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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中的基因技术

 玉稻筱麦坊米 2016-10-27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打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人类突然发现这个像麻花一样的东西,竟决定了自己命运,并意识到可以通过改变基因从而改变命运,或者通过基因做些其它有意思的事情,基因科幻文化便就此诞生了。正如儒勒·凡尔纳所说“在科学技术的力量到达之前,我们已经到达了那些世界”,所以我们看到,有关基因的科幻电影所叙述的还是那个基因被发现之前的故事。

基因与恐惧

在科技恐惧类电影中,威胁人类生存、让大众产生焦虑感的元素包括核武器、环境问题、机器人、网络与人工智能,甚至如乔治·卢卡斯的《500年后》中那样,由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带来对未来人格与人文的影响。在这些纷繁的类型与题材中,作为后起之秀的基因技术,却成了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题材。基因技术作为一种在二十世纪刚刚起步的科技领域,在科幻电影中的出现概率远不如人工智能、核武器等题材。但正由于人类在该领域涉猎有限,导致基因技术类科幻片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因为在其他题材中,有如《第五元素》那样充满光明的泛技术世界,也有着如《机器公敌》那样为人类而战的机器人,但凡涉及到基因技术的电影,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悲观路线。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就极具超前意识地打了“基因技术”的擦边球。科学家弗兰肯斯坦根据生物学知识,用不同人体部位拼凑了一个科学怪人,并用闪电激活。故事悲剧性的结局预示了作者对这种行为的忧虑,当然该书主要还是从宗教,即人类是否可以替代上帝创造生命的角度出发(也是人工智能方向的起源之一),但也奠定了未来生物技术(当时还没有涉及到基因的层面)方向类作品的基调。随着克隆技术、基因工程等技术不断发展,大量科幻电影就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取灵感,对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技术的过度开发和不当研究所带来的社会和人性的失控话题充斥着大银幕,这一切尤其是在1996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只克隆生物克隆羊多利诞生之后,更是将人们的忧虑推至顶峰,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包括《千钧一发》、《第六日》等作品的推出,让基因技术类科幻片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小高潮。

如今基因技术类科幻片在同类作品中所占比率越来越高,已成为科幻电影中一个比较火热的方向和题材。在这些以“基因”为题材的作品中,又分门别类地产生了多个分支。下面我们便对基因技术类科幻片进行了简单分类,并甄选出各类有足够代表性的作品。

突变的基因

绿巨人剧照.jpg

代表作品:《哥斯拉》系列、《X战警》系列、《绿巨人》系列

基因突变因其在基因技术中可幻想、开发的层面最大,也最具有戏剧性,因而在商业电影中成为最常见的题材。但基因突变往往没有独立性,通常会指向其他层面,比如核辐射、化学污染等等,让其成为电影中引起故事发生的载体,使得这类电影多数是在追溯基因突变的起因,由其结果反思其他层面的问题。

基因突变是漫威最善用的伎俩,如“X战警”、“绿巨人”、“蜘蛛侠”,以及随便将五个宇航员扔进太空,经过未知宇宙射线照射后就成了英雄的“神奇四侠”。《X战警》原漫画中虚构了一个庞大的世界观,起因在于天神在地球创造人类的时候,为了测试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在一部分人类的身体里加入了一段测试基因,即比正常人DNA中多出一条X染色体,被称为“X基因”。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其中一部分携带者的“X基因”发生突变,让携带者具备超于常人的能力,成为“变种人”。基因突变在《X战警》系列只是起因,并非主题,该电影讲述的是种族问题。原漫画诞生的六十年代,正值风起云涌的黑人运动时期,种族问题被寄托在这群与传统超级英雄所不同的变种人身上,他们是一群为自己生存和种族平等而战的异化人群。

在漫威公司的另一部作品《绿巨人》中,基因突变才被真正当成作品的核心内容。物理学家布鲁斯·班纳博士意外受到伽马炸弹放射线污染后,变成了愤怒的绿巨人浩克。在这系列作品中,班纳博士一直在寻找阻止变异的方法,但始终薄愿未尝,且由变异带来的人格冲突引发了各种事件,这一点在2003年李安版《绿巨人》中被刻画得尤为突出。在这部被娱乐外衣包裹下的科幻片中,难得地显示出了对科技与人性的反思,为这个愤怒的反英雄角色増添了悲情的色彩。

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大怪兽,哥斯拉的出身其实比较悲惨,在日本东宝1954年版《哥斯拉》中,它是受核辐射污染的产物。哥斯拉的出现代表着人类应用科技不当造成的副产品,一直以来哥斯拉被认为是核弹危机的寓言,这对本土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日本民众有着独特的意义。在早期的《哥斯拉》作品中,这个大家伙是可怕、凶猛的象征,被核污染的体质导致其将一切怒火撒向人类。哥斯拉代表着以核威胁为首的科技恐惧(哥斯拉依靠核辐射为生,本身就象征着核武器),在当时冷战、核武器的阴霾下,此类作品显得尤为突出。

基因式进化

美国队长剧照.jpg

代表作品:《美国队长》系列、《兵人》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物种进化依靠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但在基因领域,这种进化更多是人为干预的。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进行跳跃式进化。在基因进化类作品中,首先出现的便是激发人类潜能的进化方式,好比漫威于1941年创造出来的美国队长这一角色。根据原著中的设定,瘦弱的史蒂夫·罗杰斯被注射了超级士兵血清,可增强使用者代谢功能和所有身体机能,大脑使用率达到100%,达到人类潜能的高峰。这种进化是智力、体能、耐力、敏捷等机能都超越一般人的全方位进化,甚至会大幅度减少细胞衰老速率。这都是人类对基因进化的美好诉求,但人类潜能达到了理论化的峰值后,人类进化的下一步,又是什么呢?

当然比起《美国队长》中这种美好的诉求,在很多科幻电影中,基因进化也不幸成为了反面教材。比如保罗·安德斯执导的科幻片《兵人》,主角一生下来就被灌输了斯巴达式教育,从小就进行杀人训练,成为冷酷的兵人。但政府采用新的基因技术,让婴儿在母体中就接受战争基因的改造,制造了一批进化版兵人,导致老一代兵人被抛弃。电影最终让人性化的血肉之躯战胜了基因杀手,电影的主题意在表明这种“揠苗助长”的进化方式,最终会导致人性缺失的一面。

克隆和伦理

月球剧照.jpg

代表作品:《银翼杀手》、《月球》、《别让我走》

克隆的意义在于“生命的复制”,类似的命题早在《弗兰肯斯坦》中就呈现雏形,以至于围绕在克隆人科幻片中总也逃离不出三大问题,即生命是否能复制?复制出的新生命能否面对自己的权利?人类能否扮演上帝的角色?

1982年的《银翼杀手》,就极具超前意识地关注了克隆人(复制人)的话题。表面上,电影讲述了人类与复制人之间的关系,哈里森·福特饰演的主角在追捕复制人的过程中越来越丧失人性,而与此同时,复制人却逐渐显露出更加人性的一面,电影中那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复制人对自己身份和造物主不确定性的讨论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电影还包含了人们应该如何去“认识自我”和“寻找身份”的哲学问题,如此深邃的主题和精良的赛博朋克风格致使该片在如今各种科幻电影评选榜单中几乎没有出过三甲。

1996年克隆羊多利诞生之后,以克隆人为命题的科幻电影陡然增多。如施瓦辛格的科幻动作片《第六日》,将克隆人的“人权”和“如何对待克隆人”两条要素被拿来当做电影的主题。《月球》则将克隆人问题上升到了道德层面。一个是被克隆出来周而复始的执行任务的躯壳,一个是只会发表情的智能电脑,当克隆人知道自己只不过是替代“真正的人”的劳动批量型号时,电脑发出了一个流泪的表情,克隆人的遭遇连电脑都看不下去了,此时人类的泪水又在哪里呢?人类几乎可以以造物主的身份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创造者对新生命又能肩负起什么责任呢?这种科学技术背后的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使电影的结尾留下了无限的思考。

《杀手47》和《爱我别走》也同样如此,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点都在于克隆人作为复制品,却产生了个性化的行为。比如《杀手47》中的47号只是ICA杀手组织培育出来的杀人机器中的一员,却产生了个体思想,进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一员。而《爱我别走》中,两位最终要成为器官捐献者的克隆人却和人类一样谈起了恋爱。

基因决定一切

木星上行剧照.jpg

代表作品:《千钧一发》、《木星上行

依照基因进化的理论,加之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很容易让人产生依照基因优劣而划分族群的概念,这就是现实中被拿上台面的“种族主义”,以遗传基因决定阶级,基因优劣筛选人种带来的基因霸权,并不是空想。在二战中希特勒的“生命之源”中,为了制造所谓的纯种“雅利安人”,党卫军鼓励精心挑选的德国军官跟金发碧眼的“纯种”雅利安美女组成家庭,然后把诞生的婴儿送到纳粹党徒家中抚养,这批婴儿被称作“希特勒婴儿”。这种基因霸权幻想在科幻片中更是成为了一面放大镜,更让人心怀畏惧。

1997年的《千钧一发》塑造了一个基因决定论的世界。在片中的世界里,人类已经可以决定遗传基因,所有怀孕、出生,都在严格的基因控制之中。优等基因被认为是社会的结晶,而付不起钱的穷人家庭所诞生的劣等基因,不但只能从事低级劳动,甚至都活不过30岁。电影中贯彻的生存意义以及小人物的梦想使得《千钧一发》在当时被认为是励志电影,故事虽然美好,但人们却没有被那个醉心于基因筛选的世界所感动。

无独有偶,在最新科幻片《木星上行》里,基因霸权理论又被拿上台面。电影中塑造了一个宇宙中最强大的王朝阿布拉克斯工业,他们拥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优质基因。其他人类可以选择将自己的基因与动物基因结合变成强大的基因战士,保卫皇族。而宇宙中纯粹的人类,只能生活在皇族的“牧场”中等待着被“收割”的命运,皇族成员用普通人类的生命制造灵药而保持长生不老,周而复始。虽然该片涉及元素极多,甚至还包含了佛教转世说的元素,在基因这条线索上并未深挖,但电影中塑造的这个无限循环的基因霸权世界却让人心有余悸,强者永远是强者,弱者也永远无法翻身。

罪恶的杂交

人兽杂交剧照.jpg

代表作品:《异种》系列、《人兽杂交》、《蜘蛛侠》系列

生物工程和分子生物学发展到如今,基因杂交仍是基因技术最大的“禁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起人工创造生命的克隆技术,基因杂交这种代替上帝重新创立规律甚至改变自然规律的手段更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基因杂交不但涉及到了道德的问题,更有伦理底线。

《异种》讲述的是人类掌握了外星生物的DNA组成和生命重组的方法,用生物技术将上古外星人基因与人类细胞结合,诞生了新人类赛尔——一个金发美女,其身上有着自然界生物最原始的交媾本能,逃出实验室后立刻寻找目标繁殖下一代。赛尔在片中的表现不受任何道德与情感的约束,一味地依靠本能寻求繁殖对象。如果说《异种》被包裹了色情与惊悚等商业噱头,那么《人兽杂交》在基因杂交这条路上本着单纯的目的探索极深。科学家夫妇培育出新物种德伦,这种半人半兽甚至雌雄同体的生物从实验品最终上升到了违背伦理的层面,从其诞生之初便注定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结局。电影所呈现的伦理之乱令普通观众无法接受,怪物的可怕行径罄竹难书。而新锐导演文森佐·纳塔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极端的表现手法来探讨基因杂交的禁区,电影结尾女科学家肚子里孕育的生命成分复杂,联想之余实则令人背后发凉,《人兽杂交》大概是同类电影中对基因技术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探索最深的一部作品了。

诸如《蜘蛛侠》这样的纯粹娱乐性科幻电影,大概也只能从漫画书中寻找素材了。一个各方面都相对平庸的书呆子彼得·帕克被一只接触过辐射导致身体变异的雌性家蛛咬伤,蜘蛛的血液拥有因放射性元素导致突变的酶,进入帕克身体,瞬间令他身体的DNA突变,血液被同化,具备了蜘蛛一般的超能力。超强的力量、平衡感与敏捷、蜘蛛第六感以及墙壁攀爬能力,甚至还像蜘蛛一样惧怕杀虫剂(乙基氯化物,原著漫画设定,电影版并未提及)。《蜘蛛侠》乃至《忍者神龟》这类充满娱乐属性的电影,大概寄托了人类对基因杂交技术美好而单纯的幻想。

基因恐怖片

生化危机剧照.jpg

代表作品:《变蝇人》系列、《变种DNA》系列、《生化危机》系列

科幻元素一直是B级恐怖片的重要外衣之一,而作为能够带来更多未知的基因技术,能够为B级恐怖片带来更为强烈的感官刺激。比起很多主题深邃复杂的正统科幻片,采用简单、粗暴方式的B级恐怖片无疑更能将科技恐惧的阴影直接灌输给观众。

1987年版《变蝇人》是一部典型的大卫·柯南伯格式作品,异化的人体、压抑的英雄、冷峻的社会以及极端的科技。电影的起因很简单,科学家发明了一台空间分解传送器,在亲自体验过程中,一只苍蝇也飞进了传送仓,在机器将分解后的人的分子再合成时,它将苍蝇的分子也合成到体内,使之成了拥有一半苍蝇基因的蝇人。电影用大半篇幅展示了主角因基因变异而导致其生理外观及内部心理的变化,电影用这种直接的感官刺激,将科学怪人的故事重新包装,形成了一出当代弗兰肯斯坦式的悲剧。

吉尔默·德尔·托罗在好莱坞的第一部作品《变种DNA》,就像一出邪恶版的达尔文进化论,一种只能存活不超过生育周期的变种蟑螂在自然的优胜劣汰下不仅得以生存,而且由于基因突变使自身的繁殖周期极度缩短,几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几百万代进化。本片也可以看做是现代版的潘多拉故事,那具有人类外表的昆虫不光外形可怖,而且其背后的故事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在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干预下,直接给出了“当昆虫进化成人类”这种恐怖的突变现象。经典基因恐怖片系列《生化危机》的背后,隐藏的是生物技术的不可控性以及人类的贪婪,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生化危机》象征了人类在技术社会的主体性被淡化,逐渐沦为社会机器中的小组件甚至行尸走肉。

让逝者重生

侏罗纪公园剧照.jpg

代表作品:《侏罗纪公园》系列

基因复活是依靠科学技术从已故的物种中提取可用DNA,对该物种进行克隆及复原,并且如今的基因技术也为其提供了可行性,因此在相关影视作品中并没有如其他基因题材对这种技术产生反思状的忧虑,但这种科技手段的特殊性在于,它象征着人类科技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博弈,《侏罗纪公园》就是典型的代表。电影中富豪哈蒙德用琥珀里面的远古蚊子体内的血液,提取出恐龙的DNA,利用这些基因信息培育繁殖恐龙,并开设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恐龙主题公园。电影最终以混乱收场,恐龙暴走攻击人类,其实该片并没有一味反思技术或限制科技,事件的始作俑者还是人类本身。《侏罗纪公园》其实代表着人类企图掌控自然的后果之一,该片其实是在强调自然界在人工的干预下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类自己设定的规则运行,最终却因为微小的差错而满盘皆输。

基因与反思

从早期的《弗兰肯斯坦》中对生物技术预言般的警示,到科技兴盛的今天关于基因技术的探索在大银幕上的分门别类,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无论在基因技术这个大命题下,其作品成分有多么驳杂,当年《弗兰肯斯坦》所定义的基调一直没有被打破,即道德伦理、人种认同以及失控三大焦虑主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而产生出基因优化、基因霸权等几大主题。

比起包括人工智能、核武器、环境问题等其他科技恐惧主题的科幻电影,基因技术类电影的一大特征就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放大。人类的科技发展迅速,但人们与自然界内在生命的一致性却越来越远。无论是《人兽杂交》、《银翼杀手》这些严肃地探讨基因技术隐患的科幻电影,还是《侏罗纪公园》、《绿巨人》这样的商业电影,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在电影中对人类的反噬,总是建立在一个极端而恐慌的社会环境中。当代科学技术的大力推广和在技术领域上应用不足是产生祸端的客观原因,而主观原因则在于掌握科技手段的人类,作为主体,对科技的滥用,导致危机一触即发。

其实,在这些分门别类的电影中,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技术至上”的原则,人类在这些电影里大多会处在一个生产力极为先进的社会,但其代价就是人性的缺失。造成这种形势的祸首,并不是科技本身,而基于上层社会的人们为利用科技来达到控制人类社会的目的,要知道,在现实社会中,个人主义价值观普遍存在,科幻电影即便展示了500年甚至一万年后的世界,其价值观体现仍旧是当代的,科幻电影无疑是现实社会的一面放大镜。科幻电影出现的结果是人类在现阶段有限的认识基础上,对无限未来可能的一种想象,并不是预测。这些电影存在的目的除了满足电影奇观性和大众审美娱乐之外,另一种功效就是对现实社会的警示。比如《千钧一发》中依靠基因划分的世界,在如今随着优生诊所的流行,基因社会已经不再是传说,这才是人类应该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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