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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不喜欢、可以提尖锐意见,我们都虚心采纳;但恳请不要把老师骗出来打死,求放过!

 汉青的马甲 2016-10-21

中秋佳节的当天,我的书却突然被点名批评了……





 被点中的是小野寺在2015年初就开始编辑的《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作者是后现代文学家唐纳德·巴塞尔姆。而被批评的译文,在一个月不到之前,还是《出版人》杂志2016年度翻译奖的入围作品。所以当看到这样一个评论的时候,身为编辑的小野寺也不禁感叹:能有如此大反转,还真是符合这本书与生俱来的“不按牌理出牌”之气质。




翻评论,除了吐槽陈老师是“活机翻”之外,也有不少是在炮轰编辑和出版社的:编辑一定没有认真审稿,出版社不负责任,出版行业良莠不齐等等……


但众声喧闹的同时,却并不知道一个事实:负责执行出版这本书的团队,也就小野寺所在的新经典文化上海“半间工作室”,是严格遵循自负盈亏制度的。质量是一本书的生命,无疑也是影响销量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不负责任地出一本烂书,对于团队而言,几乎等同于自取灭亡。


而这里有一点还是想插播说明:像巴塞尔姆作品这样的书,其制作周期和成本都小不了。网友的评论中,有提到翻译的稿费一般在千字30到80元之间,但就巴塞尔姆这两部作品的翻译难度来讲,我们作为编辑是无论如何也开不出口的。当然,其实最纠结的压根就不是翻译稿费,而是这类书审读、校对、检查注释索引所要耗费的时间,都要远远高于一般的类型小说。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绝对不是一本“讨巧”的书。但是,理想偶尔也会有战胜现实的时候:“改变文学方向”的后现代之父巴塞尔姆,更多的中国读者理应有机会读到。


因此我们终究还是出版了巴塞尔姆的系列作品。尽管不怎么挣钱,尽管译本的风格在如今也颇受争议。但至少的至少,还是可以把真实的制作流程拿出来讲一下,驳斥一下所谓的“不负责任”。

 

翻译阶段——幸亏有陈东飚老师,否则都不知道第二人选是谁


老实讲,其实这一阶段,小野寺并没有参与其中。寻找译者的工作主要是本书的另一个编辑阿Y(也是“40个故事”的第一责编)。具体的过程小野寺并不清楚,只是在后来经常听到阿Y感叹:这两本书(“40个故事”和“60个故事”)幸亏有陈东飚老师啊!否则我们都挖不出第二人选来!


后来小野寺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是:陈老师是积攒了一定声誉和好评的良心译者,在打分颇具严苛特色的豆瓣上,陈老师的译作评价都不低。




此外,陈老师自己也是巴塞尔姆的粉丝,对这个行文怪怪的作家是有感情的。再有就是陈老师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也是小野寺后来在实际接触当中真切感受到的:对自己翻完已经交稿的译作,陈老师还经常抽空,不断地校译,甚至到了图书已经出版上市都卖了两个月的时候,陈老师还在提交自己觉得不妥需要修改的地方。关于这事,小野寺也被印务抱怨过,因为每次一到要加印了,就总会有那么几页是要重新出片的。



被不断贴上修改标签的初版书

 

所以,对于那些所谓的“翻译是机翻”“翻译偷懒不负责任”“翻译水平差”之类的言论,私以为陈老师是真的有些冤枉大发了。而在这里,小野寺也是真心想恳请说:大家即使讨厌这个译本,也请不要讨厌陈老师!如果实在不喜欢这种译法的话,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陈老师翻译的正常向作品,比如这篇博尔赫斯的《雨》。至今仍是许多人心目中最好的一个译本。




那么,至于为何会出现这么个看上去像“机翻”一样的译文呢?那就得再讲讲下面的审稿阶段了。

 

审稿阶段——其实争议在这一刻就有了,最后是对直译达成共识。


先普及一下审稿阶段的流程:一般来讲,我们团队的做法是,一本图书必须配置两个审稿编辑,负责一审、二审和两次校对,然后提交主编进行三审,如果是特别专业的书,还会专门去找一个外审老师。而等到出片的时候,还会有一个专门负责最后校对的老师,再看一遍。


巴塞尔姆的这两本书都请了外审老师,所以这么一算,在下厂印刷前,稿子是被五个人看过的。


在这个流程中,小野寺负责的是一审,所以看到的也是最原始稿。说实话,作为一个以类型小说为主攻项目的编辑,小野寺在看到译稿之后,也是一脸的懵逼:尽管之前还算是有些“后现代”的概念,也知道这个译稿要完全“正常”肯定也不科学。但是不是真的要做得这么彻底?直译到这样一个境界?


于是,小野寺就向主攻纯文学的二审编辑阿Y提出了自己的忧虑:我很清楚巴塞尔姆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也能理解译者老师的良苦用心。但同时,我不觉得这是大众读者能接受的译本,甚至,可能根本就读不懂。那么最尖锐的问题来了,我为什么要花大精力,去做这样一本大多数人都读不懂的书?


就这样,小野寺直接把这个问题原原本本地扔给了阿Y,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阿Y能够说服陈老师,在译本上做出些许让步(就好比这次争论中另一个译本的呈现形式)。


其实这个时候,小野寺还是非常坚持地认为:大众读者是出版方服务的对象,所以理当出一个好读便于理解的译本。


但作为文青气质很浓的阿Y,这个时候坚定地站在了陈老师一边,两人一番沟通商量之后,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1、巴塞尔姆本身就是一个文字风格很强烈的作家,会故意写破句、病句,甚至会故意写错别字(比如将ideological写成iddyological),如果译本根据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把这些看着不舒服的地方撸平了,那这本书也就失去了引进的意义。简言之,人家的特点就是怪,要是不怪,就没意思了。


2、如果要体现文字特色,但同时又必须是作家自己本身的文字特色,那么意译显然不合适。直译无疑是最能体现作家本身特色的最好选择。


3、作为同样喜欢巴塞尔姆这个作家的文青阿Y,以及一些原本就喜欢巴塞尔姆的试读读者,都觉得读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有些反而觉得读起来很有趣,其原话是:这种文字虽然第一眼很别扭,但读着读着,你也会掉沟里,连自己写东西也会情不自禁地染上巴塞尔姆的气息。(现在回过头看来,阿Y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因为在那条转发量过万的声讨评论中,小野寺惊喜地发现,不少参与吐槽的网友,已经把巴塞尔姆的文风模仿得如此之溜,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引进后现代文学想要达到的交流与互动吗?)


4、陈东飚老师坚持直译,并愿意文责自负。

 

小野寺是被第3条和第4条说服的。


第3条的理由让小野寺意识到了一件事:这本书的核心读者群,应该多数会喜欢这么个直译译本,而不希望巴塞尔姆的作品以通顺平庸的中文方式呈现的。至于潜在读者群体,如果后期有导读、序言、译者后记之类的引导性文章给予说明,这种译法倒也是一个能够让大家开拓一下脑洞,去尝试另一种全新阅读感受的方式。


至于第4条,虽然小野寺也清楚:其实到时候真被舆论批评,编辑和出版社也并不能因为一句“译者文责自负”而撇清关系(就好比现在这个局面)。但这年头,愿意为自己负责的文学译者确实如稀有动物一般珍贵,爱钱的都去做商翻了,没本事混钱的也绝对不会说这种话。大致就是这点原因,小野寺也认可了直译,内部编辑达成了译本风格定位上的意见一致。


但即便是直译,即便文字读上去再艰涩,审读该下的工夫还是一样不能少的。更何况这本书还有不少需要交代的特殊背景,注释也是不少。小野寺大概是花了比审读同样体量的类型小说多出三倍的时间。这里还有一点想说一说的是,在习惯了这种文风,渐渐读到后面,小野寺确实也能感受到阿Y说的那种有趣的地方。


总而言之,当时编辑与译者之间经过几番沟通、讨论所做的最后决定,是否就是最优方案,确实属于可以探讨的范畴——我们也欢迎这种探讨。但如果就此扣上“译者没有资格”“编辑是在偷懒”“不负责任”的罪名,以事实来讲,是怎么都不对的。

 

推广阶段——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这个环节才是最不到位的


坦诚说,“60个故事”正式上市之后的市场表现,要远远好于小野寺对它的预期。上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首印就卖完了(当然可能跟印得不多也有关系),马上就有了加印。之后,基本上就一直处于活跃的动销状态,基本上每几个月,都会加印一次。

       

到了2015年年底的时候,这本书入围了新浪等各种年度好书榜,也算是从小众文艺圈子进入大众视野的第一步。而到了这个时刻,小野寺更加地意识到:导读和专业评论的跟进推广,至关重要!



 

其实此时,我们手中的相关资料并不少,各种书评、导读,陈东飚老师本人也在后面一本“40个故事”中谈论了自己在坚持直译上的一些看法。但确实,工作室的营销预算、渠道、人脉都尚欠火候,于是兜兜转转,导读和书评一直都在核心读者群内部流传着,并没有形成良性辐射。而这就造成了: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的大众读者越来越多,但对其内容方面我们却并没有更积极地帮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于是可想而知,在书打开的一瞬间,看了几行文字之后,会是个什么样的场面了。


如果生煎孢子小姐有兴趣看看陈老师在“40个故事”后所附的翻译后记,兴许就会更愿意直接与我们讨论应该怎样更好地翻译巴塞尔姆,而不会采取贴大字报的方式,质疑一位认真负责的译者没有翻译资质。


最后的最后,小野寺想对发出声讨的生煎孢子小姐说:您可以不喜欢、可以提尖锐意见,我们都虚心采纳;但恳请不要把老师骗出来打死,坚持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本来就不多了,求放过!

 

附:如何翻译巴塞尔姆


文 | 陈东飚


一年时间,译完了巴塞尔姆的100个故事,大概算是有了点资格说说如何翻译巴塞尔姆了吧。(关于巴塞尔姆的背景信息,请参阅本书前面戴夫·埃加斯的序言及其中引用的大卫·盖茨为《60个故事》写的序言,以及我为《60个故事》写的译后记《巴塞尔姆:留胡须的孩子》,这里不再重复。)


这是我第一次“批量”地翻译小说,就首先并且持续地遇到了意译与直译的问题。所谓意译,在我理解中,是把外国人写的东西译成仿佛是中国人写的,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和语感来组织句子,以求得流畅的阅读体验,就是以句子(甚至段落)为单位,在保证准确递送原文所包含的信息(即“说什么”)的前提下,自由发挥;所谓直译,是把外国人写的东西译成仿佛是外国人写的,追求词与词的对应,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语序、语法、句子结构(即“怎么说”),在这里自由的空间是极小的。


在我以往(主要是诗歌的)翻译中,我是直译的实践者,因为在我看来“怎么说”始终是“说什么”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好的文学作品在语言和文体的方面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意译并非一无可取,以意译的方式,同样可能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取得不同凡响的创新成就,在译文所在的语言中抵达某种高度,如同原文在其语言之中所抵达的高度。我听说(并没有读过)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1] 是意译达至文学经典的一例,但我猜想,或许那是因为菲茨杰拉德本身是一位不逊于欧玛尔的诗人吧,因为在好的意译背后,必定是译者在语言上具有与原作者同样(至少是同等高度的,如果不是更高的)的敏感、悟性和创造力,是一位与原作者等量齐观的文体家或诗人。他可以从他所理解的原点开始,像原作者一样从头创造一行诗、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件作品。即使我们真的以意译获得了一个不逊于原作、甚至超越了原作的作品,但你如何确保他所理解的原点就是真的原点?如何确保我们所读到的一部译文的杰作不是一部背叛的杰作?如何分辨你读到的是菲茨杰拉德还是欧玛尔?


让别人去烦恼这个问题吧,我既不是一个文体家也不是一个诗人,而只是一个翻译者,我的成功只在于尽可能地再现了原文的一词一句,我的失败也只在于未能做到这一点。在我曾经进行过的诗歌翻译中,如果一首译诗是好的,那必定是因为原文是好的,如果一首译诗是坏的,由于原诗肯定是一首好诗,那必定是因为译文的不准确造成的(无论是译者的能力问题,还是两种语言之间的鸿沟令诗意的传递成为不可能)。


但在小说的翻译中,意译似乎又扳回了劣势,因为小说需要读者投入到情节之中,将注意力集中到“说什么”而不是“怎么说”之中。小说的作者或是无所不知(所谓“上帝视角”)将一切向读者和盘托出;或是隐于幕后,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以为自己从小说中获得的一切都是由自己观看,摸索,猜想,领悟,破解而来;或是寄生于小说中某个人物身上,让读者以为自己是透过这个人物的眼睛在观看,摸索,猜想,领悟,破解一切。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上述三种“说什么”的模式之中的一种,其最终目的是同一个,将小说里的那个“故事”递送给读者。


意译可以完美地满足这一目的,因为它正是以那个“故事”为原点而进行的某种改写,并且是相当收敛的一种。事实上,对故事的改写,无论是否改写成与原文同一种语言,始终是得到广泛接受的一种形式,例如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2] 即可被视为一种意译。


但是有两种小说是拒绝意译的,一种是《尤利西斯》这样,“在可能的极致程度上充注了意义”[3] 的小说,可以说,它的每个句子都是原点,每个词都具有不可更改的确凿的意义,意译(改写)它便意味着歪曲,意味着错译,因此直译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另一种就是你手上的巴塞尔姆了。在我看来,它是在与《尤利西斯》恰恰相反的方向上,偏离了小说的常规模式的(而这却让它在某种意义上,仿佛绕了一大圈,与《尤利西斯》相遇了)。


在这里我无法用(我所不懂的)文学批评来谈论巴塞尔姆的小说,对从现代主义开始的各种主义也一概省略。在我的眼中,巴塞尔姆的小说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既非凌驾于小说之上,亦非隐藏在小说背后,作者本身就是与小说合而为一的一个人物,这本《40个故事》加上《60个故事》,合起来可以是《巴塞尔姆用一百种方法讲故事》,更准确的讲法是,《巴塞尔姆寻找一百种讲故事的方法》。


在某一篇中,巴塞尔姆尝试将所有的句子写成疑问句来构成一个故事;在另一篇中,巴塞尔姆把一个故事写成一个长而又长并且到最后仍未收尾的句子;在另一篇中,巴塞尔姆用讲述一次平凡野餐的语调讲述一个残忍的私刑仪式;在另一篇中,巴塞尔姆用严肃的图片、严肃的文字来组合成一个略微有点荒诞的博物馆的描述;在另一篇中,巴塞尔姆记录了一段不知道有几个对话者,不知道有几个话题,不知道对话的时空是固定还是在不断变化的对话;在另一篇中,巴塞尔姆用采访的形式,引诱读者同时猜测他是在赞同、反对、暗示、讽刺、借喻某种东西,但搞不清是哪种东西……所有的小说都在讲一个故事,“巴塞尔姆在干什么”就是这个故事。


从整篇故事的文体到每一个句子,文字在巴塞尔姆的手中就是汽车大盗驾驭的汽车,“千万不要让他碰文字[4],”不然准有事情发生。正如我们不能对原版的《速度与激情》中飚车的镜头进行任何剪辑一样,对巴塞尔姆的文字进行意译就是剪除它的意义,剥夺阅读它的唯一乐趣。


例如,下面这段:

 

我们为公演招募傻瓜。我们有些地方需要大量的傻瓜(而在紧接第二幕出现的全体傻瓜之中,还有一些特别人员)。但傻瓜很难找。通常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将就找了呆子、二货、笨伯。若干幼稚儿、寿头、猪脑、低能儿。敲定了一个憨大,连同某些二百五和白痴。一个脑残。(《鸽子飞离宫殿》)

 

以上是我的直译,我做到了在字面上尽可能的对应(但我必须承认,其中一些同义词,如“笨伯”“猪脑”等,多少都有点随意而可以互换,却无法准确呈现英语中可能具有的语义差别)。如果意译的话会是什么样,读者可以自行想象。


类似的还有下面这两段:

 

月球岩石是我们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东西!月球岩石是红的、绿的、蓝的、黄的黑的、和白的。它们闪烁、辉耀、点亮、迸现、明灭和发光。它们发出轰响、雷鸣、爆炸、碰撞、飞溅和咆哮。(《电影》)


我们支付给他们可溶性的旅行支票并企望下雨,企望有吹嘘,夸耀,啸叫,嘶吼,花腔,彩号喇叭齐鸣(《教育经验》)

 

将以上三段跟下面这段进行对比:

 

我过去一瞧……(你爸爸)咽气了!……无常了,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儿了,嗝儿屁了,嗝儿屁着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典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个幺,眼儿猴了——!(《白事会》)

 

传统相声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并非没有相似之处。每一个相声都有一个话头,每一篇小说都有自己的情节,它们讲述了……反映了……揭示了……批判了……讽刺了……颠覆了……各各不同,但是依我说,归根结底,它们的价值,也就是它们在作者死去多年之后仍被重说,被重听,被重印,被重读,被翻译,被谈论的原因所在,就是上面所举例的这些无厘头的,纯粹说了开心,听了开心,写了开心,读了开心的,无法被意译的东西。


我曾经在给本书编辑的信中写道:“……总感觉巴塞尔姆很多时候是在用写诗的方式写小说,把字放在嘴里咀嚼,感觉,品味,看一个句子,一段文字写下来是不是能够让他自己感到吃惊和好玩。”没有人能变成巴塞尔姆,我能做的就是将巴塞尔姆的句子直译出来,看能否让读者感到吃惊和好玩。

 

陈东飚

2015年5月5日

 

虽然巴塞尔姆的作品,确实不是一读就懂的卿卿我我故事。一看译稿就大呼“机翻”可以理解。但至少的至少,但凡初中毕业,读过几本书了,也该知道讲个事情得摆事实、讲道理:难得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编辑,在这里来讲讲《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一书的真实制作过程。



[1] 波斯四行诗体鲁拜的诗集,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部为波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诗人欧玛尔(1048-1131)所作,并由英国诗人、作家菲茨杰拉德(1809-1883)译成英语文学名作《欧玛尔·哈亚姆的鲁拜集》。

[2] 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1775-1834)与玛丽·兰姆(1764-1847)合作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写的故事集。

[3] 埃兹拉·庞德语,见《阅读ABC》。

[4] 写这句话时我联想到的是电影《速度与激情5》中的著名台词 “千万不要让他们碰汽车(Never, ever, let them touch cars)”。


经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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