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和法律机器人到底想干啥？

这两天网上对法律大数据、法律机器人的概念炒的很火。有观点认为，法律大数据出来了，传统的律师事务所必须要投靠新兴的大数据平台；法律机器人出来了，传统的律师就可以歇菜了。

真的会这样吗？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国内曾经有过一个概念被炒的很火，这个概念叫“电脑量刑”，即借助电脑收集相关数据和信息，借助电脑的容量和分析能力，对所有的刑事被告均衡量刑，以此维护量刑平衡。二十年前的这个概念，在当时对传统法律行业造成的惊悚，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法律机器人给律师们造成的惊吓。但对电脑量刑的研究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当然，轰轰烈烈的“电脑量刑”并非没有留下任何财富，之后我们在众多的法律信息软件和智库身上，都可以看到电脑量刑概念的痕迹：新时代的人们试图用新手段新方式来促进法律行业的变革和突破。

虽然从表面上看，电脑量刑无法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案件和被告人的非标准性，但鼓吹电脑量刑的专家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法律和法律行业是国家结构中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博弈的要地，是统治者的禁脔。如果都用电脑量刑了，法律就不再是国家统治的机器，而变成了一种工业化产品。这种结果，无论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号称法律发达的欧美，都是不愿看到也难以看到的，任何国家的统治者都不愿去发展一种用传统统治方式无法掌控的工业化怪胎。

在今天，传统的商铺纷纷倒闭，人们窝在家里沙发上随意点击淘宝，等待自己心仪的货物由年轻的快递员送到家门。乍看上去，购物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只是表象。从法律关系的角度看，点击鼠标的人与销售货物的电商之间的法律关系仍然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这和之前人们到商铺里去购物并无本质区别。在人人都拥有智能手机的今天，互联网对传统行业形成的强大冲击是有目共睹的，互联网革命的确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但互联网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最根本之处在于它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如同火药和指南针到了欧洲并不只是单纯为了造火药和航海，其根本之处在于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工具对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把原来封建土豪的宁式床和娘子给抢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法律服务市场。

今天互联网时代的法律服务市场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么迟滞和木讷，需要等待大数据公司和法律机器人来攻城略地。事实上，法律服务市场的暗战一直都在进行，对服务市场利益的争夺始终都很激烈。有心的读者可以看一看过去二十年上海滩律师事务所的排名，看看有几家所可以二十年笑到最后。如果说上世纪的二十年到本世纪的前五年是抢夺市场搞圈地运动的时代，那么到了最近的十年，则是互联网革命对法律服务市场形成新冲击的十年。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加速细分，以及专业化要求的越来越高，为了应对新时代的新要求，律师事务所争相合并越并越大，各种专业法律服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

今天的大数据和法律机器人并非横空出世，他们只不过运应而生，利用了新时代新工具的强大功能，向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了升级版的信息产品，但如果掀开这些簇新的包装，我们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旧瓶装了新酒再重新出售。大数据也好，法律机器人也好，说到底，他们仍然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就像之前的电脑量刑程序以及其他各类法律服务软件一样，可以给法律人提供各类参考数据。当然，电脑量刑由于根本的方向性错误而没法走下去，但大数据和法律机器人的瞄准方向是基本上民间化的法律服务市场，这个方向应该是不会有政治错误的。

需要注意的是，事物量变到了一定的程度终归会促成质变。大数据和法律机器人提供的新模式，也会慢慢影响和改变着律师们传统的法律服务方式，重新分割法律服务市场。当老律师还在约朋友和法官出来吃饭时，年轻的律师已经在轻点手机挣取咨询费了。如果不跟上时代的步伐，把持传统不放的老律师们可能就会变成温水锅里的青蛙，舒服着舒服着就变成了一道菜。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熙熙攘攘，皆为利往。不要以为做大数据和法律机器人的哥们儿只想做产品，他们的野心，其实是对法律服务市场财富的重新分配甚至是垄断。所谓的革命无非就是一个托词，以此来掩饰造反者出身的非正统。他们就是来抢钱的，原来把着宝贝的老律师们可得小心了。这场争夺战，究竟谁会笑到最后，还是大家打个精疲力竭一笑泯恩仇，还真有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