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和知识本身的内在力量”——康永久教授的《教育学原理五讲》 21世纪研阅的唯一的“教育学”教科书（指定参考书），是《教育学原理五讲》。它是康永久教授历时十年的教学实录，今年6月出版。我也在给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上课。同学们都知道，在我心里，本科生的课堂教学，比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分量重得多。受课程性质的限制，我的课堂，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定参考书。
对长期不接触教科书的读者来说，一本教科书想入眼，真不容易。近50万字的《教育学原理五讲》吸引我的原因有三：第一，康教授赐读，不是发来一张喝彩的邀请涵。永久不需要我捧场。天涯芳草，遍地英雄。求赞的，不会找上门来。康先生只是示意交流。对这交流，我是心有灵犀的。第二，我们不仅心气相通，而且术业相近。多年来，总有些机会，与京师康教授永久博士，私下探讨改善教育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方式。阅读康著，有助于弥补对谈机会不足的缺憾。第三，近代邵阳出才子。永久教授康博士是邵阳人。
读完《教育学原理五讲》，只想说一句话：幸福得涩奈。下面，先说幸福，再说涩奈，复言其他。
与同类著述的最大不同是，本书忠实地再现了康教授在课堂上创发的音响信息。康著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听的。我在什么地方论述过，听觉文本，出于文人的海天愁情之茫茫，远非哲人的名理思察之悠悠，故其音响效果重于逻辑效果。在教育学名篇中，只有《爱弥儿》归于此类，《理想国》略输文采。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把听书而非读书的古老传统——古罗马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音响能够使语言形象不借中介地、有语调地体现和传达人的感情、体验和情绪，……而音响形式的丧失极大地缩小了语言形象的情感荷载。”（[苏]莫·卡冈：《艺术形态学》，345页，凌继尧、金亚娜译，三联书店，1986年）
在古罗马，下人读书，主人听书。在大观园，女奴诗词唱和，凤姐一字不识。在康著中，“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参见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62-76页，2004年）康著如此雅致地把回望古罗马、神游大观园、反思《爱弥儿》的“三乐”，献给读者。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教育学原理五讲》直白、简朴、妥帖的书名，表达了对教育学专业本科生的“特别的期待”。期待人文经典和专业文献为未来教育学家的成长奠基；期待励志影视作品、武侠小说与《正气歌》、朦胧诗等，一同发挥知识开发和人格养成的作用；期待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的思想成就和知识进展，能尽早激发青年学子的浓厚兴趣并以之引导“以学术为志业”的方向；期待通过身边事、身边人即学术生活本身，展现教育学的活力和理想——
“肖川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报告讲遍大江南北，特力独行，文章特别适合朗读。他的信条就是要能够有几句话传下去，而我们一般都期望能有几个概念传下去。”（137页）
敢于期待、能够期待、坚守期待并身体力行，何尝不是职业与事业一体化的幸福人生？
康著第一讲《教育的概念与理想》是条分缕析的，第二讲《教育的历史发展》是宏阔浪漫的，第三讲《人的发展与教育》是创新驱动的，第四讲《教育与社会发展》是积极稳健的，第五讲《历史情境与教育学》是有所发现的，附录《阅读文献》是精挑细选的。整本康著，情理交融，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耳目一新。
所有这些，完全出于“完全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和知识本身的内在力量”（后记）。君子三乐，学子多福。
我很涩奈。
“涩奈”不是一个常用词。我专门花一些时间找出它，用来表示一种特有的不安和惭愧。读书和教书，常常是不安的和惭愧的。康著带给我的不安和惭愧是特殊的。“君子三乐，学子多福”尚有言外之意：邵阳才情赋予康教授高度的亲和力，加上“天生的教育知识”（337页）与同样天生的弥勒佛神韵的完美结合，把幸福课堂推向唯美主义。反观自身，那峻峭的空间架构，像是天生与全世界为敌似的。课堂氛围，可以想见。念想及此，惟不安和惭愧。
复言三点“其他”。
最近20年来，我国学科分类不时调整。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跟不上学科分类调整的节律。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二级学科名称，被误用作课程科目名称并习惯成自然。作为一门课程的“教育学原理”，是一个例子。其实，“教育学原理”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学科群，不是一门课足以涵括的。所有以《教育学原理》之名发行的著述，我看全不是“教育学原理”，都是“教育原理”，康著亦不例外。唯一名副其实的“教育学原理”著作，是翻译过来的俄国人克拉耶夫斯基的。“教育原理”陈述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教育学原理”陈述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学”。
最近40年来，几乎所有过眼的论education词源的文献，只就educere开讲，不拿educare说事，康著也不例外。在近三百年前，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 在他的《新科学》中，已经对二者作了断言。维科被西方埋没了二百年。中国的戊戌变法之际，西方发现维科。在我的印象中，李大钊曾经提到过他。20世纪60年代后，维科研究在西方成为显学。80年代，朱光潜依据英文翻译出的现代汉语版《新科学》，小幅流播。不见双重语源，非但教育史上的一些思想主张无法解释清楚，比如洛克的和卢梭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单一语源，给种种胡诌八扯的教育说辞，大开方便之门。设，教育理论的柱石有三：德育理论、智育理论、体育理论。不见双重语源，就不能发现，中国古代教育遗产中，最贫乏的，是体育理论。设，德育和智育以诉诸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为主，则体育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我现在记不得，宫盛花在她论维科的博士论文中，是如何处理“双重语源”问题的。
最近400年来，少量西方文献被翻译成古代汉语，大量被翻译成现代汉语。学界一度存在两类吃饭人，一类靠翻译吃饭，一类依翻译吃饭。前者译出来，后者用上去。千禧年之际，翻译造成的普遍文化误读现象，引起关注。教育学界，自然不能置身于文化误读现象之外。译作对学术、文化和政治的贡献，谁都不能否定。但审慎对待译作，也是必要的。如，康著引用译作中苏格拉底的遗言“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一句（105页），是十足的错译。这错，与译者的语言能力无关，却是文化水平的反映。准确的翻译似应为“何者为佳，唯神知道”。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用在这里正合适。神，万神，多神；上帝，唯一者，绝对。如果古希腊有一个上帝，那 它就不是古希腊。如果苏格拉底心中有一个上帝，那苏格拉底就不属于古希腊。
最后，分享康永久教授的爱情经验（70页），再次体验他的亲和力，更为幸福加把火，也为三乐添一乐：
“确实，如果真的是爱一个人，而对方也接受了这种爱，我们绝对不会让对方对自己感恩，而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善待对方。这才是真正的感恩，也是无穷无尽的爱的力量的最终根源。而一旦我们要求回报，爱就开始变质，我们就试图控制对方，内在的教育力量也就开始枯竭。” 734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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