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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则 （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16 篇文章， 文艺复兴解放了人性，也顺带解放了人性中的黑暗。在这个时代涌现的众多以思想文字为志业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年－1527年）。 对他略有所知者都知道，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西方的商鞅和韩非，他的《君主论》在许多方面与《商君书》、《韩非子》不谋而合，被许多人斥为黑暗之源。我们只需要读读其中的几句话，就可以明白这不是过甚其辞的批判：
根据这两段话，我们很容易判定：这是一个邪恶暴君的阴险参谋，他把自己的智慧用在帮助专制者摧毁自由城邦和人民的古老传统上；每一个自由的热爱者，都理应唾弃他——但是，且慢，在撰写《君主论》的大致同一时期，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还写过一本《论李维罗马史》，在这部书里，他大力赞美共和制下自由的可贵，仿佛换了一个人格：
很多学者试图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论李维罗马史》中的思想矛盾在理论上统一起来。但这个矛盾的答案也许比他们想象的简单得多：1512年，美第奇家族毁灭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实施君主统治。马基雅维利原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官员，因此丧失职务，并曾被关押拷打。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是为了献给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期望获得重用的，因此它谄媚、阴险，试图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破坏市民社会和共和传统（见马基雅维里上洛伦佐·美第奇书）；但当马基雅维利写作《论李维罗马史》的时候，就是为了他自己，还有更广泛的读者考虑了，而在这时候，他就站到了自由民的立场上。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一句话：我们也许习惯性高估了知识分子及其启蒙的作用，而低估了这些知识分子所属的共同体和社会对他们的决定性影响。在美第奇家族摧毁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实施君主统治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表现出专制主义的倾向；而在他作为市民独立写作的时候，马基雅维利就倾向于共和政治和自由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分子马基雅维利和当代那些写软文的网络红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根据甲方的需求和受众的喜好来调整自己的立场。在《史记》的叙事中，商鞅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原本想用周代的王道游说秦孝公，秦孝公不愿意听，商鞅就换上了一套快速强国的办法，东亚大陆由此逐渐走向了《商君书》指导下的秦政模式（可参见《“富国强兵”》篇）。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那一套和商鞅那套类似，但在欧洲却没有得势，天主教会将其作为禁书封印起来；佛罗伦萨共和国复辟后，则因为马基雅维利跪舔过美第奇家族，再不任用此人，马基雅维利最终也郁郁而终。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法家学说的不同命运，与其说是取决于知识分子，不如说是取决于佛罗伦萨和秦国（以及之后的东亚大陆）的社会共同体。 结合社会基础和共同体来看，我们就容易理解某些思想史上的现象。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见于欧洲的人类思想发展进步，至少要部分归功于中世纪及以前打下的列国体系、多层社会的基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菲奇诺、彼得拉克、柏克、卢梭等思想立场各异的知识分子们，才能在同一个世界的不同共同体中得到各自的生存空间。王国维说：“（清代）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之学新。”为什么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能有更为宏大的学术思想，甚至往往超越东亚帝制传统？因为动荡的时局反而让他们在明清两代的思想高压中寻找到了一线自由的天空；为什么乾嘉时代的学术反而窄化、碎片化了？因为当时的学者一怕文字狱，二要恰饭，所以往往跑去四库全书编纂组，帮满人审查汉字古籍，领一份“大清学术基金”去了。其间，当然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持原则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缺乏社会共同体的支持，只能被遗忘、渐次凋零了。 这并不是要贬低知识分子，也不是想说启蒙无用。启蒙是有用的，特别是对衰朽的文明而言，溃散的社会共同体和腐化的思想文字形成了堕落的死循环。而在这个过程中，引入新兴文明的精神血液，是打破这个死循环的快捷手段，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启蒙之外的实际工作。如果没有和新思想相配的新的社会机体，那么精神启蒙也只是在沙面上写字而已。新思想每启蒙一个人，旧社会就会污染一万个人，旧有的腐朽传统迟早会把这点星星之火抹去。 这种实际工作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在实际生活中，哪怕只是抵制一个邪恶的人、支持一个正义的人，对于社会而言，那也是实实在在的可贵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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