、重视人才，广开言路
刘邦之得天下，关键在于得贤才之佐。据《汉书·高帝纪下》：“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得人之道，首在善听，刘邦具有一种与各色人等无所隔阂的气质，这是他能够得人之要诀。刘邦固然有些喜怒无常、诛赏随意，但是其纳谏改悔亦能随意而无所阻滞，由于能够顾及众人意见，所以可以保证言路畅通。反观吕后，如《史记》之所载，则缺少这种特质，显得有些一意孤行，周昌、陆贾等直谏之臣能谏刘邦，而不能谏吕后。
刘邦不仅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人才，在得天下之后仍然重视招揽人才，其于高祖十一年二月发布的《求贤诏》，真可谓是雄才大略、高屋建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67])”
汉文帝能够实现平稳过渡，除了吸取诛吕弑帝之政变的现实教训之外，与他得贾谊之献策与辅佐也有很大关系。文帝即位之初，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政绩考核全国第一，就将他提拔为廷尉（中央最高司法官），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168])。文帝即位时年仅23岁，贾谊比文帝还小三岁，但贾谊对于当时的主要政治问题确实具有远见卓识，西汉一直到武帝时期的很多施政方略都不出其规划范畴。
吕后主政时期在高祖和文帝之间，当时天下并非没有优异、卓越之人才，而不见其有广求贤才、广开言路之举，于己则是有缺而不知补、有过而不知改，于人则是未能让贤士能人获得施展与尊崇，此为大失策、大不该。
4、善于识人，亲君子、远小人
识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任何事情都有其规律，只要细心揣摩、认真总结，总是会有所提高的。苏洵在《辨奸论》中指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169])”也就是说，识人之法贵在见微知著、睹其未然，而且也是有章可循、有理可推的。曾国藩于识人、育人、用人都颇有成就和心得，他认为：“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170])”所以，学习识人之道，主要还是靠见多识广、深思慎断。
“亲君子、远小人”是古之明训，但如何辨别君子与小人则着实不易。李德裕有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171])”这段话可谓精辟，只是“朋党”之说易生歧义。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其中认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172])”，既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君子肯定也是有同道中人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独立人格，君子具有独立人格，因此倾向于靠事实说话、靠公平竞争，而小人则往往要靠谄媚和依附主子以及出卖和排挤他人来上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君子就不像小人那样热衷于阴暗手段和私下动作。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173])”，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174])。
《汉书》中，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合为一传([175])。将两位谋臣与两位武将两两对比，可以看出独立人格确实是判断一个人正直与否的重要标准。张良、王陵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张良与刘邦一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由于五世相韩之故，张良曾说服项梁复立韩王后裔并一度离开刘邦而跟随韩王，而在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则十分超然地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王陵则是“本无从汉之意，以故后封”，最终这俩人都比较正派。而陈平与周勃就有较强的依附性，所以都要通过出卖别人或者诋毁别人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同为谋臣，张良基本都是大战略，而陈平主要是小阴谋。张良虽然在进攻峣关时，与秦将约降之后又建议刘邦因其懈怠而击之，但毕竟是在战场上的公开行动。而陈平在荥阳突围时，从东门夜出女子二千人去送死，然后自己与刘邦从西门逃脱，在有人告韩信谋反时，事情还没完全弄清楚，就给刘邦策划怎么抓捕韩信，这些都是属于损人利已、卖人求荣的行为。同为武将，王陵“少文任气”，周勃“木强敦厚([176])”，看似差不多，但是王陵“好直言”，而周勃则好谗言。陈平归汉之时，周勃、灌婴之徒就向刘邦说他是盗嫂受金的“反复乱臣”、不可重用([177])，据后人考证，陈平受贿确有其事，而盗嫂则可能是误传([178])，但是不论如何，反正从此就让陈平背了一个几千年的“盗嫂”恶名。后来，文帝想让贾谊担任公卿，周勃、灌婴之徒又是大肆诽谤，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179])，最后使得贾谊不受重用、郁郁而终。
而且，陈平是受贿而不以为耻，周勃是行贿而不以为耻。陈平监管诸将，谁给钱多就让谁得肥缺，谁给钱少就给谁穿小鞋，当刘邦责问时，陈平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孤身一人前来投奔，不受贿就没钱花啊，整个描述让人觉得好像陈平受贿很有道理似的。文帝让周勃离开京师回归属地之后，周勃总担心被人刺杀，每次见地方官员时都要被甲执兵，后来被人告以谋反罪并被逮捕入狱，周勃向狱吏行贿千两黄金，于是获狱吏暗示解脱之法并得以获释，整个过程见诸汉朝国史，没有看到丝毫羞耻之心。
唐太宗曾与魏征谈及乱世与治世之人才标准：“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180])”也就是说，乱世用人，最重才干，而治世用人就必须德才兼备。所以，在太平时期，一定不可重用和放任陈平、周勃之类的有才无德之徒，而应充分发挥张良、王陵之类的德才兼备之人的作用。
六、研究小结此次在一些研究文章的触动与启发之下，专心、深入地研究此一专题，虽然耗时数月之久，但确实收获颇大，算是终于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从研究历史的角度，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1、史学：研究问题务必深入、完备
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一开始根本想不到的新发现，有时候，抓住一个疑点深入下去，很可能就会发现一片全新的天地。回过头再看，一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的很多想法都难免流于粗浅俗见，而相当一部分研究文章也都是浅尝辄止甚至以讹传讹。
所以，研究问题务必深入而且完备，尽可能地找到并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相关资料，要拿出充足的时间并具有足够的耐心，切忌急于下结论或者轻率下结论，然后就停止研究和思考。那样看起来也是完成了一件研究工作，而且工作效率好像还很高，但是最终成果和经过深入、完备研究之后的成果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其价值也相去甚远。
这种深入、完备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去伪存真。因为研究历史无非是为了从人们过去的经验中学习，所以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一些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为虚假的事情，比如《史记》中的“白马之盟”、“人彘事件”，在有了令人信服的严谨论证之后，其荒谬性与危害性在以后就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常识来普及。
完成此次研究之后，再翻看若干年前读历史时的笔记，感觉都相当简单、浮浅，既谈不上深入理解也谈不上总体认识，只有一些碰巧偶拾的零碎片段而已。所以，当年读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进入新领域、发现新事物时的思维激荡，也许会有一些灵感与奇想，但其实并不怎么深入。当然，当时并不是为了进行专题研究，那也算是一种读书方法，如孙权对吕蒙所言，“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181])”。
2、史识：以客观态度、开阔胸怀看历史
历史中品格、能力相当的人物往往命运各异甚至迥然殊途，因为很多时候人的命运更多地在于际遇，而不仅仅在于贤愚。如《吕氏春秋·长攻》所言：“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辩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因此，要有跳出历史看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未获成功的方法未必不是一种好思路，而获得成功的方法也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
进行专题研究时，基于对研究对象的更多了解，往往容易产生一种偏爱和代入感，理解他或她的很多行为。作为严谨的历史研究者，既要理解人物的具体处境与认知局限，不以自是之见随意臧否古人，但也一定要随时注意保持客观态度和开阔胸怀，站在画外看画，天下英雄多矣，切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此外，对于历史中存在对立的双方，也往往容易因为喜恶之心而偏袒某一方或攻击另一方，而忽视问题之客观实质。比如，清末革命，其实质为取消帝制、建立共和，因此不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当皇帝，都要被推翻，后来袁世凯称帝，立即遭到多方讨伐，就是明证，而很多人却往往陷入毫无意义的满汉之争，而认识不到民族争议与制度变革完全就是格格不入。
3、史观：以文明史观看历史
曾国藩曾提出“每日读史十页([182])”。如欧阳修所言，“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183])”，因此，每天读一点历史，对于个人修行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砥砺，因为成败兴衰的道理都在其中，不在于多，而在于日日不忘。
但是，正如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农民暴动或民变政变，因缺少这两大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始终无法产生代议政治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民意机构。([184])”所以，应当认识到，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其实都是帝王专制的历史，国家实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建立在强权和暴力的基础之上，与现代文明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在了解和借鉴历史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时期，古代历史中的很多方法和理念，即使在过渡阶段的社会环境中仍然能够收到短期效果，但是在未来中长期内都是需要被摒弃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把握在借鉴古代历史时的取舍与扬弃之准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固然需要读史书，但是在当今时代，多读一些现代文明启蒙书籍，则尤为必要。
2015年12月25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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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汉书·外戚传上》：“（高祖）元年封吕公为临泗侯”；“高祖四年，临泗侯吕公薨”。
[2]
卒年依据《史记三家注》中《吕太后本纪》的集解徐广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周吕（侯）”载“（高祖）九年，子台封郦侯（或作鄜侯）元年”，应为其子吕台在其死后袭爵并获改封。
[3]
卒年依据《史记三家注》中《吕太后本纪》的集解徐广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建成（侯）”载“（孝惠）三年，侯则元年”，应为其子吕则在其死后袭爵。
[4]
其中对正文“吕平为扶柳侯”的注释为“吕后姊子也，母字长姁”。
[5]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
[6]
据互动百科，周聘，男，1958年生，医学硕士，现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工作，长期致力于秦汉以前的历史研究。周聘常以笔名“菜九段”发表历史类论文，著有《历史的侧影》一书。
[7]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一文载于《徐州文史资料》第19辑。
[8]
《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魏人张晏提出十篇亡书的具体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裴驷《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皆赞成此说。但《汉兴以来将相表》与本文研究主题关系不大。
[9]
汉初十八侯位次：酂侯萧何第一，平阳侯曹参第二，宣平侯张敖第三，绛侯周勃第四，武阳侯樊哙第五，曲周侯郦商第六，鲁侯奚涓第七，汝阴侯夏侯婴第八，颖阴侯灌婴第九，阳陵侯傅宽第十，信武侯靳歙第十一，安国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陈武第十三，清阳侯王吸第十四，广平侯薛欧第十五，汾阴侯周昌第十六，阳都侯丁复第十七，曲城侯虫达第十八。
[10]
虫达（繁体为‘蟲達’）或作蛊逢，据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二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考证：“‘蛊逢’当依汉表作‘虫达’，古有虫姓无蛊姓。”
[11]
据《史记三家注》中《吕太后本纪》的集解徐广注，周吕侯“名泽，高祖八年卒，谥令武侯，追谥曰悼武王”。
[12]
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周吕（侯）”，前文亦有引述。
[13]
周聘认为“连敖”、“大司马”等职在汉军中属于吕泽军所独有，此说不确。据《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归汉之后一开始的官职就是连敖：“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另外，刘邦军虽然没有大司马的记载，但是却也有司马一类的职位，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就载有左司马曹无伤、骑司马吕马童。不过，连敖、司马这些职位确实属于楚制。《项羽不王关中原因析论》一文（载于“项羽文化网”）引沈钦韩《汉书注疏》指出：“高祖初起，官爵皆从楚制”。该文还引用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一书中的研究结果指出，刘邦在汉中为王时开始用秦制，从汉元年四月（汉王就国之月）以后，刘邦集团所颁赐的爵位中，楚爵已不再出现。当然，这个小问题并不能否认周聘的主要论点，即吕泽军是一支规模很大、实力很强的独立武装。
[14]
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15]
纪信诈降之事以《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描述为详细。
[16]
具体为两年零五个月时间。公元前205年（高祖二年）四月项羽破彭城时被俘，公元前203年（高祖四年）九月，楚汉议和后被释放。
[17]
相关论断见于周聘《吕太后的婚前协议》一文，载于《历史的侧影》一书。
[18]
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19]
《史记》立《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说明司马迁作史的态度还是较为客观的。
[20]
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之《吕后本纪》。
[21]
《史记·吕太后本纪》中篡改与捏造极多，后文还将详述。
[22]
《汉书》将这一段说明从《史记·吕太后本纪》移至《汉书·外戚传上》。
[23]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第42则“吕武不当并称”。
[24]
除赵翼《吕武不当并称》一文之外，台湾学者芮和蒸在《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一文（载于1969年《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20期）中也指出：“吕后临朝，其志自在安刘兴汉，始终无以吕氏子弟代帝位之心。”
[25]
见《汉书·高后纪》之“赞曰”。
[26]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原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汉书·匈奴传上》】孝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27]
《史记·吕太后本纪》：“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28]
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如意死后，刘友从淮阳王徙为赵王，刘友死后，刘恢又从梁王徙为赵王。
[29]
见《汉书·高帝纪下》。
[30]
《“白马之盟”真伪辨》一文载于2012年《秦汉研究》，作者刘鸣，所在单位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31]
汉初沿用秦朝历法，以农历十月为一年之始，然后是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等。直到于汉武帝太初元年采用太初历之后，才改为以正月为岁首。
[32]
见《汉书·高帝纪下》。
[33]
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之《经史问答》卷九第8条。
[34]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
[35]
【《汉书·高帝纪下》】（高祖十二年）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36]
“喋”字或作“啑”、“唼”、“喢”，均同“歃”。歃血，指古代举行盟会时，微饮牲血，或含于口中，或涂于口旁，以示信守誓言的诚意。
[37]
【《史记·陈丞相世家》】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嬃谗怒，乃驰传先去。……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38]
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
[39]
本段总体论证思路见于刘鸣《“白马之盟”真伪辨》一文，这里只是重新验证并做了一些补充与完善。由于刘邦在高祖十二年四月去世，而在高祖十二年三月的遗诏中明言可以立功臣为王，所以历来人们认为白马之盟是他在去世前一个月内与大臣订立。即使有人因为白马之盟与刘邦遗诏的态度截然相反而提出质疑，但毕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窗口，不能绝对排除小概率事件。但是，有了《高祖本纪》中“（高祖十二年）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的记载，而且陈平与周勃在高祖十二年二月一起离开长安，而在陈平、樊哙、周勃先后回到长安之前刘邦就已去世，就可以百分之百地严格证明，白马之盟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事实上，刘邦在遗诏中的态度是安抚功臣、共享天下，这也符合刘邦作为一个开邦建国的大政治家的风范，也证明吕公以相术识人并以女相配、更以全族之力推举成事之人绝不至于格局如此狭小。
《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1年。可悲可叹的是，这么巨大而且明显的一个谎言和硬伤，竟然公然摆在那里过了两千多年才有人发现。欧洲经过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后迎来了文艺复兴，中国过去的两千多年其实也属于黑暗时代，而文艺复兴的曙光也许就在眼前。
[40]
包括《吕太后本纪》中三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一处、《绛侯周勃世家》中一处。《汉书》沿用《史记》之说，白马之盟至少出现了六处，包括《高后纪》、《外戚恩泽侯表》、《张陈王周传》、《外戚传上》、《元后传》、《王莽传上》。
[41]
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之序言：“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帝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
[42]
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表格之“长沙（王）”。
[43]
见《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44]
《史记》被后人篡改的最明显例证包括，《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中都称汉武帝为“孝武”，而汉武帝生卒年份为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7年，“孝武”是谥号，《史记》作者司马迁生卒年份为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90年，死于汉武帝之前。另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中还指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太史公曰”竟然提到了杨雄，而杨雄是王莽时代的人，生卒年份为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比司马迁晚出生100年左右。
[45]
【《史记·吕太后本纪》】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此为齐王刘襄以诸吕擅权为名起兵造反时发布的檄文，《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中亦载。文中所言“不当为王者”，只说是“擅废帝更立”，而未提及高祖与大臣所立之“白马之盟”。
[46]
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之《吕后本纪》。梁玉绳在注“吕后最怨戚夫人”时云：高祖时称吕后，惠帝已后则称太后，固史例也，乃自此至末称吕后者七，称高后者八，称吕太后者一，体例错杂，皆当作“太后”。
[47]
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之《吕后本纪》。
[48]
【《史记·吕太后本纪》】（孝惠元年）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
[49]
《汉书》中将这段文字移至《外戚传上》，上下文衔接很好，但只是照抄《史记·吕太后本纪》。
[50]
对于孝惠帝“岁馀不能起”和“日饮为淫乐，不听政”的质疑及考证见于台湾学者郑晓时在《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一文（载于台湾《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这里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
[51]
【《史记·吕太后本纪》】（孝惠二年）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酖，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
[52]
《史记·孝武本纪》：“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
[53]
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向汉武帝提议重定历法，汉武帝下令组织实施，并将“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新历亦由此取名为“太初历”。司马迁亲自参与制作《太初历》，《太初历》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
【《汉书·律历志上》】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
[54]
【《史记·萧相国世家》】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55]
见《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之“相位”：“（孝惠二年）七月辛未，何薨。”
[56]
【《史记·曹相国世家》】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57]
见《史记·荆燕世家》。
[58]
【《史记·淮阴侯列传》】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
[59]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慎阳侯乐说）为淮阴侯舍人，告淮阴侯信反，侯，二千户。
[60]
【《史记·萧相国世家》】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61]
该情节以《史记·陈丞相世家》中的描述最为详细。
[62]
对比贲赫告英布谋反时，萧何的表现，可知君子小人之别。《史记·黥布列传》：“（贲）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
[63]
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第8则“陈平邪说”。
[64]
见郭嵩焘《史记札记》卷四之《陈丞相世家》。
[65]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己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雒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原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66]
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67]
载于《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见前文【注65】。
[68]
见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五上之《黥布列传》。
[69]
见《史记·高祖本纪》。
[70]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其后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
[71]
【《史记·萧相国世家》】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原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
[72]
见郭嵩焘《史记札记》卷四之《萧相国世家》。
[73]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之“酂文终侯萧何”：“孝惠三年，哀侯禄嗣，六年薨，亡后。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禄母同为侯，孝文元年罢。”萧禄于孝惠六年去世与吕后于高后二年封萧何夫人为酂侯，中间有三年空档。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之“筑阳（侯）”：“高后二年，定侯延以何少子封，孝文元年更为酂，二年薨。”
[74]
【《史记·留侯世家》】（留侯）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75]
【《史记·陈丞相世家》】吕嬃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嬃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嬃之谗也。”
[76]
【《汉书·高五王传》】（刘）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燕饮，高后令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顾乃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军法斩之。”太后左右大惊。业已许其军法，亡以罪也。
[77]
【《汉书·高后纪》】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78]
《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79]
见芮和蒸《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一文。
[80]
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81]
见《史记·高祖本纪》。
[82]
见《史记·吕太后本纪》，内容较长，故注释中不引用原文，以下四段内容根据原文原意表述。
[83]
关于《史记·吕太后本纪》中与政变事件相关的干支记日到农历日期的换算，郑晓时《汉初“诛吕政变”详解》一文（载于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41期）的考证相当严谨，全部照用。
据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一之《吕后本纪》，相关日期亦与郑文完全符合：“《志疑》云《通鉴目录》辛巳是八月朔，颛顼术、殷术八月皆辛巳朔，与《通鉴》合。《汉书》书‘七月’，承史误，高后崩实以八月朔也。庚申距辛巳四十日，不得同为八月。二术九月皆辛亥朔，庚申九月十日也，《将相表》九月诛诸吕是其证，《汉书》作‘九月’是。”
另外，后文“后九月晦日己酉”为闰九月最后一天，经查相关资料，此月为小月，即九月廿九。
[84]
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后少帝刘弘原名刘山，高后元年封襄城侯，高后二年封常山王，更名为刘义，高后四年即帝位，更名为刘弘。由此可知后少帝在吕后于高后八年八月初一去世时至少应在8岁以上。
据《汉书·惠帝纪》：“（孝惠）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孝惠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由于后少帝为惠帝后宫子，而惠帝幸后宫应在迎娶皇后张氏之后，又由于十月为岁首，因此后少帝出生至少在孝惠四年八月之后，惠帝去世时，后少帝最多不超过3周岁。吕后于高后八年八月初一去世时，后少帝最多不超过11周岁。
郑晓时在《汉初“诛吕政变”详解》一文中认为后少帝刘弘在吕后去世时年约16岁，这是因为他认为孝惠帝在张氏之前还有一任皇后并被吕后废黜，而此说实为无稽之谈。关于此说之论证见于郑晓时的《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一文，其立论基础在于对《史记·高祖本纪》中一段文字的分析：“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郑认为，如果“立太子”是立刘盈为帝，则与后文“太子袭号为皇帝”重复，因此，他认为“立太子”是指刘盈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并由此推断他当时已有一任妻子并已生子。但是，参考《史记·孝文本纪》中关于汉文帝去世时的描述“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可知，当时的做法是，皇帝死后，太子先即位，然后过几天再正式袭皇帝尊号。所以，“立太子”与“太子袭号为皇帝”是没有重复和矛盾的，《史记·高祖本纪》中的“立太子”就是指立刘盈为帝，完全不存在歧义。既然如此，认为刘盈还有前一任皇后的推断也就不成立，而吕后废黜这位前任皇后的说法就更是无中生有。而且，废黜皇后这么大的事情却没有任何记载，又怎么可能呢？所以，刘盈只有一任皇后，就是张敖与鲁元公主之女张嫣。
由于作为皇帝，惠帝不可能在已有一堆孩子之后再结婚，何况吕后管教必然是相当严格，所以惠帝幸后宫应在娶张氏之后。《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年。惠帝于孝惠四年之初娶张氏，时年二十，符合礼法，也不算晚婚。
另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后去世、齐王叛乱之时）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如果后少帝刘弘当时已16岁，则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都已15岁左右，也不可能有“年少未之国”之说。
[85]
据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第4条“汉南北军义”：“《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师有南北军之屯。……今案高祖时之南北军，以卫两宫，汉五年，治长乐宫，八年，治未央宫，皆有卫。长乐在东为北军，未央在西南为南军。……帝居未央，后居长乐，……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长乐，……”
而《史记笺证》（韩兆琦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吕太后本纪》引郭嵩焘云：“南军属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北军属中尉，掌徼巡京师。宫门屯卫属之南军，城门属之北军，皆卫军也。”（但没有找到郭嵩焘此语原始出处，未见于《史记札记》。）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不常置”；“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关于卫尉与中尉之说与郭嵩焘一致。
《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朱虚侯刘章在未央宫杀吕产之后，“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可知长乐卫尉不属北军，而且长乐宫离北军驻地还有一定距离，否则吕更始必已为掌握北军的周勃所杀，也不应有“（从长乐宫）还，驰入北军”之说。因此以《史记笺证》所引郭嵩焘之说为确。
郑晓时在《汉初“诛吕政变”详解》一文中认为南军护卫长乐宫、北军护卫未央宫，与历代所有相关文献相悖，不可取。
[86]
《史记·吕太后本纪》：“（朱虚侯）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硃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朱虚侯）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硃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87]
《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尉起，拜贺硃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88]
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之《吕后本纪》。
[89]
《史记·吕太后本纪》：“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90]
见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一之《吕后本纪》。
[91]
见张小锋《薄太后“配食”高庙与光武晚年政局》一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92]
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之《吕后本纪》。
[93]
见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一之《吕后本纪》。
[94]
吴仰湘《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一文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95]
另据《史记·孝景本纪》：“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由于自东汉卫宏以来，诸多学者都认为《孝景本纪》为后人补作，而且《孝景本纪》全篇多录星象、灾异，与其它本纪风格迥异，结尾更是出现“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之语，所以不足取信，相关描述以《史记·外戚世家》为准。
[96]
网上有一些相关研究文章，但都不是正式发表。其中《关于汉文帝原配代王王后出身的猜测》一文（见于“天涯社区”）分析较为完备，该文还提及郑晓时在《汉初诛吕安刘的政变过程与历史意义》一文中认为代王王后很可能是吕家女、在诛吕政变中被杀。但目前在国内无法从网上下载郑晓时该文。另外一篇比较可取的文章为《汉文帝原代王王后就是吕后侄女》，载于新浪博客“凡尔礼的博客”。
[97]
有观点认为，孝惠皇后张嫣只是张敖庶女，而非鲁元公主亲生，这种说法不成立。《史记·外戚世家》：“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人子为子。”《史记》虽只说“敖女”，没有明确说是鲁元公主之女，但后文有“重亲”二字。《汉书·外戚传上》中则明言是鲁元公主之女：“孝惠张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因此，孝惠皇后应为鲁元公主亲生。这在现在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但在古代就是一个普通的重亲，这种情况直到近代都是存在的，在2000多年前自然更为普遍，如，汉成帝许皇后是汉成帝的表姑，汉哀帝傅皇后是汉哀帝的表姑，汉章帝窦皇后是汉章帝的堂外甥女，东吴景帝的皇后是景帝的亲外甥女。和惠帝时代很近的汉景帝的第一任皇后“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汉书·外戚传上》），其实就是汉文帝的表妹，也就是汉景帝的表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第44则“婚娶不论行辈”，对此现象亦有评述。
[98]
《史记·吕太后本纪》：“（赵王）友以诸吕女为后”；“梁王恢之徙王赵，……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
[99]
据《史记三家注》之《荆燕世家》：“燕王刘泽者，诸刘远属也。（集解汉书曰：‘泽，高祖从祖昆弟。’）”
[100]
《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后女弟吕嬃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
[101]
《史记·吕太后本纪》：“硃虚侯（刘章）妇，吕禄女。”
[102]
《史记·吕太后本纪》：“以吕禄女为帝后。”
[103]
《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取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兴为嗣。”
[104]
《史记·外戚世家》：“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栎阳北。于是乃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而栎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
[105]
《史记·外戚世家》：“窦皇后亲蚤卒，葬观津。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
[106]
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107]
见《为了当皇帝，汉文帝杀妻杀子杀叔杀侄杀弟杀舅》一文，载于和讯博客“张良的历史博客”。
[108]
载于《汉书·高帝纪下》，见前文【注35】。
[109]
九月初十政变，杀吕产、吕更始及诸吕男女，九月十一杀吕禄、吕媭、吕通。从九月十一到闰九月廿九迎接刘恒到长安并立为皇帝，中间共有47天时间。
[110]
由于在齐王刘襄以诸吕擅权为名起兵造反时发布的檄文中都没有提及“白马之盟”，可知“白马之盟”一说不早于诛吕弑帝的政变之时。
《史记》有五处提及“白马之盟”，其中《吕太后本纪》中三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一处、《绛侯周勃世家》中一处。前四处都在政变之前，无疑为后人篡改之笔。只有最后一处是在政变之后。
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景帝欲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最后直到周亚夫死后，才封王信为盖侯。《史记》所载周亚夫之言是否为原话，已经不得而知，但周亚夫反对封皇后之兄王信为侯，以及景帝直到周亚夫死后才封王信为侯，则无疑是事实，从中至少可以看到“白马之盟”的影子。由此可知，“白马之盟”的舆论在景帝之时已经存在。
诛吕弑帝的政变发生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周亚夫担任丞相在景帝前元五年至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52年至公元前147年），相距仅30年左右。因此可以合理推断这种舆论在诛吕弑帝的政变之后就已经开始，也就是由参与政变的大臣们所捏造并宣传，何况周亚夫即为周勃之子。
[111]
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因“土木之变”被瓦剌俘虏，众臣为稳定人心，立英宗亲弟朱祁钰
为帝。随后，于谦力排南迁之议，整饬兵备，亲自督战，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并以战求和，多次击败瓦剌军进攻。1450年，瓦剌被迫释放英宗。英宗回归后被朱祁钰
软禁于南宫，称太上皇。1457年正月十六夜晚，将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出于自身私利，撞开南宫围墙，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本来于谦对英宗有救命之恩，但奸臣徐有贞却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于是于谦被以“谋逆”罪处死。
[112]
《史记·陈丞相世家》：“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尉起，拜贺硃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史记·陈丞相世家》：“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
[113]
贾谊《治安策》：“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
[114]
参与叛乱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包括：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
[115]
【《汉书·爰盎晁错传》】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汉书·爰盎晁错传》载大臣们建议“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而景帝批示同意，但《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却未载晁错被诛三族之事，只有“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一句话，这是《史记》删削和篡改历史的又一例证。而且，晁错本来是因为毫无防备才在穿朝衣上朝的途中被立即执行腰斩，而《史记》称之为“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变成景帝给了晁错一种殊荣。此例再次说明，《史记》对于历史的篡改是系统性的。
《汉书》对于奏章与诏书的记载较为完备，在此例中，一定是在找到相关奏章与批示的档案之后才添加相关内容，而其它找不到确切证据的很多内容就只好照抄《史记》了。
由于《史记》不论是写在竹简还是丝帛上，只要有篡改就必须整卷重新誊抄，因此，可以判定，《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一卷既然在篡改之列，那么篡改就很可能不止一处。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袁盎对文帝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借袁盎之口说出“人彘”一事，与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借王陵之口说出“白马之盟”的捏造手法如出一辙。
[116]
《史记·陈丞相世家》：“平行闻高帝崩，……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
《汉书·惠帝纪》：“（惠帝）七年冬十月，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
[117]
【《汉书·文帝纪》】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皆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
[118]
《史记·张丞相列传》：“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119]
《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
[120]
见吴仰湘《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一文。
[121]
【《史记·吕太后本纪》】硃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硃虚侯。硃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硃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硃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
[122]
《史记·吕太后本纪》：“戊辰（九月十八），……遣硃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123]
【《史记·吕太后本纪》】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
[124]
《史记·孝文本纪》：“皇帝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刘章、刘兴居所获封赏远少于周勃、陈平、灌婴，仅排在第三等。
[125]
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硃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其明年，高后崩。”可知刘章在吕后去世前一年即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年龄为20岁。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前元三年）四月，城阳王章薨。”刘章死于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四月，时年24岁。
[126]
据《史记·孝文本纪》：“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文帝前元三年）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于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可知刘兴居死于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八月。由于刘兴居年龄小于刘章，因此死时应不超过24岁。
[127]
【《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馀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128]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129]
【《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130]
【《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前元三年）十一月，上曰：“前日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13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132]
见谌旭彬《汉文帝：西汉军功集团掘墓人》一文，载于《传奇故事：百家讲坛中旬》2010年第5期。
[133]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134]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
[135]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136]
见明朝徐祯卿《剪胜野闻》：“及太后崩，帝惨不乐，愈肆诛虐。太子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于地，命太子持而进，太子难之。帝曰：‘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
[137]
载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见前文【注135】。
[138]
见《汉书·景帝纪》。
[139]
见芮和蒸《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一文。
[140]
见芮和蒸《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一文。
[141]
“夺门之变”见前文【注111】，虽然政变本身没有流血，但事后有一批明代宗旧臣如于谦、王文等被杀。明代宗在位8年（1450-1457年），虽然挽狂澜于即倒，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并对明朝战后恢复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夺门之变”，最终被明英宗派人勒死并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以亲王礼仪下葬。直到将近200年之后，在明朝已经灭亡之后的南明弘光时期（1645年），才由南明政权为其追加庙号“代宗”。
[142]
由于截至此时，吕后长兄吕泽、次兄吕释之及吕后本人皆已去世，可合理推断吕后之姊吕长姁亦已去世。
[143]
由于代王刘恒之妻死于此难，而两任赵王刘友、刘恢皆因与妻不睦而致死或自杀，因此可合理推断刘友、刘恢之吕氏妻亦皆死难。
[144]
司马迁以《伯夷列传》为《史记》70列传之首。伯夷、叔齐是商末诸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扣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
[145]
见《史记·伯夷列传》。
[146]
《汉书·文帝纪》：“（文帝前元元年）十二月，……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汉文帝于高后八年闰九月廿九即位，而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所以此举距其即位不到三个月。
【《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前元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147]
《关于城阳王刘章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文见于山东省莒县政府网站之“县长信箱”。
[148]
关于汉初京师南、北军之考证见前文【注85】。
[149]
七国之乱时，齐悼惠王刘肥一支共有7人封王，包括齐孝王刘将闾、济南王刘辟光、济北王刘志、胶西王刘昂、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熊渠、城阳王刘喜。前6人都是刘肥子辈，只有刘喜是刘肥孙辈（这也可能是未让他参与叛乱的原因之一）。其中，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熊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都参与叛乱。叛乱被平定之后，胶西王自杀而死，其余三人伏法被诛，四个诸侯国皆被废除。齐孝王刘将闾虽未参与叛乱，但由于被围困时与胶西王等通谋，在朝廷军队准备讨伐时畏罪自杀。济北王刘志因为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赦而未杀。
[150]
《史记·吴王濞列传》：“（胶西王）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而曰‘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
[151]
百度百科“刘喜”词条亦称刘喜生子14人。
[152]
刘遂、刘辟强之事见《汉书·高五王传》。
[153]
《汉书·高五王传》：“赵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时晁错以过削赵常山郡，诸侯怨，吴、楚反，遂与合谋起兵。”
[154]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孝文帝即位，复封故鲁元王偃为南宫侯，续张氏。”
[155]
《汉书·外戚传上》：“少帝、恒山、淮南、济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诛。独置孝惠皇后，废处北宫，孝文后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坟。”
[156]
由于刘泽在政变之后亲到长安参与议立汉文帝（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功劳也很大，而政变时樊氏应在琅琊国而不在长安，所以按道理应未遇难。
[157]
见《史记·荆燕世家》。
[158]
《汉家刘氏分派记》一文载于“中华刘氏族谱网”。
[159]
见《孟子·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
[160]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第42则“吕武不当并称”。
[161]
此数语皆出自《史记·吕太后本纪》之“太史公曰”。
[162]
见曾国藩《挺经》之卷六“刚柔”。
[163]
此数语取自张群之“五养箴”。
[164]
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165]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高祖已定天下，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欲王卢绾，为群臣觖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诏许之。汉五年八月，乃立卢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166]
见曾国藩《挺经》之卷六“刚柔”。
[167]
见《汉书·高帝纪下》，后文还有“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等语，为具体实施措施，故正文不录。《求贤诏》亦入选《古文观止》。
[168]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169]
见《古文观止》之苏洵《辨奸论》。该文最早见于宋朝邵伯温之《邵氏闻见录》，由于文中讥讽王安石，而苏洵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前三年就已去世，因此有人认为该文是邵氏伪托苏洵之名而作。
[170]
见《曾文正公嘉言类钞》之“家书”部分。
[171]
见《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六卷。
[172]
见《古文观止》之欧阳修《朋党论》。
[173]
见《论语·为政》。
[174]
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
[175]
除另有说明外，本段及后续两段相关内容皆据《汉书·张陈王周传》。
[176]
经考证，《史记·高祖本纪》中称周勃“重厚少文”的刘邦遗言实为杜撰。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姚磊在《“安刘必勃”的谎言——周勃“厚重”的真相》一文中指出刘邦这段遗言属于伪造，这个论断是完全成立的。因为，据《史记三家注》中《高祖本纪》的集解徐广注和集解皇甫谧注，刘邦起事时48岁，死时62岁。据《史记·陈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因此王陵年龄大于刘邦。而据《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追随刘邦起事之后，有好几次“先登”、“陷阵”之类的记录（斩杀和俘虏敌将都不一定是亲为，而“先登”、“陷阵”则必须是亲为），因此其年龄应远小于当时已经48岁以上的刘邦。既然王陵的年纪远大于曹参，刘邦怎么就能肯定曹参比王陵早死，而安排王陵继曹参之后担任相国呢？所以，由此可以判定，关于王陵、陈平、周勃的这段刘邦遗言是后人根据既成事实编造。
但是，萧何之后由曹参继任，应该还是刘邦在世时和核心大臣达成的一致意见。《史记·萧相国世家》：“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史记·曹相国世家》：“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所以，惠帝应该是听到相关传闻，然后在萧何那里得到了印证，而曹参显然也是知悉此事的。
周勃“木强敦厚”之说见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及《汉书·张陈王周传》（照抄《史记》），这里为与王陵对比，姑且直接引用。
[177]
【《汉书·张陈王周传》】绛、灌等或谗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
[178]
见郭嵩焘《史记札记》卷四之《陈丞相世家》：“陈平盗嫂之谤，以不事家生产，依嫂以食，嫂复嫉之，因而传疑，以为盗窃其嫂资财耳。盗嫂受金是一类事，证以前后事自明。读《史记》者不务考知盗字本义，传疑至今，谓陈平无行，亦太不审矣。以奸淫为盗，自汉以前并无此训。”
[179]
载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见前文【注131】。
[180]
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四卷。
[181]
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182]
见《曾国藩家书》之《劝学篇》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诸弟书》：“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
[183]
见《古文观止》之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184]
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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