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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棉纺路，五家棉纺厂。十万产业工人围绕着棉纺路，建立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相似的工作、相似的居住环境，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使他们都有着相似的装束和生活轨迹。 在包豪斯工厂和红砖红墙围起来的半独立世界里，他们曾经是让全郑州艳羡的群体。他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杆，而这也是棉纺路“王国”里的集体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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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在几个棉纺厂家属区里还十分常见，而且都有人居住。老房子也见证了棉纺厂里几代人的成长，和棉纺厂外大环境的变迁。 衣：终于穿上自己产的牛仔裤，一辈子都没穿坏 圆筒形白帽、印着厂名的白色围裙、厚实耐脏的袖套，是当时棉纺厂女工的标准装束，这样的装束反复出现在不少影视、文学作品当中，可谓是一个经典的中国产业工人形象。 郑州国棉五厂职工张玉芬的家里，还保留着几件这样的“装备”，“生产车间里都是飞转的机器，女工必须把头发盘好塞在帽子里，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安全准则。” 和老照片中一样，那个年代，就是靠着织布机间的这些“白帽子”，才生产出一匹又一匹的布，再大批运送出去。 下了班的女工有时候顾不上换衣服，穿着这身装备走在社区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更多时候，她们是衣着时髦的大媳妇小姑娘，整个郑州市，就数她们最新潮。 身处纺织行业，棉纺路上的职工们倒是很少能穿上自己工厂生产的产品，因为当时各厂生产的精品布匹，主要用于出口，为国家赚取外汇。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各厂尝试改革创新，拓宽产品线，国棉五厂推出了“蓝雀王”牌牛仔布和牛仔服，还曾获得国家优质金奖。 这样的牛仔服，张玉芬老人家也有，某一年厂庆，五厂给所有职工发放了一套“蓝雀王”牛仔服，工人们这才穿上了自己生产的衣服，“又宽大又厚实的牛仔裤，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辈子都穿不坏。” 食：放个锅在烩面馆排队，洗澡出来能轮到你 棉纺路最兴盛的时候，号称有“十万纺织大军”，这支庞大的队伍首先养活的，就是大批饭馆。 提起西郊的美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咖喱汤烩面。为啥只有郑州西郊流行吃咖喱烩面，烩面馆店主们也说不清了，大致是在改革开放前后，棉纺路上出现了不少推小车卖饭的个体户，各家互相模仿而形成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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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梅记烩面的生意最是火爆 百花路上的梅记烩面就是专营咖喱烩面的老店之一，如今的店主杨女士回忆道，1982年是自己的亲戚推小车卖烩面，逐渐有了门面，后来自己又接手经营，梅记如今已经是一家三十多年的老店了。 百花路是上万职工去国棉五厂上班的必经之路，梅记生意最火爆的时候自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棉纺厂效益最好的那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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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梅记烩面吃碗咖喱烩面，已经成为不少国棉五厂人寻找旧时味道的方式 “店里生意最好的那几年好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热水器，都是去工厂的澡堂洗澡，你拿着一个锅去澡堂，路过店里把锅放下排着队，洗完回来差不多能轮到你。”据杨女士的儿子王先生形容，那个时候的就餐高峰时期，吃碗烩面差不多要排两个小时的队。 随着棉纺厂的关停，曾经摩肩接踵来吃烩面的大批工人不得不另谋出路，梅记的生意也今非昔比。“现在每天烩面卖个两三百碗。”他说。 虽然生意不温不火，但是王先生全家人却从没想过放弃这家店，“我自己就是吃着店里的烩面长大的，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意，不指望这一个烩面馆赚大钱，而是希望延续着全家人乃至咱们整个棉纺路街坊记忆中的味道。” 住：“二七塔附近还是平房 我们已住上三层楼” 如果说北京的记忆是回荡在四合院的大气厚重，上海的记忆是留存在石库门的流金岁月，那么郑州的记忆则很大程度上定格在棉纺厂的苏式建筑上。 郑州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兴的省会城市，在当时中苏友好的历史环境下，城市建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苏联风格的影响。很多苏联专家参与了郑州重点项目建设或设计，而有些建筑则参考苏联图纸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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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在几个棉纺厂家属区里还十分常见，而且都有人居住。老房子也见证了棉纺厂里几代人的成长，和棉纺厂外大环境的变迁。 如今在国棉三厂生活区，顺着棉纺路一字排开，仍能看到几栋典型的“苏式家属楼”：红砖红瓦结构，三层楼带烟囱，加上左右呈中轴对称，平面规矩，回廊宽缓伸展；标志性地具有“三段式”结构，即檐部、墙身、勒脚。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居民楼单独围合成一个四合院，与我国传统的民居四合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这些三层小楼在如今看来已经显得破旧拥挤，但是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高档小区”。仍住在小楼里的郭大爷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即使是郑州的市中心二七塔一带，放眼望去也是一片平房，“当时我们棉纺厂的就住上三层楼了。” 苏式小楼虽然洋气，但是毕竟过去生活条件差，住房非常紧张，国棉五厂的“棉一代”职工冯大娘说，当时各家都住得挺拥挤，“我大儿子十来岁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还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住房都由工厂分配，严格按照等级、工龄等指标论资排辈。上世纪90年代，国棉五厂启动过一次集资建房项目，退休职工张玉芬排在了厂长前面，“整个小区的房子，我比厂长先挑选。” 社交：一天相亲三四次 下班都不想回家 棉纺路上的每个厂有食堂、澡堂、医院、学校、球场，国棉三厂原职工吕志刚说“到大学以前，都不用出厂。”齐全的生活配套和繁忙的工作，将棉纺厂的职工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社交活动圈内。工人们自己也不大爱跑远，因为“都没有厂子里好，啥都有，出去干啥！” 社交圈的稳定和固化，使得职工们的婚姻问题也常常不用“出厂”就能解决，因为当时能做个棉纺厂的工人，工资高，待遇好，结婚对象也不愁找。曾几何时，郑州坊间流行一句话：“纺织厂的闺女，铁路局的女婿，建筑工人不用提。” 说起当年的情景，77岁的李大爷合不拢嘴，因为是国棉四厂的职工，工资比干部的高，又长得帅气，20刚出头，就不断有红娘上门介绍对象。“一天三四个，那时候下班都不想回家。” 最后，他有天在厂里看到了比他大一岁的刘奶奶，“两条大麻花辫，眼睛水汪汪的，可好看。”后来，他写了封情书，托人给刘奶奶送了过去。那时候就是个看脸的时代，刘奶奶也早对李大爷有好感，一封情书就换得美人归。 “找木匠做了张大床、衣柜，凑够了36条腿。”李大爷说，三个月，就把刘奶奶娶回了家。 这样的爱情故事在棉纺路上俯拾即是，不少人“自己是纱厂的，亲家是纱厂的，儿子媳妇也是纱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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