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时代的失序与重构

变动时代的失序与重构

经略网刊   魏南枝   2016-10-19 11:10  

面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波兰尼曾经认为，“唯一可以避免这种灾难性局面的途径，是建立拥有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组织权力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从来都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成员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估计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并未能发挥上述“超越国家主权的组织”作用，也因而并未建立起波兰尼所期待的国际秩序，而是继续由强权主导秩序的模式。

卡尔.波兰尼

一方面，美国依靠其强大国力在西方世界行使了“类世界政府”的职能长达数十年，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一领导者角色被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中心—边缘”是美国所领导的世界体系的一个基本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该体系的“中心”，而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主权事实上受到该体系的种种限制而处于“边缘”位置，他们是这种不平等基本关系的受害者。

上述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处于该秩序“中心”的国家和地区据此牢牢把握着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权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一轮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信念的复苏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浪潮犬牙交错在一起向全球各个角落蔓延，导致国际秩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美国试图通过推进经济全球化来增强其世界领袖的地位和能力，以“普世价值”等为口号力图向全世界推行空前的世界政府计划，践行其“山巅之城”的政治神学使命；同时，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全球化不但向全世界推进“美国化”，而且自身能量越来越巨大，特别是超大型跨国公司实现了世界规模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世界金融市场也在日益超国家化发展。

这种“静悄悄的革命”从不同侧面改变着由美国主导并且符合其价值观和利益的国际秩序：首先，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甚至有判断认为不仅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直接冲击了“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世界政治权力中心也有可能发生“东移”；其次，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不同程度上因经济全球化而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资本天然地追求更高利润因此主张资本全球性自由流动，中下阶层民众缺乏全球性自由流动的可能并被日益缩小的本国劳动力市场所排斥，给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治理带来挑战；再次，资本权力、特别是金融资本权力的膨胀已经或者正在突破主权政治国家对其的限制，高盛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就是一力证，这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权国家逐渐不得不为了争夺流动资本而竞争；最后，国际秩序逐渐不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玩家”，随着主权国家的首脑们不得不将资本巨头们待为上宾，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毫不吝啬地将各种头衔恭送给资本巨头们，跨国资本和各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等也在从国际秩序的“边缘”走向“中心”，达沃斯论坛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代表着这一发展趋势。

这种“静悄悄的革命”所产生的各种变化错综复杂地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原有国际秩序所不可承受之重，引爆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与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相对“边缘”区域爆发的危机不同，这是一场从“中心”区域向“边缘”蔓延的20世纪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印证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隐患与风险。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尚未从这场危机中真正复苏、又受到欧债危机的双重攻击。因此，上述危机已经不再被视为周期性危机，而是被判定为结构性危机；既然是结构性危机，那么调整结构以应对和解决危机成为必须，给国际秩序的合理化再构提供了巨大可能性。也因此，2009年9月25日，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和欧洲联盟领导人在美国匹兹堡宣布，二十国集团（G20）代替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八国集团将在国际经济事务上退居次席。

“二十国集团”实现了世界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巨大扩张，拥有全球三分之二左右的人口，产生全球9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图书馆集团－G5峰会－G7峰会－G8峰会－G20峰会”的演进过程是国际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架构持续演变的结果，但这种演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充满了矛盾甚至反复：

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家仍然占据全球治理体系的强势地位，并且力图树立确保其核心利益的“新规”，包括2011年以来倡导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高度宣扬上述各种协定的“高标准”以试图牢牢把控标准的制定权。

又如，以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脆弱性上升，受到一系列不确定和趋势性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化加大、经济发展速度均有明显降低，部分国家存在低增长、低通胀和高负债并存的现象，并且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尚不足以形成推动国际秩序合理化改革的合力。

再如，以中东为代表的地缘政治走势和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全球性“反全球化”趋势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跨国资本对各国政治运行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恐怖主义威胁骤然增加，未被二十国集团所覆盖的其他“边缘”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呈现暴力失控局面，不同国家之间和多国内部的贫富悬殊仍在加剧等等。

此外，无论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网络媒体等新媒体，都越来越陷入资本掌控之手，于是媒体选择性无视甚至掩盖了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矛盾——资本的无限无序扩张与劳动的无限无序被压榨，反而给“自由市场”标签赋予高度政治正确性，将一切失序的责任推脱给了各主权国家的政府！而各种新自由主义的学说，轻飘飘地用“机会平等”和“个人责任原则”等说法对个人的失败进行解读，将缺乏有效监管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由市场霸权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悬殊等归咎于个人的不努力！

上述种种矛盾和反复导致今天这个大变动的时代充满了失序、失范和不确定性，也给“中国方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避免灾难性局面的发生而推动“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而且要“超越国家主权”的狭隘利益观——“中国方案”不应停留于“术”或“利”的层面，也就是不能仅仅关注采用哪些政策与方法来克服危机、寻求利益最大化，以求实现世界资本积累中心的转移或世界权力中心的变化；而是要追求更高层面的“道”，也就是要看到欧美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教训，金融寡头专政已经逐步把控这些国家政治与经济权力、并且在阻碍可以阻碍经济暴跌的实质变革，中国所坚持和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和国家的自主性，才有可能寻求对“无限扩张的生产”、“无度刺激的消费”与“有限储藏的资源”三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行突破，以思考和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进而推动建立有利于促进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注释

［英］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参见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黄平：《世界格局的几种可能走势与中国的抉择》，载《当代世界》2016年7月刊。［美］西蒙·约翰逊：《无声的政变：论欧美金融寡头转正》，欧树军（译），《中国经济》2009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