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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受骗与幻觉”简史

 船漏又遇头顶风 2016-10-22

如果说,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被刘瑜评价为“和侦探小说一样有趣”的学术著作,那么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就是一本高潮迭起的四格漫画。

这门涵盖了从伊甸园到格子间错综复杂的两百五十万年、本应千头万绪的学科,若想面面俱到,就必然会陷入大量琐碎的历史材料或干涩的科学证明中。赫拉利选择删繁就简,并利用故事化的语言轻描淡写拎出人类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架构和脉络。

尤瓦尔·赫拉利全
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生于1976年,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擅长世界历史和宏观历史进程研究,对于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等领域的知识信手拈来。《人类简史》让他一举成名,目前这本书已授20多个国家版权。

当书写的对象是历史时,这可不是单单只对其中某个领域有所涉及就足够的,事实上这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被“领域”切分开的对象,它对于学者的要求几乎达到文艺复兴时期“通才”的高度,好比同样风行学术界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面对历史这块幕布,要高瞻远瞩地将代表各类学科的不同色块和线条铺设其上,形成同时具备象形和美观的画作。

我从未在认知之初就思考人类起源之类深刻并由于深刻显得意味深长的命题,之前接触到跨度如此之大的作品要么史料繁杂难以推进,要么浮于表面,好像作者被牵着走,无法果断决定材料的去留,本应整体呈现的“历史”,写着写着就切割成经济史、生物学等诸多分散领域,收放力度的把握变成最难的部分。

碎片化成为如今知识摄入时的常态,梳理脉络的大任呼唤具有宏观视野的学者担当。而这位千呼万唤的学者居然还有着出众的幽默感和表述力,此乃读者莫大的幸运。

不同于《枪炮、病菌与钢铁》从生物与环境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同于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以文明为单位绘制的人类文明交织的世界。赫拉利笔下的历史,多出了哲学的维度,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哲思。

从世界总时长来看,我们的生命、社会和制度,乃至全体智人、再回溯的古人类都只是时间上的一瞬,身陷当代囹圄的现代人需要偶尔调整自己的视线焦点,去思考所处的世界及自身的来龙去脉。这并非学者才能做的事情,赫拉利用流畅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告诉你,思维的锻炼可以阳春白雪,亦可以下里巴人。

作为一本只500多页的“简史”,很多重大事件的缺席是必然的,它的确算不上“世界史”,在我看来,赫拉利的乐趣在于利用“历史”作为平台,发射一枚震慑世人迷雾般幻觉世界的“哲学”炮弹。打破幻觉——是这本书最出众的特点。

书中架构明朗——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12000年前的“农业革命”和500年前的“科技革命”对于人类及其他生物的作用。而被高度概括成“三场革命”的历史阶段中,每一场中除了“恍然大悟”的新知识,最大的看点便是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幻觉”——或者说是“骗局”——而那也正是赫拉利下重笔的地方。

线性误会让人认为人种是线性发展的,但是事实是,从大约200万年前到约1万年为止,整个世界其实同时存在多种不同人种。

农业革命的骗局

农业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用以被解释社会形成、战争胜负等多重问题,从没有哪个学者直接宣布——这是史上最大的骗局。

人类曾有长达250年的时间靠采集和狩猎为生,不会特别干涉动植物的生长。但农业革命后,人类几乎投入全部心力操纵着其中几种动植物的生长状况。学者们宣布农业社会的人们生活的更好,但在赫拉利看来,这只是一个美好幻想。

他说,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有悠闲,造成的人口大爆炸反而产生了一群消耗他人劳动成果的“精英阶层”。农民的工作比起采集要更加辛苦。这一骗局的幕后主使并非我们想象的精英阶层,他们只是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疑犯是那些少数植物物种。这是一场植物驯化智人的神反转。

从基因的观点看待农业革命:虽然在最初阶段由于难以培养、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而造成饥荒,小麦也并非完美的食物,但对智人的群体来说,种植小麦这一行为使得每单位土地提供更多食物,人口得以呈指数成长。

这种种的一切有一个不近人情的评价标准——物种DNA螺旋拷贝数在世界上的多寡代表了它的演化是否成功。好比如今评价一家公司行不行,是看它的市值有多少,而非它的员工开不开心。这场我们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农业革命本质,其实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埃及印画
驯养动植物

“想象”的概念

而从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到18世纪的美国,大多数人依旧没有想明白这种幻觉的鬼把戏。

从《汉谟拉比法典》到《独立宣言》,都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神祗,前者划分阶级后者坚定平等,但两者都声称自己说的是普遍且永恒的公平正义原则。事实上,这种原则原本就是制定者心中的一个美好想象——想象着存在一种放诸四海皆准、且永恒不变的原则(前者的阶级后者的平等),但如果再追问一句,这种原则从何而来,那赫拉利就会告诉你——它只存在于智人的想象力中,只存在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从来就没有客观的准确性。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这个虚构故事。生物学大概是最贴近“准确”的学科,从这个角度来看《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段落,就会发现它的根基是如此单薄。

那句“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受到质疑——生物学里并没有create——创造的概念,而应是“演化”。在演化中,从来就没有“平等”一说,相反,演化的基础是差异,不同基因码使得机体发展出不同特质,从而导致不同的生存概率。“平等”本是个基督教概念——创造灵魂的是上帝,故而所有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此般利用生物学为出发点,将一个个被人类想象出来,在漫长的时光里被符号化而不再溯源的概念一一戳破,让整本《人类简史》变成一本扫盲指南。经历了认知革命的启蒙和农业革命的聚集这两个漫长的阶段后,人类的发展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独立宣言》及其签署

卫星角度下的历史趋势

赫拉利观察历史走向的高度不是普通的鸟瞰,十几年或几世纪对于历史依旧是短视的。以苏美尔文化为例,从阿卡德帝国、亚述帝国、新旧巴比伦到近代的奥匈帝国,征服、合并、分裂、再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必须将视野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从几千年的大走势去观察,历史趋势才会一目了然——分久必合。

虽然在赫拉利看来,全球无法避免将成为单一文化,但它也不见得会是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想要达到全球一家的程度,有三种靠想象创造的秩序是首要功臣——货币、帝国以及全球性宗教。赫拉利花费5章篇幅来梳理这三个即使是被想象的、但依旧左右了历史走向的秩序。

“想象”的概念非赫拉利首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用整整一本《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从大到民族、小到公司,这种人类社会的集聚体其实都是一种基于想象的概念。虽然有大彻大悟的人将这一“幻想”捅破,但并不是说国家社会会就此分崩离析,概念的确是想象出的,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实际有效的。

人类文化也和基因一样以
最大程度的保留为评判标准

迷因学

历史的特点之一是: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彻底,反而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件。那些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

作为历史学家,常常要求从历史中观望未来,人们总是指望他们可以给出对未来的预测,但赫拉利说“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我们的想象。”

人类可以死亡,但想法持续传播。

这种说法有时称为“迷因学memetics”。好比生物演化基于“基因”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迷因”这种文化信息单位的复制。如果理解这种类比,那么短短几世纪间的动荡和斗争就不难接受了。

1945年7月16,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引爆。

吉尔伽美什计划

科技革命开始后的短短500年间,人类发展取得的成果就超过过去一万年的总和,但这种变化并非我们通常认为地“由于人类智慧的增长”。由于现代的高度分工化,每个人懂的只限自己的一部分,就整体来说,现今人类所知远远超过远古人类,但如果从个人层面上来说,远古采集者则是有史以来最具备多样知识和技能的人类。

那么科技革命的开端是什么呢?

无知。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类开始承认自己的无知,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获得改造世界的新能力,加之帝国和资本的力量,吉尔伽美什计划(即从死亡手中获得永生)开始提上人类发展的计划表上。

当生命的安全得以保障,甚至长度都可被延续,作为用想象力构建了几乎全部社会的人类需要开始反思更多形而上的问题。在论述《独立宣言》时,赫拉利就曾对“人类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提出疑问,而在本书终于走过漫长的时光,来到可以看见未来的现在时,何为普世幸福是此书的落脚点。

苏美尔三大英雄之一的吉尔迦美什,由于畏惧死亡,踏上了去往冥界追求不老不死 的旅途

“幸福”标准的短视

最后部分的书写与其说是描述和展望,不如说是赫拉利对于智人的哲学思考。他依旧偏好从生物学出发探讨问题,对于幸福感的探讨,相较于社会学的问卷,生物学理论好像更值得信服。

演化把快感当成奖赏,鼓励性关系发生,以此扩散基因的占有率——这与演化胜利的评定标准完全相符。快乐或痛苦在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只在于鼓励或阻挡生存和繁衍,幸福感和繁衍,你依旧可以将其看成一种美好的幻想。

他对评定幸福的标准充满疑虑,因为“如果我们将生活切成一分钟为单位来评估当时是否幸福快乐,中世纪的人肯定看来相当悲惨。然而,如果他们相信死后可以得到永恒的祝福,很有可能就会认为生活真是充满了价值和意义”。现代对于幸福的定义大多采取自由主义的角度,不去考虑很多宗教哲学的不同见解,这是人类短视的又一力证。

当今对于很多概念的定义本身就是从一个几乎符号化的理论出发

作为简史,并未在史料的描述中陷入繁杂的泥沼,也并非想要以史为鉴预言未来,通过简述历史提出应当被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和反问的哲学问题,是这本出版不过4年的作品最大的亮点,而作为一名刚满四十岁的年轻学者,尤瓦尔·赫拉利“通才”的学术背景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也可能是未来学术界的基本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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