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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苏州博物馆精心筹备一年的“石田大穰———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已于11月6日开展，来自海内外14家博物馆的50件沈周真迹正在苏博二楼书画厅内进行为期2个月的展出。据悉，这是有史以来沈周个人作品展的首次举办，其中多件展品都是难得一见的国宝级珍品。 明代中叶，沈周作为吴门画派的开创者，以诗文绘画著称于世，他的画品、人品，影响了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吴门一大批画家。明代的绘画由于他的出现而进入了全盛时代，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贡献确立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志趣澹泊的文人性情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洲相城里人，出身于士大夫诗画及收藏世家。年青时代的沈周在家庭及亲友前辈的影响和熏陶下知识广博，经史子集、医学卜卦、传奇小说乃至佛教经典、老庄之学无不涉猎，其中尤以诗文绘画擅长。沈周一生不仕，连秀才也未曾考过。年轻时知府汪浒推荐过他，54岁时明宪宗下诏征聘过他，76岁时巡抚彭礼因读他的《咏磨》诗欲聘他为幕宾，都被他一一谢绝。他隐逸的人生，基本上比较平静，没有出现大的波澜起伏，在相城的一个狭小低洼的村庄中安闲地度过了一生中绝大部分时光，终生避开了出仕与退隐这一困惑封建文人的永恒矛盾，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典型。这一方面是源于其“高节自持、不乐仕进”的家传所致，另一方面是出于明初的苛政在江南士人心中投下的阴影勾起他对为避乱而隐逸的前朝先贤之品行、才艺的怀念与崇仰，兼之地域画风的承传关系，促使他在绝意仕进的同时，延续并推进元代以来江南画风，更将元季文人画最深层的精神内涵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自觉高度，形成了澹泊的性情、旷达的胸怀，并在对自然山水的亲近中找到并实现了自我，也为后世文人树立起了精神楷模。 沈周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庄与儒家的哲学。老子知白守黑以及“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观念，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而独善其身”的哲学，都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从魏晋时期的文人画家顾恺之的崇尚平淡、蕴藉的倾向，到“元四家”豁达的性格和对精神上的自由追求，也直接影响了他朴实的处世态度和艺术创作风格。但是，与前人相比，他更体现出文人对民情的体恤和为人的宽厚。他所作诗文集中表现在民情、景物及题画三个方面，其中不乏带泪笔调诉说百姓痛苦生活的诗篇，心情常是“对眼不忍见，衷肠惟火煎”。因生在乡野，他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苦难，写下了许多纪实诗篇，如《廿四夜书事》云：“租摧鞭扑命何堪，百落千村尽卖男。”作为吴门画派宗师，他非常强调人品与画品的关系，他在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上的题跋中说：“以画名家者，亦须看人品何如耳。人品高则画亦高，古人论书亦然”。沈周显示的人格风范十分高尚，他引领了吴门画派，丰富了文人画的创作领域，使吴门画派在元代绘画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路。 杰出的绘画艺术成就 沈周一生的主要成就在水墨山水画方面，由师古而自成一家。他的作品注重笔情墨趣，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以描绘江南风景为多，抒写了宁静幽雅的情怀，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山水画的艺术风格可以按年龄分为三个阶段。40岁之前为第一阶段，其早年承受家学，兼师杜琼，后博取众长，多学五代南唐的董源、巨然及北宋诸家。董源的画作将笔与墨、皴与染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根据江南草木华滋和湖光山色的特点，使用披麻皴和点子皴的画法表现江南山水的整体风貌。继承董源画法的巨然善画江南之景，笔墨秀润。沈周通过对董、巨二人艺术精华的领悟，创作的作品结构严谨、风格细密。40岁之后的中年时期为第二阶段，具有既重师古也重师法自然的艺术特色，从而脱古出新，画法由精工细密转为粗简雄浑，景致由繁到简，尺幅由小变大，呈现多种技法融合的体势，形成了自家特点。晚年时期是沈周绘画艺术的第三阶段，艺术特点更倾向于吴镇、倪云林，更多地追求吴、倪山水的神韵，简淡、超逸，水墨变化，从形式到内涵把中国山水画中墨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以访胜记游的作品寄寓了对故乡山水的深厚情怀，如《天平山图》（纸本，上海博物馆藏）、《白云泉图》（纸本，美国茨兰克藏）、《吴中胜迹图》（纸本，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西山观雨图》（纸本，故宫博物院藏）等。 沈周的花鸟画融合了南宋及元代诸家之长，并自成一家，使花鸟画成为吴门画派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早期作品在追求写生形完意真的同时，妙造自然。晚年则下笔老辣，简放洒脱，形成了粗笔点写的写意风韵。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沈周《花鸟册》就是其花鸟画最具代表性的精品，从册中钤“白石翁”印可知是沈周58岁自称白石翁后所作。王穉登曾作出如下评价：“宋人写生有气骨而无风姿，元人写生饶风姿而乏气骨，此皆所谓偏长，能兼之者惟沈启南先生。” 巨擘地位确立的成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苏州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远离朱明王朝统治中心的地域因素，逐渐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集聚了一大批多才多艺的文人。崇文的社会风气使雅士、富商和市民收藏书画成为一种时尚，而文人市民化和书画商品化的倾向也极大地扩大了名人名作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在这一良好的外在氛围下，明朝文艺发展到鼎盛时期，以沈周为宗师的吴门画派也逐渐形成。 沈周是吴门四家中最年长的，作为开创吴门画派的第一人，其贡献也最大。他弟子众多，大多兼善诗文、绘画及书法。被誉为“吴门四才子”的文徵明、唐寅、祝枝山和徐祯卿都曾受到沈周的提携与指导，而受到沈周画风影响的更是不计其数，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主张山水画发展要在董源、巨然、米芾父子、元四家画风为主体的笔墨中演进。除山水画外，沈周的水墨花鸟画笔墨形式是中国写意花鸟画的一大坐标，几乎成为明代后期水墨花鸟画的航舵。陈淳、徐渭等人的写意花卉就是在沈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之后的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明显地继承了沈周的画艺，并进一步把写意花卉画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直至近现代名画家的写意花鸟画均可认为是由沈周这一笔墨路子发展而来。他吸收了历史上公认的花鸟画大家之长，把“文人”花鸟画做出创造性的归纳和总结，为后来的花鸟画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是我国花鸟画发展的关键性人物。 沈周对擅长不同、风格迥异的流派，采取兼容的态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沈周不仅与其他吴门文人画家都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真诚、宽厚的关系，同时与身居高位的吴宽、王鏊等人有着密切的友善关系，这些博学的高官对于吴中画风的流衍、传播和发扬，乃至誉满京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谈到吴门画派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能不提沈周等明代文人画家与苏州古典园林的紧密关系。他们的作品中多有描绘苏州园林，如沈周为杜琼绘东原图，文徵明为王献臣绘拙政园，唐寅为王献臣绘西畴图等。这些以园林为题材的画作对苏州“文人写意山水园”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艺术源泉。文人画也深深影响了苏州的造园活动，大到园林的布局、造景，小到匾额、楹联，都清晰地呈现了这种影响的存在，使园林具有“诗情画意”，成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明代中叶形成的以沈周为宗师的吴门画派至今已近600年，它的艺术价值是永恒的，它对苏州画坛的影响始终源远流长。令人欣慰的是，当今苏州的“新吴门画派”画家群体把继承、发展吴门画派艺术作为努力目标，已让中国国画界刮目相看。今年以来，由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联共同承办了2012“吴门画派”文化年系列活动，获得了很好的成效。系列活动中不仅组织了“吴门画派”学术研讨会及国外巡展和进校园等活动，同时还在9月和10月分别推出了“听枫山馆记———苏州国画院历任院长作品展”和“新吴门画派———苏州当代中国画大展”。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系列的展览研讨、推广交流等活动，必将进一步打响“新吴门画派”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有力地推动苏州美术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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