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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观念 作者简介：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 1. I．一张美丽的面孔或许是沉默真正存在的地方。性格用不言之词和依旧未得实现的意向标记了面孔，并且，动物的面孔似乎总处于说出词语的边缘，而人的美把面孔向着沉默敞开。但沉默不只是话语的悬置，而是词语本身的沉默，是词语的变得可见：语言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脸的沉默中，人真正地在家。 II．只有词语把我们和沉默的物联系起来。虽然自然和动物永远陷于一种语言当中，甚至在保持沉默的时候也不断地言说并回应符号，但只有人成功地在词语中打断了自然的无限语言并且暂时地将自身置于沉默的物面前。不被触犯的玫瑰，玫瑰的观念，只为人存在。 2. 纪念英格伯格·巴赫曼 一道独一的光线将照亮卡夫卡的故事《在流放地》，如果一个人意识到，流放地前司令官发明的酷刑机器其实就是语言。但同时，它也变得甚至更加复杂。在故事里，机器原本是一个审判和惩罚的工具。这意味着，语言，对人来说，终究也是这样的一个工具。流放地的秘密和一部当代小说中的人物揭示的一样，他说： “我会告诉你一个可怕的秘密：语言是惩罚。一切事物必须进入语言，并根据其罪行的大小在那里毁灭。” 但如果这是一个赎偿罪行的问题（军官绝对清楚这点：“罪责无可质疑”），那么，惩罚的意义在于何处？这里，再一次，军官解释得很明白：关键是第六个小时。在“耙子”把犯人拒不服从的命令写入肉体的六个小时后，犯人开始辨认文字：“第六个钟头里犯人是多么安静哟！连最蠢的家伙这时也灵醒了。这个过程由 眼睛四周开始，由此延散开来。看着这种景象，使人禁不住都想跟着躺到‘耙子’底下去。往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犯人只不过是开始解读写上的字而已，嘴巴向前撅着，状似悉心倾听。您也看到了，用眼睛辨认那些文字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我们‘耙子’上的犯人要凭自己身上的创口进行解读，自然就更费劲了；他要花上六 个钟头才能最终读懂。这时，‘耙子’将他完全刺透，叉起来扔进坑，‘扑哧’一声掉在血、水和棉絮里。”（参见卡夫卡，《在流放地》，萧培生译。） 所以，犯人在其最后的时辰中成功把握到的是语言的意义。人——我们会说——作为言说的存在者过着他们的生活，却不理解言说的意义；但每个人的“第六 个钟头”都会到来，那时，最蠢的家伙也不禁理解了。这当然不是理解一种逻辑的意义，即某种一个人可以用双眼读到的东西；而是理解一种更深的意义，它只能通过创伤得以辨认，并且属于一种仅仅作为惩罚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逻辑在判断中有其专门的领域：逻辑判断事实上完全就是刑罚判断，就是刑罚判决。）理解 这种意义，度量一个人自身的罪责，是一项艰难的使命，而只有当这项使命完成了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说，正义得到了实现。 但这样的阐释还没有穷尽故事的蕴意。相反，只有当军官认识到自己无法说服旅行家，于是，他把犯人放了并取代了犯人在机器上的位置上时，其中的蕴意才开始真正地自我揭示。这里的关键在于，铭写的文字必须被刻入他的肉体。它没有一个和写在犯人身上一样的具体命令的形式（“要尊敬你的长官！”），而只是纯 粹的命令：“要公正！”但恰恰是当装置试图写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它不仅崩溃了，还错误地执行了任务：“‘耙子’不是在写，而只是向下戳……这毕竟不是动刑场面，这简直是形同谋杀。”所以，军官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应得之救赎的迹象：“别人在机器里得到的，军官却没有得到。” 在这个点上，出现了两种可能的阐释。根据第一种阐释，扮演审判者的军官事实上违背了“要公正”的戒律，因此必须遭受惩罚。但机器，不公正者的必要同 谋，必须和他一起被摧毁。军官没有在自身的惩罚中找到其他人相信可以找到的救赎，不难由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即他事先知道了要刻写的文字。 但另一种解读同样可能。根据这种阐释，“要公正”的命令不是军官已经打破的法令，而是毁坏机器的指令。而军官已经完全地意识到了这点，因为他告诉旅 行家：“‘那么该是时候了，’他终于说道，突然看着旅行家，两眼明亮，蕴含着某种恳求、某种希望参与的召唤。”毫无疑问：他带着摧毁机器的意图，把指令塞 入了机器。语言的终极意义——故事如今看似在讲述的东西——就是“要公正”的命令；但语言机器绝对无法让我们理解的，正是这个命令的意义。更确切地说，为了做到这点，语言机器只能停止执行其刑罚的功能，只能崩裂成碎片并从惩罚者转化为谋杀者。由此，正义战胜了正义，语言战胜了语言。军官没有在机器中找到其 他人已经找到的东西，如今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在这一刻，语言没有留下任何供他理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表达和活着的时候一样：目光平静而充满了信念，一根粗粗的铁刺穿透了他的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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