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在官本位的社会中世俗的最高理想就是做官，但是官如何当？当了官怎么才能升迁得快更是世俗社会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唐宋以业，一般说有两种手段，一属于正常手段，即经过科举考试或者“恩荫”（祖宗余泽走上仕途，做官以后按照考绩的成绩由低往高逐步升迁。）如果三十岁走上仕途，中间没有大的坎坷在六十岁时可以位至三品、二品。这种速度在许多有志于干大事的人看来是太慢了。另外科举“恩荫”也是一般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再有一种手段是属于非正常的了，即通过种种门路得到朝廷中的亲贵的推荐与提拔，这种人仕之路极其简单，没有繁杂的考试程序。做官后只要背靠大树一前提是大树不会中途倒下——升迁之路也非常快，如果这棵大树是万权之源的皇帝，托庇其荫者还会一步登天。例如《水浒传》中的高俅不过是个泼皮破落户，如果他去参加科举考试，那会终生无成，其父祖既已破落，“恩荫”更无从可言。可是他有机遇，又善于紧紧抓住机遇，在偶然的机遇中以球技结识了当时尚为端王的徽宗。后来徽宗位至九五，高俅也便扶摇直上。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乘直升飞机，官拜太尉。至于人品、学识、才能、工作能力、劳绩只有天知道。这种转瞬之间的发迹虽然会招致许多痛骂，但更多的人心灵深处也不免暗藏着几分歆羡和嫉妒。唐人有首诗把这种歆羡和嫉妒写得十分生动： 炼汞烧丹四十年。 至今犹在药炉边。 不知子晋缘何事。 只学吹箫便升天。 子晋指王子晋，为周太子。他好道术善吹箫作凤鸣，很快成仙，脱离凡尘。作者以此为喻言，言我按部就班地求仙访道，至今犹在药炉旁边修炼，还是肉骨凡胎；而子晋因为有门路，便一步登天。 中国封建社会是制度化非常低的社会。它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则，但在皇权和其他权力的干扰下常常不能贯彻到底。特别是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时期通过非正常手段出仕和非正常手段拔擢的人特别多。虽然走门子人仕的人多，也不是每个求官者都有此机遇，都有门路，因此有志于此道者就要努力寻找门子（或称空子），找到了这个门子就要努力“钻”。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的“求官六字真言”中第二条就是“钻”，不过他用的是四川方言“贡”。他说：“这‘贡’字是借用的，四川的俗语，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字，钻进钻出可以说‘贡进贡出’。求官要钻营，这是众人知道的，但是定义很不容易下。有人说：‘贡字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我说：‘这错了！只说得一半，有孔才钻，无孔者无奈之何？’我下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这真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了。”《赤心石》中的“洛滨居民”就是“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者”。他们要藉此打开门子，登上仕途，捞个一官半职，即使钻不出孔来，上面也会体谅，这种“争献祥瑞”歌颂方平盛世的用“心”是好的，决不会降罪。襄州的胡延庆弄虚作假以丹漆在龟腹上写了“天子万万年”作为祥瑞献于武则天，凤阁侍郎李昭德用刀刮之，指出其伪造，要治他的欺君之罪，被武则天制止。其理由就是他的用心是好的，可见这种钻营是有极大的安全系数作为保证的。一千多年，弄虚作假之风不绝于世，正是因为有了这层保障。不过“洛滨居民”毕竟没有钻开这个“孔”，主要因为有个直汉李昭德在那里阻挡。朱温身旁的宾客，皆属“有孔者扩而大之”的人们。他们守着先为枭雄，后为皇帝的朱温是有无数机遇的，只要伺候好他，可有许多升迁的机会。于是他们力图把这个“孔”“扩而大之”，但朱温起家于游民无赖，饶幸发迹，世态炎凉，人间情伪，什么没有见过？何况他也是钻营过来的，几个宾客仅凭口舌之利，说几句随声附和的话是不能打动朱温的，而且产生了负效应，被认为是“顺口弄人”从而作了冤死鬼。当然这不仅因为朱温精明，还由于钻营者愚蠢。他们想不出任何捧场而不露痕迹，并稍能体现出点智慧的言语，简直只像个应声虫、人云亦云。如果说聪明、机智会令人感到美的话，那么宾客们蠢笨如猪的应答，只能使人感到丑恶。所以众宾客与朱温合演的这一幕，不是钻孔者的悲剧，而是钻孔不善者的悲剧。应该告诉那些有志于快速“求仙者”，竭全力而钻之还是万古不变的求官之道。 1.赤心石 武后时，争献祥瑞。洛滨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献于后曰：“是不有赤心。”李昭德曰：“此石有赤心，其余皆谋反耶？”（见唐诗，或作李日知事，误朱温一日出大梁门外数十里，憩于树下，久之独语曰：“好大柳树。”宾客各避席对曰：“好大柳树。”有顷又曰：“好大柳树，可作车头。”末坐五六人起对曰：“好作车头。”温厉声曰：“柳树岂可作车头！我见人说秦时指鹿为马，有甚难事！”悉擒言作车头者扑杀之。温虫草贼，此举胜天后远矣。 明?冯梦龙《笑史?客悦部》 封建时代是君本位的，它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向，所谓“君者，出令者也”。只有他才有权力颁布政策、法令，操纵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民则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上者也”。也就是说老百姓则是应该老老实实甘心情愿向君上努力作“奉献”的人们。他们为国家机器运转创造物质条件。老百姓的奉献不能直接贡之君，其间的中介就是臣，即老百姓所说的“官”。对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是君的代表。官从百姓那里理直气壮地搜刮财物，车载船装运往京城，老百姓瞪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汗珠子摔八瓣生产出的一点点财富白白地作奉献，未免不那么甘心情愿。何况有时君王胃口扩大、所需极多，而且需索不时，老百姓就会产生埋怨、愤懑，乃至反抗。当然其手段极多，如拖欠、逋逃，甚至联合起来罢交等。此时财物是否还能如数、甚至超额收取上来就看官吏们的手段了，是庸吏，还是干吏，在这个时候判然而分。庸吏对老百姓的抵抗束手无策，无以奉上，或者催逼太过，官逼民反，而又不能及时镇压，星火燎原从而使整个王朝垮台。这样的庸吏早晚会丢了前程，有的还会被上司查办，甚至因此送掉性命者，历史上亦不乏其例。至于干吏则在催逼赋税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才智。他们会软硬兼施、连蒙带骗，催逼有道，在应敷完上差之后，还能给自己弄点好处，而且不显山、不露水，别人抓不住把柄。这样的官则升迁有望，早晚成为国家的栋梁。四川的李宗吾在《厚黑学》中大讲做官经的“六字诀”中的第四字诀就是“凶”字。这是催逼赋税中必不可少的。“只要达到我的目的，他人卖儿卖妇，都不必顾忌，但有一层要注意，‘凶’字上面定要蒙上一层‘仁义道德’。”这并非李氏独得之秘，几千年来，绝大部分仕途亨通的官吏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管钱粮完，不管百姓死”是《催科》中的官吏所信奉的箴言，由此可知，他必是个庸吏，百姓死绝了，明年谁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奉上？先秦政治家都懂得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政策不可取。这样不仅是明年无鱼、无卵的问题，而且往往在“百姓死”的同时还会带累上整个王朝。于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长远利益，便制造一种幻想，即为“君”与为“民”是统一的。“天为民而立君”，为“君”似乎就是为民。诗人杜甫在他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透彻：“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父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意为朝廷分给群臣绸缎币帛，本为民间贫寒的妇女织就，靠着地方官吏的鞭挞逼索，才从其家掠夺到皇宫。皇帝之所以把这些赏赐给群臣，为的是使他们把国家治理好。诗人认为从平民那里掠夺财物以奉天子固然不好，但这是为了国家，只有国家治理，老百姓才能享受安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君”也就是为“民”。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平民百姓劳动的产品，自己不能享用，被人随意掠夺；自己做人的尊严得不到保障，成天鞭挞随之，生活在这样的“治世”有什么乐趣？那种认为只要擎出“为国”这块招牌——吾使国家无逋赋——便可以所向披靡、任意胡来，这样的君臣最终会把国家弄得“国将不国”为止。 当然也不能说所有封建官吏都是良心丧尽，没有人相信“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和轻敛薄赋的仁政，只是这类良吏在官吏的海洋中占的比重太小，对朝政影响不大。另外这类良吏的大多数很难长期坚持其政治理想，因为顾了老百姓就顾不了君上。虽然朝廷也为地方官虚设了一个“抚字”百姓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缺少衡量尺度、没有检查，因而是个软指标。而催逼勒索钱粮的数字却都是冷冰冰的、铁的、硬的指标，完不成轻则被处分、被降职，丢乌纱帽，重则可以想见。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不仅没有一致性，而且尖锐对立。因此，官吏们心中盘算“与其得罪于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于无若我何之百姓”。这是完全正常的。因而即使是良吏也会在这股社会风气、政治风气的催逼下走上这条“忍怨”于平民百姓的道路。像阳城那样宁愿自书“下下考”弃官不做也不愿催逼百姓的官吏，古往今来都是凤毛麟角的。 2.催科 为令之难，难于催科。催科与抚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济。阳城以拙蒙赏，盖犹古昔为然，今非其时矣。国家需赋也，如枵腹待食；穷民之输将也，如挖脑出髓。为有司者，前迫于督促，后慑于黜罚。心计曰：“与其得罪于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于无若我何之百姓”。是故号令不完，追呼继之矣；追呼不完，箠楚继之矣；箠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于是有称贷耳；称贷不得，有卖新丝、粜新谷耳；丝尽谷竭，有鬻产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后赋可完，赋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呜呼竭泽而渔，明年无鱼，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则应曰：“吾但使国家无逋赋。吾职尽矣，不能复念尔民也。”余求其比拟，类驼医然。 昔有医人，自媒能治背驼，曰：“如弓者，如虾者，如曲环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知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驼。 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卧驼者其上，又以一压焉，而即繭焉，驼者随直，亦复随死。其子欲鸣诸官，医人曰：“我业治驼，但管人直，那管人死！” 呜呼！世之为令，但管钱粮完，不管百姓死，何以异于此医也哉！虽然，非仗明君躬节损之政，下宽恤之诏，即欲有司不为驼医。 附译文： 做县令之类的地方官的困难之点，在于催租索赋。催租索赋往往与抚养爱护民力，互相冲突，很难作到相辅相成。唐代的阳城因为不善于向百姓催逼赋税而受到皇帝的褒奖，这只能在古代出现，今天就很难存在。 国家急需赋税好像饥人待食，而穷人贫民交纳赋税，仿佛是挖脑吸髓。负责催税索赋的官吏，前有严期催逼，后有贬斥处罚，怎么能不害怕？于是心中盘算：“与其得罪能够提升和贬斥我官职的君王，不如让那些对我无可奈何的百姓去埋怨我，骂我。”因之，征收税赋的命令尚未完全公布，他们便忙着叫差役四处催索，催索尚未完全展开，鞭子刑棍随之而至。接着就是关入监狱，科以严刑。在这种种威逼之下老百姓只好靠借贷纳税完赋，如果借不到钱，就要卖新丝新谷，丝谷卖光，接着就是房屋田地。更有甚者是卖老婆孩子，这样才能交清赋税。赋税交完而平民百姓十死七八了。啊！像这样竭泽而渔，明年就吃不到鱼了，这不是极沉痛的事吗！有人批评这种做法，而他们还振振有词：“我只知道不让百姓拖欠国家赋税，这样我才尽到了职责，不能再考虑那些百姓的生死了。”我认为这种官吏，是与驼医差不多的。 以前有个医生，自我吹嘘能治驼背。他说“那些背如弓、身如虾，人如弯曲铁环的，如请我医治，早上施治，晚上身体就可以像箭杆那样直。” 有个人听信了，便请他治驼背。 驼医拿了两片木板，一片放在地上，让驼躺在上面，又把一片木板压在上面，接着就在木板上踩踏。驼背果然被压直了，但人也随之死去。驼背人的儿子要去告官，驼医说：“我的职业是治驼背；只管治人背直，哪管病人生死。” 唉！世上那些当地方官的，但管收催完钱粮赋税，而不管百姓死活，这与驼医的行径有什么区别呀？话虽这样说，但是如果不是依仗明君推行节俭政治，下诏怜恤宽待冒姓，那么地方官即使不想当驼医之类的官吏，那可能吗？ 3.百官公卿表与乞儿渊源录 沈起凤说：“前明一部百官公卿表，即乞儿渊源录也。”把官老爷与乞儿相提并论，似乎有点不恭。不论哪朝哪代的百官公卿无不把自己看作是人间的精英，上帝的特选子民，而乞儿是公认的世间渣滓，二者确是不能同日而语。而沈氏认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点，这就是“媚眉”、“佞舌”。乞儿有此特点并不奇怪，是他们的职业需要，如果他们没有奴颜婢膝、没有巧舌如簧谁肯给钱？从人家口袋不用强制的办法掏出钱来，并不容易，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至于百官公卿仿佛与此无干，他们哪个出来不是一副趾高气扬、莫能予毒的样子，实际上他们的“媚骨”、“佞舌”比乞儿更甚，甚至足以为其师。为“媚骨”、“佞舌”树立了样板。《贫儿学谄》就说明了这一点。 古代的中国是个人治社会，传统的儒家观念特别注重统治者本身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力量。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也就是说政策的推行要依赖政策推行者的自我道德修养。由此发出，他们重视士大夫的人格力量，并认为这是实现进步政治理想的关键。孔子的仁学高扬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与独立性。孟子更是赞美大丈夫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力量。思想家们之所以强调人格的道德力量，就是因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人格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才能为公众事业积极献身，至于胁肩谄笑、俯首低眉以媚权右的只能是自私自利之徒，向来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 为了保持官吏的人格，使官吏减少个人依附的可能性，自隋唐以后在选择、委任、提拔官吏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例如科举考试中的闭卷制度、誉录制度；官吏使用中的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升迁制度等等。但是其中许多制度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时紧时松、时宽时严，制度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尊严，特别是在政治腐败时期。暴君、权臣或政治强人，把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上，一切都以这些暴君、权臣、政治强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从官吏的选拔、委任、升降也要贯彻他们的意志。何况，他们特别注重这个领域，因为控制了组织系统才能壮大他们的力量，才能在与政敌的斗争中稳操胜券。这样那些钻营竞进之徒不甘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按照制度去做官、升官（有时这条正规之路被权臣堵死而是要一步登天，乘直升飞机，直上九霄。）此时，他们必然要走权臣或强人们的门子，求得他们的关照。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呢？最关键的就是要具备“媚骨”与“伎舌”，否则不要问津此道！ 明代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北京的永乐皇帝朱捸以及亡国皇帝朱由检之外那十来个皇帝多是不爱管事的，有的甚至几年、十几年不上朝，不愿意与臣工见面，因此大权旁落、落在一些宦官或权臣手中，其中势焰熏天、能够把持朝政的就有王振、刘瑾、严嵩、张居正、魏忠贤等等。他们左右了近二百年的明朝朝政。在朝中是说一不二的，于是他们的干儿义子充满了朝堂，使朝政进一步腐败。 《贫儿学谄》中的严嵩可以说就是现实生活中权臣的写照。他坐在正厅、踌蹒满志、洋洋得意，像打发乞丐一样给其门下分配官职。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朝中大权，人们要想做官，想升迁非求他不可。于是利欲熏心的人们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并演出了诸如“膝行而进”、“磕头山响”、“甘言谀词”、“争妍献媚”等丑剧。当得到甜头之后，更是“千态并作”，丑不堪睹。这种“媚骨”、“佞舌”连乞儿都感到大大不如，前来偷偷取经、学习。当严嵩了解到乞丐张禄来意后，马上笑道说：“丐亦有道，汝等媚骨佞舌，真若辈之师也。”“媚骨”“佞舌”这种品格是有得、说不得的。因为它们是社会公认的丑行、是为人所贱视的。严嵩这种揭老底的话无异是给干儿义子们一记耳光，撕下了他们的面皮（中国传统文化最善于给丑行以美名如“媚骨”，“佞舌”则不妨称之为“敬老尊贤”）。可是众人并不以为难堪，反而唯唯称是。可见奴性、乞儿性巳经深入骨髓、溶化到血液中去了。他们自甘下流，如宋代邓绾所说：“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对于这类人，也真是无药可救了。后来张禄果然得到官僚师傅的真传、学成而归，其谄媚之道果然在钱秃子等人之上。 沈氏还提出严嵩门下师何人的问题，难道是无师自通吗？作者认为不是，他们的老师正是坐在内厅、气派十足的严嵩。严嵩虽然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也是作为皇帝的奴才存在，而且他的“权”也是皇帝所赐、随时可以收回，所以他在皇帝面前也如其门人在他面前一样，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他才能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见，举国上下所奉行的皆是乞丐之道。 作者说前明百官公卿表为乞儿渊源录。其实作者所在清代何尝不如此。作者写此篇也许就是有感于当时气焰熏天的权臣和珅。乾隆对和珅的信任远远超过嘉靖对严嵩的信任。和珅柄政二十余年，无人敢有异议，无人敢弹劾，其势力也远胜严嵩。只是作者不敢明说罢了。后和珅倒台，清人也以和珅拟严嵩。实际上唐代、宋代、元代的官场莫不如此，只是有点轻重之别罢了。总之有专制集权存在又没有严格执行的用人制度，那么人身依附、靠走门子当官就是不可避免了。想当官的，想升官的就要有点“媚骨”、“佞舌”以应付需要。 4.贫儿学谄 嘉靖间，冢宰严公，擅作威福。夜坐内厅，假儿义子纷来投谒。公命之入，具膝行而进。进则崩角在地，甘言谀词，争妍献媚。公意自得，曰：“某侍郎缺，某补之；某给谏缺，某补之。”众又叩头谢，起则左趋右承，千态并作。 少间，檐瓦窣窣有声，群喧逐之，一人失足堕地。烛之，鹑衣百结，痴立无语。公疑是贼，命执付有司。其人跪而前曰：“小人非贼，乃丐耳！” 公曰：“汝既为丐，何得来此？” 丐曰：“小人有隐衷，倘蒙见宥，愿禀白了言而死。”公许自许。 曰：“小人张禄，郑州人。同为丐者，名钱秃子。春间，商贾云集，钱秃所到，人辄恤以钱米。小人虽有所得，终不及钱秃。问其故？钱曰：‘我辈为丐，有媚骨、有佞舌。汝不中竅要，所得能望我耶？’求指数，钱坚不许。因思公门下，乞怜昏夜者，其媚骨佞舌，当十倍于钱。是以远涉而来，伏而听，隙而窥者，已三月矣。今揣摩粗就，不幸踪迹败露。愿假鸿恩及于宽典。” 公愕然。继而顾众笑曰：“丐亦有道。汝等媚骨佞舌，真若辈之师也。” 众唯唯。因宥其罪，命众引丐去，朝夕轮授。不逾年，学成而归。由是张禄之丐，高出钱秃子之上云。 铎曰：“张禄师严冢宰门下，若严冢宰门下又何师？曰：‘师冢宰’。前明一部百官公卿表，即乞儿渊源录也。异哉张禄，又衍一支。” 清?沈起凤《谐铎》 附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宰相严嵩，掌握了朝中大权，作威作福。他夜间坐在内厅，干儿义子纷纷前来请求接见。严嵩命令他们进来，干儿义子们皆用双膝跪着行走，进到厅内又大磕响头，满口都是阿谀奉迎的甜言蜜语，争先献媚。严嵩得意洋洋，说：“某侍郎有空缺，某可以去补充，某给谏缺，某可以补上。”众人听后，又叩头称谢。起来后更是左右趋奉，千形百态，纷纷展示出来。 过了一会。屋檐瓦上有轻微的摩擦声。大家一起呼喊驱逐，忽有一人失足落地。拿灯一照，只见他破衣烂衫，呆呆地站在灯下，没有一句话。严嵩怀疑他是盗贼，于是命令差役把他拿下，交给主管官吏去处理。 那个人跪下前行说：“小人不是贼，乃是个乞丐。”严嵩问：“你即然是个乞丐，为什么到这里来？” 乞丐说：“小人内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如果蒙您宽大，让我把话禀告清楚再死。”严嵩答应了。 乞丐说：“小人叫张禄，是郑州人。有个与我同为乞丐的叫钱秃子。春天，我们那里的买卖人都云集到市场上。钱秃子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救济他钱与米。我虽有所得，但与钱秃相比，则差得很多。我问他什么缘故？钱秃说：我们当乞丐的，应有善于献媚的骨架，还要有擅长花言巧语的舌头。你没有找到诀窍，怎么能和我比收入呢？我求他给予指教，他坚决不肯。我想您的门下有许许多多昏夜乞怜之人，他们的媚骨佞舌，应当超过钱秃的十倍。所以我从远道而来，趴在楼上偷听，隔着缝隙偷看，巳经有三个月了。现今刚刚揣摩出来点门道，不幸露了马脚。希望您能以宽大为怀，从宽处理。” 严嵩听了，十分惊讶。继而环顾众人而笑说：“真是乞丐也有其成功之道啊！你们这些天生的媚骨佞舌，真可以作乞丐们的老师啊！” 众人唯唯遵命。严嵩因而赦免了乞丐之罪，命令众人把乞丐带走，早晚轮流教授。没过一年，学成而归。因此，张禄当乞丐的技术远远高出于钱秃子之上了。 谐铎说：“张禄以严丞相门下客为师，至于严丞相门下客又以谁为师呢？答曰：‘师严丞相’。前明一部百官公卿表，就是乞丐历代传授录。张禄真是个奇人啊！到他那里，又在乞丐中蔓衍出一个支派来。” 5.行妾妇之道的大臣 孟子曾说过“妾妇”（指宫中妃嫔宫女）事君之道是要处处顺着君王，别招惹他生气：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使他心情愉快就可以了。至于大臣事君之道则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提出不同的看法，敢于批评建议，不必看君王脸色行事（大意如此先秦除了法家之外的思想家都重视大臣的独立人格。晏婴说大臣与君主的关系是“和而不同”，也就是敢于指出君王的错误、反对随声附和。荀子也指出“逆命而利君，忠也”。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大臣人格的独立性，指出他们的事君之道首先在于利国利民，而不在于取媚于一人。 专制制度定型后，此义遂晦，能够遵循这个准则的，如三国蜀之诸葛亮、唐之魏征、宋代范仲淹、明代海瑞等等是少之又少的。而行妾妇之道者则比比皆是。《弹发御史》中的王平，冯梦龙说他“王躬是保，忠孰大焉”意在讽剌。的确，指出皇帝肴馔中有根头发的细事，何劳御史上奏？随侍在皇帝身后的侍女、太监完全可以胜任。王平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怕招祸外还在于取媚。有些大臣甚以取媚之道事奉宫之“妾妇”。明末崇桢间宰相周延儒特别受到崇桢皇帝的礼遇，曾在一年的元旦，崇祯向东作揖，恭敬地说：“朕以天下听先生。”可是这位“先生”全无一点风骨。当时宫内田贵妃颇有宠，于是周氏向田妃大献殷勤，在进呈给田妃的“珠履”的鞋底上竟绣上“臣周延儒敬献”，使之在穿鞋时能够时时刻刻想到他。这种做法真是令后人齿冷！这就是总领百官的首相！ 《贤良相面》中的“征君”虽然位不至宰相，但临危受召，也算个受到皇帝倚重的人物。此事发生在至德二载（757年），唐肃宗流离凤翔之时，当时安史叛军尚且占据着首都长安，国事处于艰危之中，所以肃宗才发表诏书，招揽天下才士贤良帮助国家摆脱困难。闻风而至者不少，确实也有不少能人。如李泌、张镐等都是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人物。可知肃宗还是期望有一些敢说敢做、勇于负责的谋臣策士出现的，所以当他见到第一个应诏而至的“征君”的“极喜”是出自内心的。于是很快地在朝中接见了他，向他提出许多问题。想来这些问题皆与当时平叛战争大计有关，是极其严肃的。这些不仅皇帝要虚心倾听，满朝文武也要洗耳恭听，从中受到启发。不料，这位“征君”上朝后一言不发，“但再三瞻望上颜”。这种失仪的奇异的举动必然会使肃宗感到奇怪，朝臣也会感到惊讶。以为他必有重大事情要谈，因为人们在对话之前是先用眼神进行交流的。他开口了：“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不？”用此一问作为前奏、更预示他要发表重要政见。肃宗表示“不知”，对他的期待更显得殷切。最后征君所说的竟是“您比在灵武时瘦了一些”。肃宗在灵武系从长安刚刚逃出，做太子时的安富尊荣的生活所养就的肥膘尚未褪尽。“比灵武瘦”自在情理之中，无需引起朝臣的特别关注。征君所发表的意见使肃宗及朝臣对他的期待受挫，所以引起了哄堂大笑。这正像你本期待在帷幕启开时会出现孔武有力的英雄，不料站在你面前的却是手足拘挛的小丑，你能不为绝倒吗？征君所行的是典型的“妾妇之道”。他的建言，类似对君王的“薄责”，实际上是藉此以献媚。他的表现虽然引起了朝臣的讥笑。但还是得到皇帝的赏赐，尽管肃宗也知其为“妾人”，还是任命他为县令。冯梦龙把这位征君看得人木三分，说他虽关心皇帝肥瘦，“只怕作令后，反不管百姓肥瘦耳”。这真是一语破的之论。 当然，所谓大臣的立身之道也不单纯是由大臣本身决定的，皇帝的开明与否，专制统治是否严酷，这些对群臣心态、性格及行为有很大影响。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曾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原臣》）他一语道破皇帝需要的就是供其奔走役使的奴仆妾妇，大臣欲不为奴仆妾妇岂可得乎？因为“大臣”的位置也是皇帝赏的，有朝一日皇帝看着不顺眼，也可以在一个早晨把他打倒。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都是独揽朝政数十年，权倾天下，满朝文武，半属私党。可是一朝老皇帝死掉，新皇帝上台，用一个小指头就把这些权臣扳倒。他们的门生故吏也是树倒猢狲散，没有激起多大波澜。其原因就在他们的权力也是皇帝给的，皇帝可以随时收回。因此，越是朝中大臣，往往越是谨言慎行。“伴君如伴虎”，“妾妇之道”的盛行也就无足奇怪了。 6.贤良相面 唐肃宗时，初诏贤良。 一征君首应，上极喜，召对，无他词。但再三瞻望上颜，遽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不？”上曰：“不知。” 对曰：“臣见圣颜瘦于在灵武时。” 上曰：“宵旰所致耳。” 举朝大笑。帝亦知其为妾人，恐塞贤路，乃除授一令。 举朝官员还有不管皇帝肥瘦的，以贤良较胜。只怕作令后，反不管百姓肥瘦耳。明?冯梦龙《笑史?迂腐部》 7.言官们的技巧 《红楼梦》中的贾宝平曾嘲笑“文死谏、武死战”，并把文臣死于诤谏，这种被视为士大夫的最高的道德境界，称之为“浊气一涌”的昏乱行为。这或许是看穿封建社会中的谏议制度、大彻大悟者对传统社会的批判，其意识是超前的。谏议制度的确只是封建专制的一个补充，它与专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否定专制主义的先知先觉者们也必须把矛头指向浄谏。话虽如此说，实际上封建专制统治下敢于诤谏的士大夫并不多见，死于诤谏者更是凤毛麟角。像明末东林党人那样为了反对宦官擅权、反对苛政、反对对正人君子的政治迫害，前仆后继，敢说敢骂、敢斗敢争，死于浄谏者不知凡几。这是极其悲壮的一幕，仅见于明末。像东林党从那样执著、坚定，那样富于牺牲精神和英雄色彩，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光彩熠熠、颇为照人的，受到鲁迅先生的赞美，把他们看作“中国的脊梁”。三十年前邓拓也写诗表彰他们：“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样富于气势的诗句，很能刺激一些人的神经，于是这就成为邓拓“罪行”中最为严重的一项。邓拓还没去进谏诤谏，最后也落得一个血迹斑斑的下场。可见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敢于上言还是不容易的。因此，谏议制度虽不值得大力表彰，但浄谏者本身还是以他的无私无畏所展现出巨大的道德力量，打动了后世善良人们的心。 不过有时由于种种原因，（如国家危难，上天闹灾示警、皇帝下诏“罪己”表示自己虚怀若谷等等皇帝又下诏求直言，此时一些勇于浄议的士大夫就未免技痒，乍着胆子上书说几分（一般不敢说到十分“直言”），大多也都下场悲惨，如中唐的刘薔、明嘉靖的海瑞、清乾隆时的杭世骏、嘉庆时的洪亮吉或被远贬、或被下狱、或被一捋到底斥为平民，或被充军发配新疆。这些人都是享大名于时者，还差点丢了脑袋。至名小而被杀者是难数计的。 既然天威不测，生命有一，不能有二，于是大多数士大夫都学了乖，以“少说话，多磕头”为当官之座右铭，即文言所云：“金人三缄其口”。隋场帝曾公开扬言：“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他认为人臣之浄谏是为了求名，自己很不耐烦，于是成就其求名之心，把他杀掉。对付这类皇帝好办，“当说不开口，遇事躲着走”就可以了。或者专拣他爱听的说。这样得祸的机会就少了许多。最麻烦的是碰上自以为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皇帝。他们大多好名，兴致来时，公开征求臣工的意见。这时特别是负有监督之责的官员（如历代御史唐代的拾遗，补阙，谏议大夫等，这很难办。他们本身就是“言官”，向朝廷提批评意见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有时不说话也会受到惩罚。如《弹发御史》中的皇帝就指出如果一百天不言就要被贬为外官，如果直言，则吉凶不测。韩非子有两篇文字专门讨论上言之难。这就是《难言》、《说难》。文章中例举了人主的阴暗而复杂的心态和专制政治黑箱运作中的种种机巧。而谏说谈论之士却没有任何保护。他们对于政治运作中的幕后事态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上言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危池”，时时刻刻都会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全躯保妻子”之徒必然要考虑如何揣摹人主心态，如何探知政治黑幕。如何掌握进言的技巧与分寸。韩非子在这些方面是作了许多工作的，但是精明如韩非最终也未能自保，死在特别钦佩他的秦王赢政的监狱之中。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后世的言官大多比韩非更为精明。他们很会把握言论的分寸。在诤谏时看似负气敢言。正直无比，实际上是外方内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们掌握得锱铢不爽、滴水不漏，既得到“直臣”之名，又不违圣意，甚至使圣心大悦，为扶摇直上增添了本钱。当然也有掌握不好的，一种是如前面所说或言辞过激，或触及忌讳，或打穿了后壁，这些得罪是必然的；另一种是浄谏之言，不痛不痒，上为皇帝所轻，下为朝臣所讥。如《弹发御史》中的那位御史王平。人们都以为他要谈重大问题，结果他只批评了一下御膳房的厨师。说他们为皇帝准备的御膳中有了头发，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弹发御史”的外号。有的在大题目的掩护下作小文章。如明代一个“给事中”（也为言官自称建言军国大计），而他提出的竟是京中士人好穿马尾补裙，因此官马常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中大计等等。这些只给人留下笑柄。 虽然，我们说谏议制度不过是专制统治的补充，听不听，权都在皇帝手中。但因为有了这个制度，士大夫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还是演出了无数场悲剧、喜剧的。有的让人钦敬，有些只为人们添点笑料。 8.弹发御史 宋御史台仪，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有王平拜命，垂满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讶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发，必大事也。” 一曰，闻进札子，众共侦之，乃弹词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鬌如之状。”王躬是保，忠孰大焉，是学丙吉样子。 明?冯梦龙《笑史?迂腐部》 9.难得精明 清代的才子郑板桥有“难得糊涂”之说，这大约是没有完全泯灭良心良知的地方官吏的感慨。看到了许多腐败与黑暗、又无法无力改变。所以不免对“不知不识”的白痴境界十分神往，为的是少受痛苦。只看到板桥的感慨，会给后世一种假象，仿佛当时精明的官吏特别多似的。其实不然，专制总是与愚昧相联系的。如郑氏之精明者在当时的官场能有几人？而且“精明”者往往被“糊涂”者所淘汰。因为所谓“精明”乃指耳聪目明，善于思考，这种人如有良心，则对现实生活的阴暗面必多怨怼之词。这样，久而之久，轻则被责为轻薄，重则被斥为叛逆，会被上峰所敌视。这些“精明”者自然竞争不过被认为是“忠诚老实”的糊涂虫。封建时代就是如此，不是强的（精明者淘汰弱的（糊涂者穴而是弱的淘汰强的。向往而不能达到糊涂境界的郑板桥最终被淘汰掉。作为两榜进士出身的板桥连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也当不成，而被撵回扬州靠卖画卖字为生。人们早看到了这一点，苏东坡把这个经验化为一首诗说：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但愿生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他的儿子初生，在过“洗三”之时，就发出这种祝愿，可见他对自己“聪明”的悔恨之深。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了一则笑话：“吾乡华雨棠先生通申韩之学，有名公唧间，常曰：‘吾长子才庸而湖涂，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练达故使其治家’。闻者莫不笑之。”这位深通刑名之学的华先生深知官场上只需要“才庸而糊涂”的瘟官。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前途。 封建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也在日复一日地制造着糊涂虫。且不说那些目不识丁，只是靠捐纳金钱因而得以做官的人们。他们的糊涂颟顸是闻名于世的。就是秀才、举人到进士出身的官撩也只是比他人多认识些字而已。他们都是靠八股文猎取功名的。而“八股文”（时文）除了排偶的文字游戏外什么也没有。清徐大椿曾著《道情》讽刺依仗八股得官者的无知与无能：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首俗曲说的一点也不过份，其中历数的“读书人”的无知之处都可以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印证。因为他们缺少知识，更缺乏社会经验，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与遴选出的“人材”鲜有不糊涂者。可悲的是就这些分子还算是官僚队伍中的精英！ 《告荒》中的瘟官不仅没有社会经验，而且数学知识还不及现在小学生。他竟然把“麦收”之“三分”、棉花之“二分”，“稻收”之“二分”相加合并为“七分”，而且斥责农民说“七分”收成不能算荒。机智的老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自己的年龄合并长子、次子年龄而言之，用这个极荒唐的计算方法以突出那位官吏的愚蠢。 《明眼人一口道破》中的进士知县则是另一类型的糊涂虫。他读书很多，但越读越蠢，竟弄不清大床是如何搬进屋中的，经过三年深思熟虑，却得出了“先置榻于此，而后造屋”的结论。那位老于世故的狱吏对这书呆子当然不放过调侃的机会：“然，公输子之巧，被君明眼人一口道破矣”。只要稍精明一点都会听出这些话中的嘲弄与恶意，而这位脑子中是一盆面酱的糊涂进士竟认为这是对他的赞美，于是他还一本正经地表示谦虚。其糊涂昏愦真是无以复加了。面对这些瘟官、糊涂官，难道我们不会慨叹这种官僚队伍真正难得的是“精明”吗？郑板桥所说的“糊涂”也决非这类与愚蠢画等号的糊涂，而是由聪明转化来的“糊涂”，它反映了板桥对糊涂昏愦官场的愤懑。 现在“难得糊涂”的横幅又高悬于某些官员的豪华客厅之中。从当今干部的文化水准及现代化知识构成来看，“糊涂”并不难，难的是“精明”。当然这个“精明”不是指精于钻营，明于逐利；而是指精于业务，明于止足。 10.告荒 有告荒者，官问：“麦收几何？” 曰：“三分。” 又问：“棉花若干？” 曰：“二分。” 又问：“稻收若干？” 曰：“二分。” 官怒曰：“有七分年岁，尚捏称荒耶？” 对曰：“某活一百几十岁矣，实未见如此奇荒！” 官问之。曰：某年七十余，长子四十余，次子三十余，合而算之，有一百几十岁。哄堂大笑。 佚名《丹午杂记》转引自近人胡山源《幽默笔记》 11.明眼人一口道破 山东某进士任知县，惟知读书，不理民事，政出多门，被人控于部，遂逮问，下刑部狱。 某入狱坦然，所卧为一巨榻，每日横陈其上，披览典坟，大以为便。 三年，遇赦得免，独吏来道贺，某人徘徊不忍去，曰：“此间僻静，读书最佳，可惜不能终老于是。但我到此数载，有不可解者一事。” 吏问故。某曰：“我尝思之烂熟，仍须请教，此榻极大，断非此门可入，是先置榻于此，而后造屋否？” 吏笑曰：“然。公输子之巧，被君明眼人一口道破矣！” 其曰：“岂敢，我特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耳。” 清?徐珂《清稗类钞》 12.背靠大山的“要人” 仕途险恶，过于战场，这是亲临此境的人们的共同感受。元代张养浩写过一首小令描写做官的危险：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 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 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 祸来也何处躲。 天怒也怎生饶？ 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这可以说是对热衷做官者的当头棒喝，可是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像陶渊明那样“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坚决脱离官场的人又有多少呢？人性中有强烈趋利的一面，热衷人仕的人们满心所想都是做官所带来的利益（也许他们口头上也断不了讲“为国为民”“先忧后乐”之类的话头），因而沉浸于此不能自拔，直到祸事临头时才“悔不退步抽身早”，可是已经迟了。 官场上还有一批人，他们认识到仕途的险恶，又不能忘情于做官的好处，为了在官场搏击中增加安全感，并能得到份外的好处，于是寻求更大的官吏、甚至亲贵权幸为靠山。这样即使有了差池，也很少被人指责；或者被人弹劾，也能受到一定的保护。老百姓看透了这些称之为“朝中有人好做官”。如果没有靠山的便要找个靠山，有了靠山还要充分利用，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这是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官员的心态。 《李庆远》中的主人公位不过中郎，只是个皇太子的侍从武官。他凭什么称之为“要人”？就是他有皇太子为靠山，太子是储君，如无大的变故，迟早要做皇帝的。皇帝的侍从则非同小可，机遇极多，随时有可能乘直升飞机直达最高层。清代乾隆中后期擅权数十年的和珅最初也就是个侍从武官，只因奏对称旨被超擢提拔。正是因为“职位不高地位高”，宰相才肯赏光与他一起在办公厅“共进午餐”。另外也因为李庆远能够充分利用皇太子这个靠山。皇太子的侍从远不止李庆远一人，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要人”之称？皆是其不善于利用靠山之故也。李氏刻意制造他与太子关系非同寻常的氛围，例如有事没事常往东宫跑，在大厅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常常“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须使令’。”用此等小技以突显他在皇太子面前的重要性。他把这些弄得沸沸扬扬，使得朝廷内外大小臣工无人不知，人们都知道他有坚实的靠山，于是人们纷纷向他“请谒嘱事，卖官鬻狱”，所求必成。这些事都不必经过皇太子，因为自宰相而下的官僚都巴结他有什么事不好办？居中的李庆远不过是买空卖空罢了。后来李失势了，太子疏远了他，但他深知与太子关系的重要。这关系着他的财路、官路，因此，他还继续制造着与太子亲密的假象。私自潜人内廷，偷吃了侍卫们的冷饭，肚子疼却说因太子赐瓜太多，直到后来呕吐，才使他当场出丑，真相大白。我想如果不是这次受挫，他的骗人的把戏还是要继续演下去的，继续维持着其“要人”的面目。一座假的靠山，只要观众相信，照样还会有许多利益。前几年在上海发现某某高官假公子案也是一例，该罪犯虽是假公子，但得到许多真利益，从钱到人都有。后来人们控告他，仅因为他是假的，所以罪犯振振有词，假如我是真的呢？ 正像该案件中受谴责的还是那些捧假作真的各级干部一样，《李庆远》中受谴责的也应是“宰执”与他的大小同僚。他们明知李庆远是芝麻大的官，却都心甘情愿地去巴结他，允许与支持他作恶。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得罪太子，甚至进而想通过李庆远打通与太子的关系，也以太子为靠山，为自己的宦途增加保险系数，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些以某个强大势力为靠山的人们形成了包围它的圈子。封建社会里朝中权贵显要大多有这样的圈子，权贵利用圈子中人跑腿办事、排挤异己；圈子中人利用权贵升官发财。这种相互需要的关系，韩愈在《与于襄阳书》说得十分透彻，虽然其中加了一些文饰。但其实质就是提倡下能谄媚于上，这样小官就有了靠山；上能顾念于下，这样大官就有了为自己效劳的圈子。在下位者有了靠山才能“享大名，显当世者”；在上位者有了圈子，才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似乎说的都是精神上的好处，其实物质利益即在其中。 当然，靠山也可能是“冰山”，唐代的杨国忠，宋代的蔡京、秦桧、贾似道，明代的严嵩、魏忠贤，清代的和珅乃至近世的袁世凯、“四人帮”都被一些贪婪竞进之士视为坚实的靠山，实际上是“冰山”，太阳一出，顷刻化为乌有。靠山倒了，圈子怎么办？读者似乎不必为他们担忧，他们鼻子最灵，耳朵最尖，脑子最活，脚步最快。这个“山”倒了，马上会选中另外一座大“山”去靠，狡兔三窟，也许在这个靠山未倒时，便瞄上了别的大山，甚至暗送秋波呢？所以旧“山”一倒，圈子中聪颖之士马上落井下石。对它表示唾弃与义愤，其坚决、其彻底往往胜过圈子外之人，新的大“山”也需要力量，有什么理由把他拒之于圈外呢？于是他们依旧是“要人”，依旧招摇过市，不知细底者不免要投来钦羡的目光。 中郎李庆远，狡诈倾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时外出，即恃威权，宰相之下，咸谓之要人。 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即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须使令。”忽忙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计。请谒嘱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焉。 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之饭。晚外出腹痛大作，犹诈云：“太子赐瓜，唤之太多，以致斯疾。”须臾霍乱，吐出卫士所食粗米饭黄臭，齑菜狼藉11。——凡是小人宠，多为此状也。 13.“锯箭杆”的官吏 用时髦的话说，过去的官吏与封建时代的国家、君王的关系大约有三种。一是理想型、一是雇佣型、一是自利型。 理想型是儒家所提倡的。这类人以天下为己任，所想的是国家、君王的长远利益，具有献身精神。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代表了他们的思想境界。但这种人在任何时代、任何阶层中永远是少数，他们往往受到现实的专制制度的摧辱，不仅不为只考虑个人利益釣“群小”所容，而且也难以得到君王等最高领导的理解。他们永远是悲剧性的角色，或是中途改变初衷，或被贬黜、或被杀害。从楚国的屈原到戊戌政变六君子走的都是这条道路。他们虽受尊敬，但使常人不敢效法。 二是雇佣型：自秦汉改变了世禄世卿制度以后，官吏的任命与使用可以互相选择，而且国家支付给为它办事的官吏以一定的报酬，于是官吏与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雇佣关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是也。这种官吏是拿钱干事。在正常条件下也能完成国家对官吏的要求，但缺少主动办事精神。 三是自利型。这种官吏信奉的就是“千里当官，为的是吃穿”。有机会便要大捞一把，哪管他国家、百姓。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对于妨碍他们牟利的人员及势力，能抗即抗，不能抗的则以退为进，走曲线取利的道路。这种官吏在中央与地方都有。 这三类官吏也以时代为消长，大抵在清平盛世，皇帝有眼光、有办法，洞悉人间情伪的时代，则第一、二类官吏较多，第三类即使有也难于形成一股势力，掀不起太大的风浪。如唐代贞观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总共一千多名官吏。唐太宗英明干练、对于臣工了如指掌，哪个清，哪个浊，哪个廉，哪个贪，哪个勇于任事，哪个推诿拖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有理想的官员得到任用，并督促第二类官员使之克尽职守。那些希图自利，也不敢放肆破坏吏治。至于到了衰世则一切相反。 《任事》的社会背景就是衰世。明朝中叶以后，从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下世的光景”，在吏治方面尤其如此。其中为害最烈的就是谁都憎恶而又对它无可奈何的各级官吏的拖拉推诿的办事的作风。这种作风使得国家机器失灵不能正常运转。使得一切改革变通的设想无不落空，把上面企图贯彻的良法美意都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第三类官员肆意为非，从为官做宦的生涯中捞尽好处，即使第二类官吏也不会认真干事，拖拉推倭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有时第一类官员也是想为好官而不可得。 作者江盈科写《任事》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官员们为“任事”意识，以扶衰救弊，使得明朝这艘破船，不至于沉溺。他历数了自洪武开国以来，国家安定了二百四十余年，举凡经济、财政、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法律无不敝坏已极。中国传统的“人治”，使它们形同虚设，没有人认真去执行它。明朝这座大厦已面临着自然坍塌的局面（崇祯间的农民大起义）只不过是加快了大厦倒塌的速度它的各级官员几乎都在忙着于己有利的一摊，至于公务如果于己无利，谁也不愿意认真去干。这样不用说扶衰救弊，就是连日常工作也难以维持，江盈科连用两个诙谐性的寓言描绘了官吏们缺乏职责意识的情况，为人们敲起警钟。 “脚疼委邻”中的主人公仿佛是心智不全的愚人。他以为把自己因长疮而疼痛的脚伸到邻家就不关己事了。这比“以邻为壑”的白圭还要愚蠢百倍。白圭是真的把祸水引到邻国去了，而这位愚人的生疮的脚还长在自己身上，连接着自己的中枢神经。但江氏并非一点道理没有，他是从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看问题的。他认为朝政之弊与每个士大夫、每个出仕的官吏全部痛痒相关，船沉了，大家都要溺死。这是从理想型官吏的立场与角度看问题的，实际上此时已处于衰世，绝大部分士大夫早已丧失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气度，朝廷的弊政毕竟不是自己脚上的疮，它也并不连着自己的心。也许这些弊政正给了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混水正好摸鱼。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呢？中国的专制的文化体制，是有着弱化个人的倾向的，实际上它在弱化个人的同时，也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意识。 “外科”医生的寓言更为典型地反映了官僚们对于所承担责任的推倭作风。这位“外科”医生竟然把取出射人裨将肌肤之内的箭头说成“内科”之事，对于裨将要求他取出箭头竟惊讶地说：“不意并责我！”他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划得最小、最小，最小；把推给别人的责任，界订得最大、最大、最大。这种作风流泽极远直至民国期间四川畸人李宗吾把它称之为“锯箭杆法”。“作为官场办事二妙法”之一。他观察了当时的官场风气，说道：“现在各机关的大办事家，多半采取这种法子。例如批呈词：‘据呈某某等情，实属不合已极，仰候令饬该县知事，查明严办。’‘不合巳极’这四个字是锯箭杆，‘该知事’是内科。抑或‘仰候转呈上峰核办’，那‘上峰’就是内科。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个字是锯箭杆，‘某人’是内科。又或说：‘我先把某部分办好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杆，‘以后’是内科。此外有只锯箭杆，并不命其寻找内科的，也有连箭杆也不锯，命其径寻内科的，种种不同。细自参悟。”（《原里学》）他把官场上的推诿作风形容得淋漓尽致，把它的可厌可恨、荒谬绝伦之处都显豁地摆在读者面前，甚至使今天的读者也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可见只要官僚制度存在，又缺少有效的监督，这种不肯“任事”的推诿作风就不会自动消失。 江盈科也思考过这种官僚作风形成的原因。他认为关键在于朝廷赏罚不明，像勇于任事、一生清廉，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挽救危亡的于谦，最后含冤被斩。在忠奸不分、是非颠倒的时代谁还肯去作勇于任事的忠臣呢？当然，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一个社会、特别是功能日趋多样、机制日趋复杂的近代社会，它的存在与运转是不能只靠永远在人群中占少数的理想类型的人们去支持，它应能够调动起绝大多数人维持它的稳定、促进它的发展。因此，它应对每个官员的职责有个明确而细致的规定、有切实可行与操作规程的考核制度，对勇于任事者有相应奖励，对渎职者有必要惩处。其中最关键的是改变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制度，使得平民百姓有权利、有勇气、并有必要的知识对官吏实行监督。这样才能克服推倭拖拉的官僚作风。当然，这也不是封建社会所能做到的了。 14.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计，有一世之计，有不终岁之计。计有近久，而治乱之分数因之。国家自洪武至于今，二百四十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计，则日益促。自宗藩、官制、兵戎、财赋以及屯田、监法皆敝坏之极。收拾无策，整顿无绪。当其事者，如坐敝船之中，时时虞溺，莫可如何。计日数月，冀幸迁转，以遗后来，后来者又遗后为，人复一人，岁复一岁，而愈敝愈极。虽有豪杰，安所措乎？ 盖闻里中有病脚疮者，痛不可忍，谓家人“尔为我凿壁为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邻家尺许。 家人曰：“此何意？” 答曰：“凭他去邻家痛，无与我事。” 又有医者，自称善外科。一裨将阵回，中流矢，深入膜内，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曰：“簇在膜内者须亟治。” 医曰：“此内科事，不意并责我。” 噫！脚入邻家，然犹我之脚也；簇在膜内然亦医者之事也；乃隔一壁，辄思委脚；隔一膜，辄欲分科。然则痛安能已11，责安能诿12乎？今日当事诸公，目事之不可为，而但因循善苟安，以遗来者，亦若委痛于邻家，推责于内科之意。 明?江盈科《雪涛小说》 附译文： 治理天下，有考虑到百世以后的长远计谋，也有仅仅考虑到一世的短期计谋，更有仅考虑到眼前的近视计谋。计谋规划有长有短，国家的一治一乱就是由计谋的长短决定的。我朝自洪武至今已经享受了二百四十年的太平光景，然而，最初用以达到和维持太平的计谋，则日益暴露出其不足之处。自分封皇族、官吏制度兵役制度、财税制度以及屯田制度、盐法都巳十分败坏。一些有责任心的负责官吏打算加以改革而无良策，打算整顿，而不知从哪里做起。当事者，仿佛坐在破船之中，时时刻刻担心淹死，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在任者只是扳着手指数日月，希望早点调任，另为他官，让后来者加以改革。而后来者与前任一样，也是把问题留给后人，人复一人，岁复一岁。各种制度越来坏得越厉害。后世即有英雄豪杰，他们从何处下手整顿呢？乡里中有个患脚疮的人，疼痛难忍，便对他的家人说：“你们为我在墙壁上凿个洞穴。”洞穴凿成了，他把脚伸到穴中，进入邻家有一尺多。 家人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让它到邻家去疼吧！这与我无关了。”又有位医生，自我夸耀说：“我最擅长于外科。”有位副将从阵地上归来，中了一枝飞箭，深深钻入了肌肉之中。他请这位医生诊治，医生拿了一把快剪刀，剪去了箭杆，而后跪下请求酬谢。 副将说：“那个箭头还在肌肉中，必须快快治疗。”医生说：“这是内科医生的事，没想到你把内科医生办的事也一并要求我来办！” 咳！把脚伸到邻家去，但仍然是自己的脚呀；箭头还留在皮肉之中，当然是医生的责任。仅仅隔一堵墙壁，就想把病脚交给邻家；仅仅隔着一层皮肉，就强调内外科之别。然而，脚疼哪能停止，职责如何能推掉呢？现今朝廷内主事的衮衮诸公，眼见许多事情不太好办，一味因循苟且，得过且过，把问题留给后人，这正像把病脚交给邻家、把医责推给内科一样。 前几年检讨过去在农村的瞎指挥风时，有一句十分警人、可笑又可悲的话，就是“相信农民自己会种田”！上古邈矣，可以存而不论。即从有文字记载的殷周以来，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农民已经种了几千年田了。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农民会不会种田又成了问题呢？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们大约还能记得，当时有多少不同等级的干部在热衷指导农民种田，他们以揠苗助长的方式“教导”农民如何整地、如何播种、如何中耕、如何施肥、如何收获，所使的手段与方法许多可人《笑林广记》，而且对于稍有异议的农民和干部则劝诱督催于前，责难惩治于后。于是，深翻如挖井，密植如储粮的奇怪现象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荒诞口号横行了，随之而来的是大幅度的减产与大面积的饥荒。当时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至今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们仍有“生下来就挨饿”的民谚。思之令人心有余恸！ 鲁迅说过，中国的许多事情是古已有之的，《河南令》中那位县令也是一位有瞎指挥癖的。他的出发点虽是想当个劝耕催种的好官，但干的却是害农伤民的蠢事。如他认为按陇播种，太费种子，从而主张用长锥打坑点播。这样省了所值无几的种子，但费时费力，又不能出全苗，欲益反损。幸而是用一亩作实验，没有推广到全县，乃至全国，虽遗笑柄，但损失不大。其次为养鸡灭蝗，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鸡放人庄稼地时，恐怕禾苗也难以保全。河南令强令推行，限期要农民到县大堂呈交验看，于是演出了一场群鸡咆哮公堂的闹剧。 像河南令这样的瞎指挥是史不绝书的，而且有些泛滥全国、影响政局（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措施为什么这些官员如此热衷教导农民如何种地，而不肯认同像柳宗元在《种树者郭橐驼传》所揭示对农民要少管一些的道理呢？看来这与封建社会官吏的职责与心态有关古代地方官的职责是“牧民”，把百姓当作羊一样放牧看管，于是当官的认为“管”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权务所在不管岂不大权旁落乎？从“管”字出发，像这类技术性很强的、与生产和经济密切相关的工作，十有八九要管坏？何况自隋唐以后地方官吏多为文上出身、大多数极其缺乏生产技术知识呢！另外，既做地方长官，就有了一个意志自由伸张的机会。甭管他在书生落拓时是多么萎靡卑琐，也甭管他奔走科场时是多么的唯唯诺诺。一旦他作为地方长官就是一境之长。特别是像“河南令”一样的知县。他们是直接与百姓打交道的亲民官，号称“百里侯”、“父母官”。既为“侯”则境内之事，不分巨细，惟他是主；既为“父母”则天下没有不是（意为错误的父母，因之，在境内他们具有绝对权威，其意志可以充分解放，自由伸张，任何一个想法，甚至一闪念都可以拿来在境内贯彻，让全境的老百姓当他的试验品。这样，其治下的老百姓怎么能不大吃其苦呢？因此，这类官吏即使主观上想为百姓办点助民、富民的好事，也往往成为扰民、害民的弊政，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人们都知道坏事为灾，对于好事成灾则缺乏理解，而且好事成灾的为害之烈往往远胜于坏事为灾。因为坏事违反了当时社会共认的准则与行为习俗。主持者大多是作贼胆虚，难以一意孤行；受害者因有道义为后盾也敢于奋起抵制、甚至积极反抗，使之难以为害久远。而好事成灾则不然，主持者理直气壮，以为民造福自命；受害的百姓对于主持也往往有些曲谅。这样损失必然惨重。可惜历史的进步不是取决于主政者的主观动机，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的各级主政者往往担负不起这个使命。不管他们办的坏事、还是好事都断不了给百姓造成灾难。因此，我说，他们对百姓少“管”一些，也许对百姓更有益。 15.河南令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农家艺麦费耕耨，改用长锥刺地下种，自旦至暮，不能一亩，又值蝗灾，科民畜鸡。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鸡之利。”克期令民悉呈所畜。鸡群既集，纷然格斗，势不能止，逐之飞走，尘埃障天。百姓惶阗不已，相传为笑。 据《孟子》，则畜鸡极是王政，但恨不得鸡坊小儿作都司晨耳。 明?冯梦龙《笑史?迂腐部》 威仪排场是官吏“不可须臾也”的，即使小如芝麻的七品县令也是坐则大堂、二堂，行则执事喝道，老百姓望若天神，于神秘之中不由得产生敬畏，但实际如何呢？官吏也是凡人甚至许多连普通凡人也不如，或许就是这些平庸的品格使他们得位至高官。元代的张鸣善写过一首《双调天仙子?讥世》对当时大小官员作过一番精彩的描绘： 铺眉苫眼早三公。 裸袖揎拳享万钟。 胡言乱语成时用。 大纲来都是哄！ 说英雄，谁是英雄？ 五眼鸡、岐山鸣凤。 两头蛇，南阳卧龙。 三脚猫，渭水飞熊。 一意为那些耷拉着双眉、闭目养神、呆若木头、能吵会闹、大打出手、胡言乱语、不负责任的衮衮诸公都正在为时所用，做高官、享厚禄成为时代的宠儿。总而言之都是胡闹起哄罢了。这个时代谁才是当代英雄！无非是那些善于争斗咬架的公鸡、咬人即死的毒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三脚猫罢了。被视为德才兼备的庙堂高官尚且如此，芸芸众官更可想见。但这种胡闹起哄大致可分两种，一是放开手脚，敢想敢干地闹，没有任何章法和约束，一切都是兴之所致，这类的胡闹非权贵大官不敢为，如“裸袖揎拳”、“胡言乱语”之类，如果小官在大官面前如此放肆，小则丢了前程，大则不保首领。而权贵大官则无妨，如李林甫、杨国忠、严嵩、魏忠贤等都是敢于放胆胡闹之人。有时皇帝带头闹起，流风余韵，波及全国，有许多趣闻可讲，但这又不属本篇范围了。另外一种是小心谨慎，严肃认真胡闹。这样闹的多属小官，从表面上看，他们也在那严肃认真地在那里供职，旁观者一看以为他蛮有敬业精神，但他们认真严肃做的事本身就是一种胡闹，因此，不管他怎么去做都给人们以起哄胡闹之感。如明代状元才子杨升庵议大礼事件：明武宗死后无子，其堂弟朱厚熄继位，是为世宗（即嘉靖皇帝嘉靖为兴献王之子，而兴献王与武宗之父孝宗为同父异母兄弟，嘉靖继位从礼法上说是继孝宗一支，但他做皇帝后要称已死去的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谥为“献皇帝”，于是招致尊重礼法的杨升庵等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嘉靖继皇帝位，表明他已是孝宗的继承人，与本生父脱离了关系，应称孝宗为“皇考”否则就是绝了孝宗之嗣；另一派秉承皇帝之意、赞成称兴献王为“皇考”。于是两派势如水火、杨升庵纠集三十六人联合上书，伏左顺门死谏。并说“国家养士五十年，仗节死义，已在今日。”而且“撼门大哭，声彻殿庭”，似乎此举关系国家存亡、社稷兴衰、百姓的祸福。实际上是胡闹起哄。杨升庵当场被廷仗，几乎被打死，然后是远贬云南，一去三十五年，“红颜而出、华颠未归。”这是杨氏为这场悲喜剧付出的代价。我们在同情杨升庵不幸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他以庄严的悲剧手段，演出的竟是令后人绝倒的喜剧！这类是关乎大政的。《人面上起草》、《剌字改黥》的故事虽然讲的都是“小政”，受虐的也都是“盗贼”，但从中也可看出封建时代地方官的素质。 中国古代肉刑之残酷可称世界之最。最近出版了一本《中国古代的酷刑》，书中所列多是令人惨不忍睹的，其中有不少是有一无二、独领风骚的。黥刑在古代肉刑中不算很残酷的，它不过是古代“文面”、“文身”风俗的延长。人犯了罪，如果罪当黥刑，那么在犯人面上刺个字再着色，俗称“金印”。《水浒传》中的武松、宋江都被黥过，因之，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贼配军”的叫骂声。黥刑尽管不太痛苦（与剕、刖、劓、大辟等肉刑相比），但它刺在人们脸上，痛在心上，一直跟着“罪犯”到死。因此，从人道的观点来看这种刑法本身就是不尊重人的，是荒谬的。而《人面上起草》、《刺字改黥》等故事中的官吏看来他们都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在工作，实际上干的是残忍苛酷又荒唐胡闹之事。再加上他们的昏愦糊涂以人面为草稿涂来改去，看来是小心谨慎，实际上是起哄胡闹，形式与内容极不谐调，因此这些官吏除了令人可厌可恨外，又有几分令人可笑。 16.人面上起草 有朝士陆东，通判苏州而权州事，因断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 黥毕，幕中相与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时之旨。今此人应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 东大恐，即改“特刺”字为“准条”字，再黥之，颇为人所笑。 后者荐东之才于两府者，石参政闻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权苏州日，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 17.剌字改黥 吴木欣云：康熙甲戌，一乡科令浙中，点稽囚犯。有窃盗，巳刺字讫，例应逐释。令嫌“窃”字减笔从俗，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创平，依《字汇》中点画形象另刺之。盗口占一绝云：‘手把菱花仔细看，淋漓鲜血旧痕斑。早知面上重为苦，窃物先防识字官。’禁卒笑曰‘诗人不求功名，而乃为盗？’盗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学道志功名，只为家贫误一生。冀得赀财权子母，吏游燕市博恩荣。”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姬生》 18.走了一个刮地皮 过去也许真有体恤下情、爱民如子的地方官吏，当他们离任时老百姓拥车遮道、不忍其去。但就是这种佳话美谈丝毫也证明不了封建时代官场的清明，它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官场的黑暗。因为世上贪官污吏太多。偶遇较为清正廉明者、淳朴敦厚，把希望寄托于父母官身上的百姓就容易表现出感戴的深情。这也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吧！中唐社会仍处于混乱之中，“虎而冠”者比比皆是，当华州刺史崔戎被调任为“兖、海、沂、密观察使”时，“州人恋惜遮道，至解靴断蹬者”不肯放他走。这大约是实情，我们从他对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的少年诗人李商隐的关怀爱护来看，可能崔戎是个慈祥的老人，于是从此之后“脱靴”就成为官吏离任时必不可少的节目，即使是贪官污吏也要表演一番。中国的传统戏不像生活，但传统的生活却十分像戏。任何大事、任何庄重的场合都离不开表演。而且一经表演，任何荒诞的事物似乎便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使之变得庄严起来。 “千里做官只为钱”绝大多数的地方官都很清楚这一点。它对老百姓的威胁也最大。因此，民间讽刺贪官污吏的笑话特别多。如有个笑话说一官离任时掘地皮三尺，最后连土地爷也随之而去。有人还为贪官作《德政诗》云：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 只有江山移不得。 临行写人画图中。 另外更有“五大天地”之说。言某官贪财虐民。百姓怨恨，当他任满告别百姓时，人们送“德政碑”上书“五大天地”。此官问四字何意？老百姓回答说：“官一到任，金天银地；官在内署时，花天酒地；坐堂断案，昏天黑地；百姓含冤时，是恨天怨地；如何交卸了，谢天谢地。” 尽管老百姓这样想，心中痛恨贪官污吏，但一些相应的节目还要恭敬如仪地演出，人们似乎早已抹去了生活实践所激发的喜怒爱憎，只是作为一个职业演员表演着剧本为他们提供的台词和规定的动作。《旧例》中“众老”正是属于这类。即使官吏推拒，他们也要以“这是旧例，不得^不行”为理由，把戏演完。过去国人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这种“礼仪”很少是自己情感的外化，而是一场场演出，因此，人们是不必认真对待的。 《乡人看靴形》与《旧例》不同。它像上面引述的笑话一样反映了平民百姓对离任的贪官污吏的憎恶，而且刻毒地诅咒他们应该像强盗那样得到枭首示众的下场。 地方官离任是走了一个刮地皮，继之而来的又是一个空肚鸭。封建时代，老百姓正是辗转于刮地皮、空肚鸭之间。因此，偶而遇上一个较清廉的官吏，那真是旷古难逢，其事迹必然被好事者传诵乃至夸大，这也是通俗文学中清官故事特别发达的原因，它反映了平民百姓的渴望。 19.旧例 官解任，有众老置酒来请脱靴。官曰：“我在这地方上，并无恩惠及民，何敢当此？” 众曰：“这是旧例，不得不行。” 虽是旧例，也要百姓乐为，但居官者此时自返于心，实无恩惠及民，岂不自愧！我每见有等官长，才闻离任之信，百姓恨骂之声，便满街巷，官之贤否可知矣。吾愿居官者，平昔留心爱养，断不可悔后自愧也。 清?石成金《笑得好初集》 20.乡人看靴形笑贪官遗爱的 一乡庄人欲到城市游玩，因拉城市人同往，将进城看见城门外高竿木架悬挂人头，惊问其由，城市人答曰：“这是强盗劫夺人的财物，问了枭斩的罪，把盗杀了，将头悬在这里示众的。” 及至走到一官衙门前，又看见悬吊木匣，外画靴形乡人自已点头曰：“是了，是了，城门外挂的是强盗头，这衙门上匣内盛的一定是强盗脚了。” 凡官员去任，里民脱靴，置一木匣画靴形，高悬衙门上，不知始自何人？想亦寓有悬挂其足，警醒后官清正、切莫贪盗之义耳。 清?石成金《笑得好二集》 21.又来了一只空肚鸭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是说官的衙门一现在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庙”是永远存在、万古不变的，而它的主人——官，现在老百姓称之为“神”的人则时时变更。地方官亦如是，自唐以后郡守县令，任期有定，大抵为三年一任，如无特殊情况，做满三年，即卷铺盖走人，新官接着干。这样熙熙攘攘，你去我来，对于宦游者是常保持着新鲜感，而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则是个灾难。晚唐散文家孙樵在《书褒城驿壁》中曾写道：褒城驿馆本来以雄伟壮丽“号天下第一”，后来衰败不堪，到处是污泥浊水、杂草丛生。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往来居住的都是匆匆过客。他们“暮至朝去”，“夕得其庇，饥得其馆”就满足了，对这里的建筑设施，毫无一点顾惜之心。泛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鹚（船头）而后止”；钓鱼“则必枯泉汩泥尽鱼而后止”，把人造园林糟蹋个够。那么“污败室庐，糜毁器用”更不在话下。每个过客皆如此，驿馆那能不破败？孙氏用此以喻郡守县令。说他们“远者三年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谁都把州县当作驿馆一样，只有糟蹋而无建设，被他们治理的百姓所遭的罪孽可以想见。过去有“十羊九牧”的成语，当官者以放牧者自居，官多、更换得勤，试想“羊”一老百姓，会有什么感想。何种议论？ 当然，专制统治下不许老百姓胡思乱想，更不许他们胡说乱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圣人早有明训，但老百姓也是人，也有思维，他们不敢公开反抗，便应付，把不满深藏在心底。《自来旧例》中的老百姓的情绪是通过“优人”表现出来的。 新官上任，对官来说是喜事，而对老百姓来说则是个未知数，但清官廉吏，百无一二，且不说那些捐纳得官的，他们将本求利，其贪婪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本性不大贪婪之人，他们读书、赶考、求官、候补，其间要有多少花销？近人李慈铭在其日记中记载他候补在京的费用、以及外放地方官以前打点京官、筹措路费，准备安家费等等均非家赀所能承受。这些花费已迫使他借了许多高利贷，没有出京的李慈铭就负了一身债。这些花销不都要靠到任后去找老百姓要！旧官在任已经三年，大多都已捞足，离任之时只是车载船运的问题。而刚刚上任的官还是两手空空，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个“空肚鸭”。他们到任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捞钱。《儒林外史》写王惠接任南昌知府时，首先问的就是“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上任以后马上“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人官。”然后满衙门都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以实现他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理想。这样的贪官、暴官还被评为“江西第一个能员”。王惠的经历活画出“空肚鸭”贪吃的过程及手段。有个笑话着重描绘了“空肚鸭”的心态：有个新官上任，向差役胥吏问道：“做官事体当如何？”差役们回答说：“一年要清（清白，二年半清，三年便浑！”这个新官感叹说：“教我如何熬到第三年！”是啊！“空肚鸭”要等上三年，岂不饿死？ 明知是“空肚鸭”，可是在他们到来时老百姓还要应付他们，还要表示热烈欢迎、甚至要违心地加以颂扬。这种态度就像百姓平时对待凶神恶鬼一样，奉迎与礼拜只是换得一点点安全感罢了，从而达到自我抚慰作用。 “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的欢迎口号是谦卑的、充满泪水的。也许这位新上任的太守自我感觉良好，在逢场作戏般的欢迎仪式上真正感到自己就是“福星”；也许当官的都具有这种心态：总认为“牧民”就是为民造福。于是他喜不自禁，飘飘然起来，脱口而问：“口号谁撰？”“本州自来旧例，止此一首。”优人的回答是老老实实的，却又出人意料之外。期待与现实的反差形成了幽默。我想大约就是生活的真实记录，幽默家们很难编造这类的故事。 22.自来旧例 杨叔贤郎中，眉州人。言顷有太守初视事，大排乐。乐人口号云：“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 守大喜，问：“口号谁撰？” 优人答曰：“本州自来旧例，止此一首。” 北宋?文莹《湘山野录》 23.专横与昏愦的官吏 侯宝林的相声《改行》中有个包袱，说在皇帝驾崩的国丧期间严禁披红挂彩、有喜庆的颜色出现，“天下不准见红的”。胡萝卜、红辣椒不准上市，更奇特的是患酒糟鼻子赤红脸的也不许上街，偶有外出的被看街的兵打了嘴巴，并且命令说：如果必须出门上街先把脸染蓝了。这种极度夸张、近于荒诞的做法，却十分合情合理。它生动说明了专制制度的专横与非理性，作为官方对于老百姓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任意摆弄、处置平民百姓，哪怕摆弄得毫无道理、处置方法极其荒谬！ 无独有偶，产生于一千三百年的《鄠人》与《改行》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在表现专制的横暴与官吏的昏愦方面它更甚于《改行》。 鄠县“市人”，这个近于《水浒传》中没毛大虫牛二的形象，是街头流氓、地痞。他们整天行在街头搜寻着可以欺骗、敲诈的对象。他看到鄠人“精神愚钝”，手中又有“钱绢”，于是便把鄠人的稍长而突出的下巴，诈认作他丢失的驴鞍，并且指责说：“你为什么偷去了我的驴鞍，改作成你的下巴？”这已经十分奇特了。而且更有奇中奇者乃在于恶人先告状，他竟要把这个奇特的官司打到衙门去，这是第二奇。而鄠人竟然不与置辩，把“钱绢”完全交给“市人”以充驴鞍之值。求他别打官司，乃至空手还家，这是第三奇。笑话至此可以结束了。更妙的是“鄠人”回到家里与妻子的那场争论。妻子责备他愚蠢，说他不该把钱絹白白给了“市人”。指出即使官司打到官府，只要一分辩，曲直立见。这种指责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这种指责成立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三奇”，就变成了荒谬。这篇故事的主题也就成为正确认识对荒谬认识的驳斥，因此，前述的“三奇”也就构不成幽默，只不过是一个疯子和一个傻瓜的对话罢了。妻子的指责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它所起的作用不是揭露“市人”之疯，“鄠人”之傻，而是给读者以矛盾似乎已经解决的假象，起着蓄积文势的作用。它类似于相声中包袱。最后鄠人的反唇相讥，就是相声中的抖包褓：“痴物，傥逢不解事官府，遣拆下颔检看，我一个下颔，岂只值若许钱絹？”看来这位“精神愚钝”的“鄠人”更为清醒一些。他对官府的昏愦，专制统治的横暴有更为充分的估计，这种估计正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是符合封建专制本质的。因此，看来荒诞无稽的故事情节，却是寓庄于谐，它在引起读者哄然大笑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官吏胡涂昏馈，而又可以任意妄为与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事实。 揭露官吏的愚蠢几乎是旧时代笑话的永恒的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官民对立、老百姓自然把嘲弄、滤笑投向压迫者；也由于历来的中国官吏缺少处理政务的知识与能力，因而临事决断就显得特别愚蠢。过去对官吏的选拔与任用根本就没有必要的知识与技能、技术的训练。先秦先取的是世禄世卿制度，官吏世代相传，继任者由于耳濡目染对于做官的业务还有些了解，秦至隋则是世禄世卿与乡里选贡相结合，许多官吏对于日益复杂的政事已经知之甚少了。隋以后主要采用科举制度。这对于少数家族垄断参政权利来说是个进步，但人选官吏对政事知之更少。他们或凭诗赋、或靠经义、或用八股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于是便能到封建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任职。他们不懂法律（连苏东坡之博学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却可以临民审案，不懂耕织畜养，却要劝农劝耕。甚至指导耕耘稼穑。他们没有任何水利知识，却可以担任治黄大吏，他们没有学过建筑工程，却可以担任督造都城宫殿……而且这些官员是万能的。今天为刑部侍郎，明天为司农少卿，外放为漕督、河督（管理运河漕运或负责治黄无所不能。那么就会处处暴露出愚蠢无知，特别是清中叶开放门户以后，笑话则更多。正途出身的官员尚且如此，那些靠捐纳资财而为官的人们更是等而下之了。这样的官吏对平民百姓又拥有无限的权力，怎么不引起百姓们的憎恨呢？因此，在他们看来官吏就是昏愦与横暴的别名！ 24.鄠人 鄠县人有人将钱絹向市，市人觉其精神愚钝，又见颏颐稍长，乃语云：“何因偷我驴鞍桥去，将作下颔？”欲送官府。 此人乃悉以钱绢求充驴鞍桥之直，空手还家。其妻问之，具以此报。 妻语云：“何物鞍桥，堪作下颔？纵送官府，分疏自应得脱，何须浪与他钱绢？” 乃报其妻云：“痴物，傥逢不解事官府，遣拆下颔检看，我一个下颔，岂只值若许钱绢？” 唐?侯白《启颜录》 附译文： 鄠县有个人拿着钱绢到市上买东西，市上有个人觉得他精神愚钝，表情痴呆，又见他的下巴颏较长，于是欺诈他说：“为什么把我的驴鞍桥偷了去，改作你的下巴颏？”并扬言到官府去打官司，鄠人把自己全部钱绢都交给市人以赔偿其损失，求他别去官府。市人答应了鄠人的要求，鄠人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中。 鄠人之妻见他空手而归，非常奇怪，问明情由，十分生气：“什么样的鞍桥，能用来作下巴颏？纵然打官司，你仔细分析答辩，也不会得罪，何必白白地给他钱绢？”鄠人回答说：“傻东西，倘若遇到不解事的官长，他叫我把下巴颏折下来检查，怎么办？难道我一个下巴颏就值那点钱绢？” 25.官癖 不记得哪位哲人讲过：“人无疵不可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至性也。”可见“癖”对人来说未必都是坏事。所谓“癖”是对某种事物的爱好达到了极端。晋朝的名将杜预有“《左传》癖”，手不释卷，于戎马倥偬之余写了一部《左传注》，至今还是研究《左传》的必读著作。南朝梁简文帝自称有“诗癖”。他自七岁以来孜孜不倦，刻意为诗，对于诗歌艺术的发展，诗歌的格律化作出了贡献。宋代大画家米芾有“画癖”，与其子米友仁创立了山水画派。这些都是对人类文化发展有所贡献的“癖”，这种“癖”是应该提倡的。有些“癖”虽然无益于世，但却反映了“癖”者对于创造性的生活、对于美的世界的追求。晋朝阮孚好屐（木鞋）成癖亲自动手制作，“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两（双屐？’”其他如“书癖”、“茶癖”、“山水癖”、“花癖”等等都反映了一种精神追求。这些“癖”情趣高尚、又不妨碍他人，却使得世界更加多样，更为丰富多彩。当然世间也有许多不值得赞美的“癖”，如爱钱成癖、嗜痂成癖乃至恋官成癖，这些“癖”不仅情趣低下，而且妨碍公众，是应予以贬斥的。 世上竟有这样的“官癖”，不仅活着的时候到处钻营，锲而不舍；而且死后阴魂不散，每到黎明点卯时，“必乌纱束带，上堂南向坐。有吏役叩头，犹能颔之，作受拜状”。其“癖”之深死而不已，真是为其他诸“癖”望尘莫及。这就是袁枚在《官癖》中为我们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内容虽嫌荒唐，但却包含着至理，它反映了以官为本位的社会中，人们对官位的眷恋与执著。这种官癖甚深的人并非勇于公事，乐于奉献，而是着眼于官位能给人带来物质上与精神上的一切满足。物质上不用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连一般山野村夫都懂得的道理。它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更难估量。在一个不以人对社会的贡献与其立身品德、才能作为估量人的价值的社会当中，官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自然成为衡量一个人存在价值的尺度。谁拥有权力、谁的官大谁就是社会的楷模、人们的典范。“以吏为师”作为制度虽仅存于秦代，而作为一种精神则是贯穿古今的，而且渗入到普通百姓的心态之中。因此，人们把官看作是自己的精神上的指导者，谁拥有政治地位，谁就拥有真理，谁就受到人们的恭敬与尊重。另外封建社会中的官僚的气派，例如坐堂时的威风，出行时的前呼后拥，以及他们颐指气使的作风和要慑服一切的气概自然会受到许多虚浮之辈的忻羡。《儒林外史》杜少卿家的清客臧寥斋向往出贡做官，他说一旦做了像知县、推官这类小官就可以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对于向往权力的人、对于向往任意扩张自己意志的人，官位就是他们实现这些向往的保证。谁的官位越高，谁的这种“自由”度就越大，反之亦然。而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是没有意志自由度的。死后的南阳知府还可以高踞大堂之上洋洋自得地接受府中众吏役的叩头拜伏，正是其意志可以自由伸张的表现。而吏役除了在堂上向长官叩拜之外，大约只有听从吆喝的义务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清明雍正年间的南阳知府乔太守要对明代苦恋官位的亡灵说些什么？乔曾对吏役说明代知府“身虽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当有以晓之。”死、活二知府并未搭上话，两个“官癖”还未交流，死魂灵便主动告退。乔太守要“晓之”以何事呢？我想大约不外这些话：“你本明朝之官，明朝已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乃清明之官，清朝气运如红日高照，正当旺盛。何况你身已死，死知府不如活老鼠，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乔太守的“官癖”程度决不会比死知府小，明季亡魂也会想到这些，所以不觉“长吁一声而逝”。看来有“官癖”者并非个别人物，只要官本位的制度及其精神存在，有官者则易于患有此症。 “官癖”症患者至今仍未绝迹，在连清净佛门的和尚、尼姑都要以科级、处级定其品位、安排其待遇的时代，使人不迷恋于官位那才是怪事。因为官位不仅关联着一个人的所应享用的种种物质条件，如票子、房子、车子……乃至子女们的安排以及前程等等；而且，它也代表着一个人被社会承认和接受的程度，代表了人群（主要是上级）对他的认识与评价，甚至可以说它是有官位的人们的精神、荣誉之所系。因此，有官者往往恋官成癖，久做官而不知疲，年已老而不退，并且希望步步登高，必“革命到底”而后止；无官者则往往艳羡或嫉妒有官者的种种好处，因而亲官近官巴结官，思得一官半职，成为官迷。这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与飞跃发展的社会经济是极不相称的，它们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改革的必要。在商品交换经济体制为主导的社会中，“官癖”有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载人史册。 相传南阳府有明季太守某殁于署中，自后其灵不散，每至黎明发点时，必乌纱束带，上堂南向坐。有吏役叩头，犹能颔之，作受拜状。日光大明，始不复见。 雍正间，太守乔公到任，闻其事，笑曰：“此有官癖者也！身虽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当有以晓之！”乃未黎明即朝衣冠，先上堂南向坐。至发点时，乌纱者远远来，见堂上已有人占坐，不觉趑趄不前，长吁一声而逝。自此怪绝。 清?袁枚《子不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