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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卡夫卡《在流放地》  暴力主题存在于许多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在流放地》是一个重要代表。《在流放地》将暴力作为主题，以行刑机器为核心，直观地表现了一种仪式化的残忍酷刑。卡夫卡在小说中详细介绍了行刑机器的结构与运作模式，形象地描绘了流放地上作为暴力对象的人们的众生相，给读者呈现出一副充满仪式性暴力的文学图景。 一、《在流放地》概述及其异化与暴力主题 《在流放地》是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创作于1914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位旅行家来到某流放地，受流放地新司令官的邀请，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参观对一名侮辱上级的罪犯的死刑处决。执行刑罚的是一架设计精妙、结构复杂的机器。军官向旅行家详细介绍了行刑机器的运转方式，在此过程中，军官回忆起老司令官对它的迷恋与使用，以及观众在行刑期间的热情。军官请求旅行家向新司令官赞美这架机器，以恢复往昔的“行刑盛况”。由于刑罚极度残忍，旅行家拒绝了这一请求。之后，军官用这架机器对白己施行了处决，但由于机器运转故障，军官被机器残忍杀死。旅行者随后离开了该地。 其中机器的行刑过程是小说的重中之重，具体程序如下：犯人脱光衣服，被皮带捆绑双手、双脚和脖子，面朝下被横放在棉花上，机器自动将口衔塞入犯人口中。电池驱动机器工作，床进行上下左右的颤动，耙子与床同频，在犯人身上刻写制图员指定的图样，耙子顶端的雕刻刀刺入身体，短针喷出水冲洗伤口，棉花止血使字迹更为清晰。行刑的过程中耙子越刻越深，两小时后，取出犯人口中的口衔，此时犯人已无力呻吟，安静地接受刑罚。前六个小时，犯人没有太大的痛苦，后六个小时，犯人在沉默中辨认身体上的字迹。十二个小时一到，耙子将犯人叉起扔进坑中，士兵最终将尸体掩埋。 卡夫卡所处的时代是非理性的时代，是反思资本主义、反思工业革命的时代，世界的混乱与自我的怀疑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卡夫卡。卡夫卡通过荒诞离奇的故事表达着现代社会的异化与人的精神困境。《在流放地》反映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为世界所吞噬的现象”[1]，主要聚焦于人的异化，其中的士兵、被判决者以及军官，他们被暴力驯化呈现出了反人性的特征，成为了“单向度的人”。 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涉及暴力，《在流放地》无疑是卡夫卡最为直观展示暴力的小说，暴力通过行刑机器实施、通过行刑仪式得以展现，依托刑罚表现的暴力被赋予了另一层面的意义，暴力仪式的作用通过暴力机构的实施得以放大。暴力是小说的主题，决定了小说的人物设置、情节变化与叙述基调。机器是暴力的代表，精密的技术违背其价值理性转而为杀人仪式服务。仪式性暴力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身体，卡夫卡在《在流放地》中描写了“被惩罚的身体”，身体沦为工具，成为了机器系统惩罚的对象。对肉体的公众处罚使刑罚偏离了本身的目的，沦为了一场充斥着暴力与痛苦的莫名狂欢。 二、《在流放地》中仪式性暴力的体现 （一）仪式性暴力的主体：行刑机器 《在流放地》文本的核心是作为仪式性暴力的主体——行刑机器。行刑机器的主要构成部件包括：制图员、耙子、床、棉花与短针、口衔与水桶。作为构成行刑机器的各部分工具，它们确保了行刑过程的精确化与组织化。 （1）制图员。制图员是行刑仪式的定罪者，制定刻在被判决者身上的图样。制图员具有工具与人的双重属性，它在作为机器行刑的准备和发起工具的同时，又充当了定罪者、审判者的角色，代表了整个刑罚背后的权力。 （2）耙子。耙子是行刑判决的执行者，将制图员要求的图样刻在被判决者身上。耙子是机器行刑过程中主要工具，直接对犯人施加暴力，造成肉体上的痛苦。耙子将定罪判决与执行刑罚相结合，在犯人身上书写其罪过的同时，伤害他的肉体最终使其死亡。此外耙子由玻璃制成，为了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看见处刑过程，强调刑罚的示众性。 （3）床。床是安置犯人的平台，固定犯人以保证刑罚得以持续稳定进行，床作为人生活放松休息的场所，在处刑中却成为囚禁捆绑人的工具，这是床功能的异化。 （4）棉花与短针。棉花与短针是保障机器运转的辅助工具，短针可以喷水，用以冲洗耙子刻伤身体后流出的血渍，棉花则是为了清洁血迹，使犯人身上的印记更为清晰。棉花与短针起到了保障刑罚延续、保证刑罚的精确性与组织性的作用。棉花和短针的作用是冲洗与清洁伤口，但其目的又是保障犯人更多、更高效地受伤流血，这是棉花与短针功能的异化。 （5）口衔与水桶。口衔与水桶是军官试图保持清洁的工具。口衔一般由毛毡制成，处刑时塞入犯人口中，防止犯人喊叫、咬破舌头和随意呕吐。水桶是军官检查机器后洗手的工具。军官在处刑过程中不时强调要保持机器的清洁，这说明军官将刑罚视为清洁的仪式，但实际上行刑机器残忍的暴力必然带来肮脏、污秽的结果，这是暴力与清洁之间的悖谬。 （二）仪式性暴力的对象：参与者 仪式性暴力以驯服为目标，以公开展示为主要形式。暴力的对象不仅仅是痛苦的承受者，暴力施虐的真正对象是包括无知者、崇拜者与反对者在内的所有参与者。 《在流放地》中的无知者是指被判决者、士兵以及观看行刑的民众。被判决者麻木、迟钝，不为自己申辩，不关注自己所犯为何种罪名，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行刑机器的运作方式，当军官准备受刑时，“被判决的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生命的气息”[2]，当机器运作时，“被判决的人显得更活跃，机器上的一切都令他感兴趣，他一会儿俯下身，一会儿伸长脖子，他不时地伸出食指，给士兵指点着什么”[3]，被判决者不反对暴力本身，在他人行刑时承担起了监督处刑的角色。士兵无意了解行刑机器，在处刑过程中是漠视的态度，无论处刑对象是谁，士兵都机械的辅助处刑。观众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观看刑罚仪式，但同时他们又是权力显示的对象，在公开的残酷仪式中被暴力悄然影响。无知者对暴力无知无感，服从于暴力，丧失了基本的人性，沉默辅助暴力机器运行。“在权力压制下，人的无知为暴力的实现提供了捷径，排除了不必要的麻烦。”[4] 《在流放地》中的崇拜者是指军官，军官深受老司令官的影响，对暴力的行刑机器极为崇拜，主动向旅行家介绍机器的运转原理，恳求旅行家在新司令官面前推荐机器，在请求未果后，亲自献祭机器，最终与机器一同毁灭。军官表面上是机器处刑仪式的操作者，实际上被机器与暴力驯服，成为了机器的工具之一，其存在仅是为了保障机器的正常持续运行，军官与机器构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主仆关系”[5]：一方面，军官是服务于机器的'仆’的存在，“军官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机器服务，保障仪式的实施与暴力的彰显。而在机器的存在受到威胁时，军官的功能则是'以死效忠’，证明机器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机器是创造军官自我意识的“主”，军官在机器的运行中获得自我意识、自我身份与自我价值，成为了与机器同一的工具性存在。 《在流放地》中的反对者是指旅行家与新司令官。旅行家途径流放地，从外部世界而来，怀有反对酷刑、反对行刑机器、反对仪式性暴力的观念，在参观流放地的过程中，旅行家是一个旁观者与过客的角色，置身事外，他对残暴的机器处刑感到恐怖，但没有也无法做出实质性举动进行阻止，之后离开流放地。新司令官反对酷刑，力图改变老司令官的极权统治，但采用了温和的反对方法：“第一，组织上的不参与，他不履行介绍机器的职责，也很少观看仪式。第二，财政上的不支持，他大大削减了机器的维修费用。第三，管理上的'有意介入’——'介入’表明了他的反对，'有意’却说明军官还未采取实质性的反对措施”[6]。仪式性暴力蕴含的强大力量使其在行将就木时依然对反对者存在巨大的威慑力。 三、“完美”的仪式化暴力机器与“阴魂不散”的酷刑 （一）行刑机器的“完美”与最终的毁灭 行刑机器既承担了执行刑罚的任务，又充当了惩罚景观的作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了成为酷刑的三个要求：“第一，它必须制造出某种痛苦，这种痛苦必须能够被精确地度量，至少能被计算、比较和划分等级”，“第二，酷刑应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它是惩罚仪式上的一个因素，必须满足两个要求，它应标明受刑者，它应给受刑者打上耻辱的烙印，或者是通过在其身体上留下疤痕，或者是通过酷刑的场面”，“第三，从规定酷刑的法律的角度看，公开的酷刑和死刑应该是引人注目的，应该让所有的人把它看成几乎是一场凯旋仪式”[7]。行刑机器制造了奇特的酷刑景观，机器连续自动运转十二个小时完成一次处刑。行刑机器近乎完美地符合构成酷刑的条件，第一，自动化的机器处刑将被判决者的痛苦精确度量，系统的工具保证了刑罚的组织性与连续性；第二，行刑的过程是漫长的标记过程，犯人的身上被刻满了“罪状”，在辨认疤痕的过程中走向死亡；第三，处刑仪式在流放地是一个公开仪式，在暴力盛行的时代时常吸引众多民众观看。 行刑机器彰显着老司令官所代表的极权力量。惩罚机制的核心是“真相——权力关系”，即惩罚程序揭示真相与显示权力的方式方法。酷刑能“确保把书面的东西变为口头的东西，把秘密公之于众，把调查程序和忏悔运作联系起来。它能够在有形的罪犯肉体上复制罪恶。这种罪恶应该以同样恐怖的方式显现出来和被消灭。它还把犯人的肉体变成君主施加报复之处，显示权力之处以及证实力量不平衡的机会”[8]。 一般而言，实施酷刑具有两个目的：确立真相与显示权力。确立真相要求通过拷问获取可能并不准确的事实真相，之后对犯人定罪；显示权力要求实施一个公开的刑罚仪式，通过犯人肉体的痛苦显示酷刑背后不可反抗的权力。确立真相的过程主要包括拷问、定罪与执行刑罚三项程序，三者的实施时间一般是不连续的，拷问与定罪一般是隐秘的，最终的处刑是公开的。而行刑机器进行的酷刑仪式实际上完成了拷问、定罪和执行刑罚三者的统一。惩罚程序的合并与连续会进一步压缩被判决者的言语能力，扩大了暴力施虐的空间。行刑机器较其他酷刑而言更为高效和残暴，惩罚程序在不间断的十二个小时内完成，被判决者是沉默的，处刑现场只存在机器逐渐摧毁肉体的声音。显示权力的方式是对犯人肉体的公开折磨，强权在一幅幅仪式化的血腥图景中得以树立。在行刑机器运作的过程中，犯人的肉体既是强行获取事实真相的地方，也是施加惩罚的对象，同时还是公开彰显权力的工具。 行刑机器最终解体，走向毁灭。我们或许能寻得一些原因。第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要求对基本人权的保护；第二，刑罚体制的重置。现代的惩罚免除了肉体的痛苦与公开的仪式，处罚的对象从肉体转向了“灵魂”，规训权力占据了主导，残暴的酷刑转变为规训身体的监狱；第三，行刑机器自身的缺陷。酷刑的重要目的在于树立在大众面前的权威，机器行刑持续时间长且大部分时间用于刻字，远不如短暂暴烈的血腥类酷刑给大众的冲击力强，小说中也提及流放地的人对行刑不感兴趣，机器与麻木的受刑者和行刑者（军官）相互消耗，无法承受新事物的冲击，这也是新司令官到来后军官推崇的行刑机器就备受冷落的原因所在。 （二）“阴魂不散”的酷刑 酷刑产生之初仅是一种原始的惩罚手段，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榨取罪犯信息的方式，但在酷刑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无法有效地查明真相，这就使得酷刑仅仅作为一个确保定罪与体现权力的工具而存在。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针对肉体的酷刑在19世纪已经逐渐式微。在表面上酷刑已经退出历史潮流，但历史的起起伏伏来看，酷刑依旧“阴魂不散”。《在流放地》中从两个细节体现了这种根深蒂固。 第一，流放地惩罚体制的重新配置过程的异化。从旅行家和新司令官的态度可以看出，故事发生的年代中酷刑几乎消失，即使是流放地这样的不毛之地仍存在机器、电池之类的现代文明产物。流放地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已经具有废除酷刑的基础，但流放地却依旧残留着原始的仪式化暴力，甚至通过现代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酷刑的残暴程度。不能否认的是，绝对理性与极端暴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机器技术与工具理性运用不当可能会招致疯狂的暴力，大范围有效地建立反暴力的惩罚体制存在困难。 第二，暴力酷刑重回历史舞台的可能性。仪式性暴力在流放地根植多年，当地的士兵与民众深受影响，旧的暴力色彩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根除。文章结尾老司令官墓碑上的铭文上预言：“若干年后司令官必将复活并率领他的追随者们从这所房屋出发重新占领流放地。保持信念、耐心等待吧！”[9]卡夫卡告诫世人酷刑所蕴含的暴力与权力观念一直残留于世，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要警惕暴力以难以预知的形式复活的潜在危险。 注释 【1】杜吉刚.试析卡夫卡小说的异化主题[J].许昌学院学报,2018,37(01):47-50.第48页. 【2】卡夫卡. 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第106页. 【3】卡夫卡. 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第109页. 【4】曾艳兵,屠琳盈.仪式与暴力——论卡夫卡《在流放地》[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01):55-63.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9.01.006.第60页. 【5】曾艳兵,屠琳盈.仪式与暴力——论卡夫卡《在流放地》[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01):55-63.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9.01.006.第60页. 【6】曾艳兵,屠琳盈.仪式与暴力——论卡夫卡《在流放地》[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01):55-63.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9.01.006.第61页. 【7】福柯. 规训与惩罚[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第35-37页. 【8】福柯. 规训与惩罚[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第59页. 【9】卡夫卡. 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第1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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