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告别 最近，我身边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告别。 有出门旅行的长辈，有正当年的同行，也有尚未成年的留守儿童。 这些人生最后的告别，充满了眼泪和苦痛，每一件都让人难过不已。 我们的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告别，不管是谁，都会主动或者被动地要去面对它们。可是，人生中，究竟有没有最好的告别呢？ 最好的告别，当然会有。告别伤病，开始健康的人生；告别带给你伤害的恋情，开始新的人生；告别让你不快乐的公司和上司，开始快乐的人生。这些，应该都算是好的告别吧。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些让我们不堪回首的告别，却是比比皆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我的父亲，出生在江苏扬州郊区的农村。他六岁丧父，十一岁母亲身亡，十三岁时，孤身一人流浪到了上海滩。他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他吃了很多苦。可是，老实巴交的孩子，也会有许多人愿意伸手相助。他进工厂当了工人，然后又扫了盲，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文革”到来的时候，他正好是适婚的年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都可能发生，他做了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娶了一个资本家的千金。理由说出来很简单。母亲，是为了保护家庭，而父亲，是为了获得家庭。 就这样，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那股洪流里，被打碎又糅合，重组成了另一个他们不认识的自己。最后组合在了一起。 这两个人，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在我的眼里，和其他的父母没差。 父亲是个普通的炼钢工人，身体底子极差。他先是得了肾炎，然后又是肝炎，很多时候，他都是拿着六折的工资，病休在家。母亲在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虽然年年都能评上先进，可是永远也得不到转正。家里有两个男孩子，生活基本算不上小康，但是至少温饱不愁。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父亲是个很安静的人，我记忆中最多的画面是他修自行车，摘菜，把工厂的劳防手套拆成纱线，让母亲给我们打成秋衣秋裤。他和母亲很少有对话交流。 母亲却是个风风火火的女性。打着毛衣，听着收音机，膝盖上摊一本书，眼睛还时不时地瞄我一下，监督着我做功课。我们都睡下了，她开始批改作业。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精神的女性。 八十年代，街道里刚刚成立了民办工厂，母亲辞去了教职，进了工厂。然后，她开始跑供销，早出晚归，非常辛苦。那段日子，母亲为了应酬，学会了喝酒，也学会了抽烟。我应该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那时，我还在读中学，在课余时间，也跟着各种草台班子到处跑，挣点零花钱来贴补家用。 母亲获得了一个工作机会，去宁波新开的厂子当厂长，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脱离了母亲的控制，我就往外走得更勤了。 那天，我得到一个消息，又有一个演出的草台班子需要一个装卸舞台的小工，还可以在开场的时候上台去跳个霹雳舞。我兴奋得不行，立刻就答应了，回家后我跟父亲说：“我明天早晨要去外地了。” 父亲说：“你跟学校请假了吗？”我说：“没有，你替我请吧。” 父亲又说：“你母亲明天中午回来，你等她一下吧。” 我说：“等不了！我明天中午的火车，一大早就得去上海啊，明早你用自行车驮我去长途车站吧。” 当时，我们住在闵行，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那就是个都市里的村庄，去上海还要坐长途车。父亲骑着他那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我背着包坐他身后。 夏天早晨六点多，路边已经有人卖早点和早锻炼了。 离车站还有一公里，轮胎爆了。我跳下后座就往车站跑，一边跑一边还埋怨，父亲推着车在后面追我，我们就这样冲到了长途汽车站。 那时是二十分钟一班车，正好有一班到站，我迅速地跳了上去，车门就在我的身后关上了。我看到站台上，父亲在说着什么，可是，什么都听不见。 我低下头去拿钱买票，这一低头……竟然就是一辈子啊。父亲是在第二天下午脑溢血去世的，走的时候很安详，面如金纸，没有留下一句话。 我跟着大篷车队在流浪，第四天，上海的朋友们才辗转在徐州下面的一个煤矿找到我。回到上海，正好是第七天，赶上父亲的追悼会。 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阖不上眼。每次闭上眼睛，车站的画面就出现在眼前：一个大男孩冲上车，低头找钱，连手都没有挥一下。而车站上，一个中年人，推着车，极力想说些什么，可是，我听不见，听不见…… 生命中有最好的告别吗？其实没有。不管什么样的告别都伴随着疼痛。告别伤病，我们要经历很多疼痛；告别爱情，我们要遭遇很多疼痛；告别离去的亲人，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可是，我们不能避免这些，我们只能对自己说：曾经，这些很爱我们的人，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他们要去到另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有我们更多的亲人，他们在那里团聚了。有一天，我们也要去那个“城市”，想到那个“城市”里有那么多我们熟悉和爱我们的亲人…… 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摘自戴军新书《该不该在一起》 天麦文化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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