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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寻 1 在先秦诸子中，吕不韦是最无厘头的一个了，人家都是自己有了想法要表达才写书，吕不韦则不是，他是看别人写书就眼热，自己又不会写，于是，花钱雇人写书，自己挂名当“总编”。 类似看着别人有、自己也就想要有的“红眼病”事儿，他还干了不少，比如，看别人养门客成名，自己也就跟着养门客……等等。 吕不韦没有立场，能让自己赚大钱就是他的立场，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让一个人当上国王这桩获利无数倍的大买卖。 没有立场，不代表他没有想法。他的想法就是听取一切他觉得好的人的想法，无论那人是何门何派，只要他吕不韦认为好即可。 于是，在他主编的书里，各门各派的思想都有，杂！是的，吕不韦就被视为杂家的代表。 吕不韦本人是商人，他确实有商人那种用钱可以买到一切的粗鄙习惯，比如，他花钱请人编书，从不掩饰自己不会专门著书的短处，反而有些恬不知耻地招摇：悬于城门，以千金求人修改，一副“我不会写书怎么了，可以花钱雇人写啊”的派头。 但他也有商人的包容与圆通，他编的书，虽然各门各派的思想都有，但并没有太多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刻意回避并处理了那些不同门派间可能引起矛盾冲突的棱角），而且语言精致，确是经过多人润色打磨过的精致文字。全书的体系也宏大完整模有样。 2 《吕氏春秋》是一部什么书？ 是一部留给秦王（皇帝）的教科书。 其实，先秦诸子，每个人写的都是给帝王的教科书，只是《吕氏春秋》更直接、更有意识、更全面而已。 细读全部历史，会发现，也许《吕氏春秋》对帝王们的真实作用要大于《论语》等儒家经典，大约与法家诸书相伯仲。 杂家与法家也有相通之处。像《管子》《晏子春秋》这类书有人将其归为法家之列，但从精神实质上，我以为它与《吕氏春秋》更为接近，所以，我倾向于将管仲、晏婴也视为杂家。 3 《吕氏春秋》分为“纪”“览”“论”三部分。“纪”是按照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来编的。每月一“纪”，先把每个月的自然气候特征写清楚了，然后告诉皇帝他在这个月里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应该按怎样的原则开展这些工作。可以说是给皇帝开列的一份“工作年历”。 “论”则是对一些不那么好明确表现为规则的论题进行深入讨论。 “纪”“览”“论”谈的主要是帝王该如何工作，臣子该如何配合，同样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所以初读起来，会觉得有些重复杂芜，但若想到这是一本皇帝可随时查阅的“工作手册”的话，就会觉得书中那些不厌其烦的重复也有道理。 当然，对一个现代人来说，那些喋喋不休的帝王术，实在是令人反胃。 在现代读先秦诸子，会觉得他们对帝王的过分重视实在是种折磨。 4 先秦诸子的著作，其实都是帝王教科书，但帝王教科书也有好有坏。以现代观念来衡量，最坏的帝王教科书是法家的教科书，他们将帝王的权力置于毫无约束的绝对崇高地位，而且教唆帝王以无所不用其极的阴狠毒辣手段对待臣下和人民，法家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反人道的思想。 帝王教科书中最空疏的是儒家的著作，儒家著作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二：一是被各种帝王当作教育臣民的教科书了，所谓臣忠子孝是也；二是当作某些真正有风骨的大臣坚持天理良心的励志书，比如汲黯，比如文天祥。 相比之下，杂家的教科书是比较好的，我将《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六韬》等均归之为杂家的著作。说这类书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认为帝王的权力是绝对的，而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保护每个人先天的生命权利。它们为帝王权力设定了界限。它教导帝王们要做好人、做好事，而不像《韩非子》那样，教导帝王们做坏人、做坏事。 5 摘录《吕氏春秋》的一些段落。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吕氏春秋·本生》P9）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说，天子、官员这种权力地位的出现，是上天造就的，上天造就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需要，也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因此，天子和官员的使命就是顺应天的要求，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 6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P19）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贵公》P18） 很伟大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类似的话，在伪托是姜太公、实为战国晚期的杂家著作《六韬》中也有不少，例如“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 不知道是谁抄谁，可能撰写《吕氏春秋》的作者中，就有一位也是《六韬》的撰写者。不管怎么说，吕不韦看来是很喜欢这句话，将其编入自己主编的文集中，也用其来教育后来的帝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可能也用来激励自己，唯有德者可以居天下。 7 “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吕氏春秋·贵公》P23） 讲的是用人的原则，哪怕用笨一点儿但没那么多私心的人，也不要用聪明但私心重的人。 这是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办法，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条原则在现代可能更有可操作性。西方现代政治的原则是：将政府的权力削减到最小的程度；将人民自治的范围扩大到最大的程度；故其政府公务员便可用“愚而公”的人。 某位官员回忆与美国官员的一次对话，中方代表说：“在座的诸位都是两国的精英”，美方代表纠正说：“你们是中国的精英，是对的；但我们不是美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在商界和科技界”。此言信矣，因其权小，故政弱，政弱故官可 “愚而公”。 8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吕氏春秋·去私》P24） 是大道德，可是说得好啊！雄辩，光明正大，也是真理啊！ 天地之公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应遵循这个公理，这个公理就是： 天下为公！公天下！ 这一概念具有现代性，即具有永恒性！ 9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 “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吕氏春秋·贵生》P35、36） 好句子！ 生命至上！个人生命的价值高于“天下”，任何人不能以“天下”的名义剥夺个人的生命，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才可以当天子。 10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吕氏春秋·情欲》P41） 这可能是吕不韦自己原创的思想，因为与商人的职业经历有关。商人就是求利的，故他们认为人有贪有欲乃天之所生，是合理的。圣人能做到的不是禁欲，而是使之合乎情理地实现而已。 对贪欲的正视使吕不韦（或者说杂家）没有儒家（特别是后世的理学家、道德家）那种变态的禁欲主义，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 吕不韦嘲笑道家或儒家的观念，那些人要求帝王要禁欲，要“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吕不韦说这已经“与死无择”。（《吕氏春秋·情欲》P42） 11 承认人的欲望，也就是承认人的局限性，不完美性。 “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吕氏春秋·情欲》P44） 12 “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吕氏春 秋·功名》P56） 信哉此言！ 13 “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P7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能做到这个道理的人几乎没有，试问：吕先生本人可否做到了“自胜”“自论”“自知”？如果做到了，何以又遭致失败？ 14 “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吕氏春秋·适音》P121） 吕不韦的思想有些文艺复兴后政治启蒙思想家的色彩，对人的情欲视之天然，所要做的，不是禁止之，而是使之合理地实现。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认为政治的功能或合法性就在于使每个人的情欲可以得到合理的实现。 中国古代的理学家（自称是儒家）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教义，都是禁欲主义的，是反人道的。 15 “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荡兵》P165） 《吕氏春秋》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他承认事实，他所叙述人类的权力现象的起源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天生的，之所以出现了 “长”“君”“天子”这类权力者，是因为人与人斗是人的天性。故一切以“永久和平”为口号的幻想可以休矣。 这种幻想由来久矣，而且常为独裁专制者所借用。想一想始皇帝在《峄山碑》中所说的，天下之所以争，是因为各有国家，把六国灭了，天下就不再争了，从此永久和平！ 扯淡！谎言！六国是灭了，可是没多久又争起来，首先是秦二世杀秦诸公子同一家里就争，难道也要尽灭其家而止其争！其次是六国余孽起来复国，可复国后又都不满足，都想灭别人，遂有楚汉战争，遂有后来历朝历代残酷的夺权战争！ 吕不韦已经明白了，天下不可偃兵！ 毛主席也明白了，他说，国家军队这些东西：“一万年也得有！” 16 “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于暴君乎？”（《吕氏春秋·荡兵》P168） 比较韩非子（见本刊2016年第二期）关于帮助“中主”设笼子守天下的言论，就不得不承认吕不韦的进步意义，他认为“中主”就不配有天下（有其民），应该下台。暴君就更应该下台了。这是其思想具有现代性的地方。 17 “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吕氏春秋·功名》P54） 这样的话，《韩非子》中也说过，不知谁抄谁，论年代，吕不韦要早于韩非，论著作，《韩非子》为个人原创，《吕氏春秋》是找人攒的。说不清楚谁抄谁，只能推测，这是那时代很多人共同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很有智慧的，但人们真能按智慧的想法去做的，少而又少。不信，看一下从古至今的各种制度，又有多少不是以“致之之道去之也”呢？ 18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吕氏春秋·安死》P240） 大实话啊！ 19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反，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吕氏春秋·士节》P279） 相信每个读到这段文字的未仕之读书人，都会为之感动的，这是理想中的 “士”的形象：为求真理不回避困难，大难临头，不考虑个人之得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这是可以治国安天下的人物，也可能是吕不韦自己为自己树立的人格标准。 这种思想，孔子、孟子这些儒家人物有，也说过这类似的话，吕不韦这位“杂家”吸收了其精神。 而商鞅、韩非这类法家是敌视这种“士”的，他们明确提出要把这些“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的人给杀了。 不管怎么说，对“士”的推崇，代表着可贵而稀缺的独立人格。 “士”的独立人格力量来自何处？ 来自对道义的自觉担当！ 道义在身，自然无所畏惧。 20 “汤、武，千乘也，而士皆归之。桀、纣，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自此观之，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必自知之然后可。”（《吕氏春秋·不侵》P288） 这也是孟子曾讲过的观点，春秋战国之时，讲这个道理，还有国君听。秦汉之后，天下平定之后，率多行法家之术，以俳娼奴婢待“士”，士气摧折久矣。然则每到乱世，士气复生，纵横意气者名留青史，吕不韦之论，有以士自诩之意，亦意在以此训教后世国君天子。不过，这种教诲，恐怕只有乱世之中占山为王又想经略天下的豪杰才听得进去，盛世天子更沉湎于商鞅、韩非为他们设计的权力盛筵之中。 不过，得承认，那种“士”是有过的，未来还会有！ 21 “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吕氏春秋·应同》P306） 这么较死理儿，真不像是位商人说出的话。吕不韦骨头里有儒气、有侠气、有血气。这种骨血，我认！配得上是我们的先祖！ 22 “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吕氏春秋·谨听》P318） 是这么个道理啊！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不知而自以为知”的时候。 “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吕氏春秋·尊师》P95） 《吕氏春秋》中论学习的段落写得境界极高，应该是当时极优秀的教师所写的。这段话讲的意思是：学习是不能增加人天性中没有的东西的，只是让你发掘出自己天性中的东西而已；所谓善于学习，就是善于发掘自己天性中有的东西而不破坏它而已。这段话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见解完全一致，苏格拉底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教师，能教会别人什么东西，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助产士”，他所做的只是用提问的方式，帮助别人把自己心里已经有的东西挖掘出来。 23 “空中之无泽陂也，井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信也。”（《吕氏春秋·谕大》P325） 像个高人说的话，水大才能养鱼，林子大才能养鸟，做大才能做强。眼界高，胸襟大！ 24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孝行》P328） 这种观点与法家的农耕为本的观点截然不同，是儒家的观点，“百善孝为先”。这是宗法社会的伦理基础。有利有弊：利者，建立起人伦社会；弊者，以老抑新，不利于年轻人的创造发展。 25 “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吕氏春秋·首时》P343） 是啊，毛主席都慨叹“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诗人罗隐句，毛主席用毛笔写过多次，书法甚好。） 26 “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吕氏春秋·本味》P334） 是！有道理！ 27 “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吕氏春秋·权勋》P381） 是，得加一句：小人取小去大。 圣人、小人都是天生的，给圣人讲小人之道，圣人不听；给小人讲圣人之道，小人也不听。 不能把这类话当成道理，如果当作一种事实反映就好了。 28 “非至公其孰能礼贤？”（《吕氏春秋·下贤》P389） 是，只有把天下事当作自己事儿的人，才能为天下而不顾自己的面子，谦恭地对待士人。 29 “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吕氏春秋·报更》P392） 是！讲的是符合实际的话。 一切强者均从弱小时开始，这几句讲明白了一切由弱变强的原因。 一切大公司都是由小公司变来的，小公司变成大公司的原因是“与天下之贤者为徒”。 30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吕氏春秋·察合》P415） 这就是“刻舟求剑”和“投婴入江”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已广为人知，但《吕氏春秋》从这两个故事中引申出的结论却常被人忽视，所以有必要反复加以强调。 1.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2.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微信扫一扫，关注“休闲读品价值旅游”！ 文/李寻 1 在先秦诸子中，吕不韦是最无厘头的一个了，人家都是自己有了想法要表达才写书，吕不韦则不是，他是看别人写书就眼热，自己又不会写，于是，花钱雇人写书，自己挂名当“总编”。 类似看着别人有、自己也就想要有的“红眼病”事儿，他还干了不少，比如，看别人养门客成名，自己也就跟着养门客……等等。 吕不韦没有立场，能让自己赚大钱就是他的立场，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让一个人当上国王这桩获利无数倍的大买卖。 没有立场，不代表他没有想法。他的想法就是听取一切他觉得好的人的想法，无论那人是何门何派，只要他吕不韦认为好即可。 于是，在他主编的书里，各门各派的思想都有，杂！是的，吕不韦就被视为杂家的代表。 吕不韦本人是商人，他确实有商人那种用钱可以买到一切的粗鄙习惯，比如，他花钱请人编书，从不掩饰自己不会专门著书的短处，反而有些恬不知耻地招摇：悬于城门，以千金求人修改，一副“我不会写书怎么了，可以花钱雇人写啊”的派头。 但他也有商人的包容与圆通，他编的书，虽然各门各派的思想都有，但并没有太多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刻意回避并处理了那些不同门派间可能引起矛盾冲突的棱角），而且语言精致，确是经过多人润色打磨过的精致文字。全书的体系也宏大完整模有样。 2 《吕氏春秋》是一部什么书？ 是一部留给秦王（皇帝）的教科书。 其实，先秦诸子，每个人写的都是给帝王的教科书，只是《吕氏春秋》更直接、更有意识、更全面而已。 细读全部历史，会发现，也许《吕氏春秋》对帝王们的真实作用要大于《论语》等儒家经典，大约与法家诸书相伯仲。 杂家与法家也有相通之处。像《管子》《晏子春秋》这类书有人将其归为法家之列，但从精神实质上，我以为它与《吕氏春秋》更为接近，所以，我倾向于将管仲、晏婴也视为杂家。 3 《吕氏春秋》分为“纪”“览”“论”三部分。“纪”是按照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来编的。每月一“纪”，先把每个月的自然气候特征写清楚了，然后告诉皇帝他在这个月里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应该按怎样的原则开展这些工作。可以说是给皇帝开列的一份“工作年历”。 “论”则是对一些不那么好明确表现为规则的论题进行深入讨论。 “纪”“览”“论”谈的主要是帝王该如何工作，臣子该如何配合，同样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所以初读起来，会觉得有些重复杂芜，但若想到这是一本皇帝可随时查阅的“工作手册”的话，就会觉得书中那些不厌其烦的重复也有道理。 当然，对一个现代人来说，那些喋喋不休的帝王术，实在是令人反胃。 在现代读先秦诸子，会觉得他们对帝王的过分重视实在是种折磨。 4 先秦诸子的著作，其实都是帝王教科书，但帝王教科书也有好有坏。以现代观念来衡量，最坏的帝王教科书是法家的教科书，他们将帝王的权力置于毫无约束的绝对崇高地位，而且教唆帝王以无所不用其极的阴狠毒辣手段对待臣下和人民，法家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反人道的思想。 帝王教科书中最空疏的是儒家的著作，儒家著作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二：一是被各种帝王当作教育臣民的教科书了，所谓臣忠子孝是也；二是当作某些真正有风骨的大臣坚持天理良心的励志书，比如汲黯，比如文天祥。 相比之下，杂家的教科书是比较好的，我将《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六韬》等均归之为杂家的著作。说这类书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认为帝王的权力是绝对的，而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保护每个人先天的生命权利。它们为帝王权力设定了界限。它教导帝王们要做好人、做好事，而不像《韩非子》那样，教导帝王们做坏人、做坏事。 5 摘录《吕氏春秋》的一些段落。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吕氏春秋·本生》P9）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说，天子、官员这种权力地位的出现，是上天造就的，上天造就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需要，也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因此，天子和官员的使命就是顺应天的要求，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 6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P19）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贵公》P18） 很伟大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类似的话，在伪托是姜太公、实为战国晚期的杂家著作《六韬》中也有不少，例如“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 不知道是谁抄谁，可能撰写《吕氏春秋》的作者中，就有一位也是《六韬》的撰写者。不管怎么说，吕不韦看来是很喜欢这句话，将其编入自己主编的文集中，也用其来教育后来的帝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可能也用来激励自己，唯有德者可以居天下。 7 “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吕氏春秋·贵公》P23） 讲的是用人的原则，哪怕用笨一点儿但没那么多私心的人，也不要用聪明但私心重的人。 这是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办法，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条原则在现代可能更有可操作性。西方现代政治的原则是：将政府的权力削减到最小的程度；将人民自治的范围扩大到最大的程度；故其政府公务员便可用“愚而公”的人。 某位官员回忆与美国官员的一次对话，中方代表说：“在座的诸位都是两国的精英”，美方代表纠正说：“你们是中国的精英，是对的；但我们不是美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在商界和科技界”。此言信矣，因其权小，故政弱，政弱故官可 “愚而公”。 8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吕氏春秋·去私》P24） 是大道德，可是说得好啊！雄辩，光明正大，也是真理啊！ 天地之公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应遵循这个公理，这个公理就是： 天下为公！公天下！ 这一概念具有现代性，即具有永恒性！ 9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 “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吕氏春秋·贵生》P35、36） 好句子！ 生命至上！个人生命的价值高于“天下”，任何人不能以“天下”的名义剥夺个人的生命，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才可以当天子。 10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吕氏春秋·情欲》P41） 这可能是吕不韦自己原创的思想，因为与商人的职业经历有关。商人就是求利的，故他们认为人有贪有欲乃天之所生，是合理的。圣人能做到的不是禁欲，而是使之合乎情理地实现而已。 对贪欲的正视使吕不韦（或者说杂家）没有儒家（特别是后世的理学家、道德家）那种变态的禁欲主义，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 吕不韦嘲笑道家或儒家的观念，那些人要求帝王要禁欲，要“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吕不韦说这已经“与死无择”。（《吕氏春秋·情欲》P42） 11 承认人的欲望，也就是承认人的局限性，不完美性。 “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吕氏春秋·情欲》P44） 12 “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吕氏春 秋·功名》P56） 信哉此言！ 13 “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P7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能做到这个道理的人几乎没有，试问：吕先生本人可否做到了“自胜”“自论”“自知”？如果做到了，何以又遭致失败？ 14 “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吕氏春秋·适音》P121） 吕不韦的思想有些文艺复兴后政治启蒙思想家的色彩，对人的情欲视之天然，所要做的，不是禁止之，而是使之合理地实现。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认为政治的功能或合法性就在于使每个人的情欲可以得到合理的实现。 中国古代的理学家（自称是儒家）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教义，都是禁欲主义的，是反人道的。 15 “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荡兵》P165） 《吕氏春秋》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他承认事实，他所叙述人类的权力现象的起源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天生的，之所以出现了 “长”“君”“天子”这类权力者，是因为人与人斗是人的天性。故一切以“永久和平”为口号的幻想可以休矣。 这种幻想由来久矣，而且常为独裁专制者所借用。想一想始皇帝在《峄山碑》中所说的，天下之所以争，是因为各有国家，把六国灭了，天下就不再争了，从此永久和平！ 扯淡！谎言！六国是灭了，可是没多久又争起来，首先是秦二世杀秦诸公子同一家里就争，难道也要尽灭其家而止其争！其次是六国余孽起来复国，可复国后又都不满足，都想灭别人，遂有楚汉战争，遂有后来历朝历代残酷的夺权战争！ 吕不韦已经明白了，天下不可偃兵！ 毛主席也明白了，他说，国家军队这些东西：“一万年也得有！” 16 “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于暴君乎？”（《吕氏春秋·荡兵》P168） 比较韩非子（见本刊2016年第二期）关于帮助“中主”设笼子守天下的言论，就不得不承认吕不韦的进步意义，他认为“中主”就不配有天下（有其民），应该下台。暴君就更应该下台了。这是其思想具有现代性的地方。 17 “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吕氏春秋·功名》P54） 这样的话，《韩非子》中也说过，不知谁抄谁，论年代，吕不韦要早于韩非，论著作，《韩非子》为个人原创，《吕氏春秋》是找人攒的。说不清楚谁抄谁，只能推测，这是那时代很多人共同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很有智慧的，但人们真能按智慧的想法去做的，少而又少。不信，看一下从古至今的各种制度，又有多少不是以“致之之道去之也”呢？ 18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吕氏春秋·安死》P240） 大实话啊！ 19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反，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吕氏春秋·士节》P279） 相信每个读到这段文字的未仕之读书人，都会为之感动的，这是理想中的 “士”的形象：为求真理不回避困难，大难临头，不考虑个人之得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这是可以治国安天下的人物，也可能是吕不韦自己为自己树立的人格标准。 这种思想，孔子、孟子这些儒家人物有，也说过这类似的话，吕不韦这位“杂家”吸收了其精神。 而商鞅、韩非这类法家是敌视这种“士”的，他们明确提出要把这些“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的人给杀了。 不管怎么说，对“士”的推崇，代表着可贵而稀缺的独立人格。 “士”的独立人格力量来自何处？ 来自对道义的自觉担当！ 道义在身，自然无所畏惧。 20 “汤、武，千乘也，而士皆归之。桀、纣，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自此观之，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必自知之然后可。”（《吕氏春秋·不侵》P288） 这也是孟子曾讲过的观点，春秋战国之时，讲这个道理，还有国君听。秦汉之后，天下平定之后，率多行法家之术，以俳娼奴婢待“士”，士气摧折久矣。然则每到乱世，士气复生，纵横意气者名留青史，吕不韦之论，有以士自诩之意，亦意在以此训教后世国君天子。不过，这种教诲，恐怕只有乱世之中占山为王又想经略天下的豪杰才听得进去，盛世天子更沉湎于商鞅、韩非为他们设计的权力盛筵之中。 不过，得承认，那种“士”是有过的，未来还会有！ 21 “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吕氏春秋·应同》P306） 这么较死理儿，真不像是位商人说出的话。吕不韦骨头里有儒气、有侠气、有血气。这种骨血，我认！配得上是我们的先祖！ 22 “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吕氏春秋·谨听》P318） 是这么个道理啊！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不知而自以为知”的时候。 “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吕氏春秋·尊师》P95） 《吕氏春秋》中论学习的段落写得境界极高，应该是当时极优秀的教师所写的。这段话讲的意思是：学习是不能增加人天性中没有的东西的，只是让你发掘出自己天性中的东西而已；所谓善于学习，就是善于发掘自己天性中有的东西而不破坏它而已。这段话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见解完全一致，苏格拉底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教师，能教会别人什么东西，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助产士”，他所做的只是用提问的方式，帮助别人把自己心里已经有的东西挖掘出来。 23 “空中之无泽陂也，井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信也。”（《吕氏春秋·谕大》P325） 像个高人说的话，水大才能养鱼，林子大才能养鸟，做大才能做强。眼界高，胸襟大！ 24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孝行》P328） 这种观点与法家的农耕为本的观点截然不同，是儒家的观点，“百善孝为先”。这是宗法社会的伦理基础。有利有弊：利者，建立起人伦社会；弊者，以老抑新，不利于年轻人的创造发展。 25 “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吕氏春秋·首时》P343） 是啊，毛主席都慨叹“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诗人罗隐句，毛主席用毛笔写过多次，书法甚好。） 26 “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吕氏春秋·本味》P334） 是！有道理！ 27 “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吕氏春秋·权勋》P381） 是，得加一句：小人取小去大。 圣人、小人都是天生的，给圣人讲小人之道，圣人不听；给小人讲圣人之道，小人也不听。 不能把这类话当成道理，如果当作一种事实反映就好了。 28 “非至公其孰能礼贤？”（《吕氏春秋·下贤》P389） 是，只有把天下事当作自己事儿的人，才能为天下而不顾自己的面子，谦恭地对待士人。 29 “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吕氏春秋·报更》P392） 是！讲的是符合实际的话。 一切强者均从弱小时开始，这几句讲明白了一切由弱变强的原因。 一切大公司都是由小公司变来的，小公司变成大公司的原因是“与天下之贤者为徒”。 30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吕氏春秋·察合》P415） 这就是“刻舟求剑”和“投婴入江”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已广为人知，但《吕氏春秋》从这两个故事中引申出的结论却常被人忽视，所以有必要反复加以强调。 1.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2.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微信扫一扫，关注“休闲读品价值旅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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