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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之前的时代，君主的统治权力由罗马教廷教皇作为上帝的中介而授予，所以亨利八世想离婚娶个新老婆还必须得到教皇的书面批准，否则离婚就没有合法性。所以亨利八世比较仇恨罗马教廷，也大概有这个私人原因。 与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命运”的看法开始出现一些宿命论的调子。这实际上与正统的宗教话语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比如马基雅维利将命运比喻成一个女人，人们可以通个人的努力战胜命运，征服命运。而在基督教中，个人对命运的态度不是反抗与战胜，而是接受。所以路德在鼓励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反对教廷拥有世俗政治权力和暴君统治的同时，又坚决反对人们用暴力的手段反抗暴君。 以前看路德对德国农民起义的谴责态度感到疑惑不解，因为你既然通过新信仰鼓动了人们的变革热情（宗教改革不是单单限于宗教领域，它必然牵涉到政治和社会层面，因为在此之前，宗教与世俗事务紧紧裹在一起），又反过来谴责这些支持新信仰并且通过行动履行新信仰原则的人，这就很奇怪了。 读完斯金纳这本书，才明白，路德教义本身的政治潜力实则是把双刃剑，它从神学出发必然以神学为终点，而在政治革命的世俗进程中，不可控制的恰恰是依据此类思想原则采取革命的行动。所以即使是一种激进的思想，其背后必然带有保守的性格。当革命真正发生时，当初鼓吹革命的人都消失不见了。他们会以反革命的新面孔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对于（城市与国家）统治者，马基雅维利赋予他们一个新形象：半兽半人。他说由于统治者被迫懂得如何像一条野兽一样行动，因此学会了既模仿狮子、又模仿狐狸的行为。这种形象在他的思想中是肯定的，斯金纳说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对人性持悲观态度。 对人性的悲观态度并不新鲜，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以及整个基督教体系，都是对人性持一个悲观态度，原罪，得救，堕落等等都在同一话语体系。而对人性持乐观态度的往往出现在文艺复兴中那些赞美人性的作品和在宗教诞生之前人类轴心时代的思想中。比如《十日谈》对宗教结构的批判是通过赞扬自然人性，在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十日谈》中，各种性欲的镜头与场面直接出现在宗教场所中。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美德可以战胜命运，即美德有助于克服命运控制我们事务的力量。为什么这些人文主义者不停地谈论美德或品德？而马基雅维利却大谈君主与平常人不一样的“美德”——君主甚至可以作恶，只要它的结果有益于国家（城市）。 斯金纳分析说，这是因为其他人文知识分子在谈论美德的同时意指美德的拥有者只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么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呢，只能会贵族及其子弟。所以人文知识分子谈论美德的重要性，背后就是要提醒那些无所事事的贵族们，不接受教育及其新知识，就不会有美德。而一般平民如果接受了教育和新知识就有可能有美德，那么贵族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所以贵族朋友们，你们要居安思危。 这是非常有趣的。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们倒是真会操心，因为只要这样才能保持住整个社会的权力等级结构不发生变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赞成精英统治与民主体制。 而马基雅维利则明显不同，他的君主可以作恶的思想说明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他赞成人民参政、肯定共和制度及平民政体，更将他的政治思想与上述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分开了。笼统地说，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思想上兼职就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是一个左翼的人文知识分子。比如他质疑人文主义者关于自由理想的若干流行假设，认为人民参政的重要。 在与圭恰迪尼的论战中，马基雅维利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教人做坏事的老师，有着一个凶恶的形象。两人的论战文字有些非常精彩，比如圭恰迪尼批评马基雅维利，说他颂扬分裂犹如由于某种治疗某个病人的疾病的药功效良好而颂扬他的疾病本身。这些说法听起来都非常有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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