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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黃帝紀元3717年—3774年），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創始人之一。世稱橫渠先生，尊稱張子，封先賢，奉祀孔廟西廡第38位。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言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稱作“橫渠四句”，因其言簡意宏，歷代傳頌不衰。 宋天禧四年（黃帝紀元3717年，耶暦1020年），張載出生於長安（今陝西西安），青年時喜論兵法，後求之於儒家“六經”，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等職。後辭歸，講學關中，故其學派稱為“關學”。宋神宗熙寧十年（黃帝紀元3774年，耶暦1077年），返家途中病逝於臨潼，年58歲。 張載與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合稱“北宋五子”，有《正蒙》、《橫渠易說》等著述留世。  張載像 “為往聖繼絕學”是張載使命意識的重要內容。如果說，在表達其學術使命的“橫渠四句”中，“為天地立心”是使命意識的哲學內涵，“為生民立命”是使命意識的政治內涵，“為萬世開太平”是使命意識的社會內涵的話，那麼，“為往聖繼絕學”則是張載使命意識的文化、學術內涵。要理解“為往聖繼絕學”的意蘊，首先要瞭解“往聖”與“絕學”兩個詞的含義。“往聖”就是已往的、過去的、歷史上的聖人，具體所指即是孔子、孟子；“絕學”就是中斷了、失傳了的學說，具體所指即是孔孟儒學。  昌黎先生（韓愈）像 唐、宋時期的一些儒家學人，認為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後由孟子傳承。而孟子之後，則中斷、失傳，成了“絕學”。唐代韓愈在《原道》中就明確提出了這種觀點。他認為，自從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後，秦始皇焚燒詩書，漢初崇尚黃老，佛教盛行于晉、魏、梁、隋之間。那時談論道德仁義的人，不歸入楊朱學派，就歸入墨翟學派；不歸入道學，就歸入佛學。歸入了那一家，必然輕視另外一家。尊崇所歸入的學派，就貶低所反對的學派；依附歸入的學派，就污蔑反對的學派。後世的人想知道儒家仁義道德學說的真諦，就無所遵從了。可見，儒家學說失墜不傳，成為絕學，是由秦漢以來焚書坑儒、黃老盛行、佛教流傳所導致的結果。張載也基本接受了韓愈這種看法。他認為，由孔孟創立的儒家聖人之學，自兩漢以下，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以至五代，千百年間，由於受到佛教、道家的衝擊而中衰不彰，一直未能善續先秦儒家的學脈，致使“學絕道喪”。特別是佛氏影響尤烈，“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正蒙·乾稱篇》）。為了使儒家的智慧、精神重放光芒，就必須繼承和發揚被道、佛等異端思想所中衰了的儒家學說，“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張子語錄·語錄下》）。為此，他把“為往聖繼絕學”確立為自己崇高而宏偉的學術使命。  資料圖 为了实现“为往圣继绝学”这一使命，张载对释、道思想特别是佛家思想进行 為了實現“為往聖繼絕學”這一使命，張載對釋、道思想特別是佛家思想進行了深入批判。在張載以前，不少儒家學者也批判過佛家，但大多從政治、社會角度進行觀照，即批判佛家的政治背離和社會危害。張載則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從形而上學理論的高度批判佛教思想的哲學家。他批判了佛教“一切唯心”“萬法唯識”“以山河大地為見病”的主觀唯心主義；批判了佛教“死生流轉”的“輪回”迷信；批判了佛教“夢幻人世”“以人生為幻妄”的消極人生觀；批判了佛教既不“知天”也不“知人”、既未“窮理”也未“悟道”的愚昧主義。對於道家思想，他著重批判了老子“有生於無”“虛能生氣”的虛無主義和“循生執有”“長生不老”的生命哲學。針對佛、道的種種謬誤，張載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哲學中“以氣為本”的傳統，並在此基礎上高揚了傳統儒學“樂且不憂”的人生觀、“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的道德觀、“一天人、合內外”的價值理想以及“不語怪力亂神”的現實理性。 為了實現“為往聖繼絕學”的崇高使命，張載對儒家典籍進行了系統闡釋。通過二三十年的精心研讀，他對儒家典籍有了深刻的領會，形成了自己的獨到見解，著之於書，予以闡發。南宋以來學者屢稱張載著有“諸經說”，包括《易說》《禮記說》《論語說》《孟子說》《詩說》《儀禮說》《周禮說》等。這些顯然都是張載專門的解經著作。即使他的代表作《正蒙》，其實也是他研讀儒家經典的心得體會之作。可見，張載把“為往聖繼絕學”的學術使命，努力體現於他一生闡釋儒家典籍的治學實踐之中。  橫渠先生祠 為了實現“為往聖繼絕學”的崇高使命，張載還在研究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建構思想體系，弘揚儒家的仁愛之道。張載家居於千年積雪的巍峨太白山下的橫渠鎮。三十八歲前在這裡苦讀深思，五十一歲辭官“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後，在這裡講學著書，建構思想體系。其時，他“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寫下了大量著作，特別是他的代表作《正蒙》。張載的哲學思想體系包括“太虛即氣”的本體論、“天地之性”的人性論、“德性所知”的認識論和“民胞物與”的價值論。其中，“民胞物與”的價值論是其核心，也是他繼承和發展孔孟原始儒學的仁愛之道而形成的思想精髓。“民胞物與”是張載在《西銘》（又名《訂頑》）一文中提出的，後來收入《正蒙·乾稱篇》。張載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篇》）就是說，人與我、物與人，都生在天地之間，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個人都應該以萬民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西銘》一文是從儒家經典中摘錄文句，篡編、改寫而成的。張載利用這些典籍中的文句，以“民胞物與”為軸心，寫成了一篇渾然一體的文章。他所依據的典籍包括《周易》《詩經》《中庸》《論語》《孟子》《左傳》《禮記》等。由此可以看出，《西銘》一文的體式具有綜合儒家經典之精華的特徵，而精神核心則是對儒家的“仁民愛物”思想的發展。“民胞物與”直接繼承孔、孟“仁民愛物”的思想，並把“仁民愛物”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民胞物與”倫理價值的高度，使道德論命題轉化為價值論命題。 為了實現“為往聖繼絕學”的崇高使命，張載還提出了理學的一系列基本範疇和命題，建構了理學的基本框架，成為儒家學說的新形態——宋代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在理學發展史上處於相當重要的地位，深得以後理學家和統治者的推崇。二程把他與孟子、韓愈相比，朱熹稱其學為“精義入神”，說“橫渠所說，多有孔孟所未說底”。歷代統治者也給予張載很高的榮譽，宋理宗封他為眉伯，“從祀孔子廟庭”。元代趙複立周敦頤祠，以張載與程、朱配祀。明清兩代，張載的著作，一直被統治者視為理學經典，作為開科取士的必讀書，並先後匯入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義》。由此足見，張載正是以“為往聖繼絕學”的重大貢獻奠定了他在理學史、儒學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橫渠先生像 為了實現“為往聖繼絕學”的崇高使命，張載還從事了“德治禮制”的實踐。張載極為重視儒家經典《周禮》，他認為《周禮》體現了儒家的實學精神。他說，“《周禮》是的當之書”，“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卻做得些實事”。他竭力進諫宋神宗“漸複三代”之禮治，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盡力“以禮立教”，“以禮成德”，“以禮教學者”；著力進行“周禮”的社會實驗。張載中進士後，先後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雲岩縣令（今陝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簽書謂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呂大臨在《橫渠先生行狀》中記載，張載為雲岩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嚴明，“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禮教，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復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居眉縣時，他還與弟子在自己的家鄉橫渠鎮大膽進行了井田制的試驗。雖至逝世時也未取得成果，但充分體現了他躬行禮制的踐履精神。通過實踐，張載總結出了儒學的為政原則，如“為政者在乎足民”“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為政必身倡之”等。 總之，批異端、釋經典、弘仁道、行禮教是張載盡畢生之力為實現“為往聖繼絕學”這一使命而奮鬥的重要方面。可以說，通過這些方面的努力，張載取得了重大的學術成就，實現了自己“為往聖繼絕學”的學術使命，為儒學在宋明的復興和重建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此，司馬光稱讚他：“中年更折節，六籍事鑽研。羲農及周孔，上下皆貫穿。造次循繩墨，儒行無少愆。師道久廢闕，模範幾無傳。先生力振起，不絕尚聯綿。……當令洙泗風，鬱鬱滿秦川。”（《又哀橫渠詩》）王夫之讚歎道：“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張子正蒙注·序論》）誠然，張載當時所繼的“絕學”僅指以孔孟為宗的傳統儒學，但他為傳承文化而自覺確立的使命意識和擔當精神，卻有著恒久的啟發和感召意義，它既增強著我們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心，激勵著我們更新優秀傳統文化的進取心，也堅定著我們弘揚傳統文化優勢的自信心。 （作者：趙馥潔 西北政法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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