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也：为何诺贝尔砸中鲍勃·迪伦？诗歌的回归

今年瑞典那瓷砖上的画风大不对，只要听几首歌就能参与拍砖活动了。

因为这块瓷砖拍中了一个叫鲍勃·迪伦的美国民谣歌手。须知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哥们儿的纯文学作品，除了年轻时根本不足称道的实验小说以及一本畅销自传之外，根本没有太多传统意义的文学作品。

这块瓷砖开天辟地的花式玩法，能行吗？！

欣喜若狂者有之，誉之为“伟大创举”；气急败坏者有之，毁之为“斯文扫地”？

是的，音乐是音乐，文学是文学，怎么可以合流了呢？这到底要吹起什么风？

且看看瑞典文学院的说辞，获奖词是这样的：“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

“新的诗歌表达”，看来不仅限于他的歌词，而是他综合的音乐成就。很多人认为，对于鲍勃·迪伦不只是他的歌词反映了他的时代，他的音乐的编曲、烟嗓乃至与众不同的个性表达，都是每个对应年代最好的“艺术镜像”。

更何况，鲍勃·迪伦绝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代表着美国文化的几种“存在”状态，为长达50余年的时代作注脚和见证，是少有的“常青树”，留下迪伦式“时代之声”（或“编年史”）：他是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朗诵诗先锋；他是八十年代叙事民谣的集大成者；而近二十年，鲍勃·迪伦的音乐又回到了诗歌的本质，更为纯粹，更为安静，没有了时代的喧嚣，更注重思辨和个性，更能抓住身体最柔软的部位，更触及文学的母题：爱、孤独与自由！

听他的音乐，一种沧桑无奈、彷徨无助而又依然热爱生活的感觉，这感觉抚慰了人们，竟然让人如痴如狂地爱上了这种诗意，或许这才是“新的诗歌表达”，才让他如此俘获人心。

可以这么说，在这50余年里，他每个阶段都在不断变化发展进步，每个阶段都有他的文学成果及其影响力，他的一生就是流行音乐的脉络，这样一个流行乐坛偶像级歌手，流行歌词写作的顶尖高手，我们说他是大文豪也并不为过。甚至从受众的角度而言，他比起大文豪更有影响力。

也正因为如此，诺贝尔文学奖的瓷砖砸中他，确实还能说得通。

对此，中国很多文学界的“卫道士”——古板的评论家、窝囊的老教授、装逼的作家们自然大跌眼镜，甚至气急败坏，极尽挖苦之能事。比如作家北村认为“诺奖给了鲍勃·迪伦，眼镜真是碎了……瞎颁！诗歌，如果追溯歌的传统，只会想起荷马，不会想到迪伦”。作家赵瑜则表示“不知道诺奖的评委，是如何来从严肃审美的意义上来评价鲍勃迪伦的，我只能说，如果作为诺贝尔奖级别的诗人，他比斯特朗姆要差上一大截。”

在笔者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就是一个文学家丰富的、立体的、多维度的内心世界的写照和反映。难道文学家就应该是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成为只会爬爬格子的呆头鸟或自闭症患者？

当你崇拜和热爱一个诗人，问及他有什么诗歌时，却茫茫然无从作答，那么你根本不爱诗歌，而只有爱慕诗人的虚名罢了。而作为一个成功的诗人，真正的成功是人们记住他的诗歌，哪怕是只有一句！鲍勃·迪伦的歌词，于我看来，更契合诗歌的本质，并不是诗歌的倒退，而是诗歌的回归！

我非常支持这次瓷砖砸中鲍勃·迪伦的，瓷砖砸中的是文学的本源，那就是文学性。

那么，音乐有没有文学性？当然有。

即便在古典音乐时代，音乐仍然和文学天然不分家的。可以这么说：音乐就是文学最高表现形式中的一种。

而关于歌词创作属于文学范畴，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本来应该更容易理解的，因为这才是我们中华古典文学的传统啊。在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时代，一直都是如此的，从先秦诗经到汉代乐府，再由宋词到元曲，文学大家历来都懂音律的，也就是音乐家和文学家一直是合流的，文学样式必须适合说唱原则。

典型案例就是中国文学中宋词的柳三变大官人，他又叫柳七，大名是柳永，号称“一代词宗，白衣卿相”，宋词婉约派头号“座主”。

当然，这位柳同学的人生理想不符合主旋律，表示出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其人生第一梦想不是“升官发财”，竟是“眠花宿柳”，第二梦想就是“填填花词”。当然，第二梦想是为第一梦想服务的。这位柳同学填词填到怎么样的境界呢，妓女们对柳同学的追捧有加，绝对是“铁粉”，当时，“妓协”内部不成文的顺口溜，“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人人都爱，达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程度。

所以呢，当时要是有KTV、有陪唱“小妹”，点歌的排行榜，排前十的准是柳同学的作品。因为他的词作俗到骨子里了，俗到大家都可以信手拈来。据说，宋仁宗也是柳同学的粉丝，但人家是皇帝，总要强调点“政治正确”的，对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铭记在心，好，你喜欢填词是不，那我皇帝来就成全你。当时有人举荐柳大才子，宋仁宗回复道：“且填词去”，于是，柳同学就是自号“奉旨填词柳三变”。可惜的是，终其一生，这位柳同学也只是赢得青楼薄幸名，再未被权力青睐，死后居然穷到只能由青楼女子出钱安葬。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柳同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义。

中国文学宋词能绕得过这柳三变吗？从“杨柳岸晓风残月”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再到“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谁不将之当之大神膜拜？与柳三变齐肩的“豪放派”词人苏东坡也未免怯他三分，显得有些不自信。有一次问一个歌唱家：“我的词何如柳七？”那歌唱家却巧妙地回答：“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正因为柳三变的词普受欢迎，人人争相要他写词，故多有创举，目前流传下来的词牌名有800多个，期中有150多个都是柳三变首创或首次使用的。而在诗词意象方面，影响更为深远，就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就有向柳永《望海潮》的“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致敬的意味。

柳三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毕生精力专心作词的“专业词人”，可以说比起苏轼苏大才子更专业，只不过苏大才子的才华不仅仅限于宋词创作罢了。

回到当下，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综合时代。由于电视、网络的融入大众生活，视觉系统、音乐系统和文字系统以及三者的结合载体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打动人心、最普遍被接受的作品，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很难说它是纯粹视觉、纯粹影像或者纯粹文字。所以，我们应该鼓舞更样式的文化表现。

最最重要的是，俗也是一种文学，当然俗要俗出境界。须知，俗出了境界，比起阳春白雪的雅来更有旺盛的文学生命，更有庞大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大俗即大雅”。此回瓷砖砸中鲍勃·迪伦就是这个理，也算是一种回归。

因此，诺贝尔这块瓷砖砸出来，其权威绝不会因此有任何损害，相反，它让我们看到了诺奖的与时俱进，体现其活力和开放，让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本源应该是什么。

文学性就是能够来到民间，抓住时代，抓住灵魂……这绝对是俗文学的胜利！

全世界乃至全中国的音乐才子尤其歌词达人们其实都该开心，诺奖用实际行动证明，最震撼人心极具文学表现力和时代影响力的歌词一样是最伟大的诗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