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成化至嘉靖一百多年间，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以沈周为开山祖、文徵明为领袖的吴门画派，扭转了明代前期忽视文人画的局面，为重振文人画雄风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束了宫廷院体派和浙派的影响。
沈周、文徵明在山水画的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对传统也有所发展，但是总没有脱尽元季诸家的窠臼，不过是元末明初太湖沿岸自赵孟頫而下“元四家”画风的继续扩大而已。然而，他们的成就，较之元末明初赵原、马琬、徐贲、王绂、杜琼、刘珏诸家“吴门画派”的先驱者，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沈周对中国绘画做出的重大贡献，不在山水画而在水墨写意花鸟画，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前代画家有明显的变化。
一、题材广泛，前无古人
在花鸟画题材方面，沈周一变传统院体奇花怪石、珍禽异鸟，大多是庭园、大自然中常见的动植物。他平时喜莳花种竹，深入观察，进行写生与创作。因此，他笔下的花鸟姿态各异，神采翩翩。描绘的题材十分广泛，有梅、兰、竹、菊、牡丹、芍药、玉兰、桃花、梨花、杏花、海棠、荷花、芙蓉、玉簪、蝴蝶花、鸡冠花、雁来红、秋葵、萱花、桂花、百合、辛夷、木棉、松、桧、柳、杨花、梧桐、桑、稻、蒲桃、菱、石榴、荔、柿、金栗、黄瓜、南瓜、茄子、萝卜、笋、藕、蔬菜、葫芦、枇杷、葡萄、莲子、仙桃、灵芝、佛手、鸡、鸭、鹅、锦鸡、凫、鸽、白头翁、鸠、鹤、孔雀、喜鹊、八哥、鹦鹉、慈乌、雁、白鸥、鹜、牛、马、驴、狗、猫、蚕、蝉、蟹、虾、蝤蛑、蛎房、蚌、蛤等，竟达80余种，扩大了文人花鸟画的题材，在中国花鸟画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存世代表作有《花果二十四种》卷、《花果杂品二十种》卷、《乔木慈乌图》轴（以上上海博物馆藏），《蚕桑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枯木鸜鹆图》轴（扬州博物馆藏），《花鸟图》册十开（苏州博物馆藏），《写生图》册十六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
二、用山水点线结合及浅绛手法来画花鸟
中国画的表现手法是点和线的组合，但最初发展起来的是线，是用线来表现人物形象。在山水和花鸟画开始萌芽的时候，不但花鸟用线来勾勒，山水画主要也是通过线来表现的。自唐代开始，山水画逐渐趋向点线结合，经五代、两宋而臻成熟。到了元代（就点线结合的表现手法来说），可以说达到极高的境界，皴、擦、渲、染、干、湿兼用，的确是前古未有。但是花鸟画，自晚唐五代，还一直延续用线勾勒的工笔花鸟画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虽然两宋已有人尝试过用点来表现，如仲仁、扬补之画梅花，牧溪画花鸟，但不过是极个别现象。
花鸟画的色彩，从唐末、五代以至元明，主要是力求与对象的色彩接近，力求缩短自然色彩和画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越短，就认为是“艺术”性越高。对于形也是一样，“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艺术观念，在花鸟画上一直是主导。
沈周对花鸟画的贡献，首先总结了自徐熙、两宋以来水墨表现花鸟的经验，用山水画的表现手法，也就是点线结合的表现手法来画花鸟，突破中国花鸟画长期停留在用线勾勒的僵化状态，别开生面，创造出新的程式，为中国花鸟画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还从浅绛山水中吸取经验，一改传统花鸟摹写自然色彩的调子，发展了徐熙“落墨花”的传统，就好像山水画一样，先用墨笔点线结合画好以后，再着浅绛或花青，使之形成素雅清逸的风调。
可以这样说，中国画有三个主要画科，即人物、山水、花鸟。文人画是一个主要画派，这个画派的艺术观点，最初是在山水画上反映，约在中晚唐时代，董其昌认为王维是首倡者，王维、张璪、荆、关、董、巨都是代表作者，经五代、两宋而臻成熟。其次在人物画上反映，李公麟可为代表，出现在北宋熙宁、元丰间第二次文人画高潮。花鸟画虽然五代就有徐、黄异体，两宋华光、补之、牧溪等人都有倡导之功。而文人画派的花鸟画，在画坛上与院体花鸟画分庭抗礼，沈周则是开派者和奠基者。这一画派不断发展，推陈出新，至今还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沈周的花鸟画和他的山水画一样，受到文人士大夫画家、评论家无比推崇。明代周天球云：“写生之法，大与绘画异，妙在用笔之道径，用墨之浓淡，得化工之巧，具生意之全，不计纤拙形似也。宋自黄、崔而下，鲜有擅长者，至我明得沈石田，苍老而秀润，备笔法与墨法，令人不能窥其窔奥，真独步艺苑。试阅其一二佳本，真能使眼明可可易视，为识卷末。”
明代王穉登云：“宋人写生有气骨而无风姿，元人写生饶风姿而乏气骨，此皆所谓偏长，能兼之者为沈启南先生。观此卷数花，虽率意点染，而苍然之质，翩然之容，楮墨之间，郁有生色，非笔端具造化者不能，八十老翁神王（旺）若此，睹其遗迹，犹有天际真人想也。”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云：“花鸟以徐熙为神，黄筌为妙，居宷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启南浅色水墨，实出自徐熙而更加简淡，神采若新，至于道复渐无色矣。”
明代孙矿《书画跋跋·石田写生册》云：“王氏跋：此册白石翁杂花果十六纸其合者往往登神逸品。按五代徐黄而下至宣和，主写花鸟，妙在设色粉绘，隐起如粟。精工之极，儆若生肖。石田氏乃能以浅色淡墨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谓妙而真者也。“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语虽俊，似不必为公解嘲。” [明]沈周 玉楼牡丹图轴（局部） 150.4cm×47cm 纸本设色 南京博物院藏 三、不拘拘于形似，贵在意到情适
批评家把宋元以来的工笔花鸟画称之为“写形”。明代祝允明云：“绘事不难于形，而难于得意。得其意而点出之，则万物之理，挽于尺素间矣，不甚难哉！或曰：‘草木无情，岂有意耶？’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我朝寓意其间，不下数人耳，莫得其意而失之板。今玩石翁此卷，真得其意者乎？是意也在黄赤黑白之外，览者不觉赏心，真良制也。”
沈周的创作态度，是强调写胸中的花鸟，强调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偏重主观，反映到神与形的关系，虽然强调的是在形的基础上传神，但偏重于神。写胸中的花鸟，偏重于主观抒情，源出于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重点放在“心源”的衍变结果。北宋梅尧臣诗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可见北宋文人画运动时，这种态度已经开始。到了元代倪云林发展而成为“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身聊以写胸中逸气耳。”“余之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因为强调主观抒情，必然不能为形所囿。沈周自题《桃熟花开图》云：“桃熟花开，若谓笔误，诚可笑也。但写生之法，贵在意到情适，非拘拘于形似之间者。如王右丞之雪蕉，也出一时之兴。余绘是图，盖亦取夫返原之意，不识观者以为如何？”
如果说，倪云林“胸中逸气”还觉得抽象，沈周则将它进一步具体化。所谓“逸气”，就是“贵在意到情适”，不但可以不拘拘于形似，而且可以不拘拘于有无。“桃熟花开”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画家觉得非这样不能“意到情适”时就可以这样画。他的许多写意花鸟画，诗书画合一，往往运用比兴、寓意等手法，借以表现画家的思想感情。如自题水墨《平坡散牧》（册页，故宫博物院藏）云：“春草禾坡雨迹深，徐行斜日入桃林；儿童放手无拘束，调牧于今已得心。”隐喻画家追求自由，向往无拘无束的安定生活。又如自题《蚕桑图》轴（故宫博物院藏）：“衣被深功藏蚕动，碧筐火暖起眠时，其诸劝尔加餐叶，二月吴民谣买丝。”寄托着对养蚕人辛勤劳动的关切，情趣溢于画外。在造型上，也有意识地运用浪漫的手法，强调某些特点，突出花鸟画的特殊性格，创造了“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形象。
四、对明清写意花鸟画的影响
沈周的水墨写意花鸟画从此不但与宋元明初工笔花鸟颉颃，且一跃而居花鸟画画坛的统治地位。
唐寅的花鸟画直接继承发展了沈周这一体系。从他的水墨《枯槎鸜鹆图》轴（上海博物馆藏）与沈周的《枯木鸜鹆图》轴相较可以得到证实。沈、唐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在表现技法及意境、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超过了林良等前期画家。
文徵明虽以山水名家，花卉学沈周，颇富天趣，不像山水那么拘谨，但虽然学沈，也和他学的山水画一样，已有自己的面目。文徵明曾题《花卉册》云：“嘉靖癸巳长夏，避暑洞庭，崦西先生邀余过其山居，挥麈清谈，颇为酣适。觉笔墨之兴，勃勃不能自已。崦西出素册索余拙笔，凡窗间名花卉，悦目娱心，一一点染。图成，崦西谬加赞赏。大抵古人写生，在有意无意之间，故有一种生色。余于此册不知于古法何知。援笔时亦觉意趣自来，非效邯郸故步者耳。”
活跃于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6）的陈淳，继沈周、文徵明、唐寅之后，对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淳（1483—1544），在文徵明弟子中声誉最高，工山水，尤长水墨写意花鸟。清徐沁《明画录》卷六评“其写生，一花半叶，淡墨欹毫，疏斜历乱之致，咄咄逼真，久之，并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这是陈淳与边景昭院体花鸟画的区别所在。与林良的水墨花鸟也不同，林良并非摆脱南宋院体的遗风，陈淳的俊逸处也越出了他老师文徵明婉润的格调而自辟门径。他在水墨的表现上，对生纸性能的掌握，使笔墨水分在形象塑造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种种微妙变化。
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将沈周、陈淳、徐渭三人视为明代写意花鸟画的代表作家。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到了稍晚于陈淳的徐渭，可谓集其大成。画史上常以“青藤、白阳”并称，为明代两大写意花鸟画家。徐渭继承沈周、陈淳而开创出了新的天地。他的作品非拘拘于物象，正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求形似而求生韵”。笔简有力，势如疾风骤雨，纵横睥睨，有时还以泼墨为之，追求水墨淋漓的效果。如《杂花图》卷（南京博物院藏），其水墨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画风与陈淳的谨严不大相同，比林良更为放纵、洗练。多倾注于主观情意的抒发，几乎是每画必题，每题必诗。他自题《墨葡萄》轴（故宫博物院藏）云“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置野藤中”，写尽自己的才华不能用世的心情。又自题《蟹荷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蟹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讽喻当时横行不可一世的正是董卓之类的人物。
沈周、陈淳、徐渭的水墨写意花鸟，对后来的八大、石涛、“扬州八怪”、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人们所说的近现代中国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创新一路，实际上就是从沈周一路师承与衍变而来的。 【详见《中国书画》2016年10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