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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彝族内部文化现象例证说明彝族自古就是生息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它不是外来民族也不是北来、西来、东来的民族。特别是过去认为北方氐羌南下形成彝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关键词：彝族 土著说 语言 民族史 一、语言与民族史研究
从语言研究民族史，这个工作很早就有人这么作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前人对民族起源和历史的具体研究表明：“人类历史就是在人种、语言和文化的属性上不同的各民族集团的接触与混合的历史。”①
语言是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有人说研究民族起源与历史而不考虑到语言，那就等于在森林里闭着眼睛寻找道路。②
语言和历史的关系，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以后，就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雅各布·格里姆《德语语法》一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证了德国古代的历史。恩格斯写《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时，就曾经大量引用了格里姆《德语语法》中的语言材料来论证古代日耳曼民族五个部落的分化情况，说“留传给我们的语言遗物”③“和后来实际出现的日耳曼的方言是相符的，其正相符合的程度是令人惊异的。”④也就是说，从语言论证民族的分化和历史，这个科学研究至少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大量历史资料表明，语言里可以找到该民族的起源、分化和分迁的历史踪迹。特别是研究彝族的族源、分化和分迁的历史情况，从语言研究彝族尤其重要。大家知道，彝族是一个火葬的民族，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物都在历史上化为灰烬，给后人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却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空白。有些珍贵的彝文文献过去也随主人毕摩人去书焚。所以，考古学要在彝族研究方面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了。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考献学。
大家知道，考古学是根据地下和地上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文献史料在某种程度或角度上可以说它是写有历史年代的活的古文物，与地上和地下埋藏的死的古文物相互参照相互印证。当然，除了根据彝文文献提供的证据以外，更多的是语言里保存的被人称之为“活化石”的证据。
探讨民族的起源和历史问题中可以说语言比一般的史料有更为久远的时间价值。例如有的民族缺乏史料记载，史学家往往就要求助于其它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一种是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古老传说，一种是地下发掘的古文物，还有一种就是语言。
语言学的成果在历史考古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以较明晰的形式显示文献史料中的字词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读法及其音变规律。所以，只要掌握和利用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知识和方法，就可以迎刃而解一些难题或千古之迷。反之，知识不足或方法不当有时反而会造成案中之案。搞历史和搞文学及哲学等不一样，它要求严谨重证据，音韵学也一样。过去，有的研究历史的同志因对音韵学知识掌握不多甚至生疏，故在研究族称、人名、地名、词语时有的说法与原义相去很远或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硬扯在一起，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造成案中案。例如：大家知道，我国古代西南夷中的“僰”，隋唐以前的古文献中都将其记载为“僰”，经秦朝同意六国文字后逐渐废弃了“僰”而用“白”，所以隋唐以后的古文献中便没有了“僰”，只出现了“白蛮”。有人没有细考就说“川南僰人便基本上已绝迹了”的话。其实，“僰人”就是“白蛮”。其次，有人提出“僰濮同声”“僰濮为同一名词之异写”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僰为并纽，濮为帮纽。首先从读音来看不同声，其次从其文化特点来看属两个系统即氐羌民族和百越系统。所以，混僰为濮是不对的。 二、彝为土著说之例证
“土著”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土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土生土长从古至今一直居于一个地方的居民；一种是与游牧民族相对而言，只要形成了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即可视为土著。我们认为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有人还认为“土著”指附着于土地、以农耕为主的定居者。这是个人的不同理解和看法而已。其原意很可能含农耕与游牧之区别，后来词义义域范围缩小专指上述第一种义。
彝为土著说是针对外来说、北来说、东来说而言。目前学术界较多的说法是认为彝族先民来自于古代北方的氐羌人南下形成后来的彝族族体。这种观点的形成是五六十年代在探讨彝族族源时根据彝族属氐羌系统的民族文化有些现象而言的。例如彝族游牧文化现象、火葬文化现象、父子连名谱系文化现象等。
形成这种彝为北来说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文史志中只有古代氐羌有关的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以前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彝族有关的记载。
从彝族有关文化现象来看，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据说明彝族很可能是西南土著民族。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北来说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研究资料表明：不仅彝族不是来自于古代西北地区，相反，古代西北和其它地方的蒙古人种的民族都可能来自于远古西南地区“元谋”人之故乡。云贵高原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⑤
最先提出彝族北来说疑问的是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他在《彝族古代史》一书中说：“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汉文文献或彝文文献，我们还找不到彝族起源于西北羌族起源地青海高原的根据。很难想象当战国秦献公威逼黄河上游赐支河曲的羌族南下时（约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云南地区还没有彝族”。⑥我们认为问题提得非常有道理。一般来说，探讨历史是以证据来说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没有证据而牵强附会那不是历史。
那么，彝族的源在何方？根在何处？
综合有关彝族历史文化现象来看，彝族自古就繁衍生息在西南地区，其远古先民“夷”的称谓至今还保留在彝族及彝语支民族中，即远古“南夷”、“东殷”、“邛夷”“北狄”、“西戎”的分布，司马迁《史记》记作“西南夷”。
彝族族源的形成有上古时期的“哀牢夷”、“僰”、“邛夷”、“夜郎夷”、“滇夷”几大古部族族体。⑦
中古时期的“乌蛮”主要是“夜郎夷”、“邛夷”，“白蛮”主要是“哀牢夷”、“滇夷”而形成近代黑彝和白彝。
上古时期即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以夜郎为诸部君长统领各部，其统治疆域北至犍为、宜宾，东至湄潭、罗甸，南至文山、红河，西至凉山、哀牢山。张澍《续黔书》卷三：“秦汉时之夜郎，则西距邛笮，东接交阯，凡数千里。今人徒知遵义之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统治时期上迄战国下至东汉。
中古时期即唐朝时期西南地区以南诏为当时奴隶制之国，其统治地域北至大渡河，东至贵州部分地区和广西交界之地，南至中越边界地区，西至保山地区。统治时期上迄唐初下至唐末。
近代时期即唐宋时期至全国解放之初以凉山奴隶制社会称为“独立罗罗”。统治地域北至大渡河，东至金沙江，南至川滇边界之金沙江，西至雅砻江。可以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是早至战国时期之夜郎，中期的南诏彝族奴隶社会的连续。
各地彝族普遍划分为“黑彝”和“白彝”，是“乌蛮”、“白蛮”的称谓延续。
乌蛮包括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傈僳族、基诺族、怒族、彝族中的黑彝。
白蛮包括羌族、藏族、缅族、普米族、白族、土家族、彝族中的白彝。
1．“夷”与彝族彝族自称“夷”。
夷字从汉语音韵学上来看，夷上古、中古为余纽。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前言)说“余纽”上古是与(相当的边音。所以“夷” 与今天的彝族自称×是相合的。
许慎《说文解字》：“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段玉裁《说文注》：“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西南僰人、焦侥从人。盍在坤地颇有顺理 之性。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按天大、地大、人亦大， 大象人形。而夷篆从大。则与夏不殊。夏者，中国之人也。从弓者，肃慎氏贡楛矢石砮之类 也。中国之人也。以腊切，十五部。《皇矣传》曰夷常也者，谓夷即彝之假借也。”
《左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管子·小匡篇》： “北伐山戎，制冷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诗》：“至于海邦，准夷蛮貉，及彼淮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周官》： “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三国志，高句丽传》：“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后汉书》： “夷人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 柯太守吴霸以闻。乃封其三子为侯。”
古代的“夷”包括今天哪些民族现在还无法搞清楚，但是至今还完整保留其“夷”称谓的是今天的彝族。同时，段玉裁注《说文》中说的“有君子不死之国”我们可以在《后汉书》关于夜郎“夷人以竹王非血气所生”中的千古之谜得到很圆满的解释。
“夷”之称从司马迁《史记》后“西南夷”史料中看时泛指西南一些民族，有时专指彝族。
2．“北风”“南风”我们说彝族自古居住在西南地区，一方面以史料为证，一方面可以从彝语词汇中得到印证。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马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了。”
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传》承袭《史记，西南夷列传》全部内容，补充了部分内容。南宋范晔沿袭《史记》、《汉书》之例，撰《后汉书·西南夷列传》首次记述了“哀牢夷”。
“西南夷”地区从广义上说，泛指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从狭义上说，专指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同时，所谓“西南”是针对巴蜀而言指其“西南”。
凉山彝族从彝文文献中和口语中都称汉族为“蜀”，也称“华”和“夏”。“蜀”即是对汉族的称呼，也是对蜀之地的称呼。
“北风”凉山彝语叫“书尔”；义为“蜀风”。
“南风”凉山彝语叫“尼尔”；义为“彝风”。
大家知道，古代蜀国地处凉山地区的北边，从蜀国方向吹来的风即北风，彝族先民认为它是“蜀风”，蜀代表族名、地名、方向，还代表风名。这种独特的构词反映了历史上彝人与蜀人的文化接触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说明其历史已相当悠久，因为“北风”这样的词属彝语的底层词汇，应该说这样的词出现与人们对风之事物的认识和命名是相一致的。北风”叫“蜀风”说明之前还没有其它的叫法。“蜀”之名称和历史可能很久远。至于后来蜀国之情况，据介绍：蜀，汉末刘备据有益州称帝，旧史称蜀汉(公元221年—263年)。五代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曰蜀(公元934年—925年)。后唐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曰蜀(公元934年—965年)。凉山彝族传统观念中认为云南和贵州是彝族祖先居住的地方，也是彝族的大本营。古代凉山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云南地区正处于凉山的南边，所以南边吹来的南风也就叫“彝风”。从中充分表明彝族传统观念中彝为西南土著的意识自古代就已形成。
3.“北方”“南方”
我们从大量的彝文文献记载来看，古彝人活动的区域以大渡河以南即与蜀国交界，澜沧江以东，鸭池河以西及红河流域以北。山区以大凉山、乌蒙山、 哀牢山、无量山为主要居住区域。古彝人支系分布的大致情况为：居住在最北端与蜀国相邻的是犍为和宜宾一带的“僰”，居住在凉山一带的是“邛”，居住在云南滇池一带的是“滇”，居住在哀牢山一带的“哀牢夷”，居住在贵州地区一带的是“夜郎”。
大家知道，古彝人活动区域内的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都是从北向南流向的地带，所以凉山彝语“北南”的方位词就是以“水”的流向来构成的。
“北方”凉山彝语叫“依沃”；义为“水头”。
“南方”凉山彝语叫“依木”；义为“水尾”。
大家所知，我国很多江河都是从西向东流，而只有四川南部和云南西部的几条江是从北向南流向的，这正吻合凉山彝语北南方位词的构成含义所指。
4.“玛洛依土”
四川、云南、贵州彝文指路经是将亡灵一站一站指引向祖先居住地。每站的地名是先民们曾经经过和居留过的地方。指路经中的地名一般要背诵于口上牢记于心上及刻写于纸上的，不是地图胜似地图的迁徙路线图。不管彝区各地指路经最后都提到“玛洛依土”这个地名。现以《彝文指路经译集》⑧一书中“玛洛依土”译名举例如下：
喜德篇 “ 玛洛依土”美姑篇 “ 玛洛依曲”中甸篇 “ 玛洛依曲”
大方篇 “麻纳妥体”威宁篇 “玛洪液处”盘县篇 “ 麻哈液持”
赫章篇 “玛洪移处”武定篇 “ 麻奴以赤”禄劝篇 “麻奴以赤”
红河篇 “墨列彝次”弥勒篇 “密力雨嗤”路南篇 “ 梅来液尺”
根据凉山的指路经来看，一般是跨过金沙江后指向云南昭通地区后再指向“玛洛依土”，贵州的指路经也是指向滇东北地区最后指向“玛洛依土”，云南东南部指路经亦指向滇东北地区最后指向“玛洛依土”。
“玛洛”可能为地名， “依土”义为“泉池”。“依”义“水”，“土”义“泉”。指路经中说到了这个地方“渴要喝一口，不渴喝一口”。
我们从滇东北地区与“玛洛”读音相近的地名来考察以后，“玛洛”可能就是今天的“马龙”。
《滇系，杂载》：“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可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字如科斗，二年始成，字母十千八百四十有奇，夷人号为书祖。”《混一方舆胜览》马龙州：“蛮名纳垢部。”《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唐阿可，纳垢酋之裔，隐居半筒山修行，有道，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字，号曰韪书，爨人至今习之，占天时人事，亦多应验。”
纵观马龙县名由来的解释，一说取境内天马山、藏龙山的马、龙二字；二说当地古为滇、黔、蜀三省通道，取“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义；三说马龙为少数民族口语地名。前两种说法比较牵强，缺乏史料根据。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地名普查证实，后一种说法是可靠的。地名普查后断定，马龙为彝语，马为兵，龙为城，马龙意即兵城，因历史上驻兵而得名。⑨
今天“马龙”地名在地图册上仍加注“通泉”二字也正与彝语“玛洛依土”即“玛洛泉池”说法相合。
综上所述，彝文指路经中所说的祖先居住在地方“玛洛依土”为今天的滇东北北“马龙”一带。这种说法与隋唐时期“东爨乌蛮”的分布也是相合的。
5．“洛尼山”
各地彝文文献中经常提到古代彝族先民笃莫(居木、独姆、仲由牟、祝明)率领族人避洪水迁徙到洛尼山。
《贵州通志》：“水西土司安氏之先盖出昆明。有祝明者，居堂狼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马长寿《彝族古代史》认为“洛尼山可能就是旧日东川府的罗衣山，近禄劝州。”方国瑜《彝族史稿》说：“洪水时期仲由牟从云南中部迁徙到云南北部洛尼白的一段故事，跟上面我们所说的仲牟由的原住地在昆明滇池附近，是相吻合的。后来仲牟由为避水患迁到洛尼白。彝语谓山为白，可能是旧日东川府的罗衣山，近禄劝州。”又说“传说仲牟由是避洪水迁来的，从何处来有两种推测，一是由蜀地迁居泸阴山；又一是由滇池附近的易门迁居到洛尼白，二说都有可能。但洪水之说，不能认为就是历史事实。”马长寿《彝族古代史》说“仲由牟(觉穆乌乌)是彝族传说中洪水时期的人物。四川凉山、贵州西北部、云南各部以及广西西北部的彝族，都有洪水故事的传说，而且没有一个地区的彝族不以仲由牟作为他们的共同始祖的。假使仲由牟的原住地弄清楚了，我们便可以打开彝族起源之谜的门。”
过去有人认为洛尼山就是云南禄劝县云龙区的“辜丘山””，也有人认为是寻甸一带的“罗衣山”。
我们认为所谓“洛尼”之地名是一个古今较为稳定的范围较大的地域名称，古彝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期后流传下来的地名。
而不可能是孤零零的一座山。根据有关资料来看其位置应该在“东爨乌蛮”地区即今滇东北地区。在综合了大量的史料后我们认为所谓地名“洛尼”为今天的“路南”包括“陆良”。“路南”“陆良”究其词源，与当地历史上彝族地名有关。《路南县志》：“宋为黑爨蛮所据，名路甸。路，义为石；甸，义为坝。”路南一词为彝语“洛尼”之同音异写。其义为“石大”。《元史·地理志》：“路南州：州在本路之东，夷名路甸，有城曰撒吕，黑爨蛮之裔落蒙所筑。”《大明一统志》：“路南州：在唐为昆州地，夷名路甸。天宝未为黑爨蛮落蒙所据，号落蒙部。”《滇略)路南州：“唐昆阳州，夷名路甸，后为落蒙蛮所据。元置万户府，后改路南州。”《读史与舆纪要》路南州：“唐为昆州地，夷名路甸。天宝末为黑爨蛮所据，号落蒙部。南元初置落蒙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为路南州。”民国《路南县志》：“其地旧属滇国，汉置律高县，属益州。唐为陇缇、麻泉二县，属南宁州。宋为黑爨蛮所据，名路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路南县，蛮名路甸，天宝末为黑爨蛮所据，号落蒙部。元初置落蒙万户府，改为路南州。明属云南澄江府，清因之。民国改县，属云南滇中道。”从上述情况来看，“路甸”之称早于“路南”。路南地区的石林形成年代久远，为距今二亿二千万年以后的古生代早二叠纪时期的产物，先于人类出现之前便已问世。而且除大小石林外，有其类似地质结构分布的区域绵亘四十余万亩之广；即使无石林的坝子，其间也有不少重岩叠峰，这是路南坝子的一大特点。古代彝族先民生活在这里“童山弥望，怪石磷峋”的环境里，他们“结蓬芽以为居，耕硗确(岩石之间的空地)以为食，结麻缕以为衣“(《路南县志》)，将其呼为“石头坝子”即“路甸”和“路南”即“石林”。
6．“诺依”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诺依”，注云：“金沙江”。彝文文献《西南彝志》中“哪液”，注云：“长江”。
《蛮书》：“泸水，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蜀国武侯诸葛伐南蛮，五月渡泸水处。”
《水经注》：“若水出蜀郡牦牛缴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
《太平寰宇记》： “泸水一名若水，出牦牛缴外。”
《汉书，地理志》蜀郡旄牛县：“若水出缴外，南至大笮入绳。”《后汉书，西南夷传》刘尚“渡泸水入益州界。”注云：“泸水一名若水，出旄牛缴外。”《说文》：“淹水出越巂缴外，东入若水。”《汉志水道疏证》： “淹水即绳水也。”杨慎《升庵全集》：孔明出师，五月渡泸，今以为泸州，非也。泸州古之江阳，而泸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黑，故以泸名之耳。”其实，不是水黑而称黑水，而是彝语支民族自称“若”“纳”自古居于金
沙江两岸故金沙江称若水因此得名。
7.“土尔山”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土尔山”，注云： “传说此山最高，远古时天地相连外。”彝文文献《彝族源源》中作“土鲁山”。
我们认为今“土尔山”“土鲁山”疑为堂狼山。
《华阳国志》作“堂螂”：“西汉置县。”《水经注》中作“堂螂”，在今会泽一带。
8.“久拖”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译作“久拖”注云：“可能为今昭通。”彝文文献《西南彝志》中作“楚吐”，彝文文献《创世志》中作“岱吐”，《彝文指路经译集》中作“朵通”“甲吐”“抽吐”“代兔”。
“昭通”之名始于清朝雍正年间。这之前作“朱提”“斗敌甸”“窦地甸”。
《汉书，地理志》《续汉志》：“朱提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华阳国志》：“朱提郡，本犍为南部。”《水经注》：“若水，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汉书地理志详释》：“朱提在今昭通府。”《新唐志》：“武德元年置安上县，七年改为朱提。”《寰宇通志》卷六九：“乌蒙军民府古为斗敌甸，乌蒙乃其酋长之祖名，历代相承，皆有其地。
宋时有名阿杓者，始封为乌蒙王。”《明一统志》卷七六：“古名窦地甸，唐时乌蛮仲牟由之裔日阿统者始迁于此甸，至十一世孙始强，号乌蒙部，宋时封阿杓为乌蒙王。，’《清史稿地理志》昭通府：“明乌蒙府隶四川，雍正五年改隶云南，六年设流官，置恩安、永善两县，九年改今名。”
“朱提’，“斗敌’，“窦地”“昭通”都是彝语地名“昭通”的古今译音读法。
9．“抵泽山”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抵泽山”。《古侯》中作“氐采山”，注中误为“峨眉山”，贵州彝文文献《彝族源流》中作“点苍山”， 注云： “今云南大理点苍山。” 《西南彝志》中作 “点措”，注云：“今云南大理点苍山。” 三、结 语
从彝族语言和文化现象来看，过去所谓的“氐羌南下成彝族”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相反，应该说黑夷系统民族和氐羌系统民族在西南地区繁衍生息了若干时期后，氐羌系统民族向西北地区迁徙形成后来“南夷”“西羌”的格局。黑夷系统彝语支民族自古就土生土长在西南地区，所以“彝为土著说”。
注释：
①勃姆列伊《现阶段的民族学》，载《民族译丛》1979年第3期。
②阿巴耶夫《语言史和民族史》，载《民族问题译丛》1957年第12期。
③④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中译本，第16页至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⑤参见{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后汉书·西羌传》：“河关之西南，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水经·河水注》：“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经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
⑦朱文旭《夜郎为彝说》，《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⑧《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⑨吴光范《云南地名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张纯德《洛尼山在哪里》，内部资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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