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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什么原因，阿列斐走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丹麦并没有新的公使到任。1921年元旦，各国公使团例行觐贺大总统徐世昌新年，代表丹麦的是“丹麦国随员李赛列”，[33]有可能是由他在过渡时期代办丹麦公使事务。直到这一年的3月，新的公使冉鲁斯·欧森（Janus Frederick Oiesen，1857-1928）才来到北京。白慕申在书中介绍说，欧森出生于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从地图上看,这是一座波罗的海中的小岛，位于丹麦东南部，北面邻近瑞典。欧森13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20岁到中国旅行，进入中国海关，在中国、朝鲜许多港口工作过。由于在中国海关工作长达43年，对中国和中国政界的深刻了解是丹麦政府邀请他接替调任华沙的阿列斐伯爵出任丹麦驻北京公使的原因之一。[34]有关欧森公使的履历我在下一集《住在同福夹道曹宅的丹麦公使》里还要作详细介绍。 这一年欧森公使已经63岁了，可称得上是老将出马，同时也说明丹麦政府对于对华外交的重视。欧森在中国海关的最后任职是1918-1919年担任设在江海关（即上海海关）的总税务司署（Inspectorate General）造册处（Statistical Department）造册文案（Statistical Secretary，相当于税务司级别的海关官员），并于1920年辞职，[35]辞职后应该是回到美国居住。1920年秋，马易尔一家及仆妇由丹麦来到美国，逗留到圣诞节。1921年1月初，欧森与他们结伴从纽约出发去中国。这是一次历时25天的长途旅行，乘火车先由纽约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之后用一周的时间横穿加拿大到达西南部港口城市温哥华，然后从那里再乘轮船途经日本于1月31日到达中国的上海。[36] 欧森在上海期间，上海的丹麦侨界为他在法国总会（Cercle Sportif Fran?ais）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有110位丹麦人莅临宴会，大家纷纷为欢迎新公使祝酒致词，欢乐的人们跳舞直到凌晨。马易尔的家庭女教师盖尔妲·尼尔森（Gerda Nielsen）适逢其会，并在书信中描述晚会上“欧森充满喜悦并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同我们每个人交谈，还跳舞呢！”随后，马易尔在上海的家里也两次宴请了公使。[37]《从》书将这次欢迎会误记为欧森从海关去职的告别晚宴，此外所记欧森的履历也有讹误。[38] 由于欧森曾在上海任职（1906年还曾任江海关税务司），[39]估计与马易尔早就相识，到北京以后，欧森也住进了马易尔在大阮府胡同的住宅。[40]在1922年Alex Ramsay（蓝慕山）编辑出版的的Peking Who’s Who（《北京名人录》）里，丹麦公使馆的地址是：大阮府胡同16号（16,Ta Yuan-fu Hutung）,除特命全权公使欧森外，还有一位公使馆秘书司考德（H. H. Schroder，即Hans Henning Schr?der），[41]是1921年丹麦为加强北京公使馆而增派的低级别外交官，他1921-1924年一直在北京公使馆工作。[42]另外在该书中，慎昌洋行北京分公司的地址是大阮府胡同1号，[43]大概应该位于现在北京市百货大楼主楼或楼前广场的位置。 1921年3月8日的北京《群强报》第三版《本京新闻》登有一则“丹使觐见”的消息： 在本文开始那幅照片上的男孩，布莱克夫妇的长子克里斯滕·布莱克，1918年出生在大阮府胡同的这所住宅。1985年，年近七旬的他曾到北京访问，由于方位搞错，未能找到他的出生地，但他却为白慕申提供了线索。1991年白慕申第一次来到北京，几经周折在丹麦使馆中方人员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大阮府胡同，找到了那座留有他母亲儿时记忆的“旧王府”（the old Manchu palace），当时那里已成为东华门医院，尽管房屋经过改建，但总体布局没变。正房是口腔科门诊部，为了扩大房间面积，将原来的前廊并入了屋内，但从雕花的屋门、梁枋间的彩绘仍然可以辨认出老照片上的痕迹。他们还在后院找到了布莱克住过的那座戏楼。白慕申当时还拍摄了一张照片。[45]
为了弄清公使馆旧址的位置，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我前后去了5次大阮府胡同。如今的这条胡同用“名存实亡”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胡同南侧与大甜水井胡同一起夷为平地，新的建设项目尚未启动，沿马路树立着金属板围挡；胡同北侧只剩三座建筑，自东向西依次为北京市百货大楼、东方文化大厦和晨光街2号，在前二者之间是南北通衢王府井西街，北达东安门大街，由于王府井大街改成了步行街，这里整天都是车水马龙。 这里地处黄金地段，遭受开发商的魔手最早，北面的菜厂胡同也是同样命运的难兄难弟，第一次去时，转了一圈根本找不到可以询问的老住户。胡同西口有一个报摊，卖报的大姐记忆里东华门医院是在现在文化大厦的位置。文化大厦对面是个自行车存车处，看车的老师傅自称在这一片工作很长时间了，他印象中医院是在大厦与晨光街2号之间。鉴于两种说法莫衷一是，我将问题发到了两个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论坛，其中《老北京网》论坛的网友析津志和老鸵鸟给予了我指点，大致确认为在王府井西街以西，包括文化大厦东侧一部。之后我继续查找资料，终于在杨浪先生《地图的发现（续）》一书里得到启示。
上图中，局部放大图自上而下包括了东安门大街、菜厂胡同和大阮府胡同。红色箭头所指青色的区域与同一张图上包括协和医院在内的医院同色，因此推断这里可能是所医院。另外，我注意到网上一则谈及东华门医院的帖子说“里院儿有假山，而且后边的门没锁的话直接出来就快到东皇城根儿了”，[47] 图中青色区域与北面菜厂胡同向南的树状盲巷相接（在一些标注较为详尽的民国地图上，这个盲巷叫小南湾子），由此经菜厂胡同向西可到晨光街,所以与这种说法吻合。上图东安门大街向南的悬针状盲巷在一些民国老地图上叫小黄庄，它与青色区域南北相对，在它左侧的黑色矩形标为“北京剧场”，应该就是现在的“中国儿童剧场”，现剧场东侧大致相同的位置是王府井西街，由此认定青色区域就应该在这条南北通衢上。 此外，如果能够找到白慕申照片上院落周围的两栋楼，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有了这两条线索，一月底最后一次去大阮府胡同，不同于以往的盲目寻找，一下变成了有的放矢。当再次看到文化大厦后面的那座火柴盒形状的楼房时不禁眼前一亮，尽管外墙粉刷一新，安装着塑钢窗户，但整座楼的高度和外形与照片上的非常相似，数了数正面每层楼的窗户不多不少刚好10个。大厦东北角有一座岗亭，据岗亭内的保安说大厦大约建于十年前，而这栋楼则早就有了。
前几次现场考察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尽管找不到此地的老住户，但王府井百货大楼在这条胡同算得上历史悠久了，如果东华门医院与之相邻，那么找一个年长一些的店员一问便知。于是进百货大楼西门，上到二楼下电梯径直走到旁边收银台前，收银员是个有四十来岁的女士，她的回答证明了我推断的正确性。这时刚好有一位看上去比她更年长的店员来接班，那位女士听罢询问后告诉我，原来的医院就在楼下的马路上，前后两个院，前院门诊，后院像是办公用房，白慕申照片上院内四周的简易房子是化验、X光检查等辅助用房。十多年前脚下的这栋楼还没建，这里是百货大楼的“西货场”，南侧靠大阮府胡同有一栋办公用的简易楼，我马上意识到白慕申一定是站在这栋楼上拍摄的照片。最后我又特意向她确认了医院后院没有抵达北面的菜厂胡同，这一点也是与地图吻合的。 问题终于解决了，瞬间的喜悦后一种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关于大北电报员住进大阮府胡同的时间，白慕申的叙述有些前后矛盾，[48]但即使从1913年作家延森住进“丹麦博览会”算起，将近八十年后的1991年白慕申还能找到这座古老的院子，而又过了二十年，我却只能考证出一个地理坐标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北京在一次次面对发展与保护的抉择，也许就在我敲下本文的最后一个字符的同时，又有一座同样蕴含故事、承载历史的精美建筑在我们这座古老的城市永远消失了…… 参考书目： 注释： [33] 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网站，《昨日报章》版，《群强报》，链接：http://www./bjm/zrbz/，1921年1月5日，第二版《紧要新闻》，“元旦外交人员觐贺大总统之盛况”：“本年一月一日上午十一时，驻京外交团觐贺大总统新年，兹将衔名列下……丹麦国随员李赛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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