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
熏杯折沿方唇，斜直腹，腹部四棱柱分为四组，每组中部镂空，饰勾连缠绕的虺龙纹。龙身饰连珠条纹，婉转奇特。口沿和底座分别以错银和嵌绿松石工艺进一步装饰，整体造型精美绝伦，为战国时期楚文化的代表作。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器物以蟠绕龙纹为主要的装饰纹样。这类龙纹纹饰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龙纹相互缠绕而组成一个单元，形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纹样。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曾出土一件镂空龙纹错银嵌绿松石熏杯，风格与此件极似，为足部不同，此件为外撇圈足，彼件为三足，然对比可知，此件熏杯当时楚地旧物无疑
商
此对爵流部和口部颇为明显地上翘，双柱靠近流部，但是较之早期的爵，双柱已经比较靠后，伞型柱头，其上饰阴线纹饰。鋬上端饰牛首，鋬身圆柱形。圆体高杯式身，胸部饰雷文一周，其上再饰以四个乳钉，乳钉之上凹陷小孔，余部皆光素。杯身底部皆三刀形足，为典型商代晚期风格。此对爵杯满覆青锈，青中泛白，皮壳古意盎然。
商 青铜兽面纹鼎
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煮食器，主要用来烹煮肉食，材质以青铜或陶为主。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开始使用陶鼎，到金石并用时代，青铜鼎开始出现，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青铜鼎的使用在周代达到鼎盛。青铜鼎是中国青铜器最重要的器形之一。除了作为食器，也有鼎是被用作承放食物或佐料的盛器，祭祀神明和祖先的礼器。
此件鬲鼎是在袋足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中还有着鬲较明显的身影，鼎为分裆式，侈口，方唇，口沿上铸双立耳，双耳略微外翻。鼓腹分裆，三面主纹饰为兽面纹，以云雷纹填地。鼎腹下接三条圆柱形足，光素无纹。 
商
觯是中国古代礼器，做盛酒用，流行于商朝晚期、西周早期。商朝时，觯为小瓶形状，大多有盖。此器扁圆形身体，侈口束颈，鼓腹圈足，盖上有方形钮。盖及圈足壁均饰云雷纹一周，颈部饰三角形蝉纹及几何纹、圆珠纹，纹饰变化有序。此拍品承商代觯之形制，颈部出有雷纹双耳。
商晚期
「觥」，又写作「觵」，也称兕觥。商周时期一种酒器。《诗·豳风·七月》：「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毛传:「兕觥，角爵也。」许慎：《说文·角部》：「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从角，黄声。其状觵觵，故谓之觵。觥，俗觵，从光。」《诗疏》引《韩诗》亦云：「兕觥以兕角为之」，都说明觥最初是用兕角制作的，为饮酒器，后来觥用青铜铸造，形体变大，就成了盛酒器，但有时仍沿用兕觥的名称。《刘桢·鲁都赋》：「承彝执羃，纳觯授觞。引满辄釂，滴沥受觥。飞觥走斝。」以及成语「觥筹交错」、「觥爵交传」，都是形容众宾饮酒唱和的热闹情景。
青铜觥最早出现在殷墟文化二期，也就是商代晚期前段，沿用到西周早期，其出土数量远较其它青铜酒器为少，目前见于著录的不过六十余件。但存世的也就一半左右，其中有一些仅存觥盖，有一些器存盖失。从考古发掘中可知，青铜觥都出土于墓室规模大、随葬青铜器很多的大型贵族墓，在商周青铜礼器组合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奴隶主贵族「明贵贱，别等列」的标志，也是统治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因而在商周时期能享有青铜觥的人，一定是身份很高的奴隶主贵族，一般贵族是没有资格享用的。 青铜觥一般分为椭圆体圈足型、长方体圈足型、动物型和兽角型四种。商代晚期后段（殷墟文化四期）是青铜觥最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青铜觥的数量最多，种类多样，造型庄重，形象大气，纹饰精美，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艺术水平和人们的审美特点。 该觥的时代为商代晚期（公元前十三至十一世纪），属于椭圆体圈足型，通高21.5厘米，通长22.7厘米。曲口宽流槽，后部有竖耳兽首半环形鋬，高圈足出沿后下折，形成一道高边圈。觥盖前端为龙头形，龙角高耸，阔口露齿，勾眉凸睛，耳向两旁斜伸；后部装饰大虎面，翘鼻竖耳，阔面鼓睛。盖脊作卷尾长虺，两侧各饰一条张口拱体尾上卷的夔龙。颈、腹和圈足各有三道扉棱，俗称出戟。颈部饰一对夔龙和一对小鸟，分布两侧。夔龙的上唇如大象长鼻向下翻卷，前腿弯曲向上前伸，正好布满流槽下部。小鸟勾喙卷尾，紧随夔龙之后。腹部饰三组龙角大兽面，其中一个正好分布在流槽的下方，与盖的龙头处于一条垂直线上，这是青铜觥装饰纹样中唯一的一例。兽面鼓睛竖角，獠牙咧嘴，给人一种神秘威慑和狞厉之美的感受。圈足饰六条夔纹，以扉棱为中心，两两相对，除觥盖的龙头虎面之外，通体以纤细的云雷纹填地。 该器的装饰艺术，崇尚繁缛，追求谲奇，刻意求工。器身满布花纹，极为精丽饬整，是典型的「三层花」。所谓三层花，就是除通常采用浮雕状主体纹和地纹形成的两层花纹之外，还在主体花纹上镂雕阴线细纹，形成装饰花纹的三个层次。富丽堂皇，精美绝伦。 盖内及内底各铸「天黾」二字，有人隶定为「」。郭沫若先生释为「天鼋」，以为是黄帝族轩辕氏的族徽。该族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一个显赫的大族，见于著录的青铜器竟达一百多件，器形有食器鼎、甗、簋；酒器爵、角、觚、觯、斝、尊、壶、卣、觥；盥洗器盘、盉和兵器戈、钺等，以酒器为最多，但觥类仅见天黾父乙觥和天黾父癸觥两件，其中一件曾为阮元收藏。这两件觥现今下落不明，仅有铭文拓本著录，没有器形影像流传。 天黾觥造型敦实凝重，典雅大方，锈色斑驳陆离，装饰手法纯熟干练，工艺精良，寓意神秘，彰显出古典青铜艺术之精美，且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件天黾族的青铜觥，可谓罕见之极品。 
西周
盖喇叭形捉手，盖面上半部分饰以大块鳞纹，盖缘亦饰一周横向的鳞纹。盖内壁正中有铭文十八字，相同的铭文还见于罗振宇旧藏的一件簋盖（图一）（《集成》：3874）和端方所藏的另一件簋盖（图二）（《集成》：3875），三簋纹饰完全一样，应该出自同一组器。从三簋铭文来看，虽然端方所藏两个簋盖的铭文拓本稍有模糊，仍然可以确定三簋铭文具出一手。
含有「?滔嫼」三字铭文器物尚有西周晚期的觞姬簋盖（图三）（《集成：3945》），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为端方旧藏，1946年傅斯年等购自北平，入藏史语所。其铭文为：「觞姬乍（作）?滔嫼剩（媵），?滔嫼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其铭文的用字及铸造风格和上面所提到的三件?滔嫼簋簋盖之铭文十分相近。罗振玉和端方所著录三簋盖之字，如果释为「稻」字并不能解，因为和觞姬簋一起，四个簋盖铭文的字后面都有「嫼」字，且觞姬簋「嫼」字之后的「剩（媵）」二字，已经指明了这是一件媵器，也就是嫼的陪嫁嫁妆。既然确定了嫼为人名，那么此件簋盖可以理解为嫼自作用器。由于四件簋盖风格相近，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做为嫁妆的觞姬簋，就是之后三件嫼自作簋的母本，四件簋极有可能同时被用作了嫼的陪葬礼器。 此件嫼簋簋盖是目前市面可见的为一件嫼相关的器物，今次得见，遇之难得 
春秋
此盉覆环耳钮盖，盖面饰突起的云雷纹，盖钮周围饰纽绳纹。提梁类似玉璜，片状，两头作龙首，以环链固定于盖钮及肩部。盘口、鼓腹、蹄足，侧出一鸟首流，盉身以弦纹分隔三部分，期间饰以几何纹饰。盉用于盛水，既可用于往酒中注水调解浓淡，又可作为盥沐用具，所以常见与盘合用。春秋时期的盉流部常作鸟首，纹饰十分繁复。
商晚期
铭文：中小臣軎?
此鼎方唇外折，双耳里于口沿两侧，略微外翻。鼎身斜直，四壁平整，四棱及四面正中出戟。鼎口沿之下饰凤鸟纹两组，以出戟为中轴线对称。凤鸟纹之下铸饕餮纹一组，凤鸟及饕餮表面再饰以阴线，是以浮雕层次更为丰富。凤鸟纹和饕餮纹之下以雷纹填地，铸工细密。平底，下接四圆柱足，足身饰阴刻蝉纹。器表发绿锈，间露黑锈，古意穆然。这一器形和装饰风格延续自商代晚期，可参见安阳戚家庄东出土的「爰方鼎」。
商代卜辞和西周早期的铜器上都出现过不少有「小臣」铭文，根据学者的研究商王朝在内服方面,主要从后备人员中选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员,可能与「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还处于成长和训练阶段,故被称为「小臣」。这批后备人员有的来自外国族,有的是商王子嗣,还有的是女性。他们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或所来自的国族来区分他们。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他们所来自的国族担任军事首领，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
「小臣」之后的「軎」，除此件外，目前仅见于西周早期的鼎（图四），乃是軎吊（叔）赏赐之后，氏所作之器。《说文》：「軎，车轴端也。从车，象形。」「軎」本意仅为车轴部件而已，因为缺少其他铭文实例左证，姑且将「軎」释为官名，或许是专司车马之职位。综上所述，「中小臣軎?」可以理解为，在中族司车马的内臣所作之鼎。
西周
壶盖呈方喇叭形，其上饰回纹两匝。盖方棱，上下刻两道弦纹。壶身饰重环纹，直颈两侧铸兽耳。鼓腹下垂，圈足外撇，足颈饰弦纹一周。壶身外部满覆绿锈，内腹发紫色结晶。
周礼·秋官·掌客》：「壶四十。」，郑玄注：「壶，酒器也。」《诗·大雅·韩奕》：「清酒百壶。」殳季良父壶铭：「用盛旨酒」；曾伯陭壶铭：「用自作醴壶」；郑楙叔壶铭：「作醴壶」，凡此皆是盛酒之壶。古代酒种繁多，所以酒壶的器型亦十分多样，至西周早期，扁壶多宽口短颈，大腹下垂，圈足外撇，此壶便是其中代表。
战-汉
此套编钟为甬钟，一组十件，大小递减，应是单面一排。根据《周礼》之制，单面一排之编钟称为「特县」，为士大夫级别的用度。《周礼·春官·小胥》：「正乐县(悬)之位，王宫县，诸侯轩悬，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郑司农云：「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特悬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悬。軯悬三面其形曲，故《春秋传》曰：『请曲悬，繁缨以朝』，诸侯礼也。」
礼乐是周代制度的核心，编钟的等级以及每个部位的名称，乃至使用的规范都有明文的规定。《周礼·考工记》记载：「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谓之隧。」此套编钟成腹瓦形，「钲」部正中以棱线框出方格，左右两侧起棱线隔出五层方格，间中每排铸三个乳钉为「枚」，每面钲即有十八「枚」，「枚」间为「篆」和「鼓」部表面以菱形花纹填地。「舞」部光素，「甬」身亦以菱形纹饰填地，「旋」「旋虫」及「衡」部光素。春秋以来编钟时有出土，目前规制最高的编钟为曾侯乙编钟。
汉
汉代漆器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是珍贵的器物。高规格的漆器中，往往有青铜组件共同构成。此件便是铜漆结合的产物，托座青铜铸造，呈一大圆环，下有螭龙为足。螭龙头上尾下，头部转动微侧，两前爪攀登圆环，两后足长尾着地，数只一起将环托起。青铜之上，点缀镶嵌着绿松石、蓝宝石、红玛瑙等，均匀分布，画龙点睛。原有漆盘已经腐烂不存，现有湖北省博物馆所配漆盘添加其上。可见当时所用之貌。
西周
甗为蒸饭器，全器分为上下两个部份，上体用以盛稻米，称为甑，下为鬲，用以煮水，中间的箅通气以蒸与甑。此甗侈口，直缘，口缘两侧铸双立耳，双耳作纽绳形。甑呈仰钟形，口沿之下一圈突起弦纹，余部接光素。甑与鬲之间有箅，箅一端有圆形穿孔，所对一段有圆环突起，方便取用与悬挂，箅身有五个X形穿孔以做通气之用。袋腹鬲，其上饰牛首，眉目口鼻作浮雕状，无地纹，三足细短。甗从商代早期已有铸造，到商晚期西周早期开始兴盛，是当时必不可少的礼器。
汉
J.J. Lally & Co. 旧藏
灯盘成环状内凹，灯柱铸成蜿蜒蛇身，蛇口衔盘，蛇尾盘曲成底座。蛇身铸造极为精巧，鳞片、背脊栩栩如生，其曼妙身姿巧妙承重，使得灯具线条停云，毫无刚直凝滞之态。常见的汉代动物型立灯常以雁足或者鸟足为柱，如六舟所拓剔灯图中的灯具，见《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浙江省博物馆，2014年，页54；以及山东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藏的一件雁足灯，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2卷》，编号106。蛇形的立灯极少，尚无可参考的他例。
汉
此件铜鎏金熊镇为一次铸造，再鎏金而成。熊口大张，做右手作搔首状，探至脑后，单膝跪地，左手扶於左髀。全身錾刻细毛，全器细致而生动。汉代席地而坐，席面四角常至金属器物以压腳，熊像席镇是当时流行的款式。
商
此为鬲式鼎，敞口外撇，其上两端铸双立耳，以略微外撇。鼓腹略微分裆为三，各承一足。肩部出四短棱，每棱两侧对称饰简化抽象的凤鸟纹，再以雷纹填地。鼎身余部光素无纹。此鼎满覆古旧绿锈，暴露的铜胎已泛黑漆古色，可知传世日久
商
铭文：齿受且（祖）丁
尊薄唇，束颈，鼓腹，高圈足外撇，为典型的觚式尊。腹部上下各饰两匝弦纹，弦纹之间前后两面饰饕餮纹，左右两侧饰變體龍紋纹，主要凸出的纹饰之上再阴纹線条。余部光素无纹，表面零星发綠鏽及少量红鏽。整体装饰简单素雅，又不失庄严。器内底部铸铭文：「齿受且丁」
此器源自清代福建最显赫的陈家，即陈承袭旧藏。螺洲陈氏自咸丰以降连续五代进士及第，至陈承袭一代，育有六子，其中三进士、三举人，人称「兄弟六科甲」。陈承袭孙子（陈宝缙）的儿子陈懋鼎也是进士，「父子叔侄兄弟同榜进士」亦为奇观。这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宣统皇帝的帝师陈宝琛（1848－1935），他於宣统三年进入毓庆宫开始担任溥仪老师，追随废帝十余载。陈宝琛藏书十万余册，「冠於全闽」。並且从其父亦醉心金石，1931年经孙壮选器八十五件编成。其中殷周彝器四十七件、兵器四件、汉器七件、镜二十四件、杂器三件。以全形拓本缩印,每器均记大小、重量。间收罗振玉、王国维、吴大澂、丁佛言等的释文和考证。此件拍品位列其中，並且经由罗振玉、柯昌泗等人著錄，得以今日有诸多文献可查其脉络。
目前此器最早可查的拓本见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柯昌泗《谧斋金文拓本》，从上面的钤印可知，此件拓本为为周康元於1924年孟冬拓於闽县嬴江。此器从陈家散出之后，流落欧洲，於一九八五年在佳士得再次露面之后，今日再现拍场，遇之当属有缘。
春秋
鼎隆盖，顶上铸镂空圆形捉手，捉手凸起三棱弦纹，有六柱，每柱上饰甲壳昆虫纹样。盖面装饰极繁，盖心饰窝状火纹，火纹外一周饰抽象小蝉纹，横向围绕火纹一周，之外再有一周抽象蝉纹以水平上下排列围绕一周。如此重複两匝，盖身以两条纽绳纹分为两周同心圆，其内饰钩连云纹及蝉纹一周。
鼎身口缘起一条棱線和盖口相合，口沿之下两侧铸方形镂空附耳，耳转折直挺，耳身饰钩连云纹。鼎腹三分之一处凸起纽绳纹一周，其上铸钩连云纹满工，直抵唇口。其下先饰水平抽象小型蝉纹一周，再饰大型垂直蝉纹一圈。再下至器底则光素无纹。下腹承三足，足空心，上部铸兽首，下部略微外翻成蹄状，短而有力。
此鼎全身泛暗綠色鏽，间杂暗红色鏽，色如重枣，为典型的红斑綠鏽，皮壳古穆暗沉，这一器形及装饰流行於春秋晚期。
西周
铭文：戉（箙）
该觯敞口直缘，颈内束，腹鼓微垂，足外撇，底部亦直缘。颈部及圈足正中出戟，上下两周弦纹，弦纹内饰凤鸟一对。腹部饰直棱纹。表面綠鏽红斑层次丰富，包浆古穆。此器最早由英国Ingram爵士收藏，1993年於伦敦苏富比释出之后再也未见诸市场。
「箙」为商代之方国、家族及氏名。
觯为商代晚期乃至西周重要的礼器，《礼》曰：「一人洗，举觯。」《礼记·礼器》更有「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的记载。河南殷墟出土的实物曾有数例是将觯摆放於大型的尊内。觯的形态变化並不多样，或鸮形，或扁矮敦实，或长条修身，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觯多为扁矮敦实，至后期则逐渐修身，俟春秋之时则长条如觚矣。此件觯体量虽小，然鼓腹敦实，是典型商代晚期风格。
西周早期
此提梁卣形制颇为特别。盖顶捉手高企成喇叭形，盖穹顶，直缘颇长，直入卣颈部三分之二余。盖面饰牛首，牛角上端翘起，突出器表。颈成直筒型，光素无纹，圆肩，两侧铸钮，钮中套铸提梁。提梁成纽绳状，两端铸兔首，兔儿修长，眉目清楚可爱。卣腹外鼓如球，腹身装饰与盖面装饰类似，表面铸大牛首纹，牛角末端突出器表，巨目凝视，神态威严。主纹饰牛面左右分别铸有龙形纹饰，头朝下，尾朝上，首角分离，四字简化弯曲。凸出纹饰之上更饰有阴文花样，使得整体纹饰凹凸有致。圈足颇高，外壁素身无纹，器底见棱形网格状范線。器表泛綠鏽及蓝鏽，部分露出青铜本色，黄灿如金。
高浮雕牛首装饰流行於西周早期，可资参考的例子有上海博物馆藏的古父己卣和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的伯矩鬲，另有一件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高浮雕牛首提梁卣。此三器盖身皆装饰有和此件提梁卣极为相似的高浮雕牛首，这类牛角翘出器表的做法，不见於商代铜器的装饰工艺，故而文献中皆将这种工艺归为西周早期的装饰。
商晚
方彝作为殷商时期的器类，商代晚期曾经很盛行，殷商灭亡后，方彝又受到西周早期贵族阶级的宠爱。在各类考古资料中可知，方彝只出现在较大的墓葬当中，一般的小型墓葬不出方彝。方彝拥有者一般具有很高的地位，最起码是贵族以上的阶层，直至商王和王后。殷商时期方彝等级较高，使用在贵族阶层中，使用范围比较狭窄，以至於商代灭亡后，方彝数目大大减少，到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
商代晚期有资料可查的方彝共九十餘件，传世七十餘件，出土地点明确的十九件。
方彝器形富丽堂皇，外形极像高大的宫殿建筑，特别是偶方彝，盖上部的七个方形槽排列规整，很像房屋的屋椽，有可能模仿当时的大型宫殿建筑而铸造的，是商周时期宗庙或者宫殿的缩影。
商
此爵造型具有典型的商代晚期特点，深腹圆底，三棱形足，口上有二菌形柱，腹部饰饕餮纹，云雷纹填底，口、流、尾下均有蕉叶纹，主题饕餮纹鼓出，与衬底云雷纹形成复层花纹。此爵身上有4道高起扉棱，其中两道一直延伸到爵的流与尾上，实属难得，说明此爵在商代时，属於非常重要的礼器。器身上除綠鏽外，还有孔雀蓝，看上去十分艳丽。
鋬下有一族徽，释为「先」字,现存北京保利博物馆的「先」斝和「先」方彝同铭，时代相近，鏽色相近，大致可认定是同组器，应是先氏家族，为在宗庙中祭祀祖先而铸造的盛酒礼器。
西周早期
铭文：姬乍氒辟日戊宝彝。姬彭，是一位女性，是该簋的作器者。在古代，一般情况下，自作器的女人必然是已婚女子，且在家族中处於主导地位。就目前所见资料，尚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未出嫁女子有自作器。
??西周时期自作器的妇女，其称谓一般由夫家国名（或氏名）、母家国姓以及女子私名组成（私名也可省略）。铭文大意是说：姬彭铸造了过世的夫君日戊的祭器。
??从姬彭为姬姓可知，她是周族女子；而夫君死后使用日名，极有可能是商族的后裔，或者受商族文化影响的部族。
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奴隶主贵族等级越高，使用的簋数越多，造型越精緻。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以显示奴隶主贵族的身份地位。据史书记载，天子（周王）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考古发掘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1960年陕西扶风齐家村一个窖藏出土一套形制、纹饰、大小、铭文相同的中友父簋二件；宝鸡茹家庄伯墓出土的儿簋，共四件；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簋，共八件。中友父的身份为元士，伯的身份是大夫，微伯的身份也是大夫，八件簋应是两套，与文献记载的情况相合。
侈口束颈，腹部微鼓，下部圜收，一对兽首半环形耳，兽头扁平宽大，但耳圈扁细，垂珥下部作蚕豆形並向内倾斜，圈足较直，其下连铸方座。颈部、圈足均饰夔龙纹。夔龙凸目咧嘴，象鼻上卷，以纤细的云雷纹填地。簋颈的前后增饰浮雕牺首，腹部装饰连珠纹镶边的斜方格雷纹，中间填以方底小乳钉，方座四壁的上下左右均饰以条状的斜方格小乳钉云雷纹,方座面的四角饰以三角雷纹。
纵观姬彭簋的造型、纹饰和铭文书体，确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的西周早期青铜艺术品。其铜质优良，铸造精工，纹饰华美，保存完好，鏽色斑驳，且铸有铭文，器主明确，特别是铭文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国名（或族氏名），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进一步认识西周王朝与殷商部族、少数部族的融合和友好相处，以及青铜器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
此簋口沿略微翻折，颈部一周弦纹，两侧铸双牛耳，耳下垂铸方形小珥。耳部牛首正中出戟，目若铜铃，鼻翼喷张，十分雄壮。胸部上下饰一周联珠纹，期间以双耳及前后正中为轴，铸四组兽面纹，方形兽眼突出如蚕豆大小，
大眼两侧又有豌豆大小小眼，余部以窃曲纹填地。高圈足，圈足有两周弦纹缠绕，对称分布四个十字形穿孔。簋内对应双耳处有四个凸起乳钉，为固定双耳所用。
此簋双耳及兽面纹样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商代早期，类似的兽面纹样及联珠纹常见於河南地区出土的商代早期及中期器物。
商晚期
簋薄口直缘，束颈，鼓腹下垂，高圈足外撇。颈部和下腹两侧铸双耳，耳上部铸羊首，羊角卷曲如回字，双目凸起如豆，双耳外翻。肩部前后正中铸兽首，左右两侧对称装饰凤鸟纹，凤鸟双目突出，其间以雷纹填地环绕肩部一周。圈足以同样手法装饰对称凤鸟纹，再以雷纹填地一周，惟无兽首为中心
安阳殷墟自宋以来盗掘不断。殷墟所出铜器，民国时琉璃厂古董商黄浚（伯川）经手最多，达一百余件，皆錄于其所编着之《邺中片羽》中。
《邺中片羽》着錄之器，因公认皆为殷墟所出，学术地位重要，故历来备受世界各大博物馆之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其着錄132件殷墟铜器中至少已有103件入藏中外19家博物馆。
其中，中国65件，分别为：北京故宫32件，上海博物馆8件，台北故宫7件，国家博物馆6件，辽宁省博物馆3件，旅顺市博物馆3件，清华大学图书馆3件，首都博物馆1件，河南安阳博物馆1件，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1件。
欧洲24件，分别为：大英博物馆8件，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6件，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5件，斯图加特林登博物馆3件，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2件。
美国14件，分别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4件，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陈列馆4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3件，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3件。此外仅余29器，其间或有已入馆藏而未统计到者，亦或有散佚者，目前可知私藏寥寥，遇之当属有缘。
黄伯川[1880--1952]，名浚，以字行。北京琉璃厂古玩商人。原籍湖北省云梦县。幼时进京，在同文馆读书八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语言，毕业后人德国奇罗佛洋行做译员。宣统二年（1910），黄伯川接替他叔父经营尊古斋，同端方、宝熙、溥儒等清室王公贵族颇有生意往来。其经营金石、陶瓷、古玉等古物长达四十年，过手精品不计其数，名扬南北古玩界，与张樾丞、韩少慈幷称琉璃厂「三大财主」。
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他还是位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他经营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同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幷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一问题。此后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
黄伯川毕生经手文物无数，大多编撰成著作传世，其中有：《尊古斋古钟集林》十二册、《衡斋藏印》十六册、《衡斋金石识小錄》二卷、《邺中片羽》三集、《衡斋吉金识小錄》二卷、《衡斋藏见古玉图》二卷、《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四卷、《尊古斋陶佛留真》二卷、《古玉图錄》四卷、《尊古斋集印》六十卷。
商
觚喇叭口，豎頸細腰，高圈足外撇，足邊直緣。頸部飾四足蕉葉紋，蕉葉紋內以雷紋填地。腰部及圈足出四齒狀扉棱，為俗稱的「出戟」。以前後兩條出戟為中軸，對稱裝飾獸面紋一對，獸面雙眼突出如豆，獸面主要紋飾之餘填以雷紋。此觚表面發綠漆古鏽，皮殻古穆。此觚最早著錄於羅振玉所着《三代吉金文存》，後來流散日本，1982年之後又流至歐洲，至今重現，頗為難得。
战国
此套编钟为甬钟，一组九件，根据《周礼》之制，单面一排之编钟称为「特县」，为士大夫级别的用度。《周礼：春官小胥》：「正乐县(悬)之位，王宫县，诸侯轩悬，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郑司农云：「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特悬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悬。軯悬三面其形曲，故《春秋传》曰：『请曲悬，繁缨以朝』，诸侯礼也。」
礼乐是周代制度的核心，编钟的等级以及每个部位的名称，乃至使用的规范都有明文的规定。《周礼：考工记》记载：
「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於，於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於上之攠谓之隧。」
此套编钟成腹瓦形，「钲」部正中以棱線框出方格，左右两侧起棱線隔出五层方格， 间中每排铸三个乳钉为「枚」，
每面钲即有十八「枚」，「枚」间为「篆」和「鼓」部表面以菱形花纹填地。「舞」部光素，「甬」身亦以菱形纹饰填地，「旋」「旋虫」及「衡」部光素。春秋以来编钟饰有出土，目前规制最高的编钟为曾侯乙编钟，主要以甬钟构成；最近江西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装饰风格及形状与本件拍品之编钟颇为相似，可见这一风格延续颇为长远。
战国
此带钩钩首作螭龙形，螭龙双耳后伏，双目圆瞪，鼻孔喷张，错金丝刻画眉宇腮毛，错银箔以饰双耳。钩身線条修长，错金银满工。最上饰以飞鸟，其下饰以虎豹，再下饰以黑熊，双眼飞翔其间，钩末铸成蹲坐熊形，熊耳高企，两腮翘起，双目瞪视前方，利爪错银，十分森然。额头嵌以綠松石，眉宇鼻梁错银之外，皆错金。钩身正中亦嵌有两粒綠松石，作为对称图案之中轴。此件作品金银错纹样极其生动精细，铸造钩首钩尾之螭龙与坐熊立体形象而生动。
战国
钩首作螭龙形，钩身正中铸一隻鹰嘴兽啣住一隻大鱼，钩尾作花瓣形。此带钩铜质精良，色泛枣红，其上錾以图案，填以金银箔。鱼身鳞片错银，为菱形花纹，带钩身上所饰之灵兽亦错金银，饰以毛髮，精细而生动。带钩背后之钮错银丝卷云纹，钩背错银九字，可识者有「珍」「钩」「舍」「珠」「鱼」诸字。
春秋
国北方沿长城带地区，尤其是鄂尔多斯地区，出土了大量以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器，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早商时期即已出现，时值发展初期，仅见有铜刀、铜锥、铜镞等小件器物；商代晚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经历长期发展后，在兵器、工具、生活用器等方面均出现典型器物；
西周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器形到纹饰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发展达到高峰，除之前所见器形外，种类繁多的各类装饰品极具文化特色，並成为其代表性器物之大宗；随着中国青铜时代走向末期，时至西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的许多器物消失或被铁製品所代替。
此尊青铜铸造而成，外形为鸟，是典型的北方鄂尔多斯风格器物。鸟昂头挺胸，双羽归於身旁，尖尾下垂，两腳分立。其身上錾刻出粗犷的羽毛及纹饰，吻部上方可以打开，用以盛装。深沉的铜色上，佈满片片红斑，与阔达的刻工营造出古拙斑驳的历史感。尊本是中原文化中的酒器，此件显然将鄂尔多斯元素融合，创造出极富地方风格的新器型，在传世青铜器中极为罕见。
战国
带钩是束腰皮带一端的掛钩，古称鲜卑、师比头，最初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使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原。战国晚期到西汉是带钩繁荣发展的时期，汉以后逐渐衰落。带钩的基本形制为下方有钉柱，用来固定带子一端，上方弯曲作钩，用来掛住带的另一端，钩体侧视呈S形。此带钩呈流線型，平面犹如拉长的琵琶状。通体亦採用错金银工艺装饰规则的几何纹，並镶嵌綠松石点缀。战国晚期，此种工艺已十分成熟，多用於大贵族的器物装饰，是身份的象征。
春秋
五齿耙，耙背饰镂空饕餮衔龙纹，柄顶铸有一饕餮，饕餮怒目圆睁正衔住柄端两侧延伸出的双龙，双龙爪抓饕餮撕扯中身体呈S状，龙首回顾似乎要回身去撕咬饕餮。纹饰设计巧妙，铸造精美，属典型晋国风格。柄底銎内残存已朽木柄屑。
汉
此件铜鎏金熊镇为一次铸造，再鎏金而成。熊口大张，做右手作搔首状，探至脑后，单膝跪地，左手扶於左髀。全身錾刻细毛，全器細緻而生动。汉代席地而坐，席面四角常至金属器物以压腳，熊像席镇是当时流行的款式。
汉
此件青铜镜圆形，四叶座圆钮。纹饰分内外两层，内层有小四乳，四叶乳座，分隔有四虺纹。虺是龙的一种，常在水中，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外层有四大乳，亦有四叶乳座，四段内分别有辟邪、青龙、朱雀等瑞兽两两一组。镜钮与内圈有凸面宽弦纹和栉齿纹，内层与外层则有凸面窄弦纹和栉齿纹相间。镜面纹饰線条极为笔挺，锋利扎手，近乎高浮雕，神纹造型生动奇巧，为此类镜中上佳之品。
西周
鼎双耳立于口沿,顶部略微外翻, 鼎口沿翻唇,
唇边较薄，腹部微鼓，腹下承铸三条粗壮的圆柱足。鼎腹六出戟，腹深上下起细条弦纹四匝，间隔上下疏密不同。最上两条弦纹见以出戟为中轴铸凤纹两组，六面皆然。最下两条弦纹之间铸饕餮纹，以出戟为鼻，双目突出，眉耳口爪翻张，十分威严。鼎腹底圆鼓，所承三足之上阴可蝉纹。此器外壁铜色古穆，锈蚀较少，内壁绿锈青翠，古意盎然。
此鼎装饰不同与常见之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的风格，彼时之同类圆鼎饕餮纹和饕餮纹之间多以雷纹填地，而此鼎主体纹饰之外并无其他坠饰，外壁简洁光素，反令作为主体纹饰的鸟纹和饕餮纹十分突出。
春秋
此鼎体量巨大，盖身一体保存完整。盖顶铸三个虎钮，虎回首翘尾，盖饰三周蟠龙纹。鼎为子母口，口沿下一周交首蟠龙纹，两侧铸双耳外倾，耳身亦饰龙纹。胸部一匝绹索纹，绹索纹之下有饰一匝蟠龙纹。盖顶及器身之蟠龙纹身上皆填以繁密雷纹。下腹承兽首蹄足，壮实敦厚，此器为典型春秋时期的风格。
春秋
宽衣缚带的装束最晚在商代就有实物证明，而腰带最重要的配件——带钩则是古代身份与权力的象征，所以王公贵族所配带钩极尽繁复华丽之能事，此件镂空九龙带钩可谓个中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多以螭龙作钩头，此件亦不例外，为钩身作方形，以镂空模铸八条螭龙首尾缠绕而成，钩身正面更有两条螭龙口含金蛇作拉扯状。九条螭龙皆大耳、宽鼻、圆眼、独角，龙身两条连珠纹，铸造极精。带钩为纯金铸造，一九八零年代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一批秦国带钩中，即有大量纯金带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