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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时代来临后，砍在中国人躯体之上的刀剑，不可能不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留下深刻的印痕。在相对自由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问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分明代表着几种力量在反复进行着对抗、较量。一种是主张对周代以来的礼乐文明进行合理化改造的儒家文化；一种是顺从王权意志，主张极权统治的法家文化；此外还有反宗法制的批判性改良主义学派——墨家和主张对历史传统进行反思与反叛，不与王权专制主义势力合作的道家学派。 在庄子看来，偏离大道是人间一切罪恶产生的根源。然而，道是无限的，有限的人类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行为完全与道合一。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罪恶是必然发生的。 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的宗教、中国的儒道学说，都体现出对于宇宙和人间社会的总的看法。上帝、道、梵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人存在于人世间，人总是受制于自身有限性的制约，人不仅拥有这些局限性，而且不能有效地改造这些局限性——人不能摆脱人的罪、人生的苦和人性的恶，这些似乎才是永恒的真理。 世界上很多民族创造的文明中都有非常明确的原罪意识，最为典型的是犹太教《圣经·旧约》中关于伊甸园的故事，而这一故事最早来源于古巴比伦文明。人类的原罪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人对于自身行为反思活动的结果。特别是金属时代来临后，人类滥施的暴行必然在创造人类文明的大师们的心灵深处产生出深刻的罪恶感。尤其是基督教更为强调这种原发性的罪恶感，认为人一来到世上就带着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就是从生与死、罪与赎的逻辑关系中演绎而来的。 这种“故事化”的原罪意识很容易被世人理解，然而，像印度人的原罪意识则似乎很难理解。印度的宗教大都强调关于“解脱”的学说，通往解脱之路需要人们通过终生修行的方式，企求摆脱宇宙间无休止的轮回，从而回归于最高的绝对本体，如梵等。 中国人不会像印度人那样以终生修行的方式摆脱人的罪恶，也不会像犹太教、基督教那样以宗教信仰的方式摆脱罪恶。中华民族几乎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罪恶意识，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与人类其他民族相类似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对于“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儒家强调的心性论，重视对于人的修身养性；墨家强调天鬼论，重视鬼神的力量对于人间恶行的反正；而道家更强调人的行为要符合大道，反对妄作。如中国人现实中经常提到人绝不能胡作非为，否则就是“作死”——“不作不死”。诸子学说中对于罪恶的反思往往是通过诸如此类的大众语境表达出来的。 永远与道同一，不正是摆脱人的原罪、文明的原罪的必由之路吗？
庄子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明所遇到的问题及其本质。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充满机智的寓言故事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庄子认为，“道”是人类之师，人们不能违背“道”的意志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他用一则寓言深刻地揭示出，凡是违反世界本质而走入歧路的那些文明形式，都必然会遭受衰败乃至灭亡的命运。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这段话的意思是，南海的帝王名叫儵，北海的帝王名叫忽，中央的帝王叫浑沌。儵与忽时常在浑沌所管辖的大地上相会，浑沌待他们十分友善。儵和忽因此想要报答混沌的美意，就在一起商量说：“人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饮食和呼吸，唯独他什么也没有，我们试着为他凿开七窍。”他们每天凿开一窍，凿了七天，浑沌就死了。 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常性，失去了本真，使人普遍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文明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到了战国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显然是出了大问题。 那么，问题究竟出自哪里呢？
人欲的泛滥 庄子认为，自从有人出来治理天下以来，人的天赋本性就开始走向衰落。由于越来越远地离开了“道”，人世间越发混乱起来，最后必然会陷入到无法治理下去的地步。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庄子·缮性》）
这段话的意思是，等到天赋本性开始衰落，就有了燧人氏、伏羲氏出来治理天下，天下只能顺应自然而无法维持浑然为一的状态。天赋本性再度衰落，就有神农氏、黄帝出来治理天下，天下只能安定却无法顺应自然。天赋本性再度衰落，就有尧、舜出来治理天下，大兴教化之风，使人心由淳朴变为浅薄，背离大道而为，损害天赋本性而行，然后舍弃本性而顺从于各自的私心。人们彼此间都相互知道和了解（这些私心），即使有所知也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定；于是再添上浮华的文饰，增加了众多的学问。文饰浮华泯灭了质朴之风，广博的学问淹没了纯真的心灵，然后人民才感觉迷惑和混乱，没有什么办法返归本真而回复原始状态了。由此观之，世间丧失了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也就丧失了世间。世间和道互相丧失了，得道之人如何兴起于人世间，人世间又如何能兴起大道呢？道没有办法在人世间兴起，人世间无从兴起大道，即使圣人不藏在山林之中，他的作为也一样会隐没而不为人知啊！ 庄子认为，到了尧、舜、禹三代，中华文明异化的进程更为明显。庄子杜撰了为臣于“三代”的伯成子高的事迹，说明了“三代”时期中华文明走向异化的历史进程。禹前去拜访伯成子说：“以前尧治理天下，你被封为诸侯。等到尧让位给舜，舜再让位给我，你就辞去诸侯之位，回家耕田，这是什么原因呢？”伯成子高回答说：
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庄子·天地》）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年尧治理天下，不用奖赏而百姓自然勤勉向上；不必惩罚而人民自然敬畏。如今你施行赏罚，百姓还是不行善，人民的德行从此衰败，刑罚从此建立，后世祸乱也就从此开始了。 众所周知，尧、舜、禹时代的中国，国家权力的继承方式经历了由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国家政权的性质也由公权向私权转变，最终形成了家族式政权——“家天下”的王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纯朴善良的中国人以及蒙昧混沌的中华文明从此都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改变。 庄子十分深刻地认识到，王权专制主义家族式政权的无休止占有欲，必然导致人欲的泛滥。“三代”之后，主宰中国命运的人都是乱人狂徒。
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庄子·盗跖》）
这段话的意思是，然而，黄帝不能实现人的天性禀赋，与蚩尤大战于涿鹿的旷野，造成流血百里。尧、舜兴起，设置百官；商汤放逐了他的君主；武王杀死了纣王。从此以后，强大欺凌弱小，多数残害少数。自商汤、武王以来，都是祸害百姓的人啊。 庄子认为，王权专制主义主导下的强权暴政是人世间的众乱之源。
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庄子·天地》）
这句话的意思是，治理天下，必将是天下大乱的先导，是人臣的灾难，君主的祸害。 庄子借许由避尧的故事，赞美了人民的天性禀性，表达了他反专制的思想主张。
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覕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庄子·徐无鬼》）
这段话的意思是，爱护和利益都出自仁义，而奉行仁义的人很少，利用仁义的人却很多。仁义如果推行开来，就会带来虚伪，并且还会成为像禽兽一般贪婪的人所借用为工具。这是只凭一个人的裁断来决定什么对天下人有利，打个比方说就好像眼睛一瞥就想看尽一切。尧知道贤人能给天下人带来好处，却不知道他们对天下人也有害，而只有身处贤者之外的人才能知道这个道理啊。 2000多年前，庄子就能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在人欲驱使下，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人与人相食”的历史深渊。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只是出现“人与人相食”的悲惨景况，除了如家常便般的战争与宫廷斗争外，更有强权暴政下无奇不有的敲骨吸髓、惨无人道的酷刑与形形色色的人间惨祸。人欲无限膨胀下的人类文明，最后必然走向彻底的崩溃。历史上的中国人，能有庄子之大彻大悟者，能有几人？
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追求私利十分迫切，于是子会杀父，臣会弑君，白天抢劫，光天化日之下在别人墙上打洞。我告诉你，天下大乱的根源，一定是出现于尧、舜之时，而它的流毒和遗害影响到千年之后。千年之后，一定会发生人吃人的事！
文明的异化
庄子认为，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总是违背了人类的意志，违背了“道”。这一切都出于人类的“智巧”所带来的好名与求实之害。“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庄子·人间世》）。德行败坏是因为好名，智巧的外露是因为好争。好名，就会互相倾轧；而智巧，则是争斗的工具。二者都像是凶器，不可推行于世。 庄子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破坏自然界与牺牲人的自然本性作为代价的，这一切都是工匠与圣人的巧智所犯下的罪过。
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
这段话的意思是，等到世上出了圣人，用尽心力去倡导所谓仁，到处奔走去追求所谓义，于是天下人开始出现迷惑与猜疑了；制作纵情的音乐，规定繁琐的礼仪，于是天下人开始分离了。所以说，完整的树木没有被砍伐，谁能用它雕饰出酒樽！洁白的玉石没被毁坏，谁能用它制成珪璋玉器！人类原始的自然本性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不背离人类固有的天性和真情，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不被搅乱，谁能调和出文采！五声不被混淆，谁能应和六律！砍伐原木做成各种器皿，那是工匠的罪过；毁弃人的自然本性以推行所谓仁义，那就是圣人的罪过！ 智巧的出现本该给人类带来平安和秩序，但它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人们有了智巧，就知道如何谋取私利，结果却使社会更加混乱。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庄子·胠箧》）
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如果不死，大盗就不会消失。虽然是借重圣人来治理天下，却等于是让盗跖获得最大的好处。圣人给天下人制定斗斛作为量器，大盗就连同斗斛一道盗走；制定秤锤、秤杆来计量物品的轻重，就连同秤锤、秤杆一道盗走；制定符玺来取信于人，就连同符玺一道盗走；制定仁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连同仁义一道盗走。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偷窃腰带环钩之类小东西的人会被处死，而偷窃了整个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而诸侯家里的仁义多得很呢。这难道不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所以，那些追随大盗、掠夺诸侯、偷窃仁义以及用斗斛、秤具、符玺图利的人，即使有高官厚禄的赏赐也无法劝阻，即使有严刑峻法的威胁也无法禁止。这些大大有利于盗跖而不能禁止其行为的情况，正是圣人的过错啊。 智巧的出现本该给人类带来幸福与快乐，但它却在人世间造成了广泛的纷乱与不幸。庄子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批判与反思同样令人深思：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搆，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执心—合成字，上下结构），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庄子·齐物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大智者广博通达，小智者精审计较；大言者疏淡平凡，小言者喋喋不休。人们睡眠时心思纷扰，醒来后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整日里勾心斗角。有人善于伪装，有人高深莫测，有人思虑慎密。小恐惧惴惴不安，大恐惧失魂落魄。为了争辩是非，他们出言就像利箭发自弩机一般机敏快捷；他们缄默就像发誓赌咒，要求每一次都非胜不可。他们精神衰颓，犹如秋冬的草木，一天天地消沉下去；他们沉缅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办法让他们回复本性；他们心灵闭塞，好像被绳索捆绑起来，愈来愈衰老枯竭。像这种接近死亡状态的心，是无法让他们恢复生机了。他们时而欣喜，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欢乐，时而忧虑，时而叹息，时而反复，时而恐惧，时而轻浮，时而放纵，时而张狂，时而作态。这些表现就像声乐从虚孔中发出，又像菌类由地气蒸腾而成。这种种情态尽管日夜不停地交替出现，却不知道是从哪里萌生的。
儒墨等学说的盛行
庄子认为，天下大乱让儒墨等学说纷纷出现，而儒墨等学说的出现又使天下更加混乱。儒墨学说的救世方法，更像是奋斗在枷锁之间，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慄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庄子·在宥》）
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纷纷大乱，罪过就在于扰乱人心。所以贤能的人隐居于高山深谷之下，而万乘国君忧心如焚地战栗于朝堂之上。当今之世，身首异处的尸体一个压着一个，带着脚镣手铐坐大牢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受刑伤残的罪人更是举目皆是，而儒家墨家竟然在枷锁之间努力奋斗。唉，太过分了！他们不觉惭愧又不知羞耻，实在太过分了！我怎能不知道那所谓的圣智不是脚镣手铐上用来锁紧链条的栓木，仁义不是枷锁上用作套人手脚的孔穴的呢！我怎能不知道曾参和史之流不是夏桀、盗跖的先躯呢！所以说，“摒弃圣明，放弃智巧，天下就太平了”。 人类的智巧像是枷锁上的栓木，仁义像是镣铐中束缚人的圈套。在庄子看来，儒墨救世的行为，就像是将人更牢更紧地束缚于枷锁之间。那么，如何能打开束缚人类的枷锁呢？庄子在《德充符》一篇中有一段无趾与老聃关于孔子的绝妙对话：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这段话的意思是，叔山无趾对老子说：“孔子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吧？他为什么常常来向你求教呢？他期望博得奇异虚妄的名声，竟然不知道至人把名声看作是束缚自己的枷锁呢！”老子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让他把生和死看成一体，把可以与不可以看作是一致，从而解开他的枷锁，这样或许行得通吧？”叔山无趾说：“这是自然（之道）加给他的刑罚，怎么能解得开呢？” “天刑”是无解的。就像儒学、墨学不能变为道学，道学不能不能变为儒学、墨学一样，不同学说中的思想显然是难以调和的。由错误的思想引领人类走入文明的歧路所带来的灾难，就像是上天给予的刑罚，一切都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战国时代，人如何生存的问题是第一哲学。从庄子关于人类文明的哲学思想中分明看出，中国文化所谓的早熟，其实是在“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中逐步形成的。无论是春秋时代的孔子，还是战国时代的庄子，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人遭受的不幸命运都是惊人相似的，只是产生的看法不同而已。 《论语·微子》中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楚国有一位狂放不羁的人叫接舆的唱着歌从孔子车前走过，他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退了呢？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却还来得及呀。算了吧！算了吧！如今那些投身政治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了车，想和他交谈，他却赶快避开了，孔子没办法和他说话。 《庄子·人间世》如此呼应道：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 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 祸重乎地，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临人以德； 殆乎，殆乎，画地而趋！ 迷阳迷阳，无伤吾行； 吾行郤曲，无伤吾足。
歌词的大意是： 凤凰啊！凤凰啊！德行怎么衰败了？ 未来的世界不可期待，过去的时日无法追回。 天下有道，圣人固然可以成就事业； 天下无道，圣人也只能苟且偷生。 当今这个时代，只求免于遭受刑戮。 幸福比羽毛还轻，人们也不敢指望； 祸患比大地还重，人们却不知如何逃避。 算了吧，算了吧，别在人前炫耀你的德行！ 危险啊，危险啊，人为地划出一条道路让人们去遵循！ 遍地的荆棘啊，不要妨碍我的行走！ 曲曲弯弯的道路啊，别伤了我的脚！ 如此看来，天下的人如果不是施加刑罚的人，就是遭受刑罚的人。如此看来，带着镣铐行走于人世间的中国人也是有“原罪”的，中华文明何以至此呢？ 如何才能解开束缚中国人的枷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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