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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又输了！ 北京时间昨晚，2018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第四轮，国足以0比2负于乌兹别克斯坦队，连续4轮不胜，1平3负仅积1分，小组出线估计是不大可能了。 不少网友调侃，中国足球队，专业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其实，历史上的中国足球队也曾辉煌得令人难以置信：从1915年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即亚运会前身）接连召开了9届。19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 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强劲的足球队被大家寄予厚望，认为“惟有足球，尚能一搏”。即便最终兵败“最强大之英国队”，但中国足球队依然踢出了气势，震惊了欧洲，许多欧洲观众都不得不佩服地竖起大拇指。 被国足伤害的球迷们，咱还是看看“史上最牛国足”的气势吧！
“惟足球尚能一搏” 1936年1月，一个名为“足球选拔委员会”的组织在香港成立，设立这个组织的是当时的体育主管部门——中华体育协进会。这是一次历时三个月之久的选拔，所有略具实力的球员都被网罗其中，接受一遍又一遍的严格挑选。在这次选拔背后，是中国体育不甘人后的较量之心。 在此前的1932年奥运会，中国派出了长跑选手刘长春只身赴赛，结果抱憾而归。四年一晃而过，奥运会又迫在眉睫，体协出于“虽无任何成绩，但借此使我国青年于国际竞赛得有观摩，获益实非浅鲜”的态度，决定“派遣大量选手参加”。 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等多个项目的选手很快招揽完毕，只有足球成了各个竞技项目中的重中之重。在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奥运会筹备书中，称“我广大中华沃土，惟有足球，尚能一搏”。 这番信心来自于中国球队此前的骄人战绩。 也许令今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足球依然在为着“走向世界”的目标苦苦追寻，但1936年时的那支中国足球队，却曾如此强劲。 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即亚运会前身）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这是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正式国际比赛，参赛的只有两支队伍：中国队和东道主菲律宾队。最终中国队以1∶2败北。但从此以后，中国足球在亚洲再无对手。从1915年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又接连召开了9届。19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纪录，也令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块垒难消的国人，从体育场上略微找回一点安慰。1921年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4∶1胜日本；第六届，5∶1胜日本；第七届，2∶0胜日本；第八届，5∶1胜日本；第九届，3∶3平日本；第十届，4∶3胜日本。 其中，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东道主原本踌躇满志，准备洗雪前耻，却以1∶5的大比分告负，吃惊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了号外，沮丧之情充溢字里行间。《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引至国内，把标题翻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这则消息流传甚广，使得中国足球队在亚洲范围内获得了“铁军”的称号。 在如此胜绩之下，足球成了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惟一希望。对足球队员的选拔工作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遗，以期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 无冕的“国家队” 当时的选拔标准，是根据近两年全国运动会的比赛成绩，对球员进行大排队。共有30名球员进入了初选。这30名球员被集中起来进行了6场预选比赛，30人轮流出场上阵，由选拔委员会现场“视察技术，以资甄别”。最终，22人脱颖而出。 从当年的《宇宙风》杂志中，可以查到他们的名字——包家平、黄纪良、李天生、麦绍汉、黄美顺、梁荣照、李国威、曹桂成、杨水益、冯景祥、李惠堂、卓石金、叶北华、郑季良、谭江柏、蔡文礼、徐亚辉、陈镇和、梁树棠、孙锦顺、贾幼良、张显源。 距离70多年后再来看这些名字，似乎不过是些陌生的符号而已。然而在当年，他们每个人都有响当当的绰号，和一帮爱慕追随的拥趸。这当中，无论以威望还是以球技论，最享盛名的当然要数“球王”李惠堂。
李惠堂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球星，人气之旺，胜过当时上海滩无数歌舞演艺明星。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流行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当年的李惠堂年轻英俊，玉树临风，在场上常穿一袭白衣，身法飘忽。传说有一场比赛在雨后的泥泞场地进行，踢完全场下来，他竟能白衣如故，不沾泥尘，引来球迷纷纷赞叹称奇。 李惠堂也是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的中国球星。直到1976年，西德某足球杂志组织的一次活动评出五大球星，李惠堂仍与贝利、马休斯、斯蒂法诺和普斯卡什并列入选。 现在，在李惠堂的家乡广东梅州还矗立着一尊雕塑，表现的是李惠堂意气风发，正抬脚射门的一瞬。尽管时间已过去了那么久，但李惠堂的家乡人并没有忘记这位老乡曾有的辉煌。当年届七旬的梅州同乡会会员陈朗平打开书房的门，只见一排排资料整齐地码放在书架上，这是几十年来同乡们自发组织起来收集整理李惠堂资料的成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资料，才使得70多年前那场奥运之战能够完整地重现在今人面前。 除了李惠堂，被称为“铁腿”的孙锦顺和“无畏将军”叶北华也都是一时翘楚。 孙锦顺的“铁腿”美誉来自于1925年他代表香港南华队与英国陆军队进行的一场比赛。比赛中，孙锦顺一个凌空抽射，足球入门后直接射破球网而出，技惊四座。次日，香港媒体就给他封了一个“铁腿”称号。而据说孙锦顺之所以能一脚射门击穿球网，与他从小踢一种特制的“油球”有关。为了练习球艺，他用机油把足球浸透后再晾干，使球变得又沉又没有弹性，然后光着脚踢，由此练就了大力腿功。 叶北华的绰号则来自于他在场上的凶狠拼抢。在一场比赛中，叶北华与队友进行了精妙的配合：叶北华在左路高速插上，当皮球即将越出底线的一刹那，转身用左脚将球扣向中路，自己摔出几米开外，而队友戴麟经却得以轻松接球垫射入网，叶北华由此被誉为“无畏将军”。 据说，叶北华这一招学自洋人。他发现当时香港海军队有一个洋边锋的急速倒地传中技术十分厉害，于是每逢海军队出赛，便自掏腰包买两张票，坐在最靠近那个洋边锋的位置，聚精会神地观看。下半场换另一张票，到球场对角再仔细端详这个动作，终于把这招学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由李惠堂、孙锦顺、叶北华等人组成的这支球队，虽然没有人正式给它国家队的名义，但从事实看，它无疑是能够代表当时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一支无冕的“国家队”。 然而，担任球队教练的颜成坤，却是个对足球几乎一窍不通的角色，只因为他是南华体育会主席，又是香港中华巴士公司经理，有财有势，才谋取了这个事关全队胜败命运的职位。 如此大费周章地选拔球员，却对教练人选如此潦草，这种矛盾的情况，一直存在于1936年那支中国足球队赴柏林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全程之中，事实上也为球队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中国足球，在苦难中孕育 早年的中国足球萌生于民间。当腐朽闭锁的老大帝国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国门，久远沉淀的中华传统受到各种舶来文明的冲击和挑战，足球却出人意料地成为国人寻找信心和尊严的一种借代品。 1842年英国人登陆香港之后，也带来了刚在本土风行起来的游戏——足球。它让英军在这个荒僻小岛上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单调。各种足球队相继在驻港英军和侨民中成立，每到闲暇时就在空地上比赛。最初，华人只是在一旁观战呐喊，没过多久，足球运动在华人中也流行开来。 殖民时代，在当日京津沪港那样华洋共处的社会，外国人的耀武扬威，令中国人低头忍辱，敢怒不敢言。华人处处不如洋人，惟有在足球场上，有可能得到一点平等，甚或力压洋人一头。 足球运动本身的便利，也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李惠堂在其所著《足球》一书中写道：“自从海禁一开，沿海各商埠便受着足球的熏染。新式运动输入我国，也要算足球为最先，所以因为足球有产生最早、灌输最久的关系，无怪是我国现在最通行和所最崇拜的运动了，何况足球的比赛不拘时、不择地、不论人数多寡、不管球场大小，都可以举行比赛。”于是，接连涌现了香港“南华”，上海“乐群”、“乐华”、“东华”，北京“三育”、“利华”，天津“北宁”，大连“东北风”等著名球队。 那时的球队和球员基本上是业余的，在踢球之外都另有职业，但在足球逐渐风靡之后，其实是半业余状态。很多球星依靠踢球的分红，足够过上丰饶的生活。 据梅州同乡会负责人李道辅介绍，当时的球队运营机制类似戏班，由班主向球员支付“辛苦费”、包场地并负责门票销售。如果有几个球星加盟，全场爆满，一场比赛赚上一两万块钱是家常便饭。而且是名利双收，赛前，比赛场边早早挂出水牌，上面赫然写着班主和球星的名字；赛后，第二天报纸上一登，立即出名。由此吸引了不少有钱人来做足球“班主”。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球星人人都有外号，除了“球王”、“铁腿”等直白的绰号之外，更多的外号来自于《水浒传》。“花和尚”、“智多星”、“矮脚虎”……都能在当时找到对应的球员。 当时的球场也很简陋。据记载，球场之内，只有有盖和无盖两个大棚，每场两角。每逢有球赛的一天，附近穷户便搬了家里的凳子放在两个球门后方的空地上，再去卖座，每客一毫，也能有不少收入。 因为球场依山而建，还出现了很多“山大王”，不买票，爬到山顶上去看。还有一些人，既不上山，也没钱买票入座，只是在棚座下的缝隙中窥来探去，偷看片鳞只爪。后期球场管理加强，则出现了几近疯狂的黄牛票，热门比赛一张票甚至能炒到300元港币，可以顶上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 华洋对垒，是当时球赛最大的看点，越是对阵洋人的比赛越卖座。每到有这样的球赛，差不多场场爆满。为购票，球迷甚至半夜披着棉被来排队。“看一场球，真是物超所值。球迷上班受尽洋人气，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受气，”李道辅说，“周末到了球场看比赛，便可以肆意谩骂，消消气。看球过后，星期一回去继续受气。” 国内有记载的最早一场中外比赛是在1906年。由中国协和书院队对阵驻中国的英兵联队，结果协和书院队以2∶0战胜了对手，获得了为优胜者设立的“九龙杯”。但在赛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一来不相信本国球队会获胜，二来担心由此激怒洋人，居然特意派专使将“九龙杯”送到英军驻地。 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球员从多次华洋对垒的比赛中收获了自信。当时名头最响亮的香港南华队，在有英国海军联队、陆军联队、炮兵队、工程队、船坞队等强手参赛的角逐中，竟能屡挫诸雄，且多次蝉联锦标。 卖艺东南亚筹路费 准备远征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组建后，在国内踢了五场比赛，对手都是租界的洋队。结果是四胜一负：4∶0胜港英联队，7∶1胜香港联队，6∶1胜葡萄牙商会，2∶1胜西联冠军法商会，只有在对阵上海西联队时以2∶3告负。 系列热身赛结束时，距离1936年奥运会开幕，已经只有不到三个月时间。似乎万事俱备，只待启程。 然而，球员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的磨难才刚刚开始。正当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到柏林与欧美列强一比高低时，坏消息接踵而至。 赴柏林参赛，整个奥运代表团需费用法币22万元，而国民政府表示财政困难，无法支付。4年前刘长春“单刀赴会”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国民政府也是袖手旁观，若非张学良将军慷慨解囊，刘长春几乎无法成行。 如今，张学良将军已是有心无力。难道就此罢休？ 为解燃眉之急，中华体育协进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各院部、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寻求支持。经过一番在全国从上到下、铺天盖地式的“化缘行动”，共筹得资金法币17万元，仍缺5万元。 又是一番紧急讨论，协进会决定，筹来的资金供代表团其他人使用，而足球队需要自筹资金，提前两个月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以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于是，在国内被人追捧崇拜的球星们开始周转各国，成了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戏班子”。1936年5月，中国足球队在向印尼华侨借了一笔“开拔费”之后，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东南亚之旅。 以现在的备战经验看，对这类带有商业目的的表演赛比较科学的安排，应该是由主力和替补队员交叉上场，一边磨练队伍的配合，一边积蓄精力，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按照当时的“规则”，表演赛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门票收入的分成。得胜的一方可以得到七成，但输的一方只能拿到三成。为了尽快筹够钱，必须赢球，所以每场比赛都由主力悉数上阵，即使有小伤、小病也得咬紧牙关坚持上场，场场都要力争赢球。替补队员也不闲着，分散到赛场的各个入口处“监票”，防止当地主办单位从中作弊或是谎报收入。 不仅如此，中国队选择的对手也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强手。理由很简单，如果不是和强队比赛，上座率就不会高，收入也会受影响。 每到一地，球员们都要焚香祈拜比赛当天风调雨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担心天公不作美，会影响到门票收入。 不过，这些困难丝毫没有影响到球队取得一连串的好成绩。中国队途中历经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国，在两个月中进行了27场比赛，24胜3平。其中比赛密度最大的是在西贡时，三天里踢了两场比赛，场场取胜。 如此佳绩使得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足球水平刮目相看，苏门答腊的一个苏丹甚至在赛后当即提出，要请中国队员担任他们球队的教练。 而当球场上威风八面的球员们脱下战袍后，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咀嚼。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为了节约，队员们乘船坐最低等的舱，住宿睡最便宜的房，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间大统间，床位不够，就几个人蜷在一起打地铺，吃饭拣最实惠的饭，自己买菜，自己下厨，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更不奢望什么营养搭配。 虽然如此劳累，但球员们的士气很高，起到“强心针”作用的，是当地华人华侨高度的热情。 东南亚地区是华侨华人大量聚居的地区，当时中国国力孱弱，国民政府的驻外机构也无力顾及华侨的命运。当背井离乡的华侨们看到从祖国前来比赛的球队时，十分激动。不少当地华侨甚至焚香拜佛，欢迎中国队的到来。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华侨们提供了大力支持，他们积极宣传比赛信息，努力推销门票。球队赢了球，华侨们奔走相告，还纷纷邀请球员到家中共庆胜利。 一番辛苦之下，钱终于筹足了。22万港元，每一分都凝结着球员们的血汗。 然而就在这时，事情又生变故。一听说足球队自挣了丰厚的路费，体育协进会的工作人员立即过来讨钱。这一来顿时全队大哗。 此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已经不足一月。当对手们早已在专心备战的时候，中国队在孟买的一家小旅馆开起了紧急会议，商量的内容是：要不要给国内寄钱？最后，球队还是决定给奥运会代表团汇去10万港元，一举使得整个中国代表团的经费大为宽裕。
兵败柏林 1936年7月20日上午9时，经过了十多天的海上颠簸，再经意大利威尼斯转乘火车，中国足球队终于抵达了德国柏林。 在柏林，球队受到了东道主冷淡的对待。主办方德国丝毫没有把中国代表团放在眼里。中国代表团到达柏林时，德国奥委会官员根本没有像对待其它参赛国那样前来迎接，甚至没有给中国队安排训练场地。在当地华侨帮助下，中国足球队才勉强找了个狭小的地方，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练习，权当热身。 但也有人对中国队高度重视。当时的奥运会足球赛制与今天不同，不是先踢小组赛，再踢八强赛，进而四强赛，而是一开始就进入抽签制淘汰赛。只要哪场比赛告负，便直接打道回府。 一路历尽磨难，中国队偏偏抽得了一支下下签，首场便对阵英国队。当时的英国队头戴“足球鼻祖”的光环，技压全欧洲，十分强悍。 英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对中国队东南亚之行的骄人战绩，他们早有耳闻，“球王”李惠堂的名声也早已传至英伦三岛。为此，英国王室特地给国家足球队发电报，勉励本国球员要认真努力。当时《申报》的报道称，英国“震于我队南征之声威，亦未敢疏忽，英皇且专电鼓励士气，嘱其努力奋斗，保持国技荣誉”。 就在比赛开始前一天的下午，捷克队的英国籍教练在训练场遇到中国队，极其蔑视地问道：“你们中国人还是每天拖着大辫子抽大烟吗？我觉得你们会输给英国队6个球。” 1936年8月6日下午5点半，中国队第一次亮相世界赛场，与英国队在柏林康姆逊球场狭路相逢。当时的比赛观众多达万人。不过，他们大都是冲着世界劲旅英国队来的。 通过掷币，中国队择门占优，上半场背朝日光，并有顺风之利。 比赛一开始，早已洞悉中国队虚实的英国队便严密看防李惠堂，并发起了肆无忌惮的进攻，而中国队则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李惠堂的率领下和英国队展开了对攻。 翻开当时的报道，与现今球迷们习惯的球赛报道大相径庭，颇有“说书”的味道。 据报道，开场后，有“坦克车”之称的黄美顺便紧密盯防英国队的灵魂人物艾登斯特，而有“花和尚”之称的谭江柏及被誉为“铁闸”的李天生一次次跃起争顶，将英国人的攻势一一化解。特别是守门员包家平，左扑右挡，一次次将英国人近在咫尺的射门挡在门外。 尤其惊险的是上半时18分钟左右，包家平扑出了英队一个必入之球。当时英国队队长乔埃在后场起高球，球落至中国队前沿，英方抢得举足劲射，包家平一个侧扑将球挡住，球落在大门六七米处，有“英格兰屠夫”之称的陶滋举脚再射，眼看球临近球门，来不及起身的包家平情急之中用脚将球扫出了端线。 英国队气势汹汹，中国人也不甘示弱。第12分钟，球员、印尼华侨陈镇和斜传到英队门前，李惠堂候个正着，一记抽射差点得手。第18分钟，孙锦顺禁区内的一记卧射，球“砰”地打在门柱上，把当时欧洲最佳守门员之一的希尔惊出一身冷汗。 精彩的镜头出现在上半时30分钟左右，当时李惠堂得球，中路连过数人，至禁区弧顶处一脚远射，球如出膛的炮弹直冲英队大门，英队守门员希尔见球的力量太大，不敢用手去按，只好用双拳击出，但由于击球的部位不准，球落至小禁区罚点球处，“铁腿”孙锦顺快速冲上，未待球落地，即挥左腿一个凌空抽射，球挂网而入，这是一个典型的孙锦顺式进球。 正当中国队队员及看台上的华侨欢呼雀跃时，主裁判却判中国队犯规在先，由英队开任意球。其实，最后一个触球者非中国队队员，按规则这个球应算进。事后多年，孙锦顺提到这件事时，仍然愤愤不平。 这个球的误判也使中国队的心理受挫。上半场最后十分钟的比赛，队员一度松懈，场上险象环生，但好在有惊无险。 “英队虽频进窥，但我一鼓作气，攻守咸宜，如是互相攻守，未有寸进，遂于相持不下局势中”，以0∶0结束上半时。在场的西方新闻记者纷纷大做文章，他们在广播中大肆宣传，说中国队如何出人意料，不同凡响等，希望借此引起听众的注意和兴趣。而中方人员则认为，上半场“我队择门占优，得背日顺风之利”，对下半时的比赛表示了担忧。 休息过后，中英双方易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中国队逐渐出现体力不支的现象，李惠堂、孙锦顺在远征南洋时留下的腿伤开始隐隐作痛，场上奔跑速度明显放慢，李天辉、黄美顺等队员开始抽筋。这既是因为东南亚巡赛的劳累，也有旅途奔波元气尚未恢复的因素。 又坚持了10多分钟，中国队终于顶不住了。下半时13分钟，英国队利用吊角球的机会，乘右前卫徐亚辉小腿抽筋之机将球顶入球门。输球后，中国队士气大挫。仅过了4分钟就又被攻入一球。 最终，中国队以0∶2负于英国队，在初赛的第一场，就被淘汰出局。 中国队虽然输了，但看台上万余观众仍为中国队的精彩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中国人让人吃惊。”英国《泰晤士报》说。法国《巴黎早报》则评述：“很难想象，身材单瘦、矮小的中国人竟和不可一世的英国人相持了60分钟”。 这场球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社当时发回国内的报道称：“足球队的表现，是代表团中最令人欣慰的。”《中华民国体育史料》则写道：“民国25年的中英足球奥运之战，我足球队在海上颠簸月余后，与世界最强大之英国队足足抗衡60分钟，其表现甚佳”。 60多年后，一位曾目睹过这场大战的德国华侨张义和曾感慨地写道：“当时我二十来岁，是赴德留学的学生，也是一位足球迷，中国足球队抵达柏林的消息使我很兴奋，当时的中国国穷民弱，在大部分外国人眼里，中国的女人穿小鞋，甚至以为我们的男人也用布缠足。他们视中国人为迂腐的怪物，当他们得知中国人不仅参加奥运会，还派出了一支足球队时，先是惊讶，然后就朝我们比划着道：‘小脚，l0∶0’。当时我们这些留学生很气愤，特别是那些在祖国目睹过李惠堂、孙锦顺雄姿的同学，纷纷聚集在一起，商讨怎样为中国队助威。 当时中英比赛的门票是0.5个马克一张，而我们打工三天才能赚到一个马克。无疑门票是贵了些，但为了给中国队助威，再贵我们也买。 这场比赛我们虽然输了，但我们打出了气势。特别是孙锦顺的那脚射门至今仍历历在目。比赛结束后，我的很多德国同学一碰见我们便喊着：‘中国！中国！’并竖起大拇指。”
应邀巡战欧洲 虽然在奥运会赛场上一败涂地，但是中国足球队首次亮相国际赛事，却给许多国家的教练和运动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得知中国队转战东南亚的战绩后，英国依士林顿队想邀请中国足球队去英国，特派了该队秘书长的女儿到德国来看奥运会上的中英比赛。打算如果中国队踢得好，就邀请去英国；如果踢得不好，就作罢。 那位秘书长的女儿在看过了奥运会的比赛后，认为虽然中国队输了，却依然值得邀请，又专程拍电报请她父亲做决定。这位秘书长亲自赶去法国，看中国对阵法国勒阿弗尔埠际队的比赛。那场球赛中国以0∶6的悬殊比分败北，却显示了精湛的技术，其中险些破门的一球是当时难能一见的凌空球。这一球让英国人下了决心，邀请中国队去英国。 除了英国依士林顿队，球队还陆续接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奥地利维也纳、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相继发来的电报，纷纷邀请中国足球队前去访问比赛。当年与中国队交手的这些欧洲球队，有不少到今天依然声名赫赫，如巴黎红星队、荷兰阿贾克斯队、英国水晶宫队等。 不过，由于奥运会上被淘汰，全队士气不振，这9场邀请赛中国队负多胜少，最终仅获得1胜3平5负的成绩。 体力不佳是中国队最大的弱点，第一场负于德国法兰克福联队时，上半场中国队攻入三球，下半场连输八个球，以大比分告负，上下半场的表现判若两队。 在巡回各国比赛的途中，队员们真切地感到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误读。 英国是中国队走访的最后一站。到达英国时有一千多人在火车站等着足球队的到来，他们不是来欢迎球员的，而是想来看看梳辫子的男人长成什么样子，结果自然是大失所望。而球队到达的第二天，一家当地媒体刊登了一幅印象里中国人的漫画，并发表评论说，一群人戴着插着羽毛的帽子，穿着齐脚的长袍，这样的装束怎么能踢球？ 在过深的隔阂无法用言语解释的时候，足球便成了最易于交流的平台。在英国第一场比赛是对阵依士林顿队，这个队有4名英国职业球队队员。上半场中国队以2∶0领先，下半场0∶2，结果踢平成2∶2。第二场对水晶宫队，以1∶3输掉。尽管比分不占优，但英国报纸却几乎清一色地评论说：“中国足球队踢得很出色。” 在离开伦敦前，依士林顿球队设宴欢送球队，伦敦市长、英国足协主席都来参加了宴会。当时的中国大使馆武官对队员们说，平日里中国的大使来英国，也只是在报纸上第五六页的位置上登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消息，而你们却上了封面，伦敦市长也来参加宴会，真是不容易。 许多对中国足球的误解都得到了消除。就像英国足协主席在招待中国球员宴会上所讲的：“以前我们很不了解中国的足球水平，以为差得很，因此，英国设有一只‘中国杯’是专为我们那些小孩子和初学踢球的人而设的。今天见过你们的技术后，感到非常惊讶，要发誓将‘中国杯’取消，并警告英国的运动员，今天以后你们不要轻视中国队，不好好练习，不日就会败给中国队。” 像难民一样返国 对一支球队的尊重，无法改变对整个国家的看法。就在中国足球队巡战欧洲各国的时间里，新加坡华文报纸《星岛日报》刊登了一则漫画：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身着长袍马褂、形如槁木的中国人，用一副破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配题则是那个后来深深刺痛中国人的蔑称：“东亚病夫”。 国人也对中国队的战绩做了解读。刘大杰赛后专门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文章，将中国足球队的败北和当时的中国国情联系到一起。他感叹道，中国是身体衰弱的世家子弟，日本是强壮野蛮的农村青年，西洋文明这一针打在身子骨硬朗的日本人身上有效果，中国衰弱的体质挨上一针没准儿就送了命。“衰败堕落的民族里，只能产生投机变节敷衍与不抵抗的行为。” 泛泛而论，这样的结论似乎不无道理；但具体到一支球队，具体到那已然拼尽全力的22个血性男儿，这结论又显得如此残酷。 不过，这些都还不是球员们所来得及考虑的。因为此时，结束了比赛的中国足球队正被困在英国，回乡无门。 虽然在奥运会上，中国是以代表团的面貌整体出现，但实际中却是一盘散沙，赛事一结束，便各自做鸟兽散。 最后一站访问完伦敦后，准备起程回国的球队出现了一个意外：领队容启兆称未坐过英国的玛丽皇后号轮船，想见识一下，竟然丢下全体队员于不顾，自己从英国乘坐豪华邮轮赶往美国，再转道香港回国去了。滞留英国的球员们没办法，只好凑齐身上的零钱，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辗转赶路，先从伦敦乘船到法国，再从法国转了几次火车到罗马。 为了准时赶上从罗马到利物浦的火车，从那儿坐船回香港，全体运动员在罗马火车站露宿一夜，蓬头垢面地赶上了最后一趟去利物浦的火车，像难民一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并最终结束了这次意义深远、却遗憾颇多的奥运会之行。 这支匆匆组建、匆匆应战的球队，在留下了一页血性张扬的记录之后，匆匆解散。 从柏林奥运会回来后，李惠堂继续着他的足球生涯。抗战爆发后，他拒绝为敌伪服务，潜离被日军占领的香港，返回家乡广东，组织了一支“老柴”（意为老人）足球队，为抗战募捐。 绰号“小黑炭”的后卫陈镇和，在“七七事变”后加入空军，驻防西北一带，1941年1月28日在兰州上空与敌激战时英勇牺牲。 绰号“谭铜头”的谭江柏从奥运会回到祖国后直接参军。实际上，早在1932年上海抗战时，他就已经是十九路军后勤民运大队大队长。 …… 我们无法把一支球队和它当时所处的环境分开。时隔70多年之后，再度重提中国队折戟柏林的往事，依然会让人嗟叹不已。这是一支本能取得更好成绩的队伍，但是在他们失败的背后，却隐藏着某种必然。 竞技体育，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背景，终难开出绚烂的花朵。而令人感叹的是，这支早已远去的球队却兀自留下了倔强的背影——一边贫弱，一边辉煌。 回望历史，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感叹：假如当年的那支中国足球队生逢今天的中国，结果将会怎样？又假如，今天的中国足球队，也具备70多年前那批足球前辈在逆境下那种血性、坚韧、执着，结果又将如何？ 遗憾的是，历史不可能假设。 本期作者：唐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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