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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于盛唐时干谒之风盛行的原因，有学者曾论及。葛晓音先生的《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从取士授官制度的改变和荐贤为“至公之道”观念的形成两个方面论述了盛唐干谒兴盛的原因，颇有见地。本文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这一角度切入，从时辈干谒成功事例的刺激、科举制度、功名意识等方面分析盛唐干谒之风盛行的原因，同时兼及盛唐人理直气壮干谒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根源，目的在于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产生盛唐干谒文的文化背景。 1 干谒溯源 葛晓音先生认为：“干谒求仕本是荐举辟召的取士制度所造成的一种社会行为。从汉代起，干谒的风气便与荐举取士的制度一起产生了。”(1)211换句话说，干谒源于汉代的荐举制度。汉代以前是否就不存在干谒求仕的现象呢? 葛先生的观点实值得商榷。纵观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只能简单地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2)111。 夏、商、西周时期，任用官吏实行世卿制，等级森严，《左传·襄公九年》：“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既然官职世袭，自然也不存在干谒求仕的可能。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西周的宗法制渐趋崩溃，士阶层崛起，“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竟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1]，诸侯们争相“礼贤下士”，延揽人才成为一代风尚。诸侯需倚仗士阶层出谋画策、攻城略地，士人亦须获得诸侯的任用方能大展宏图，但诸侯选择“谁”即士阶层的某个个体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士人干谒诸侯，展示才学也就不可避免，最典型的莫如纵横家。士人的这种观念变化源于个体意识的觉醒，他们认识到富无常贵，民无终贱，“民为神主，吉凶由人”。此时，人自身的能力凸现出来，一些智能之士摆脱了过去森严等级的束缚，施展个人抱负，改变个人际遇，这是干谒盛行的内在因素。东周时期，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世袭、荐举与自荐。除世袭外，无论是他荐还是自荐，都需要干谒以求声名远播。这一时期的干谒方式以游说为主，战国没有后世那样严格的人才选拔程序和标准，能否受到重用全凭诸侯定夺，如何打动当权者是士人入仕的第一要务，百家皆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干谒萌芽于春秋，大盛于战国，干谒盛行的根本原因是世卿制的逐步瓦解、任人唯贤观念的深入人心与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 汉代选官以察举、征辟为主，“公车上书”与设科考试为辅。因为担任荐举的官吏掌握有相当大的、甚至决定性的权力，加之选举虽有一定标准，但这些标准都比较宽泛、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士人若要入仕就必须“多务交游，以结党助”（王苻《潜夫论·务本》），导致各级公府“请谒填门，礼贽辐辏”（王苻《潜夫论·本政》）。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表面上以才德为标准，但中正官尽出于门阀士族，他们“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已。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晋书·刘毅传》），依门第高低和家族势力大小选人，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即便如此，也有文学之士通过干谒宗室获得进身，但为数很少。 2 盛唐干谒兴盛的原因 盛唐时期，干谒大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前辈或时辈因干谒而获成功的范例是刺激盛唐干谒兴盛最直接的因素。其次，盛唐的各项取士授官制度诸如科举、铨选、入幕制度等促使士人从获得省试资格起到正式入仕为官之后，终其一生都必须不断地干谒。再次，由于科举制的普遍实行，为士人建功立业、封侯拜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士人的个体意识、功名意识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盛世气象刺激了士人浓烈的时代自豪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而谋求汲汲入仕，强烈的功名意识是盛唐干谒风行的内因。 盛唐时期因干谒而登第、拜官，“一鸣惊人”的成功例子是很多的，这样一种现象无疑具有“榜样”的示范作用，引诱更多的人投入干谒大军之中。尹愔“博学，尤通《老子》书。初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荐愔者，召对，喜甚，厚礼之，拜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新唐书·尹愔传》）。李邕因内史李峤及御史张廷珪之荐，召拜左拾遗（《旧唐书·李邕传》）。王维因岐王之爱重、九公主的举荐而于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擢右拾遗，迁给事中。高适秉承“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高适《行路难》（其二））的观念，干谒宋州刺史张九皋，张九皋奇之，遂推荐给唐玄宗，平原太守颜真卿又作诗以称扬之，“序张公吹嘘之美，兼述小人狂简之盛，遍呈当代群公”，高适最终因为张九皋的推荐于天宝八载（749 年）高中有道科。 干谒之所以能成功在于这种方式切合唐代采取“考试为主，荐举为辅”的选官政策。朝廷曾下诏要求各级官吏荐举能人异士，而怀才不遇之士若无人举荐，亦可自举，“凡宰相王臣，宜加搜择。其常参官及郡县长史上佐等，皆从历试而践通荣，如各知其密行异能、博学深识、才堪济代、术可利人、名不彰闻、位不充量、湮沦屠钓、流落风波者，一善可录，便宜公举。远则裁表附驿，近则进状奏闻，勿避亲雠，无限侪伍。其有独负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匦，并据陈状自论，长官登时与奏。夫惟荐士，非止一举，永为恒典，有即登闻”（贾至《诏天下搜贤俊制》）。对被干谒者而言，接见并引荐其中的佼佼者入仕既符合朝廷求贤、礼贤的一贯政策，又能扩大个人的声名、影响力，干谒这种行为对干谒者和被干谒者实在是双赢的好事。 隋唐科举制的确立，为一般士人提供了凭借才能和学识公平竞争的机会。唐代的科举就科目性质区分，有文科、武科之别，而以文科为主；就开考时间区分，又分为常选和制举两类，两者在性质、生源、考试内容及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新唐书·选举志上》（卷四十四）：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所谓“生徒”是指那些来自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的学生。生徒要参加省试，之前就需经过严格的考试，诸如口问大义、诵记经典等，但名额较多，加之大都出身显达，有家族支持，因而少有干谒者。所谓“乡贡”，指或在地方官办学校就读者，或就读于私塾者，或自学成才者，在州县“投牒自举”后，“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韩愈《赠张童子序》），即先考试后举送。考试的内容有两项：其一，才艺，“自乡升县，县升州，州升府，皆历试才艺”（李奕《登科记序》）。其二，品德。对于两者的考察弹性较大，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大都依据相关人士的个人喜好。加之“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虽“有才能者无常数”(3)83，竞争亦相当激烈。因此，举子不得不“借援于左右，求容于摈介……俯仰权贵之门，逶迤富利之室”（李翰《难进论》），县、州、府的各级官员就成为主要的干谒对象，如陈子昂的《上薛令文章启》、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等。 获得省试资格，对士人入仕之路来说，仅仅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科举之目较多，但最受人重视、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进士科。“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4)312，“进士者，时共羡之”（赵匡《举选议》）。由于进士科巨大的社会声望和良好的仕进前途，士人们趋之若鹜，但录取名额极少，“僧多粥少”的局面促使士人们为增大中举的机会干谒掌管进士科考试的官员，前为考功员外郎，后为礼部侍郎，或者请托权贵，为之通榜[2]。 制举是君主下诏临时设置的以试策为主的取士制度，用以选拔非常人才或特殊人才，但“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3]。制举由皇帝监试，有出身人、白身人、前资官，甚至六品以下的现职官都可应试，但需他人荐举或自荐。他人荐举需奏表章需干谒请托地方长官和在朝常参官，自举亦需县令、刺史的许可，如苏源明《自举表》：“伏奉今年正月五日制，诣阙自举……县令臣柳国状臣于编户之中，刺史臣柳绛谕臣以明制之意。”自举为那些干谒无门者入仕开辟了一条道路，从而使更多的贤良忠直和绝学特艺之士有机会一展所长。但是，他荐较之自荐的应试举人中举的机会大得多，这样的现状促使举人们汲汲于干谒。 唐人求官的方式除参加科举外，还有投匦和献书两种途径。投匦和献书虽以皇帝为干谒对象，但仍需要有人引荐。朝廷在置匦的同时，也设立了知匦使或献纳使[4]来管理、审核、筛选投匦之文，因为投匦之文数量巨大，皇帝实在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亲阅所有的投匦文。而献书也需要重臣近侍的引荐呈阅。皇帝与士人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士人欲成干谒皇帝之事，就必须要打通关节。比如杜甫在投匦进献《三大礼赋》、《雕赋》、《封西岳赋》的同时就曾请托献纳使田澄为其引荐，有《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为证。综上可见，无论那种进身方式都需干谒。 在唐代，科举及第，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而要释褐入仕，还必须通过吏部的铨选。及第举子首先要通过关试，然后守选，期满后再考课，“其铨综也，南曹综核之，废置与夺之，铨曹注拟之，尚书仆射兼书之，门下详覆之。覆成而后过官”(5)1579。因为选人多而官缺少，铨选考察非常严格，先是严格审查应选人资格，又有考试（书、判）、考察（身、言）、核校（三实）等，许多及第举子难以全部通过。“身”、“言”的考察取决于主考官的主观印象，并没有客观标准；而“书”、“判”的考察，也采用不糊名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及第举子为了通过铨选就须干谒吏部官员以及与吏部官员关系密切的权贵。 铨选合格后，及第举子多被授予九品小官（多任中、小县尉），即使职位较高，也多是闲职。都督、刺史作为县令、县尉等县一级官吏的直接上司，他们的考课、评价对其升迁有重要的影响，因而文人对州府长史的干谒文较多，如李峤《上雍州高长史书》、《上高长史述和诗启》等。此外，盛唐时又有巡察使（按察使）、朝集使、采访使等，他们都有考察、荐举、惩处官吏的权力，他们也就成为被干谒的对象。按唐代官制，州县官三年任满，须俟吏部选调，有可能“三年守官，十年待选”。《旧唐书·职官志二》（卷四十三）：“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校功以三实……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然后据其官资，量其注拟。”（《旧唐书·职官志二》）所谓“德行”、“才用”、“劳效”都难以有客观的可以度量的标准，全凭上司的主观判断，人情因素较大，因此待选之人不得不四处干谒，以求声名达于主司，以尽快重新任职。也有人在贬黜后，为求升迁而四处干谒，如张楚的《与达奚侍郎书》请旧友达奚珣念及故旧之情，帮助其调任“高班要津”。 科举虽是文人做官的正途，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无权贵援引，科举难登，授官艰难，生活困顿等，仕于幕府也算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文人入幕不需出身（及第），“比奏改官，例外超越”，随府主升迁，较之任朝官有一定的优越性。开元年间，玄宗为对抗机动性大的游牧民族的袭扰，朝廷缘边在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设立节度使，但战事一停，幕府也随之而罢，因而，盛唐文人入幕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那些受朝廷重视，府主有卓越战功且能礼贤下士的幕府是众多文人趋进的对象，如裴行俭幕府、封常清幕府、哥舒翰幕府等。文人入幕有多种途径，或因人请托，如吴保安因“此官已满，后任难期”，且“厄选曹之格限”，期望郭仲翔引荐其入幕（吴保安《与郭仲翔书》）；或以文干谒府主，如杜甫《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或献策入幕；或以才名见知等。由此可见，文人入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盛唐干谒之风的兴盛，钱穆先生亦云：“且唐代进士及第，仍未释褐，先游于藩侯之幕。诸侯既得自辟署，故多士奔走，其局势亦与战国相近。不如西汉掾属之视乡评为进退。此又一长其干谒之风者一矣。”(6)275 3 结 语 由上可知，盛唐文人无论是贡举还是释褐，调选还是升迁，只要心存入仕之念都离不开干谒，干谒之风在盛唐风行也就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因干谒本身具有种种弊端，如缺乏公平、公正导致贿赂公行等，也使其成为某些人攻击科举制乃至选官制度的一个把柄。 如果说盛唐时期的各种选官制度是促使士人干谒的外在因素的话，那么士人积极的进取精神、浓烈的功名意识则是士人汲汲干谒的内在动力。贞观以来打压士族、扶持庶族的策略，武后时期的科举制改革、清明的政治局面、繁荣的经济、开放的文化、强盛的军事实力等因素共同铸就了空前绝后的盛世气象，激荡了士人积极入仕的进取精神，激发了他们建立功勋、猎取功名的意识。盛唐文人怀着求仕的勇气和信心，汲汲于功名，但能青云直上、封侯拜相的幸运儿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或年已老大而未能及第，或虽登堂而未能入室、沉沦下僚，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消沉，秉着枉尺直寻的观念，四处干谒，坚信“终当拂羽翰，轻举随鸿鹄”（高适《酬鸿胪裴主薄雨后北楼见赠》）。 注释： [1]孔鲋《孔丛子·居卫》（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孔丛子》系后人伪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之甚详，无需赘述。然言战国形势，甚多精辟之论。 [2]洪迈《容斋四笔·韩文公荐士》：“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放，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末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 669－670 页。（五代）王定保《唐摭言·通榜》（卷八），记载了数则通榜所举之人考试高中的事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 [2]封演《封氏闻见记·制科》，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40页。但天宝以后，制举的地位渐高，晚唐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范摅《云溪友议·琅琊忤》卷下） [3]刘昫《旧唐书·职官志二》：“天后垂拱元年，置匦以达冤滞。其制，一房四面，各以方色，东曰延恩，西曰申冤，南曰招谏，北曰通玄。所以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盖古善旌、诽谤木之意也。天宝九年，改匦为献纳。乾元元年，复名曰匦。垂拱已来，常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遣一人充使，受纳诉状。每日暮进内，而晨出之也。”中华书局，1975年，第 1855页。 参考文献： (1)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苏轼．东坡志林·论古［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杜佑．通典·选举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李肇．唐国史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5)王溥．唐会要·选部上·论选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上海：三联书店，2002. [作者简介]胡 燕（1979 － ） ，女（汉族），四川彭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散文研究。 原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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