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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风云系列文章由作者张璟琳授权发表于冷热军事史。本文是此系列第四篇，上一篇是《刘渊：想做皇帝的匈奴单于》。 上篇说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南匈奴在魏晋时代境遇悲惨。但东汉两百年，南匈奴与其他普通百姓并无不同。 当年南匈奴的祖先们跃马扬鞭冲过边境，或许他们只看到了广袤大地的丰富物产、城郭楼宇的壮丽华美、达官富人的奢侈淫靡，却没有在意普通汉人百姓的生活根本不值得羡慕。 汉王朝向南匈奴提供土地，开放市场，平时有赏赐，遇上饥馑还送衣送钱送粮，除了严格监控匈奴贵族的政治动向，其余日常事务皆由匈奴自己决断。以上是汉人百姓理论上也能享受，实际上却大打折扣的国民待遇。但除此之外，匈奴另有超国民待遇，他们没有税赋。简言之，东汉朝廷在经济上对匈奴无所求，就是花钱买太平、花钱买忠心。 所以，并州南匈奴的生活比他们留在漠北的同族要滋润得多。生活滋润，人口增长就快，到东汉后期，匈奴“户口渐滋，弥漫北朔”。 汉朝末年，苦日子就来了。并州以前是袁绍的地盘，前任并州刺史高干是袁绍的外甥，呼厨泉单于则是高干的盟友，江山易主之后，曹操派来心腹梁习行使并州刺史职权。当时并州有两股势力非常活跃，一是南匈奴、乌桓、东羌等异族，二是并州当地豪强，史籍上说“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梁习就是来整顿这些人的。
梁习手腕狠辣高超，颇得曹阿瞒真传：他先礼聘匈奴、乌桓贵族与当地豪强，举荐一批领袖去曹操幕府作官；调开这些碍事的头头脑脑，梁习开始拉壮丁，匈奴、乌桓被编入“义从”，汉人被编入“勇力吏民”，强制这些壮丁随军出征；经此两劫，并州地方势力的家中只剩老弱妇孺，梁习于是强制他们搬家去邺城，前后搬走数万人。 有敢不服从的，梁习就派兵镇压，“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于是并州震恐，匈奴贵族、乌桓贵族、当地豪强，无不俯首归顺，不敢有异心。对于普通匈奴，梁习将他们编入户籍，与汉人百姓一样管理。 匈奴们因此要面临两大厄运：第一，匈奴从此要被编入汉人的军队，替汉人去打仗；第二，编入了户籍，意味着从此匈奴也需要缴纳税赋。 ▍匈奴被迫参军 匈奴加入汉人军队，这并不是新鲜事。早在汉武帝时期，禁军之中就有由匈奴组成的长水胡骑与宣曲胡骑，隶属于长水校尉，汉武帝还设立过胡骑校尉，掌管池阳胡骑。除了禁军，还有相当数量的匈奴被编入“属国骑”，参加过汉军远征匈奴、西域的战争。 然而时代不同了。西汉实行征兵制，二十岁以上男丁都有义务服兵役，终其一生，必须要充当郡国的国兵一年，卫戍京师或者守卫边疆一年。按《汉旧仪》记载，每年初，新的士兵抵达京师，丞相一定亲自到城外都亭迎接慰劳；役满返乡之时，朝廷会大摆酒席饯行，皇帝会率领丞相、大鸿胪等官员亲临酒会，士兵们有机会直接向皇帝畅所欲言。 军功还是西汉时期平民获取爵位的重要途径，爵位积累到第九级五大夫以上，就可以免除徭役；军功往往还是平民入仕改变命运的基础，汉武帝时“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当年跟李广利远征大宛的士兵，因军功获得二千石官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千石以下官的有一千多人。总之，在西汉做士兵，既荣誉又实惠，还有前途。
到魏晋时期，士兵的地位一落千丈，低于普通百姓，只略高于奴隶。魏晋实行世兵制，士兵的户籍专门列入“兵籍”，一日为兵终身为兵，更要命的是，这个身份还会世袭，入了兵籍，子子孙孙都在兵籍。为了防止士兵叛变、逃亡，士兵出征，其家属都会被搬迁到防守坚固的城市或壁垒里作为人质，一人叛逃，全家连坐，父母妻儿或被杀，或罚作奴婢。若得胜归来，功劳归于统帅；若不幸战死，遗孀将由政府安排，另配他人。总之，命运十分悲惨，若非乱世之中走投无路，是不会有人愿意去当兵的。 匈奴们被梁习拉了壮丁，心中的愤懑不难想像。史籍并没有记载这些匈奴，但记载了一个乌桓的命运。这个乌桓叫鲁昔，是并州太原乌桓部落的酋长，他们部落被梁习编进军队后，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安二十二年，曹操从汉中战败，撤军回长安，命令鲁昔留守池阳。 鲁昔估计是打仗打腻了，想叛逃出塞，但是他的妻子在晋阳城做人质，他若逃了，妻子必定会被处死。鲁昔舍不得，带部落五百骑兵潜返并州，五百骑兵藏在附近山谷里，鲁昔单骑潜入晋阳城。鲁昔带妻子刚出城，晋阳城内就发觉了，鲁昔以擅长骑射而出名，晋阳吏民不敢追，于是梁习招募鲜卑追杀鲁昔，悬以重赏。鲁昔马上坐了两人，跑不快，没来得及与手下会合，就被鲜卑人撵上，射死。对于曹操而言，梁习将一场叛乱平息于萌芽，立有大功，不久即封赏梁习为关内侯。 鲁昔被记入史册，因为他是地位较高的乌桓酋长，又与梁习的封侯直接相关。其他默默死于史书之外的乌桓必定不少，而乌桓如此，匈奴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坠入社会底层的匈奴平民 没被拉去当兵的匈奴会被编入平民户籍，他们的处境并不比编入兵籍的同族好多少。 魏晋承接东汉末年的乱世。长达数十年的战乱、流离、灾荒和疫病，造成一半人口以上的死亡，江淮以北的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地广人稀，导致田原荒芜，粮食极度缺乏，连袁绍、袁术这样的大军阀，其士兵也只能靠桑椹、捞蚌蛤来充饥，人吃人的记录屡见不鲜。 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军队、巩固政权，曹操实行了屯田制度，即提供土地、耕牛、农具招揽失去土地的流民，免除他们的兵役，使他们专心耕种。收获的粮食，如果屯田者借用过政府的耕牛，则政府得六成、屯田者得四成；如果自己有耕牛，则政府与屯田者五五分成。这个税率是西汉“十五税一”的七倍、东汉“三十税一”的十五倍，但对于流离失所的流民而言，有口饭吃总比饿死、战死强。对于那些自己有田的平民，曹操每亩收取租赋四升粟米，每户收取绢二匹、绵二斤，这个税率也比两汉时高很多。 西晋取代曹魏后，废除屯田制，但晋武帝非但没有减轻税率，反而一度将税率提高到八二分成与七三分成。西晋平民的负担因此比曹魏时期更重，他们除了租赋，还要承担力役。 与秦汉时相比，魏晋的平民阶层正经历着与士兵一样的遭遇，日渐卑微，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出路，经济上饱受盘剥，地位只略高于兵户、百工户等国家奴隶。 汉人平民尚且如此，被编入平民户籍的匈奴境况只会更差。匈奴的耕种技术不及汉人娴熟，他们又远不及汉人精明。魏晋时期匈奴内部迅速两极分化，匈奴贵族们使劲向汉人主流社会靠拢，他们取汉人姓名、读儒学经典，与汉人官僚、大地主相交甚欢。 普通匈奴则一下子坠入社会底层，许多匈奴为逃避沉重的税赋与徭役，主动依附于那些大地主，做他们的田客。据《晋书》记载，当时太原许多达官贵人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少至百数，多至数千。魏晋时代的田客与两汉不同，两汉的田客只是地主的雇工，是自由民，但在魏晋，田客已与地主有了人身依附关系，名义上是自由民，实际上与农奴差不多。 另外有些匈奴，连名义上的自由民也没有保住。匈奴、胡人体格健壮，能吃苦，鲜卑妇女肤白，身体高挑，因此在奴隶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普通奴隶的价值在绢六十匹左右，而健壮的胡人价值则在绢一百匹左右。《三国志》记载了一件事，可知当时购买匈奴为奴已经普遍到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地步了：曹魏正始年间，陈泰出任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洛阳的贵人们给他寄去大量钱物，托他购买匈奴做奴婢。
▍处境更悲惨的北匈奴 无论是兵户这样的国家奴隶、田客这样的半奴隶，还是纯粹的私人奴隶，大量南匈奴已失去了自由民的身份，刘宣所谓“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并不是夸张。 然而南匈奴并非最悲惨的。毕竟，他们已在并州生活了两百年，汉化程度很深，生活习俗与汉人没有隔阂；并且匈奴族群完整，在当地势力庞大，管理匈奴的官员也大多由匈奴贵族充任，这使得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汉人官吏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在当时，汉人官吏的暴戾贪婪是社会动乱的重要诱因之一。 比南匈奴处境更悲惨的，是那些西晋初年陆续内迁到并州的匈奴以及匈奴别部。 这些匈奴原是北匈奴的一部分。北匈奴向中亚迁移时，有大约五十万匈奴留了下来。后来鲜卑人占领草原，这些匈奴与鲜卑杂居，久而久之，便以鲜卑自居了，东部鲜卑中宇文部落的祖先即是这些匈奴中的一支。 曹魏时期，拓跋力微在草原上建立起短暂的部落联盟，这个联盟只维持了三十年，拓跋力微一死，草原上又陷入混乱的战争状态。西晋初年，有一部分匈奴为摆脱战乱与饥饿，举族南下，搬迁到塞内。从晋武帝泰始年间到太康八年，二十年间，前后有八批匈奴南下，人数总计超过三十万。
然而这种孤注一掷，却是另一种悲惨生活的开始。这些匈奴主要被安置在并州与凉州，分布于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安定、北地、金城诸郡，因为首批匈奴被安置在河西宜阳城，晋人习惯性地统称他们为“宜阳杂胡”，从这个名称也能看出，他们并不受当地人欢迎。这样衣着怪异、语言不通，对于农耕生活一窍不通的异族人在汉人社会里处处窘迫，他们唯一资源就是强健的体格，唯一出路就是做雇工、佃农。 沦落为奴隶的杂胡不在少数，甚至贵族阶层也不能幸免，大奴隶主石崇写过一篇《奴券》，讲述他有意买入一名“身长九尺余，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的胡人王子为奴隶的事情。日后扰乱半个中国的石勒，出生酋长家庭，早年做过雇农、小贩，最后还被贩卖为奴隶。他在造反之前，始终挣扎于社会底层，没有出路。在诸胡人军队中，石勒军队的杂胡最多，这支军队对待晋朝的官员百姓是最残暴的。 ▍不靠谱的徙戎之策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有不少人看到了来日大难。 早在曹魏时期，邓艾就曾建议司马师有计划地将那些与汉人杂居的羌人、胡人迁徙出境。他说“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晋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给武帝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曹魏时期人口稀少，西北各郡迁来大量胡人。如今虽然服从王化，但倘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人骑兵从平阳、上党出发，不过三日就能抵达孟津渡口，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都将变成胡人的庭院。” 他开出的药方也是“徙戎”。“逐渐迁出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诸郡的杂胡，严设关防，使胡人远离京畿，这才是万世长策。” 然而实际上这是一剂毒药。 若非逼不得已，没有人会背井离乡，去未知的远方闯荡。人同此心，汉人如此，胡人也是如此。大量胡人在公元三、四世纪大规模向南迁徙并非偶然现象，那两百年地球正处于一个小冰河期的中端，严寒几乎摧毁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脆弱的经济。世界各地的游牧民族纷纷向南方温暖的地方迁徙，在中国，匈奴、鲜卑、羯人渗透到汉人生活的地盘；在西方，以日尔曼人为主的“北方蛮族”不停骚扰着罗马帝国的疆土。西晋灭亡之后一百年，罗马帝国也灭亡于蛮族。 邓艾、郭钦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他们也许认为，此次胡人的南迁与之前两汉时期匈奴、乌桓的侵扰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为了改善生活。但实际上，此时胡人的故乡已经变得不适合生存，胡人是来求生存的，让他们折返故土，那是在要他们的命。 “徙戎”的建议并没有被晋武帝采纳，后世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严重失策。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写到这段历史，批注道“为后诸胡乱华张本！” 但实际上，如果晋武帝听从了“徙戎”的建议，那才是个灾难，“五胡乱华”的悲剧将提前三十年上演。西晋王朝武备松驰，除了洛阳禁军尚可，地方军队孱弱得令人不可思议，让他们去驱赶那些濒临绝境的异族人，无异于驱羊攻虎。 ▍秦州叛乱 那场困扰晋武帝近十年的秦州叛乱，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秦州是晋武帝在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割雍州、凉州、梁州新设立的一个州，治下有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其中陇西、略阳、武都三郡有氐、羌、鲜卑、匈奴、小月支胡、卢水胡等多个民族混居，一直是易动难安的区域。 晋武帝任命胡烈为首任秦州刺史，胡烈是雍州安定人，他的父亲胡遵、兄长胡奋、胡广都是当时名将，胡烈本人也曾随钟会入蜀立有战功。但是胡烈人如其名，刚烈有余谋略不足，所以这道任命刚刚颁布，大司马陈骞就劝晋武帝三思，说：“胡烈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是安定边疆的人才，恐怕会成为国家的耻辱。请陛下三思。”
晋武帝不听，结果第二年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就在秦州发动叛乱，杀掉了胡烈。 秦州的军事隶属于关中都督。关中是天下第一形胜之地，晋武帝定有“石函之制”，约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 当时的关中都督是汝南王司马亮，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五个儿子，也就是晋武帝的亲叔父。得知辖区发生叛乱，司马亮慌忙派出军队去镇压，可他也是个不能知人、不能御下的人，由他派出去的将领走到半路，听说叛军势大，逗留不敢向前。战报传到洛阳，晋武帝一看亲叔父如此不争气，脸上挂不住，就将司马亮免了官调回洛阳，没隔几天又任命他为抚军将军，都督南方军事去了。 接替当汝南王司马亮继任关中都督的晋武帝另一个亲叔父，扶风王司马骏。接替胡烈继任秦州刺史的是杜预，杜预虽然不姓司马，但他的妻子高陆公主是晋武帝的姑妈，杜预即是晋武帝的姑父。 派出了叔父与姑父，晋武帝还是不放心。杜预虽然在日后立下平定孙吴的绝世功勋，成为一代名将，但在当时，其将才还没有得到证明。当时外戚里面还有个羊祜可委以重任，可惜当时羊祜正在荆州与吴国的陆抗对峙，脱不开身。最后，晋武帝派出了并非宗室也并非外戚的石鉴都督陇右诸军事，直接指挥平叛。
石鉴并非无能之辈，早在曹魏末年，他就担任过护匈奴中郎将，镇守并州，是个有经验的老臣。但是晋武帝太健忘了，石鉴与杜预是不能放在一块儿共事的，他俩结过仇。就在不久之前，时任司隶校尉的石鉴参劾时任河南尹的杜预，害杜预丢了官。这事还没过去多少天，晋武帝就任命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又让杜预以秦州刺史之职兼任安西将军司马，给石鉴打下手，这就糟糕了。 果然，石鉴与杜预刚一上任就掐了起来。石鉴说，兵贵神速赶快出兵，杜预则说，如今胡人兵强马肥，我方孤军深入那是冒险，不如先运足粮草，等冬春之际水草干枯，胡人没了粮草，再发动攻势也不迟。 石鉴大怒，心想你这个安西司马竟然敢违抗我这个安西将军，当即一道奏书送到洛阳，参劾杜预不做正事，先给城门与官舍搞装修，贻误军用物资的调拨。晋武帝闻讯大怒，派御史带着槛车去将杜预押解回京，杜预就这样再次丢了官。不久之后，石鉴也因为谎报军功而免职获罪。 这两人一走，扶风王司马骏身为皇帝的亲叔父，不担心会丢官丢富贵，平叛的事也做得三心二意。秃发树机能因此纵横陇右近十年，十几万地方军队对他束手无策。搞到后来晋武帝已经有点心灰意冷，甚至在朝堂上讨论起该不该放弃秦州以西的土地。 最后平定叛乱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禁军将领马隆毛遂自荐，他招募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军队深入陇右，只用半年时间就斩杀了秃发树机能。 十年对半年，十几万对三千。这两组相差悬殊的数字除了证明马隆确实是良将，也暴露了西晋地方军队的惊人低劣，将帅的惊人无能。将帅无能自然要怪晋武帝用人不明，而地方军队战斗力如此低下，明显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祸起萧墙 秦州叛乱发生后，晋武帝一度很不解，他问臣子，百姓放着太平日子不过，非要造反，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叫阮种的书生回答，发生叛乱那是理所当然的。“如今胡人内附，与百姓杂处，边境和平久了，守军与百姓都已忘记战争是什么状态。承担一方重任的地方官有很多人非其材，有的贪财，诈骗、凌辱胡人，有的贪功，对胡人妄加杀戮。这就像用很细的缰绳羁靡烈马，同时又狠狠地鞭策它，烈马脱缰是必然的。” 曾经做过邓艾军司马的段灼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出答案。他说，当年讨伐蜀汉，朝廷在凉州招募羌族健儿，许诺必有重报。但是在应募入伍的五千凉州士兵立下一等战功之后，朝廷却又颁布了一道“乙亥诏书”，地方军队的军功不与中央禁军同等对待。最后，地方军队中唯有金城太守杨欣部下三十人，以攻克江由城的功绩受到封赏，其余无一人受封，而与此同时，却有众多只立下等军功的禁军将士被封为侯爵。一方面是功高不赏，另一方面是微功滥赏，如此不公平，未免令将士们寒心。 地方军队的兵源主要是兵户，兵户处于社会最底层，从军只为讨口饭吃，毫无荣誉感，也毫无政治前途可言，这样的军队肯定是士气低沉、战斗力低劣的。而那些招募来的那些骁勇善战的“义从”，朝廷却又食言而肥，歧视他们。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种美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地方军队的孱弱无能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了。 郭钦建议徙戎，本意是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但如果当真实施起来，只怕并州、凉州、幽州的匈奴、羯人、鲜卑、乌桓、氐人、羌人等各异族一时俱反，那可会天下大乱。
到了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乱世的征兆已经日加明显，太子洗马江统上了一道奏章，即是著名的《徙戎论》。此时江统焦虑满怀、言词激烈，他直言不讳地写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认为戎狄“弱则畏服，强则侵叛”，不可信任，汉人偏偏又“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这种刻骨之恨肯定会寻找机会释放，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江统开出的药方跟郭钦一样，将那些“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赶回他们在北方的故土。这个建议连晋武帝都没有采纳，晋惠帝是个傻子，自然更不可能会有反应。 那一年，引发日后全国大内战的宫闱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晋惠帝的皇后贾氏正处心积虑要铲除太子司马遹。子曾经曰过，“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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